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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30年8月19日，周恩来回到上海。当时国内局面已是千疮百孔，看到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后自己带领全党同志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竟被李立三如此轻率地葬送，周恩来心如刀绞，遂对李立三提出了尖锐批评。随后，他又怀着“治病救人”的态度耐心地做通了李立三的思想工作，使其认识到了错误，由此使得中央政治局基本上统一了对形势的看法，形成了较为团结的领导核心。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相继发出一系列指示，开始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的主要错误。
9月24日到28日，极具意义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论述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指出：“中央的错误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而是在正确路线之下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中国革命新高潮已无可怀疑，但在今天，中国工农的力量还不能聚集起来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今天还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说今天还不是全国的武装暴动的形势”。他说：李立三是“把前途的某一可能”，“作为今日要做的根据”，这就导致了冒险主义的错误。
怀着诚挚的态度，李立三对中央过去的策略与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作了检查发言，他痛心地说：“我们估量革命高潮日益迫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错误的地方是对革命的力量与发展速度有了不正确与错误的地方”。“在六个月以来，中央许多政治上与策略上的决定，我个人的经验比较更多，因为在政治局我写的文件与提议都比较多。因此这些错误，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党的总路线、苏维埃区域、党内斗争等九个方面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后，李立三坚决表示“要分析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得到教训”。李立三的态度是严肃诚恳的，他勇于承担责任，表现出了积极改正的坚定决心。后来，李立三在与其家人谈及这段经历时，还痛心地说：“当时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在中央工作的时候，下达过许多错误的指示，给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
学者黄少群曾如是说道：虚怀若谷的周恩来对李立三还是善意的，尽管李立三趁周恩来不在国内、自己专擅政治局的时日里曾对周恩来横加指责，说周“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责任”，并说“中央对周恩来的斗争，必须是很坚决的”，认为“过去没有抓住周恩来的一切问题，这是我们的疏忽”，提出“中央对周恩来的斗争，必须是很坚决的”，并且粗暴地几次致电共产国际叫周恩来迅速回国，回国后要把周恩来调出中共中央岗位。现在，周恩来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却始终认为李立三是革命的同志，认为他虽有错误，但不能同“六大”以来整个党的路线混同起来，中央的路线跟共产国际的路线还是一致的，于是，在李立三、向忠发等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后，周恩来就代为起草了中央致共产国际信，说他们同共产国际认识一致。在李立三承认了错误但希望共产国际不要调他去莫斯科时，周恩来还为其写信向国际疏通。在三中全会上，李立三仍被提名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随后不久，共产国际在中共中央8月3日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发现李立三有个企图把苏联卷入战争的狂妄计划，十分恼火，立刻把立三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指责他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接着，共产国际又接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获悉素为其所不喜欢的瞿秋白竟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遂很不满意，于是在10月发出了《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国际“十月来信”），提出一个六届三中全会以前国际并不曾提过的新的论断：“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立三同志底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底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
几十年后，周恩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还感叹地说：“7月，国际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对李立三的批评还是温和的，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同中共代表团讨论了，没有说是错误路线，希望我们回来纠正。看了李立三在8月会议上的讲话后，国际认为李立三是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反国际路线，三中全会就被放在调和主义地位了。”
