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漢魏時期出現的“七哀詩”所謂“七哀”究竟意義為何？其是否與杜甫的《八哀詩》有直接的聯繫，從而影響後世此類詩歌創作的因素是否溯源於“七哀詩”？本文通過對“七哀”的釋義，以及“七哀詩”與杜甫《八哀詩》的比較，試圖加以說明。
　　關鍵詞：七哀詩；七體；八哀詩；五哀詩；文學的中斷與重建
　　作者簡介：徐靜（1992-），女，漢族，重慶合川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生，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11-0-02
　　“七哀詩”作為漢魏時期出現的一類詩歌，雖然保存下來的數量不多，但卻為後世之人頻與唐代杜甫“八哀詩”、宋代司馬光“五哀詩”等相聯繫。所以探清“七哀詩”的釋義與特點，且是否與後代詩歌有傳承關係是有必要的。
　　《文選》所錄“七哀詩”共五首，分別是曹植一首，王粲、張載各二首。哀者，吞聲而哭曰哀。詠歎心中哀傷，故蕭統將其歸為“詠懷”類是有道理的。那麼何為“七哀”？呂向注曰：“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1]這是最常見的對“七哀”的釋義。又宋人葛立方說：“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2]實際上，曹植的七哀詩是對王粲的“贈答”之作，李善即在曹植詩后注曰：“贈答，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3]所以有文章稱呂向的解釋是來源於王粲“七哀詩”中的描寫。王粲詩在於“哀漢亂”，所謂“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出門所見白骨遍野，又具體描寫婦人棄子的景象。另一首也是抒發滯淫荊蠻的羈旅感傷之情，要是真相對應的話，當是“耳目聞見而哀”、“感而哀”。王粲詩並不完全具備這其中哀傷，所以這種說法不可成立。後世學者“謂一哀而七者具也”之說似乎可通，如曹植詩“為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是“感而哀”、“怨而哀”，通過思婦獨自高樓徘徊，感歎遊子歸期，其中所感所怨而“七者具”。清人何焯認為“七哀”當是“情有七而偏主於哀”[4]，《禮記·禮運》載：“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不過，這兩種解釋遭都到了質疑，認為前者呂向對這七種關於“哀”的分類太過牽強，後者亦無依據。故陳僅說：“吕向此説牽合絶無意義，或謂情有七而偏主於哀，亦未當。”[5]
　　又有學者稱“七哀詩”是與漢以來出現的“七體”文學相關的，比如清人馬星翼《東泉詩話》里說：“余意七哀當如七發、七啟之類，指陳七事，後人擬其體，本皆七首，存者一二耳。”[6]我是比較認同此觀點的。首先，“七體”文學的出現時間與“七哀詩”的創作時間甚相重合，且“七體”稍早一點，漢魏六朝時期有相當數量的“七體”文學出現，據統計，此時期的此類作品達47篇[7]。在“七體”文學達到頂峰的創作時期，在其影響之下，“七哀詩”有模擬其題意是有可能的。其次，寫“七哀詩”的詩人也基本創作“七體”，如王粲有《七釋》，曹植有《七啟》、《七忿》等，詩人在“七體”文學創作過程中，或借其體制，將其運用在詩歌創作中也不無可能。又，如果“七哀詩”是借鑒“七體”文學的創作模式，當是“指陳七事”、“本皆七首”。除《文選》所錄五首，六臣注《文選》還引曹植《七哀詩》：“南方有鄣氣，晨鳥不得飛”句、“膏沐誰為容，明鏡闇不治”句[8]；引阮瑀《七哀詩》：“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句[9]。據《古文苑》記載：“粲集七哀詩六首，其二詩入《選》。”[10]如此，王粲、曹植者“七哀詩”各寫七首，或有可能。其實，呂向對“七哀”的分類，將“七”這個數字量化，也極有可能是受“七體”敘述七事的模式的影響。
　　還有文章臆“七哀”之“七”與“七七”祭奠的喪葬習俗有關[11]，理由是指出漢魏時期的“七哀詩”中有三首是吟詠死亡悲哀的，當是一種“輓歌”。但只有三首，從數量上來說，似乎難以立足。
