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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启祯野乘一集》、《明名臣言行录》等书都记载，丁元荐“凡知交当路，绝无一毫染指，尝吟临川诗以自况，曰：‘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其廉介绝尘如此”。临川亦即“临川四梦”之作者汤显祖，他的那首五言绝句，见其所著《玉茗堂全集》。上揭史料中的主角丁元荐，则系浙江长兴人，明万历十四年（一五八六）进士，为人慷慨，颇有气节。从他的吟诗自况可以看出，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徽州不啻为“贪泉”第二。此外亦说明——早在明末，汤显祖的那首诗便已为世人所传诵。
临川诗中的“黄白”二字，有两个涵义：一是实指徽州境内的黄山和白岳（齐云山）；二是比喻金银，所谓黄白之物。从表面上看，“黄白游”与追逐“金银气”相提并论，遂使黄山白岳之间的徽州弥漫着一股铜臭味。但其实，“黄白游”曾是晚明时期中国社会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要理解这一点，首先应从黄山、白岳在中国名山体系中的崛起说起。
今人常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在当代的名山体系中似乎是唯我独尊。不过，在中古时代，黄山只是默默无闻的一处小山。在唐代，它被人们目为“小华”，以其“颇类大华，因目为小华山”。所谓小，就是以小傍大，以无名攀附有名。如上海最早叫“小苏州”，因为苏州当时是一个统县政区，且其府城为时尚之都，而上海则不过是松江府下的一个滨海小县而已；待近代上海崛起之后，名气陡增，苏州则相形见绌，遂反被称作“小上海”了。以此类推，“峰簇莲花小，分明似华山”，当时的黄山，在中国尚无独立的地位。而黄山的真正崛起，与徽商之兴盛、徽州意识的抬头密切相关。
一般认为，明代中叶以还，徽商以整体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根据笔者此前的研究，十六世纪初以后，作为专有名词的“徽商”一词，开始为世人耳熟能详。商业上的如日中天，财富上的囊丰箧盈，遂使徽州人的群体意识日见高涨，此一时期，出现了大批以徽州一府六县为单位编纂的文献，如谱牒方面，重新整理了《新安大族志》，编纂了《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等，进而统一划定了徽州名门望族的标准。此外，《徽郡诗》、《新安文粹》、《新安文献志》、《新安山水志》等，亦以徽州府为范围，搜罗一府六县的基本文献；而宗教科仪汇编《祈神奏格》之出现，则从诸多侧面制定了徽州礼俗的基本规范，对于此后“徽礼”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流行，颇具推波助澜之力。凡此种种，都从诸多侧面折射出徽州意识的凸显。从十七世纪初编纂的万历《歙志》来看，总体而言，明代中后期的徽州，是个在各个方面均努力向着江南核心地带靠拢的地区。
在当时，苏州是江南文化的渊薮，“苏人以为雅者，则天下雅之；俗者，则天下俗之”。各地人群在叹赏精致的江南文化之同时，亦难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明代旅行家、福州人谢肇即曾不平则鸣：“天下丘壑，无如闽中之多者，即生其中，不能尽识也。……吾闽城内外诸山皆有之，但无好事者搜剔之耳。山川须生得其地，若在穷乡僻壤、轮蹄绝迹之处，埋没不称者多矣。如姑苏之虎丘、邹之大峄，培何足言？而地当舟车之会，遂令游咏赞赏，千载不绝，岂非有幸不幸耶？”“培”也作“附娄”、“部娄”，亦即小土丘之义。谢氏的此番言论，似乎颇有几许感慨人生际遇的言外之意。不过，从字面上看，他的意思是说——苏州的虎丘，不过是一座小土丘而已，只是因为它地当京杭大运河的交通要道，骚人韵士，舟车所涉，身处要津者易成名，故而夤缘际会而成天下最负盛名的形胜之一。在谢氏看来，自己家乡福州城内外，有许多山峰景色极为壮丽，只是僻处荒陬，没有文人墨客游咏叹赏，故而默默无闻。受此刺激，谢肇回到家乡之后，曾花了很大气力，编写过好几部有关福州山水方面的专志，力图将八闽山水推介给世人。不过，其效果似乎并不如意。
其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少徽州人也有类似的心理，清初赵吉士就很有一种“谁不说俺家乡好”般的强烈情感：
乡人归，每艳称某郡某邑某山之胜，某郡某邑某山之奇，问其上天都、莲花，未有也；问其游石门、陟绣岭、探黟祁诸胜，未有也。新安极山水之奇，远者不过四五百里，近不过数十里，而乡人以逐逐于外，竟皓首未之至，良可叹也！夫黄海罗峨眉、郁林之奇，齐云具太和、天柱之秀，大鄣有匡庐、衡霍之潏奥，桃源肖太白、少华之峻拔，川回潆折，岩壑险怪，十步、五步之内，变态万状，每令人一见，辄终日不能去，而岚光波色，飞舞流送，有双睫应接不暇者。忠孝奇伟之士，代不乏人，而方技术艺之末，亦往往擅绝于世，岂非灵秀之气，得山川之助哉！
在这里，赵吉士眉飞色舞地历数了徽州的名胜。他的这番议论，是感叹不少徽州人外出务工经商归来，时常艳称别处的山川之美，但却从来没有到过徽州境内的名山大川。在他眼里，家乡的黄山、白岳等，实际上集天下的美景于一身，徽州的人文荟萃，也与此种山川灵气密切相关。揆情度理，赵吉士的这种自信，实际上源自明代中叶以来徽州士大夫孜孜不倦努力打造的结果。
清初张潮在《歙问小引》中提及：
王弇州先生来游黄山，时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大都各擅一技，世鲜有能敌之者，欲以傲于吾歙。邑中汪南溟先生闻其至，以黄山主人自任，名园数处，俾吴来者，各各散处其中，每一客，必一二主人为馆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约各称其技：以书家敌书家，以画家敌画家，以至琴、弈、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鞠、剑槊、歌吹之属无一不备。与之谈，则酬酢纷纭，如黄河之水注而不竭。与之角技，宾时或屈于主，弇州大称赏而去。