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米夫授意下做出三项决议，其中之一就是承认“因此三中全会的路线也就不正确了”，并决定撤销李立三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23日，中央又被迫发出《中央紧急通告》（即中央通告九十六号），声明：“三中全会本是为的接受国际路线而召集的，但因为站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来接受，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这样，就使调和主义的中央所领导的全党工作仍然在重复与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对三中全会和这以后的中央作了全盘的自我否定。
此时，唯有周恩来一人还在为三中全会的正确性而抗争着。他在2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曾强调说：“三中全会是合法的。党要立三退出政治局，即是表明要负政治责任，但这不能用到多方面去，因为这不是‘大兴党狱’，而是要同志负起责任来纠正自己的错误。” 周恩来为了党的事业赴汤蹈火，废寝忘食，竭能尽智，毫无私心，是广大党员同志有目共睹的，但却被米夫等人借此机会无端指责，使他处境困难。
看着因自己的过失让老友周恩来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而周恩来却丝毫不计较，还在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自己，李立三甚为感动。他深知在共产国际权威大于一切的当时，周恩来能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遂对周恩来充满了感激之情。
五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共产国际加紧反对“立三路线”，坚持要李立三去苏联接受批判，而随着中共中央九十六号通告的发出，周恩来等人在米夫强制下也被迫承认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再也不能把李立三留在国内了，只能派他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
1930年底，李立三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随即召开一系列远东局和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对其进行反复的长时间的指责和批判。除了路线错误外，还将他所说的“共产国际不太了解中国情况”指斥为“叛徒的理论”，上纲上线地批评李立三及周恩来负责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是“玩弄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犯了左倾托洛茨基和右倾富农路线的错误。翌年秋末，王明来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居心叵测的他亦于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代表团内没完没了地召开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会议。
1938年2月23日，在王明、康生陷害下，正在大“肃反”的苏联内务部突然逮捕了李立三，说他是托洛茨基集团的成员，又说他是日本特务，执行推翻社会主义苏联的任务，对李立三实行了肉刑逼供。起初李立三还曾严厉驳斥内务部的无稽之谈，但在其残酷的刑具折磨下，为着拖延时日以便周恩来等同志为自己洗清冤屈，他便违心地承认自己是日本特务。翌年7月，李立三被送到苏联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但他在法庭上彻底推翻了内务部的一切指控，并写信给斯大林，控告内务部对他的迫害。经过几次审讯，军事法庭认为证据不足，遂把李立三送回内务部。
随后，内务部派人找李立三谈话，指斥李参与的“八一”南昌起义是军事冒险主义，中国共产党“六大”是人民的敌人布哈林所领导的。闻听此言，“八一”起义及“六大”时与周恩来并肩战斗的情形顿时浮现在他面前，愤怒的李立三遂与其展开了激烈的争辩。稍后莫斯科内务局长又送来了共产国际干部部长马尔特维诺夫（内务部干部部长）提供的所谓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问题的文件，李立三又在内务部用一个星期写了一百多页的材料，批驳其对中国共产党内周恩来等人的污蔑和指责。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延安骑马过河时摔伤，造成粉碎性骨折，经中共中央批准，他于9月中旬同邓颖超等人一起到苏联莫斯科进行治疗。到苏联后，周恩来在治病疗伤的同时，还主动向共产国际反映王明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并开始着手解决王明、康生在苏联假借反托派、搞“肃反”的机会，打击异己，迫害我党干部所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在其中，周恩来重点强调要将李立三的案件予以重新审定。
学者杜魏华曾在《周恩来营救李立三出狱》一文中写道：“周恩来对李立三是很了解的。在长期的革命浪涛中，周恩来对李立三作为共产党的干部所具有的基本品质把握得比较清楚：李立三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工作认真，处事坦率，能为维护真理而修正自己的错误；同时，周恩来对他在思想上、性格上的问题也了解得很全面：他脾气易躁，看问题有时主观片面，还很偏激，以至于在中央犯下‘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长达半年之久。”
因此，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竭力奔波的周恩来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依然站在尊重事实的立场上，出面与苏方进行交涉，迫使苏联内务部对李立三的案件重新审理，最后停止对李立三的审查，将其无罪释放。
李立三出狱后，在夫人李莎协助下，他用俄文写了控告马尔特维诺夫的材料。11月底，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接受了李立三的要求，开会讨论李立三对马尔特维诺夫的控告。第一次开会时，甚为牵挂李立三的周恩来还到会，在马尔特维诺夫为自己辩护时他曾两次插话，批驳其错误论点，支持李立三。李立三还在狱中之时便知道周恩来到了苏联，但他回想起六届三中全会后周恩来为了维护自己而受到的种种指责，斟酌良久，不愿再给周恩来添麻烦，便没去找他。此时他看到周恩来先是为了救自己出狱而费尽周折，接着又亲自到场支持自己控告马尔特维诺夫，一时间，极重友谊的李立三忍不住几次落泪。
