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转型升级是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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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已逾1亿户,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9%,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上缴税收接近国家税收总额的50%,集中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50%以上的国有企业下岗人员、70%以上新增就业人员、70%以上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小企业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然而,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产品低端、资金贫乏、技术低级、人才缺乏等问题使中小企业成长困难。近期,从温州到鄂尔多斯再到珠三角,全国各地频频曝出的高利贷链条断裂、老板跑路、企业倒闭等个案再一次把中小企业发展困难呈现在政府与公众面前。面对越来越艰难的发展环境,转型升级成为中小企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必须要经历的阵痛。
   一、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是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文献表明,对转型升级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产业或经济转型升级问题,对企业转型升级问题的探索则相对较少。企业转型,就是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即企业在不同产业之间的转换和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转变。企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或经济体迈向更具获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过程(Gereffi,1999)。从企业层面来讲,升级是指企业通过获得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以改善其竞争能力以及从事高附加值的活动(Humphrey,Schmi,2000);他们(2002)还认为能使发展中国家企业维持其收入或者能使其收入增长的业务,就是企业升级。Poo(2004)指出企业升级就是制造商成功地从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低价值产品转向生产更高价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样一种经济角色转移过程。但无论从哪个层面看,企业转型升级都包括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状态演变的过程。
   中小企业在成长初期利用劳动力对技术的短期替代,实现了依托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快速成长,有着其合理的经济逻辑。但是,在中小企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这种低成本优势会成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中的发展劣势。我国中小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基本处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低端位置和低端环节,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依托的是以压低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环境代价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然而,既有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成本都在快速上升,这对中小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创新能力不足、低端分工地位等竞争力“短板”形成了严峻挑战。
   我国经济在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产业发展既有的低成本优势不仅要面对高收入国家竞争优势的挤压,还将遇到低收入国家低成本比较优势的竞争。中小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必须改变经济增长对生产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的过度依赖、必须突破自身面临的成长困境以及挑战,构造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换的新动力,走技术创新、集约经营的转型升级之路。
   二、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制约因素
   (一)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Amsden(1989)认为,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企业而言,实现升级和自主创新的路径是由简单的委托代工制造(OEM)到研发设计(ODM),并最终建立自主品牌;Gereffi(1999)总结了东亚服装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模式,指出了从委托组装(OEA)和委托加工(OEM)到自主设计和加工(ODM)到自主品牌生产(OBM)到链条转换的升级过程。
   实践中,在低成本比较优势递减,企业面对成本压力的转型升级一般有四个基本的路径。一是通过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继续保持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二是通过产业升级,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三是通过投资完成技术改造,由机器设备替代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提高劳动生产率;四是通过产品创新,提高产品知名度提升产品附加值。(如下图)。
   但是,转型升级是全面发展的动态过程,涉及企业多个层面。企业往往根据外部发展环境和自身发展实际,选择转型升级的方式。
   (二)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制约因素
   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因素来自两方面:一是拉动因素,主要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和自身发展水平以及机会,转型是为了提高产品附加值,追求高额利润。二是推动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环境推动、市场竞争推动、企业成本推动等。企业的转型升级是逼出来的,没有哪个企业会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去改变自己的产品结构。低端制造的企业在同一技术水准下对制造业的投资过度,使同一产业内部集中了过多的“同质性”竞争,这种竞争迫使企业进行转型升级(刘志彪,2000)。当前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小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升级滞后。我国中小企业大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领域。相当多的一部分中小企业由于生产设备、技术水平等相对落后,自有品牌数量少、品牌附加值低,产品附加值低且同质化的问题十分突出。在产业结构层次上,随着要素成本的提高,中小企业要素可得性逐步下降,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竞争与高端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
   第二,世界经济结构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进行深度调整,美国等发达国家抢占科技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另一方面缩小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回归实体经济根本”以推进“再工业化”。与此同时,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利用比中国更为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的比较优势,使中国处于“被主导成熟产业的、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技术迅速变化产业的、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了中间”的尴尬境地。