文中的“弇州先生”，也就是苏州太仓人王世贞。王氏以复古号召一世，为当代的文坛盟主。而另一位主角“汪南溟”即汪道昆，徽州府歙县人，官至兵部侍郎，因世贞亦曾担任此职，天下遂有“两司马”之称。在十六世纪，两司马同为文坛祭酒。而《歙问小引》中的这段史料，便将俩人列为主角，以徽州歙县为其活动背景。这个故事说的是王世贞与汪道昆各带一班人马粉墨登场，他们在书、画、琴、、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鞠、剑槊、歌吹等各种技艺方面相互角力，结果，三吴宾客有时还要甘拜下风…… 这个故事中的两个主角，具有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王世贞无疑是引领时尚的江南士大夫之代表，而汪道昆则是新兴的徽州文化之领军人物。后起的徽人竟然有资格以吴人为对手，在“生活的艺术”方面与后者捉对厮杀，分庭抗礼，甚至有时还略占上风，显然相当耐人寻味。不过，这一令徽人扬眉吐气的精彩故事，极有可能只是徽州人刻意杜撰出来的情节。对此，当代艺术史家汪世清先生即据《汪司马年谱》认为——王世贞一行曾至徽州与汪道昆等相聚论艺之事实属子虚。倒是文中有汪道昆“以黄山主人自任”一语，殊值得我们注意。
（二）
将近二十年前，台湾林皎宏发表过一篇《晚明黄山旅游的兴起》，该篇论文对黄山开辟之过程做了较为细致的探讨。他指出：晚明时期，在一批风流自赏的文人雅士之推动下，黄山被一步步地推上了“海内第一山”的地位。而这一过程，历时仅仅不过数十年间。其中，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汪道昆和潘之恒二人。汪道昆是歙县西乡的松明山人，自其祖父起开始弃农服贾，在长江中下游各地从事盐业经营，是当时颇为富有的商贾之家。在明代，富裕的盐商在囊丰箧盈之余，多努力培养子弟读书，通过科举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汪家亦不例外，汪道昆颖敏力学，于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中了进士，此后，历任南京工部主事、襄阳知府、福建副使、右佥都御史和兵部左侍郎等职。汪氏其人博学多艺，以诗文闻名海内，极为士林所推重。当时海内征文者，“不东走吴，则西走新都”——“新都”也就是徽州府的古称。万历二年（一五七四），汪道昆归养歙县之后，文人墨客前往拜谒者络绎不绝。汪道昆遂以“黄山主人”自居，通过文人之间频繁的交游，使得原先默默无闻的黄山，其名声逐渐流布寰区，在士人中广为传播。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汪氏病卒于乡。此后，鼓响花传，另一位儒商接着成了“黄山东道主”，此人就是潘之恒。潘之恒系歙县岩镇人，亦出身于徽商家庭。其人风流倜傥，交游极广，在他的招引下，前来徽州者亦穿梭不绝。另外，潘之恒还呼朋引伴，同探黄山之奥，并亲自参与黄山的开辟工作。他所著的《黄海》一书，成了黄山山志之滥觞。在此背景下，黄山更是声名远扬。万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登上黄山，他写道：“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至此，黄山成为海内第一名山。
至于白岳，也就是齐云岩。齐云岩作为道教圣地，始于唐代。及至明代，道教活动日趋繁盛。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世宗皇帝派遣道士前往齐云岩建醮祈嗣，果获灵应，遂赐此山名为“齐云山”。自此，齐云山道教进入了极为兴盛的阶段。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齐云山上出现了“奔走海内如市”的现象。对此，明代另一位地理学家王士性在《白岳游记》中指出：“……世所称玄都奥区者，惟白岳、黄山最胜，二山并峙争雄……”他的《白岳东天门》诗曰：“东南有名岳，沿流探其胜，丹崖挹晓氛，紫霞落飞灯。”就这样，齐云山与黄山一样，也成了东南之“名岳”。
黄山成为“海内第一山”以及齐云山的兴盛，给徽州带来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这极大地提高了徽州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但在另一方面，也对徽州社会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对此，明末江天一撰有《黄白》，曰：
黄山、白岳峙余郡万山中，如静穆老人匿迹穷谷，非尘士所栖，近为四方缙绅游屐践踏殆甚，凡欲至吾郡者，多托黄山、白岳游，至则聚集有司，为贾市而已。老人亦不怒，但作谐语云：诸君果为我来乎？游者墨墨，急趋下山麓，沿溪壑去，“唐突山灵”四字，何足以尽之！
江天一为徽州歙县人，是明清鼎革时与抗清英雄金声共同就义的文人。《黄山》之“”是应答的意思，诚如《诗·大雅》中的“无言不”，《黄白》，也就是黄山和白岳的应答。该段《黄白》，实际上是对“黄白游”的一种诠释。在这里，江天一说——黄山、白岳在徽州的万山之中，像是一位安静肃穆的老人隐居于深山穷谷，那里不是俗人居住的地方，但最近却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大夫所践踏。凡是想到徽州的人，大多是托名到黄山、白岳来游览，但他们到了以后，却聚集在官府衙门里做交易，对于此类的俗情变诈，黄白老人也不生气，只是调侃说：各位果真是为我而来的吗？游者匆匆忙忙，急吼吼地下山而去，此种行径，即使是用上“唐突山灵”四个字，也还无法完全概括……
显然，这是以“黄白老人”的口气，对晚明时期的“黄白游”现象加以讽刺。此外，江天一另作有《黄山寄远方士大夫书》，亦以拟人的口吻，对四方缙绅士大夫“黄白游”之丑陋行径，做了进一步的揭示。其中也提到：明代中叶以后，四面八方的士大夫将徽州视作奇货可居，凡是与徽州利益攸关者，就无不将之文饰为“黄山游”。他们认为此山有金银气，以至于蒙蔽了黄山的真面目。在这篇文章中，江天一指出“黄白游”给徽州带来的负面影响：
……独怪此数十年来舟车不绝于城 ，有司供命而罔暇，未尝不曰蜡黄山屐也。而搜括孔殷，民情畏匿，随行末伎、游食之徒以及狡僮猾役，境中无赖附籍，又起风波而种荆棘，如樵者不童其山不止。以此，廉吏不得全于其间，而贪墨因之互市。盖一游客，而破中人十家之产者恒数十倍，井里凋瘵，怨咨载途，莫不曰此“黄山游”之所致，因归罪黄山。小民伺望于府县之门，见一远客至，即曰：此当挫黄山一峰，此当塞黄山一壑。嗟乎！黄山何罪耶？假子之名，盖君之过，君不顾我之名亦已矣，独不念徽人困甚乎？即有盖藏，难供此焉之耗竭。况年来水旱疠疫，不下各境，而徽人积贮，什九贸易于外，流氛所破重地，皆吾徽富商大贾辐辏，又十去六七，昔也饶，今杼空室罄，实穷乡矣！