同时，李立三还要求恢复其党籍，但被共产国际拒绝，还是周恩来在为其奔走呼吁。对于这段史实，文史学家杜魏华如是说：“然李立三虽然出狱，共产国际干部局的一些人却仍坚持原来的诬陷罪状，不予恢复其党籍。面对这种情况，忠厚而睿智的周恩来对李立三的平反问题一抓到底，他积极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会议，在研究李立三的问题上详细介绍了李立三的情况，充分肯定了他对革命的贡献，对苏方一些人的指控，给予有力的批驳。周恩来的一些发言被写入共产国际监委会1940年4月对李立三的结论中，对李立三以后的平反起了很大作用。”
不久，因国内抗日形势紧迫，周恩来尚未完全康复便回到祖国。在异国他乡倍受磨难的李立三，遂开始日夜思念自己的祖国，想念老朋友周恩来。待1945年6月郭沫若到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22周年纪念大会时，李立三还曾三次会见他，请其将两封信带回国内，一封转致党中央周恩来等人，是有关他要求中央同苏联交涉，准许他回国工作的；另一封信是写给自己家里的，里边附有李立三及李莎和女儿的合照。
看到李立三的信件后，想起这些年来李立三所遭受的磨难，周恩来很为心酸，随即向党中央做了汇报，毛泽东亲手将李立三的名字写入“七大”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里（后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使李立三得以名正言顺地回国参加工作。至于李立三的第二封信，郭沫若也是通过周恩来才找到了李的大儿子李人纪，家里这才知道了他的近况。周恩来对于李立三的关怀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六
1946年1月，年近50的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国内。随后，他受党派遣，化名李敏然，参加由美国代表、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停执行处东北小组的工作。怀着对老友周恩来挽救自己的感激之情，他随即便以东北小组中共方面负责人的身份，赴长春、沈阳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
此后，李立三先后担任东北局编译小组组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历任劳动部部长、中央第三办公室副主任、政协第三届全国常务委员、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为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孜孜不倦地奉献着自己的精力。
然而，正当李立三踌躇满志地决心为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奉献全力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李立三遭到群众造反组织的多次批斗。在其残酷折磨下，李立三的身体每况愈下，无助之际想起了周恩来，遂再度提笔向老朋友求援，请求先去医院治疗，等身体情况稍有好转时再接受群众批斗。然而，这封凝结着李立三的情和泪、寄予着莫大希望的信未及发出便被“造反派”撕得粉碎。使他身心都遭到莫大摧残。走投无路的李立三，遂带着对老朋友周恩来的极度想念，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无限眷恋，于1967年6月22日在狱中服毒自杀，走完了自己传奇而又坎坷的一生。
得此噩耗，周恩来良久未语，失去挚友的痛苦之情，尽显无余。此后，对于李立三的家人，周恩来甚为关怀，他曾于百忙之中多次指示有关部门妥善照顾李人纪、李人俊、李竞等李立三子女的生活。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亦因病于北京逝世。周恩来与李立三两人长达数十年的传奇交往，至此落幕。（续完）
（责编任志）
1930年8月19日，周恩来回到上海。当时国内局面已是千疮百孔，看到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后自己带领全党同志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竟被李立三如此轻率地葬送，周恩来心如刀绞，遂对李立三提出了尖锐批评。随后，他又怀着“治病救人”的态度耐心地做通了李立三的思想工作，使其认识到了错误，由此使得中央政治局基本上统一了对形势的看法，形成了较为团结的领导核心。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相继发出一系列指示，开始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的主要错误。
9月24日到28日，极具意义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论述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指出：“中央的错误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而是在正确路线之下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中国革命新高潮已无可怀疑，但在今天，中国工农的力量还不能聚集起来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今天还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说今天还不是全国的武装暴动的形势”。他说：李立三是“把前途的某一可能”，“作为今日要做的根据”，这就导致了冒险主义的错误。
怀着诚挚的态度，李立三对中央过去的策略与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作了检查发言，他痛心地说：“我们估量革命高潮日益迫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错误的地方是对革命的力量与发展速度有了不正确与错误的地方”。“在六个月以来，中央许多政治上与策略上的决定，我个人的经验比较更多，因为在政治局我写的文件与提议都比较多。因此这些错误，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党的总路线、苏维埃区域、党内斗争等九个方面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后，李立三坚决表示“要分析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得到教训”。李立三的态度是严肃诚恳的，他勇于承担责任，表现出了积极改正的坚定决心。后来，李立三在与其家人谈及这段经历时，还痛心地说：“当时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在中央工作的时候，下达过许多错误的指示，给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