   第三,国内外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导致的市场风险。转型升级是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宏观经济发展环境不佳或企业自身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企业往往不会选择转型升级。 在是否进行转型升级的考量中,市场风险过大是企业考虑最多的因素,制约企业转型升级的第二大因素是资金投入过大,其潜在的不确定性极大增加了企业风险,使企业难以承受。
   从宏观上来看,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最佳时机是宏观经济的探底回升期。这个时期,资产价格普遍较低,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成本相对较小;从微观上看,单个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最佳时机是企业的高速发展期。这个时期,企业发展自信心强,资金充裕,发展机遇较好,项目较多,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条件较为充分。在当前市场环境下,中小企业转型没有试错的机会,贸然调转企业经营模式和方向,可能失败得更快,当前面临的宏微观环境恰恰不利于企业转型升级。
   第四,金融支持力度仍较弱。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有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有力的资金保障。大多数中小企业认为资金投入过大而企业自身的融资能力不足是制约企业进行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在已开始考虑或准备推进转型升级的企业中,74.8%的企业都存在着资金短缺。为应对通胀,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控制全年信贷额度使得商业银行贷款额度紧张,资金成本上升的压力无疑将转嫁给贷款者,导致中小企业出现融资困境。银行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可在基准利率上上浮30%。但实际上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加上评估费提高、担保费提高及手续费等已经达到8.5%,利率比上年同期增长60%。许多小企业的平均利润只有5%—8%,利息成本已经高于利润率。
   在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的当下,中小企业创业艰难、利润偏低,一些中小企业退出视野,“放贷谋利”自然成了民间资本的一个选择。以鄂尔多斯为例,在煤炭与房地产之外,民间借贷几乎成了民间资本的唯一出路,折射出实体经济投资机会的匮乏。为应对通胀而收紧的银根,加之扶持力度的不均衡,导致另一部分本就贷款困难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付息借贷”往往成了饮鸩止渴的无奈。
   (三)企业家投资实体经济信心不足
   Cyert和Marc(1963)指出,企业的抱负是影响企业实施自主创新从而达成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而这个抱负水平的高低由企业文化以及企业家创业精神等因素的决定。大量中小企业和居民热衷于放贷的资本活动,凸显了民众对于投资实业尤其是创办中小企业的信心缺失。而浙江省一项统计更让我们感觉到企业家信心的缺失。浙江省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家有24%已经办完移民手续,还有32%正在办理。另有调研显示,国内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企业主中,有27%已经移民,有47%正在考虑移民。招商银行(2011年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个人资产超千万元以上的人士中有60%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
   此外,缺乏高端人才(38.4%),缺乏进入新产业的门路 (29.4%)、没有掌握关键技术 (21.2%)、 企业员工素质偏低(16.2%)、 产业政策限制 (9.8%)、 技术门槛过高(9.0%)、市场准入限制(7.1%)、企业家自身难以适应(5.4%)、绿色环保壁垒(5.3%),以及跨国公司在技术、资本、市场的垄断地位(5.6%)等都是制约其推动转型升级的因素。
   三、反思与建议
   “中小企业是整个经济的引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目前中小企业成长的鲜明反差让我们反思金融体制、创新体系对中小企业成长的支持作用到底有多大。逐利是资本的天性,中小企业无论是延续低成本的经营模式,还是进行产业转移,或者从实业投资中退出都是以是否“有利”为判断标准。各级政府意识到产业和区域经济转型的重要性,积极推进产业转型。但是,企业对转型升级的理解与政府强调的政策导向有一定差异。产业经济学有关理论指出,在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一般会经历从低层次向高层次, 从低端向高端发展的过程。一些地方基于对本区域经济发展的长期考虑,认为产业转型是转型升级的最核心内涵,出台的政策更多倾向于引导产业转型。而企业家往往基于企业发展相对短期的考虑,对代价相对较低的转型升级方式更为认同。政府与企业在转型升级认识上的错位导致许多政策没有转化为对企业的实际支撑。当下,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构建适于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创新体系
   中小企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实质上就是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企业的自主创新与转型升级密不可分。Gans和Stern(2003)以及Vergrat和Brown(2006)认为,政府大力营造良好技术创新环境,有利于企业快速实现转型升级。
   通过作为一国创新基础实力的研发人力和研发投入强度两个重要指标的比较,可见一斑。从研发人力投入来看,日本 2007 年每百万人口中有研发人员 5573 人,韩国每百万人口中研发人员2007 年为 4627 人。从研发投入强度来看,日本、韩国自 1970 年以来的研发投入增长尤为强劲。日本研发投入强度由 1970年的 1. 8%增长到 2007 年的 3. 45%,而韩国研发投入强度增长更为惊人,增速高于 GDP 的增速,研发投入强度由 1970 年的 0. 4%跃升至 2007 年的 3. 47%,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一,并一直保持增长态势,大大降低其对国外技术的依存度。而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小企业2009 年拥有研发机构 14664 个,研发人员 27 万人,平均 27 个规模以上工业小企业拥有 1 个研发机构,从业人员中研发人员占比仅为 0. 68%。其中有研发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小企业仅占 6. 09%; 规模以上工业小企业研发项目经费支出 490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研发项目经费的15. 36% 。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偏低、研发人员匮乏,成为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偏低的一个重要表现。
   同时,在构建适于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创新体系时,应把消化吸收再创新作为中小企业引进技术成功与否的评价内容,以工艺创新推进产品创新,逐步拓展中小企业原始创新的进程、速度和规模,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从“制造”向“创造”转型。
   (二)建立有利于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资金支撑体系
   包括改变银行对大中小企业信贷结构“大小失衡”的问题,增加和扩大中小企业信贷资金的比重及其规模,使大中小企业信贷结构保持基本平衡;改变银行对大中小企业信贷结构“长短失衡”的问题,增加和扩大中长期信贷资金的比例及其投放数量。探索企业转型升级的专门融资通道,争取更多中小企业发行企业债、公司债、金融债以及可转换债券,发挥民间资本的创值能力。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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