　　“七哀詩”的創作和發展，直接引起後代學者的注意，并試圖將其與後代文學相互聯繫起來。在後世的相關論述中，總是把“七哀詩”與“八哀詩”等相提及，在他們的潛意識里，似乎兩者是有關聯的。如《韻語陽秋》說：“子建之《七哀》，哀在於獨樓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七哀》，哀在於已毀之園寢。唐雍陶亦有《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雲去難’，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司馬溫公亦有《五哀詩》……蓋有激而云尔。”[12]《雅倫》說：“吞聲而哭曰哀，如七哀、八哀之纇。”[13]但事實上，杜甫的《八哀詩》與漢魏時期的“七哀詩”無論詩歌內容、形式、結構都相去甚遠，兩者唯一的共通點即在一“哀”字。從內容上看，王粲、張載詩在於描寫社會動亂后的荒涼之境，曹植詩借用“古詩十九首”遊子思婦的描寫模式，皆重在寫景抒情；而杜甫《八哀詩》則是描寫人物，所謂“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14]，借人物描寫而“嘆舊懷賢”。從形式上看，我們雖然推測“七哀詩”當有七首，但幾首之間似乎並不能完全相互融合，直指一事。如王粲詩既有漢亂后白骨蔽原、婦女棄子的景象，也有孤身羈留異鄉的哀歎，兩者間相互獨立，並不能有較強的勾連；而《八哀詩》更像組詩的形式，而以一組詩歌連綿反復吟詠，也正是杜甫詩歌創作的特色。從結構上看，“七哀詩”既有具象的白描手法，又有借景抒情的創作特征，融情于景，情景交融；《八哀詩》描寫人物則層層推進，如《贈司空王公思禮》，先寫王思禮隨父親從東夷而來，而後追隨哥舒翰出入行伍，接著寫王思禮赫赫戰功，不僅武功了得，還博通《春秋》，而後建議誅楊國忠，而哥舒翰不聽，導致戰敗，后請罪至赦免再到後來死去，及死後門客之哭等一系列具體描寫，將一個人物的一生概括其中。這種紀實性的詩史結構特征也與“七哀詩”的構思大相徑庭。
　　而真正影響《八哀詩》創作的當是《詩經》。《八哀詩并序》說：“昔詩人作黄鳥之詩以哀三良，故魏曹植、王粲皆因之作七哀詩，甫之八哀，意原于此也。”[15]《詩經·秦風·終南》借黃鳥哀三良，即奄息、仲行、鍼虎三位賢臣，三良身經百戰，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是百姓願意以百人換他們一人的德望之士，而秦穆公卻將他們陪葬，國人以此詩以刺之。杜甫《八哀詩》的直接創作源泉即來源於此，以此“嘆舊懷賢”。也正因為其“八哀”來源于《詩經》，故崔徳符曰：“少陵《八哀詩》，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16]既然如此，那麼《八哀詩》與“七哀詩”的關係不過“挨傍《選》詩題耳”[17]。
　　繼續影響到後世關於“五哀詩”創作的則是“少陵體”的《八哀詩》，而不是魏晉時期的“七哀詩”。無論是宋代王禹偁的《五哀詩》以哀五代時人，或是司馬光《五哀詩》哀戰國時人，亦或清人以《五哀詩》抒發高朋友誼[18]，皆仿“少陵體”以寫人物。我們不得不承認這種文學的中斷，因為有中斷，才有新的創作和標桿。而杜甫的《八哀詩》就是在“七哀詩”中斷後，繼而興起的新的詩歌創作範式。
　　注釋：
　　[1]《六臣注文選》卷第二十三，（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四部叢刊景宋本。
　　[2]《韻語陽秋》卷四，（宋）葛立方，據古籍庫宋刻本。
　　[3]同注釋1.
　　[4]《義門讀書記》第二卷，（清）何焯，據古籍庫清乾隆刻本。
　　[5]《竹林答問》，（清）陳僅，據古籍庫清鏡濱草堂鈔本。
　　[6]《東泉詩話》卷一，（清）馬星翼，據古籍庫清刻本。
　　[7]《“七體”的形成發展及其文體特征》，郭建勛，北京大學學報，第44卷第5期，2007年9月。
　　[8]《六臣注文選》卷第二十八、三十一。
　　[9]《六臣注文選》卷第二十八。
　　[10]《古文苑》卷第九，（宋）章樵，據古籍庫四部叢刊景宋本。
　　[11]《“七哀”新臆》，田漢雲，學術月刊，1983年06期。
　　[12]《韻語陽秋》卷四，（宋）葛立方，據古籍庫宋刻本。
　　[13]《雅倫》卷八，（清）費經虞，據古籍庫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
　　[14]同注釋13.
　　[15]《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二十四，（唐）杜甫著，據古籍庫古逸叢書覆宋麻沙本。
　　[16]《集千家注杜詩》卷十三，（唐）杜甫著，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7]《九家集注杜詩》卷十四古詩，（唐）杜甫著，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8]如清人梁煥奎、樓錡、趙翼等人的《五哀詩》。
　　參考文獻：
　　[1]葛曉音.先秦漢魏六朝詩歌體式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03.
　　[2]田漢雲.“七哀”新臆[J].學術月刊，198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