学者黄少群曾如是说道：虚怀若谷的周恩来对李立三还是善意的，尽管李立三趁周恩来不在国内、自己专擅政治局的时日里曾对周恩来横加指责，说周“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责任”，并说“中央对周恩来的斗争，必须是很坚决的”，认为“过去没有抓住周恩来的一切问题，这是我们的疏忽”，提出“中央对周恩来的斗争，必须是很坚决的”，并且粗暴地几次致电共产国际叫周恩来迅速回国，回国后要把周恩来调出中共中央岗位。现在，周恩来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却始终认为李立三是革命的同志，认为他虽有错误，但不能同“六大”以来整个党的路线混同起来，中央的路线跟共产国际的路线还是一致的，于是，在李立三、向忠发等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后，周恩来就代为起草了中央致共产国际信，说他们同共产国际认识一致。在李立三承认了错误但希望共产国际不要调他去莫斯科时，周恩来还为其写信向国际疏通。在三中全会上，李立三仍被提名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随后不久，共产国际在中共中央8月3日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发现李立三有个企图把苏联卷入战争的狂妄计划，十分恼火，立刻把立三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指责他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接着，共产国际又接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获悉素为其所不喜欢的瞿秋白竟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遂很不满意，于是在10月发出了《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国际“十月来信”），提出一个六届三中全会以前国际并不曾提过的新的论断：“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立三同志底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底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
几十年后，周恩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还感叹地说：“7月，国际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对李立三的批评还是温和的，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同中共代表团讨论了，没有说是错误路线，希望我们回来纠正。看了李立三在8月会议上的讲话后，国际认为李立三是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反国际路线，三中全会就被放在调和主义地位了。”
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米夫授意下做出三项决议，其中之一就是承认“因此三中全会的路线也就不正确了”，并决定撤销李立三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23日，中央又被迫发出《中央紧急通告》（即中央通告九十六号），声明：“三中全会本是为的接受国际路线而召集的，但因为站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来接受，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这样，就使调和主义的中央所领导的全党工作仍然在重复与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对三中全会和这以后的中央作了全盘的自我否定。
此时，唯有周恩来一人还在为三中全会的正确性而抗争着。他在2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曾强调说：“三中全会是合法的。党要立三退出政治局，即是表明要负政治责任，但这不能用到多方面去，因为这不是‘大兴党狱’，而是要同志负起责任来纠正自己的错误。” 周恩来为了党的事业赴汤蹈火，废寝忘食，竭能尽智，毫无私心，是广大党员同志有目共睹的，但却被米夫等人借此机会无端指责，使他处境困难。
看着因自己的过失让老友周恩来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而周恩来却丝毫不计较，还在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自己，李立三甚为感动。他深知在共产国际权威大于一切的当时，周恩来能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遂对周恩来充满了感激之情。
五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共产国际加紧反对“立三路线”，坚持要李立三去苏联接受批判，而随着中共中央九十六号通告的发出，周恩来等人在米夫强制下也被迫承认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再也不能把李立三留在国内了，只能派他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
1930年底，李立三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随即召开一系列远东局和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对其进行反复的长时间的指责和批判。除了路线错误外，还将他所说的“共产国际不太了解中国情况”指斥为“叛徒的理论”，上纲上线地批评李立三及周恩来负责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是“玩弄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犯了左倾托洛茨基和右倾富农路线的错误。翌年秋末，王明来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居心叵测的他亦于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代表团内没完没了地召开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会议。