这是以黄山老人的口吻指出：数十年来，徽州城里舟车不绝，当地官府有司忙于应付。为此，搜括民脂民膏极为频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廉洁的官员难以在徽州生存，而贪墨之风大行其道。官既寡廉，士更无耻，一般民众荡析门户，竭蹶困窘，人们废时失业，怨声载道，没有人不说这是游黄山所致，而归罪于黄山。特别是到了明末，徽州的一府六县水旱疠疫频仍。而徽州人的财富，绝大部分都在外地运营，明末流寇横行肆虐，他们所蹂躏的那些重镇，又皆是徽州富商麇集鳞聚之处，因此所受的影响极大。在这种背景下，虽然以往徽州相当富饶，但在当下却极为空虚，实际上早已成了民生日蹙的穷乡僻壤……这一段话，更细致地描述了那些文人士大夫借游黄山打秋风的情形，以及“黄白游”给徽州带来的恶劣影响。在此，江天一借黄山老人之口，表达了对于“黄白游”的深恶痛绝。他指出：这些人来到徽州，对于当地的官府、百姓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关于“黄白游”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明末歙县知县傅岩在所著《歙纪》中有《谢客》一条，指出：“歙僻在溪谷，徒以黄海招屐。民之居外者或奢，而处内者实俭。”当时，由于“黄白游”者纷至沓来，地方官疲于应付，有时因招待不周，秋风客踏上归途以后，“恶称歙游之凉也”。对此，傅岩显然是不胜其烦，于是公然声言谢客：“徽有黄山、白岳之胜，向多游屐，恐浙接壤，停留指冒，遍示歇家寺观，及刊刻启言，或有过客造谒者，即令持启阻回，起行概不接见，请谒以杜。”此处所指斥者，亦是当时的“黄白游”。傅岩的具体做法是——刊刻启示，阻止各地的文人士大夫借“黄白游”之名前来黄山干谒。对此，时人赞颂曰：“宁纾民，无媚客，游踪不复来黄白。”这一以《谢客》为题的诗共有两首，另一首亦曰：“黄山高，浙水深。黄山高万丈，浙水可千寻。山以拟君节，水以拟君心。蹄轮络绎莫相向，秋月一峰悬到今，洛阳投牍风嵚岑。”上揭的两首《谢客》诗，收入《歙纪》卷十的《纪舆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社会对知县傅岩阻止秋风客到访措施的肯定和赞颂。
读完江天一、傅岩等人的文字，再回头看汤显祖的那首诗。上揭的临川诗，题目即作《吴序怜予乏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所谓乏绝，是指穷乏之意。汤显祖去世后，友人沈际飞在《玉茗堂选集》中评论道：“（吴）序亦是妙人。闻说‘金休宁’，谒选者百计营之，而抽丰者往往于此取道。临川诗，一帖清凉剂也。”所谓谒选，是指官员赴吏部应选。当时，赴选者视官缺之肥瘠，将之归纳为各种顺口溜。例如，在明代，山西、江西和陕西三省地瘠民贫，油水有限，官员多视为畏途，故俗有“命运低，得三西”之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皖南的休宁县，则素有“金休宁”之称，这是指齐云山所在的县份——休宁县是个肥缺。因为在徽州的一府六县之中，歙县、休宁二县的商人不仅崛起较早，而且资金也最为雄厚，当地是大批富商巨贾的桑梓之地。在此背景下，当官者对于“金休宁”之肥缺总是百计营求，而抽丰客也借着“黄白游”的名义纷纷前往。有鉴于此，汤显祖说：“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显然是对同时代士大夫“黄山游”行径的客观描述。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徽商的如日中天，徽州相当富庶，各地的文人士大夫纷至沓来，明的是旅游，实际上是到皖南打秋风，让徽州当地的官府和富商款待他们，所以说“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要见识富得流油的遍地金银气，大多要到黄山、白岳之间去游览一番。诗的后两句“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则是说：尽管徽州是令人向往的地方，但自己不会与那些士大夫一样前往徽州去追逐“金银气”。从这一点上来看，汤显祖的这首诗实际上不是在鄙视徽州，而是反感那些士大夫的行为。对此，明末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有一个很好的注脚：“汤海若废居乏绝，或劝为黄山、白岳之游，戏咏：‘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李淮抚三才驰信来迎，直答云：‘身与公等比眉事主，老而为客，亦非所能也。’意气棱棱，可想汤晚有三梦传奇颇佳。”李三才为万历二年（一五七四）进士，后巡抚凤阳等府。从文意上看，李三才看到汤显祖的窘境，故去信邀请他投奔自己，结果为后者所峻拒。“棱棱”为威严方正之貌，汤氏为人之生平志向于此可见。
（三）
对于临川诗，后代有不少评论。清初歙县潭渡人黄琯就作有《黄山白岳歌》：
黄为山，白为岳，灵区绝境天所作。黄者金，白者银，动心骇目俗所云。
新安宿称好山水，自昔名流得之喜，岂知今之守令反攒眉，所苦秋风刮人耳。
无端我郡山以“黄白”称，致令慕膻之辈群向此中行，干谒有司盛嘱托，纳交巨室相逢迎。
彼之“黄白”其实，此之“黄白”其名，岂不辱我泉石、污我山灵？
临川先生汤若士，罢官林下贫似洗，一生无梦到徽州，其人其品可知矣！
先生本具丘壑姿，独发此语真似痴，山中若得斯人至，必有石破天惊绝妙辞。
噫吁嘻！黄山白岳，游者接屣。先生若至，能令公喜。
该诗原注云：“偶阅汤若士先生一绝云：‘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因此作歌以叹其高，且为山灵解嘲云。”（《一本堂诗稿》卷五）
黄琯自号白山，为晚明庠生，鼎革之后一意著述，所著《字诂》、《义府》等著作，开乾嘉朴学之先河。其人阅历世变，记忆周详，在上述诗歌中，作者对汤显祖的人品表达了敬佩之意。黄白山的酬唱之作云流泉涌，可做临川诗的绝好注脚。从中可见，汤显祖的那首诗，显然与明代中叶以还的“黄白游”密切相关，它所表达的意思，与江天一、傅岩等人的记载颇相吻合。
不过，关于临川诗，此后的徽州人却有着不同的解读。清初赵吉士在所著《寄园寄所寄》中就指出：
徽山有黄山、白岳，水有练溪、新安江，勋贤有程忠壮、汪忠烈，正学有朱徽国。以下文章节义，自吴少微以及金正希，代不绝踵，而世顾目之曰“徽人”、曰“朝奉”若而人者，非“徽人”、“朝奉”耶？况黄山、白岳灵奇甲东南，胜朝重科名，亦有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乃风雅如汤临川先生，亦不精察，有诗曰：“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得毋贻笑山灵？
赵吉士系康熙《徽州府志》的主纂，在这里，他凭吊古今，延揽形胜：徽州的山水，有黄山、齐云山，有练江和新安江。著名人物，有程元潭、汪华那样的勋贤，有朱熹那样的理学名臣等。文章、节义，从唐代的吴少微到明末清初的金声，奇勋伟绩，孤忠劲节，历朝历代都不缺乏。当地科举蔚盛，有“兄弟九进士、四尚书”，有一榜进士中，徽州人中了十九名的。如此辉煌的地区，却没有给人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当时，世人将徽州人称作“徽人”，称作“朝奉”，也就是只看到他们的商贾气息。甚至连风雅的临川先生也不加细察，竟然吟出“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样的诗句，讽刺徽州的山川具有金银气。
在这里，赵吉士认为汤显祖的这首诗对徽州语含讥刺。人事天时，今昔互异，由于事关桑梓，一切其来有自——这实际上折射出当地文人对于徽州形象的担忧。毕竟，从明末丁元荐的吟诗自况开始，在世人心目中，徽州犹如另一个“贪泉”之所在。在《寄园寄所寄》上引资料的前一段，赵吉士又说： 徽地瘠人稠，往往远贾以逐利，侨居名都大邑；天下之与吾徽人接者，几尽疑为膏腴中人，遂使徽之孤寒士，辄不欲以徽人称。不知深山穷谷中，冻饿穷经，虽三公莫足易者，惟吾徽大有人在也。
他在这里是说——因徽商外出经商，以至于全国各地的人都以为徽州人皆是精于商贾榷算的富人，商无士行，伧侩之流，面目可憎，所以一般的徽州人，都不愿意对外透露自己的徽州人身份。而将徽州境内的黄山和白岳称作“黄白”，亦让徽州人颇感担忧。早在明代，嘉靖《徽州府志·风俗志》在描述徽州“贾之名擅海内”的同时，就忧心忡忡地反复强调：“为贾者在外售虚名”、“徽州之贾售虚名而受实祸”。清代前期，随着扬州等地的徽州盐商富甲天下，徽州的整体形象更发生了极大的改观。以地名的嬗变为例，一方面，贾而好儒的徽州人运用诸多诗歌典故，雅化了当地不少粗鄙的原始地名；而在另一方面，新出现的一些地名，亦不经意间流露出暴发户的心态。晚清民国时期歙人许承尧曾说过：“邑诸山多以金名，金竺有二，其他瑞金、灵金、紫金、富金、贵金，取义皆不可知。”此种现象应始于清代前期。对此，乾隆时人吴梅颠的《徽城竹枝词》曰：“诸山多把金为号，夜气何尝耀眼飞。”可见，将境内诸山冠以“金”字，至迟应始于乾隆年间。此一时期，正是徽商侈逐豪华之际，“世人多金挥不足”（[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大批“金”字山名之出现，与扬州盐商臂缠金镯以炫耀财富的做法，可以比照而观。笔者手头的一册徽州茶商抄本《杂辑》，其中有一条《新安大好山水》提及：
吾徽六邑山多田少，人民大半皆出外经商，吾歙邑有清两淮盐商，为我独揽。棠樾鲍氏家资多至三千余万，外此八大商皆拥厚资，不下千万。即吾南乡为茶商、木客者数百万、数十万不等，徽州富名由此而张……
这条史料是晚清民国时期对盛清时代扬州盐商富甲天下的追忆，其中所描摹的，可以与民国《歙县志》的相关记载比照而观。根据许承尧的记载，两淮的八大盐务总商中，歙县人总要占到其中的四姓，“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鲍氏盐商拥赀三千余万，在全国财富排行榜上位居最高层级。许多人“侈服御居处，声色玩好之奉，穷奢极靡，以相矜炫”，形成了豪侈风雅的“盐商派”（亦称“扬气”）的生活方式。所谓“奢靡风习创于盐商，而操他业以致富者群慕效之”，以至于引起了清代前期整个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
旅外徽商的高调炫富引发了世人的侧目，在此前后，徽州人对于临川旧诗出现异议，显然与此背景有关。他们之所以反复诠释汤显祖的诗句，实际上是出于对徽州重赋的深深忧虑。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赵吉士的康熙《徽州府志》对本州的刻意描摹，即可明了其中的道理。赵吉士在康熙《徽州府志·风俗》中指出：
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贾之名擅海内，然其家居也，为俭啬而务畜积，贫者日再食，富者三食，食惟粥，客至不为黍，家不畜乘马，不畜鹅鹜，其啬日日以甚，不及姑苏、云间诸郡，产相十而用相百，即池阳富人子，犹不能等埒，而反以富名，由为贾者在外售虚名云。（徽人居于维扬、苏、松者未尝贫，但其生平不一至故乡，而居徽地者反受富之名，不惟贫民，并官于兹土者，亦且累于地方之虚名，留心民瘼者，尚其念之！）
在康熙《徽州府志》中，每一卷之末，都有“赵吉士曰”，也就是赵氏的评论和感慨。从中可见，赵吉士对于家乡的富名是忧心忡忡。上揭的文字，基本上抄自嘉靖《徽州府志》，只是专门加了注文（见上引括号中的文字）。在这里，他反复强调，徽州人的日常生活极为俭朴，那些富裕的商人，都是居住在扬州、苏州、松江各地繁华都会中的富商大贾，他们与徽州本土毫无关系。但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富名远播在外，才拖累了乡穷壤僻的徽州本土。
此后，不少徽州人都对汤显祖的诗歌颇为反感。乾隆时代歙人程埙诗云：“旅人黄白家何有，理学文章山水幽，玉茗失词难驷及，竟将金窟视吾州。”这同样也是说旅外的徽商拖累了本土的民众。程埙字读山，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进士，其诗指责汤显祖将徽州视作“金窟”实属误解。该诗原注曰：
前明士大夫，鹜于文酒诗社之事，吾乡人情俗尚敦厚，故投赠独优，不知者误以为富。虽汤义仍先生尚有诗云：‘欲识金银气，须为黄白游。’不知吾乡山水甲天下，理学第一，文章次之；人知节俭，有唐魏之风；俗尚骨鲠，耻旨韦之习；且硗确少田，治生维艰，实最窭地。所谓素封，皆乡人之业鹾于淮南北者。本州如洗，实不足当此虚名也。（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六《为黄山寄远方游客书》）
这是说，明代文人士大夫诗文唱酬，过从甚密，由于徽州人情敦厚，对于来访者的款待特别优厚，以至于不明就里者误以为徽州非常富有，汤显祖遂有“金银气”、“黄白游”那样的诗歌出现。实际上，他们不知道徽州的山水之美甲于天下，理学和文章都相当可观。而且民众颇为节俭，亦很有骨气。徽州土地贫瘠，治生相当困难，原是极为穷困的地方。所谓“素封”，是指那些在扬州、淮安一带从事盐业的徽州鹾商。至于徽州本地则一贫如洗，实不足以当“金银气”那样的虚名。
对于汤显祖诗的另类解读，实际上源于徽州士人对于重赋课征之隐忧，折射出清代前期徽州当地关休咎、系盛衰的舆情向背。早在明代，自隆庆年间迄至万历初年，徽州府就发生过一起“丝绢分担纷争”，即歙县和其他五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之间围绕着作为税粮项目之一的丝绢八千七百余匹（折银六千余两）应当如何负担的问题而发生的纷争。歙县为徽州附郭首县，富甲天下的扬州盐商，又以出身歙县者为数最多，故而按理应由六县平均负担的人丁丝绢，竟然是由歙县单独负担，这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的道理。此种痛苦的记忆，想来留给徽州人的印象至深。程读山是乾隆时人，他对汤显祖诗的诠释，也是说诗歌贬斥徽州人市侩气息浓重，其潜意识中，亦是担忧由此引发的重赋课征。
综上所述，了解了晚明时人对“黄白游”和“金银气”的看法，就不难理解此前聚讼纷纭的汤显祖徽州一诗。其实，汤显祖的“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只是指出了当时的一种现象，本意并没有讽刺徽州的意思。而清代前期徽州人之所以对此产生反感，不断地借题写义，反复重新诠释，究因破迷，实肇因于盛清时代社会上对徽州人的总体印象以及对重赋课征的隐忧。
《启祯野乘一集》、《明名臣言行录》等书都记载，丁元荐“凡知交当路，绝无一毫染指，尝吟临川诗以自况，曰：‘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其廉介绝尘如此”。临川亦即“临川四梦”之作者汤显祖，他的那首五言绝句，见其所著《玉茗堂全集》。上揭史料中的主角丁元荐，则系浙江长兴人，明万历十四年（一五八六）进士，为人慷慨，颇有气节。从他的吟诗自况可以看出，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徽州不啻为“贪泉”第二。此外亦说明——早在明末，汤显祖的那首诗便已为世人所传诵。
临川诗中的“黄白”二字，有两个涵义：一是实指徽州境内的黄山和白岳（齐云山）；二是比喻金银，所谓黄白之物。从表面上看，“黄白游”与追逐“金银气”相提并论，遂使黄山白岳之间的徽州弥漫着一股铜臭味。但其实，“黄白游”曾是晚明时期中国社会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要理解这一点，首先应从黄山、白岳在中国名山体系中的崛起说起。
今人常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在当代的名山体系中似乎是唯我独尊。不过，在中古时代，黄山只是默默无闻的一处小山。在唐代，它被人们目为“小华”，以其“颇类大华，因目为小华山”。所谓小，就是以小傍大，以无名攀附有名。如上海最早叫“小苏州”，因为苏州当时是一个统县政区，且其府城为时尚之都，而上海则不过是松江府下的一个滨海小县而已；待近代上海崛起之后，名气陡增，苏州则相形见绌，遂反被称作“小上海”了。以此类推，“峰簇莲花小，分明似华山”，当时的黄山，在中国尚无独立的地位。而黄山的真正崛起，与徽商之兴盛、徽州意识的抬头密切相关。
一般认为，明代中叶以还，徽商以整体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根据笔者此前的研究，十六世纪初以后，作为专有名词的“徽商”一词，开始为世人耳熟能详。商业上的如日中天，财富上的囊丰箧盈，遂使徽州人的群体意识日见高涨，此一时期，出现了大批以徽州一府六县为单位编纂的文献，如谱牒方面，重新整理了《新安大族志》，编纂了《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等，进而统一划定了徽州名门望族的标准。此外，《徽郡诗》、《新安文粹》、《新安文献志》、《新安山水志》等，亦以徽州府为范围，搜罗一府六县的基本文献；而宗教科仪汇编《祈神奏格》之出现，则从诸多侧面制定了徽州礼俗的基本规范，对于此后“徽礼”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流行，颇具推波助澜之力。凡此种种，都从诸多侧面折射出徽州意识的凸显。从十七世纪初编纂的万历《歙志》来看，总体而言，明代中后期的徽州，是个在各个方面均努力向着江南核心地带靠拢的地区。
在当时，苏州是江南文化的渊薮，“苏人以为雅者，则天下雅之；俗者，则天下俗之”。各地人群在叹赏精致的江南文化之同时，亦难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明代旅行家、福州人谢肇即曾不平则鸣：“天下丘壑，无如闽中之多者，即生其中，不能尽识也。……吾闽城内外诸山皆有之，但无好事者搜剔之耳。山川须生得其地，若在穷乡僻壤、轮蹄绝迹之处，埋没不称者多矣。如姑苏之虎丘、邹之大峄，培何足言？而地当舟车之会，遂令游咏赞赏，千载不绝，岂非有幸不幸耶？”“培”也作“附娄”、“部娄”，亦即小土丘之义。谢氏的此番言论，似乎颇有几许感慨人生际遇的言外之意。不过，从字面上看，他的意思是说——苏州的虎丘，不过是一座小土丘而已，只是因为它地当京杭大运河的交通要道，骚人韵士，舟车所涉，身处要津者易成名，故而夤缘际会而成天下最负盛名的形胜之一。在谢氏看来，自己家乡福州城内外，有许多山峰景色极为壮丽，只是僻处荒陬，没有文人墨客游咏叹赏，故而默默无闻。受此刺激，谢肇回到家乡之后，曾花了很大气力，编写过好几部有关福州山水方面的专志，力图将八闽山水推介给世人。不过，其效果似乎并不如意。
其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少徽州人也有类似的心理，清初赵吉士就很有一种“谁不说俺家乡好”般的强烈情感：
乡人归，每艳称某郡某邑某山之胜，某郡某邑某山之奇，问其上天都、莲花，未有也；问其游石门、陟绣岭、探黟祁诸胜，未有也。新安极山水之奇，远者不过四五百里，近不过数十里，而乡人以逐逐于外，竟皓首未之至，良可叹也！夫黄海罗峨眉、郁林之奇，齐云具太和、天柱之秀，大鄣有匡庐、衡霍之潏奥，桃源肖太白、少华之峻拔，川回潆折，岩壑险怪，十步、五步之内，变态万状，每令人一见，辄终日不能去，而岚光波色，飞舞流送，有双睫应接不暇者。忠孝奇伟之士，代不乏人，而方技术艺之末，亦往往擅绝于世，岂非灵秀之气，得山川之助哉！
在这里，赵吉士眉飞色舞地历数了徽州的名胜。他的这番议论，是感叹不少徽州人外出务工经商归来，时常艳称别处的山川之美，但却从来没有到过徽州境内的名山大川。在他眼里，家乡的黄山、白岳等，实际上集天下的美景于一身，徽州的人文荟萃，也与此种山川灵气密切相关。揆情度理，赵吉士的这种自信，实际上源自明代中叶以来徽州士大夫孜孜不倦努力打造的结果。
清初张潮在《歙问小引》中提及：
王弇州先生来游黄山，时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大都各擅一技，世鲜有能敌之者，欲以傲于吾歙。邑中汪南溟先生闻其至，以黄山主人自任，名园数处，俾吴来者，各各散处其中，每一客，必一二主人为馆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约各称其技：以书家敌书家，以画家敌画家，以至琴、弈、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鞠、剑槊、歌吹之属无一不备。与之谈，则酬酢纷纭，如黄河之水注而不竭。与之角技，宾时或屈于主，弇州大称赏而去。
文中的“弇州先生”，也就是苏州太仓人王世贞。王氏以复古号召一世，为当代的文坛盟主。而另一位主角“汪南溟”即汪道昆，徽州府歙县人，官至兵部侍郎，因世贞亦曾担任此职，天下遂有“两司马”之称。在十六世纪，两司马同为文坛祭酒。而《歙问小引》中的这段史料，便将俩人列为主角，以徽州歙县为其活动背景。这个故事说的是王世贞与汪道昆各带一班人马粉墨登场，他们在书、画、琴、、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鞠、剑槊、歌吹等各种技艺方面相互角力，结果，三吴宾客有时还要甘拜下风…… 这个故事中的两个主角，具有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王世贞无疑是引领时尚的江南士大夫之代表，而汪道昆则是新兴的徽州文化之领军人物。后起的徽人竟然有资格以吴人为对手，在“生活的艺术”方面与后者捉对厮杀，分庭抗礼，甚至有时还略占上风，显然相当耐人寻味。不过，这一令徽人扬眉吐气的精彩故事，极有可能只是徽州人刻意杜撰出来的情节。对此，当代艺术史家汪世清先生即据《汪司马年谱》认为——王世贞一行曾至徽州与汪道昆等相聚论艺之事实属子虚。倒是文中有汪道昆“以黄山主人自任”一语，殊值得我们注意。
（二）
将近二十年前，台湾林皎宏发表过一篇《晚明黄山旅游的兴起》，该篇论文对黄山开辟之过程做了较为细致的探讨。他指出：晚明时期，在一批风流自赏的文人雅士之推动下，黄山被一步步地推上了“海内第一山”的地位。而这一过程，历时仅仅不过数十年间。其中，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汪道昆和潘之恒二人。汪道昆是歙县西乡的松明山人，自其祖父起开始弃农服贾，在长江中下游各地从事盐业经营，是当时颇为富有的商贾之家。在明代，富裕的盐商在囊丰箧盈之余，多努力培养子弟读书，通过科举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汪家亦不例外，汪道昆颖敏力学，于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中了进士，此后，历任南京工部主事、襄阳知府、福建副使、右佥都御史和兵部左侍郎等职。汪氏其人博学多艺，以诗文闻名海内，极为士林所推重。当时海内征文者，“不东走吴，则西走新都”——“新都”也就是徽州府的古称。万历二年（一五七四），汪道昆归养歙县之后，文人墨客前往拜谒者络绎不绝。汪道昆遂以“黄山主人”自居，通过文人之间频繁的交游，使得原先默默无闻的黄山，其名声逐渐流布寰区，在士人中广为传播。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汪氏病卒于乡。此后，鼓响花传，另一位儒商接着成了“黄山东道主”，此人就是潘之恒。潘之恒系歙县岩镇人，亦出身于徽商家庭。其人风流倜傥，交游极广，在他的招引下，前来徽州者亦穿梭不绝。另外，潘之恒还呼朋引伴，同探黄山之奥，并亲自参与黄山的开辟工作。他所著的《黄海》一书，成了黄山山志之滥觞。在此背景下，黄山更是声名远扬。万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登上黄山，他写道：“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至此，黄山成为海内第一名山。
至于白岳，也就是齐云岩。齐云岩作为道教圣地，始于唐代。及至明代，道教活动日趋繁盛。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世宗皇帝派遣道士前往齐云岩建醮祈嗣，果获灵应，遂赐此山名为“齐云山”。自此，齐云山道教进入了极为兴盛的阶段。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齐云山上出现了“奔走海内如市”的现象。对此，明代另一位地理学家王士性在《白岳游记》中指出：“……世所称玄都奥区者，惟白岳、黄山最胜，二山并峙争雄……”他的《白岳东天门》诗曰：“东南有名岳，沿流探其胜，丹崖挹晓氛，紫霞落飞灯。”就这样，齐云山与黄山一样，也成了东南之“名岳”。
黄山成为“海内第一山”以及齐云山的兴盛，给徽州带来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这极大地提高了徽州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但在另一方面，也对徽州社会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对此，明末江天一撰有《黄白》，曰：
黄山、白岳峙余郡万山中，如静穆老人匿迹穷谷，非尘士所栖，近为四方缙绅游屐践踏殆甚，凡欲至吾郡者，多托黄山、白岳游，至则聚集有司，为贾市而已。老人亦不怒，但作谐语云：诸君果为我来乎？游者墨墨，急趋下山麓，沿溪壑去，“唐突山灵”四字，何足以尽之！
江天一为徽州歙县人，是明清鼎革时与抗清英雄金声共同就义的文人。《黄山》之“”是应答的意思，诚如《诗·大雅》中的“无言不”，《黄白》，也就是黄山和白岳的应答。该段《黄白》，实际上是对“黄白游”的一种诠释。在这里，江天一说——黄山、白岳在徽州的万山之中，像是一位安静肃穆的老人隐居于深山穷谷，那里不是俗人居住的地方，但最近却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大夫所践踏。凡是想到徽州的人，大多是托名到黄山、白岳来游览，但他们到了以后，却聚集在官府衙门里做交易，对于此类的俗情变诈，黄白老人也不生气，只是调侃说：各位果真是为我而来的吗？游者匆匆忙忙，急吼吼地下山而去，此种行径，即使是用上“唐突山灵”四个字，也还无法完全概括……
显然，这是以“黄白老人”的口气，对晚明时期的“黄白游”现象加以讽刺。此外，江天一另作有《黄山寄远方士大夫书》，亦以拟人的口吻，对四方缙绅士大夫“黄白游”之丑陋行径，做了进一步的揭示。其中也提到：明代中叶以后，四面八方的士大夫将徽州视作奇货可居，凡是与徽州利益攸关者，就无不将之文饰为“黄山游”。他们认为此山有金银气，以至于蒙蔽了黄山的真面目。在这篇文章中，江天一指出“黄白游”给徽州带来的负面影响：
……独怪此数十年来舟车不绝于城 ，有司供命而罔暇，未尝不曰蜡黄山屐也。而搜括孔殷，民情畏匿，随行末伎、游食之徒以及狡僮猾役，境中无赖附籍，又起风波而种荆棘，如樵者不童其山不止。以此，廉吏不得全于其间，而贪墨因之互市。盖一游客，而破中人十家之产者恒数十倍，井里凋瘵，怨咨载途，莫不曰此“黄山游”之所致，因归罪黄山。小民伺望于府县之门，见一远客至，即曰：此当挫黄山一峰，此当塞黄山一壑。嗟乎！黄山何罪耶？假子之名，盖君之过，君不顾我之名亦已矣，独不念徽人困甚乎？即有盖藏，难供此焉之耗竭。况年来水旱疠疫，不下各境，而徽人积贮，什九贸易于外，流氛所破重地，皆吾徽富商大贾辐辏，又十去六七，昔也饶，今杼空室罄，实穷乡矣！
这是以黄山老人的口吻指出：数十年来，徽州城里舟车不绝，当地官府有司忙于应付。为此，搜括民脂民膏极为频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廉洁的官员难以在徽州生存，而贪墨之风大行其道。官既寡廉，士更无耻，一般民众荡析门户，竭蹶困窘，人们废时失业，怨声载道，没有人不说这是游黄山所致，而归罪于黄山。特别是到了明末，徽州的一府六县水旱疠疫频仍。而徽州人的财富，绝大部分都在外地运营，明末流寇横行肆虐，他们所蹂躏的那些重镇，又皆是徽州富商麇集鳞聚之处，因此所受的影响极大。在这种背景下，虽然以往徽州相当富饶，但在当下却极为空虚，实际上早已成了民生日蹙的穷乡僻壤……这一段话，更细致地描述了那些文人士大夫借游黄山打秋风的情形，以及“黄白游”给徽州带来的恶劣影响。在此，江天一借黄山老人之口，表达了对于“黄白游”的深恶痛绝。他指出：这些人来到徽州，对于当地的官府、百姓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关于“黄白游”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明末歙县知县傅岩在所著《歙纪》中有《谢客》一条，指出：“歙僻在溪谷，徒以黄海招屐。民之居外者或奢，而处内者实俭。”当时，由于“黄白游”者纷至沓来，地方官疲于应付，有时因招待不周，秋风客踏上归途以后，“恶称歙游之凉也”。对此，傅岩显然是不胜其烦，于是公然声言谢客：“徽有黄山、白岳之胜，向多游屐，恐浙接壤，停留指冒，遍示歇家寺观，及刊刻启言，或有过客造谒者，即令持启阻回，起行概不接见，请谒以杜。”此处所指斥者，亦是当时的“黄白游”。傅岩的具体做法是——刊刻启示，阻止各地的文人士大夫借“黄白游”之名前来黄山干谒。对此，时人赞颂曰：“宁纾民，无媚客，游踪不复来黄白。”这一以《谢客》为题的诗共有两首，另一首亦曰：“黄山高，浙水深。黄山高万丈，浙水可千寻。山以拟君节，水以拟君心。蹄轮络绎莫相向，秋月一峰悬到今，洛阳投牍风嵚岑。”上揭的两首《谢客》诗，收入《歙纪》卷十的《纪舆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社会对知县傅岩阻止秋风客到访措施的肯定和赞颂。
读完江天一、傅岩等人的文字，再回头看汤显祖的那首诗。上揭的临川诗，题目即作《吴序怜予乏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所谓乏绝，是指穷乏之意。汤显祖去世后，友人沈际飞在《玉茗堂选集》中评论道：“（吴）序亦是妙人。闻说‘金休宁’，谒选者百计营之，而抽丰者往往于此取道。临川诗，一帖清凉剂也。”所谓谒选，是指官员赴吏部应选。当时，赴选者视官缺之肥瘠，将之归纳为各种顺口溜。例如，在明代，山西、江西和陕西三省地瘠民贫，油水有限，官员多视为畏途，故俗有“命运低，得三西”之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皖南的休宁县，则素有“金休宁”之称，这是指齐云山所在的县份——休宁县是个肥缺。因为在徽州的一府六县之中，歙县、休宁二县的商人不仅崛起较早，而且资金也最为雄厚，当地是大批富商巨贾的桑梓之地。在此背景下，当官者对于“金休宁”之肥缺总是百计营求，而抽丰客也借着“黄白游”的名义纷纷前往。有鉴于此，汤显祖说：“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显然是对同时代士大夫“黄山游”行径的客观描述。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徽商的如日中天，徽州相当富庶，各地的文人士大夫纷至沓来，明的是旅游，实际上是到皖南打秋风，让徽州当地的官府和富商款待他们，所以说“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要见识富得流油的遍地金银气，大多要到黄山、白岳之间去游览一番。诗的后两句“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则是说：尽管徽州是令人向往的地方，但自己不会与那些士大夫一样前往徽州去追逐“金银气”。从这一点上来看，汤显祖的这首诗实际上不是在鄙视徽州，而是反感那些士大夫的行为。对此，明末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有一个很好的注脚：“汤海若废居乏绝，或劝为黄山、白岳之游，戏咏：‘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李淮抚三才驰信来迎，直答云：‘身与公等比眉事主，老而为客，亦非所能也。’意气棱棱，可想汤晚有三梦传奇颇佳。”李三才为万历二年（一五七四）进士，后巡抚凤阳等府。从文意上看，李三才看到汤显祖的窘境，故去信邀请他投奔自己，结果为后者所峻拒。“棱棱”为威严方正之貌，汤氏为人之生平志向于此可见。
（三）
对于临川诗，后代有不少评论。清初歙县潭渡人黄琯就作有《黄山白岳歌》：
黄为山，白为岳，灵区绝境天所作。黄者金，白者银，动心骇目俗所云。
新安宿称好山水，自昔名流得之喜，岂知今之守令反攒眉，所苦秋风刮人耳。
无端我郡山以“黄白”称，致令慕膻之辈群向此中行，干谒有司盛嘱托，纳交巨室相逢迎。
彼之“黄白”其实，此之“黄白”其名，岂不辱我泉石、污我山灵？
临川先生汤若士，罢官林下贫似洗，一生无梦到徽州，其人其品可知矣！
先生本具丘壑姿，独发此语真似痴，山中若得斯人至，必有石破天惊绝妙辞。
噫吁嘻！黄山白岳，游者接屣。先生若至，能令公喜。
该诗原注云：“偶阅汤若士先生一绝云：‘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因此作歌以叹其高，且为山灵解嘲云。”（《一本堂诗稿》卷五）
黄琯自号白山，为晚明庠生，鼎革之后一意著述，所著《字诂》、《义府》等著作，开乾嘉朴学之先河。其人阅历世变，记忆周详，在上述诗歌中，作者对汤显祖的人品表达了敬佩之意。黄白山的酬唱之作云流泉涌，可做临川诗的绝好注脚。从中可见，汤显祖的那首诗，显然与明代中叶以还的“黄白游”密切相关，它所表达的意思，与江天一、傅岩等人的记载颇相吻合。
不过，关于临川诗，此后的徽州人却有着不同的解读。清初赵吉士在所著《寄园寄所寄》中就指出：
徽山有黄山、白岳，水有练溪、新安江，勋贤有程忠壮、汪忠烈，正学有朱徽国。以下文章节义，自吴少微以及金正希，代不绝踵，而世顾目之曰“徽人”、曰“朝奉”若而人者，非“徽人”、“朝奉”耶？况黄山、白岳灵奇甲东南，胜朝重科名，亦有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乃风雅如汤临川先生，亦不精察，有诗曰：“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得毋贻笑山灵？
赵吉士系康熙《徽州府志》的主纂，在这里，他凭吊古今，延揽形胜：徽州的山水，有黄山、齐云山，有练江和新安江。著名人物，有程元潭、汪华那样的勋贤，有朱熹那样的理学名臣等。文章、节义，从唐代的吴少微到明末清初的金声，奇勋伟绩，孤忠劲节，历朝历代都不缺乏。当地科举蔚盛，有“兄弟九进士、四尚书”，有一榜进士中，徽州人中了十九名的。如此辉煌的地区，却没有给人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当时，世人将徽州人称作“徽人”，称作“朝奉”，也就是只看到他们的商贾气息。甚至连风雅的临川先生也不加细察，竟然吟出“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样的诗句，讽刺徽州的山川具有金银气。
在这里，赵吉士认为汤显祖的这首诗对徽州语含讥刺。人事天时，今昔互异，由于事关桑梓，一切其来有自——这实际上折射出当地文人对于徽州形象的担忧。毕竟，从明末丁元荐的吟诗自况开始，在世人心目中，徽州犹如另一个“贪泉”之所在。在《寄园寄所寄》上引资料的前一段，赵吉士又说： 徽地瘠人稠，往往远贾以逐利，侨居名都大邑；天下之与吾徽人接者，几尽疑为膏腴中人，遂使徽之孤寒士，辄不欲以徽人称。不知深山穷谷中，冻饿穷经，虽三公莫足易者，惟吾徽大有人在也。
他在这里是说——因徽商外出经商，以至于全国各地的人都以为徽州人皆是精于商贾榷算的富人，商无士行，伧侩之流，面目可憎，所以一般的徽州人，都不愿意对外透露自己的徽州人身份。而将徽州境内的黄山和白岳称作“黄白”，亦让徽州人颇感担忧。早在明代，嘉靖《徽州府志·风俗志》在描述徽州“贾之名擅海内”的同时，就忧心忡忡地反复强调：“为贾者在外售虚名”、“徽州之贾售虚名而受实祸”。清代前期，随着扬州等地的徽州盐商富甲天下，徽州的整体形象更发生了极大的改观。以地名的嬗变为例，一方面，贾而好儒的徽州人运用诸多诗歌典故，雅化了当地不少粗鄙的原始地名；而在另一方面，新出现的一些地名，亦不经意间流露出暴发户的心态。晚清民国时期歙人许承尧曾说过：“邑诸山多以金名，金竺有二，其他瑞金、灵金、紫金、富金、贵金，取义皆不可知。”此种现象应始于清代前期。对此，乾隆时人吴梅颠的《徽城竹枝词》曰：“诸山多把金为号，夜气何尝耀眼飞。”可见，将境内诸山冠以“金”字，至迟应始于乾隆年间。此一时期，正是徽商侈逐豪华之际，“世人多金挥不足”（[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大批“金”字山名之出现，与扬州盐商臂缠金镯以炫耀财富的做法，可以比照而观。笔者手头的一册徽州茶商抄本《杂辑》，其中有一条《新安大好山水》提及：
吾徽六邑山多田少，人民大半皆出外经商，吾歙邑有清两淮盐商，为我独揽。棠樾鲍氏家资多至三千余万，外此八大商皆拥厚资，不下千万。即吾南乡为茶商、木客者数百万、数十万不等，徽州富名由此而张……
这条史料是晚清民国时期对盛清时代扬州盐商富甲天下的追忆，其中所描摹的，可以与民国《歙县志》的相关记载比照而观。根据许承尧的记载，两淮的八大盐务总商中，歙县人总要占到其中的四姓，“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鲍氏盐商拥赀三千余万，在全国财富排行榜上位居最高层级。许多人“侈服御居处，声色玩好之奉，穷奢极靡，以相矜炫”，形成了豪侈风雅的“盐商派”（亦称“扬气”）的生活方式。所谓“奢靡风习创于盐商，而操他业以致富者群慕效之”，以至于引起了清代前期整个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
旅外徽商的高调炫富引发了世人的侧目，在此前后，徽州人对于临川旧诗出现异议，显然与此背景有关。他们之所以反复诠释汤显祖的诗句，实际上是出于对徽州重赋的深深忧虑。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赵吉士的康熙《徽州府志》对本州的刻意描摹，即可明了其中的道理。赵吉士在康熙《徽州府志·风俗》中指出：
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贾之名擅海内，然其家居也，为俭啬而务畜积，贫者日再食，富者三食，食惟粥，客至不为黍，家不畜乘马，不畜鹅鹜，其啬日日以甚，不及姑苏、云间诸郡，产相十而用相百，即池阳富人子，犹不能等埒，而反以富名，由为贾者在外售虚名云。（徽人居于维扬、苏、松者未尝贫，但其生平不一至故乡，而居徽地者反受富之名，不惟贫民，并官于兹土者，亦且累于地方之虚名，留心民瘼者，尚其念之！）
在康熙《徽州府志》中，每一卷之末，都有“赵吉士曰”，也就是赵氏的评论和感慨。从中可见，赵吉士对于家乡的富名是忧心忡忡。上揭的文字，基本上抄自嘉靖《徽州府志》，只是专门加了注文（见上引括号中的文字）。在这里，他反复强调，徽州人的日常生活极为俭朴，那些富裕的商人，都是居住在扬州、苏州、松江各地繁华都会中的富商大贾，他们与徽州本土毫无关系。但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富名远播在外，才拖累了乡穷壤僻的徽州本土。
此后，不少徽州人都对汤显祖的诗歌颇为反感。乾隆时代歙人程埙诗云：“旅人黄白家何有，理学文章山水幽，玉茗失词难驷及，竟将金窟视吾州。”这同样也是说旅外的徽商拖累了本土的民众。程埙字读山，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进士，其诗指责汤显祖将徽州视作“金窟”实属误解。该诗原注曰：
前明士大夫，鹜于文酒诗社之事，吾乡人情俗尚敦厚，故投赠独优，不知者误以为富。虽汤义仍先生尚有诗云：‘欲识金银气，须为黄白游。’不知吾乡山水甲天下，理学第一，文章次之；人知节俭，有唐魏之风；俗尚骨鲠，耻旨韦之习；且硗确少田，治生维艰，实最窭地。所谓素封，皆乡人之业鹾于淮南北者。本州如洗，实不足当此虚名也。（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六《为黄山寄远方游客书》）
这是说，明代文人士大夫诗文唱酬，过从甚密，由于徽州人情敦厚，对于来访者的款待特别优厚，以至于不明就里者误以为徽州非常富有，汤显祖遂有“金银气”、“黄白游”那样的诗歌出现。实际上，他们不知道徽州的山水之美甲于天下，理学和文章都相当可观。而且民众颇为节俭，亦很有骨气。徽州土地贫瘠，治生相当困难，原是极为穷困的地方。所谓“素封”，是指那些在扬州、淮安一带从事盐业的徽州鹾商。至于徽州本地则一贫如洗，实不足以当“金银气”那样的虚名。
对于汤显祖诗的另类解读，实际上源于徽州士人对于重赋课征之隐忧，折射出清代前期徽州当地关休咎、系盛衰的舆情向背。早在明代，自隆庆年间迄至万历初年，徽州府就发生过一起“丝绢分担纷争”，即歙县和其他五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之间围绕着作为税粮项目之一的丝绢八千七百余匹（折银六千余两）应当如何负担的问题而发生的纷争。歙县为徽州附郭首县，富甲天下的扬州盐商，又以出身歙县者为数最多，故而按理应由六县平均负担的人丁丝绢，竟然是由歙县单独负担，这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的道理。此种痛苦的记忆，想来留给徽州人的印象至深。程读山是乾隆时人，他对汤显祖诗的诠释，也是说诗歌贬斥徽州人市侩气息浓重，其潜意识中，亦是担忧由此引发的重赋课征。
综上所述，了解了晚明时人对“黄白游”和“金银气”的看法，就不难理解此前聚讼纷纭的汤显祖徽州一诗。其实，汤显祖的“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只是指出了当时的一种现象，本意并没有讽刺徽州的意思。而清代前期徽州人之所以对此产生反感，不断地借题写义，反复重新诠释，究因破迷，实肇因于盛清时代社会上对徽州人的总体印象以及对重赋课征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