1938年2月23日，在王明、康生陷害下，正在大“肃反”的苏联内务部突然逮捕了李立三，说他是托洛茨基集团的成员，又说他是日本特务，执行推翻社会主义苏联的任务，对李立三实行了肉刑逼供。起初李立三还曾严厉驳斥内务部的无稽之谈，但在其残酷的刑具折磨下，为着拖延时日以便周恩来等同志为自己洗清冤屈，他便违心地承认自己是日本特务。翌年7月，李立三被送到苏联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但他在法庭上彻底推翻了内务部的一切指控，并写信给斯大林，控告内务部对他的迫害。经过几次审讯，军事法庭认为证据不足，遂把李立三送回内务部。
随后，内务部派人找李立三谈话，指斥李参与的“八一”南昌起义是军事冒险主义，中国共产党“六大”是人民的敌人布哈林所领导的。闻听此言，“八一”起义及“六大”时与周恩来并肩战斗的情形顿时浮现在他面前，愤怒的李立三遂与其展开了激烈的争辩。稍后莫斯科内务局长又送来了共产国际干部部长马尔特维诺夫（内务部干部部长）提供的所谓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问题的文件，李立三又在内务部用一个星期写了一百多页的材料，批驳其对中国共产党内周恩来等人的污蔑和指责。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延安骑马过河时摔伤，造成粉碎性骨折，经中共中央批准，他于9月中旬同邓颖超等人一起到苏联莫斯科进行治疗。到苏联后，周恩来在治病疗伤的同时，还主动向共产国际反映王明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并开始着手解决王明、康生在苏联假借反托派、搞“肃反”的机会，打击异己，迫害我党干部所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在其中，周恩来重点强调要将李立三的案件予以重新审定。
学者杜魏华曾在《周恩来营救李立三出狱》一文中写道：“周恩来对李立三是很了解的。在长期的革命浪涛中，周恩来对李立三作为共产党的干部所具有的基本品质把握得比较清楚：李立三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工作认真，处事坦率，能为维护真理而修正自己的错误；同时，周恩来对他在思想上、性格上的问题也了解得很全面：他脾气易躁，看问题有时主观片面，还很偏激，以至于在中央犯下‘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长达半年之久。”
因此，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竭力奔波的周恩来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依然站在尊重事实的立场上，出面与苏方进行交涉，迫使苏联内务部对李立三的案件重新审理，最后停止对李立三的审查，将其无罪释放。
李立三出狱后，在夫人李莎协助下，他用俄文写了控告马尔特维诺夫的材料。11月底，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接受了李立三的要求，开会讨论李立三对马尔特维诺夫的控告。第一次开会时，甚为牵挂李立三的周恩来还到会，在马尔特维诺夫为自己辩护时他曾两次插话，批驳其错误论点，支持李立三。李立三还在狱中之时便知道周恩来到了苏联，但他回想起六届三中全会后周恩来为了维护自己而受到的种种指责，斟酌良久，不愿再给周恩来添麻烦，便没去找他。此时他看到周恩来先是为了救自己出狱而费尽周折，接着又亲自到场支持自己控告马尔特维诺夫，一时间，极重友谊的李立三忍不住几次落泪。
同时，李立三还要求恢复其党籍，但被共产国际拒绝，还是周恩来在为其奔走呼吁。对于这段史实，文史学家杜魏华如是说：“然李立三虽然出狱，共产国际干部局的一些人却仍坚持原来的诬陷罪状，不予恢复其党籍。面对这种情况，忠厚而睿智的周恩来对李立三的平反问题一抓到底，他积极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会议，在研究李立三的问题上详细介绍了李立三的情况，充分肯定了他对革命的贡献，对苏方一些人的指控，给予有力的批驳。周恩来的一些发言被写入共产国际监委会1940年4月对李立三的结论中，对李立三以后的平反起了很大作用。”
不久，因国内抗日形势紧迫，周恩来尚未完全康复便回到祖国。在异国他乡倍受磨难的李立三，遂开始日夜思念自己的祖国，想念老朋友周恩来。待1945年6月郭沫若到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22周年纪念大会时，李立三还曾三次会见他，请其将两封信带回国内，一封转致党中央周恩来等人，是有关他要求中央同苏联交涉，准许他回国工作的；另一封信是写给自己家里的，里边附有李立三及李莎和女儿的合照。
看到李立三的信件后，想起这些年来李立三所遭受的磨难，周恩来很为心酸，随即向党中央做了汇报，毛泽东亲手将李立三的名字写入“七大”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里（后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使李立三得以名正言顺地回国参加工作。至于李立三的第二封信，郭沫若也是通过周恩来才找到了李的大儿子李人纪，家里这才知道了他的近况。周恩来对于李立三的关怀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六
1946年1月，年近50的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国内。随后，他受党派遣，化名李敏然，参加由美国代表、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停执行处东北小组的工作。怀着对老友周恩来挽救自己的感激之情，他随即便以东北小组中共方面负责人的身份，赴长春、沈阳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
此后，李立三先后担任东北局编译小组组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历任劳动部部长、中央第三办公室副主任、政协第三届全国常务委员、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为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孜孜不倦地奉献着自己的精力。
然而，正当李立三踌躇满志地决心为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奉献全力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李立三遭到群众造反组织的多次批斗。在其残酷折磨下，李立三的身体每况愈下，无助之际想起了周恩来，遂再度提笔向老朋友求援，请求先去医院治疗，等身体情况稍有好转时再接受群众批斗。然而，这封凝结着李立三的情和泪、寄予着莫大希望的信未及发出便被“造反派”撕得粉碎。使他身心都遭到莫大摧残。走投无路的李立三，遂带着对老朋友周恩来的极度想念，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无限眷恋，于1967年6月22日在狱中服毒自杀，走完了自己传奇而又坎坷的一生。
得此噩耗，周恩来良久未语，失去挚友的痛苦之情，尽显无余。此后，对于李立三的家人，周恩来甚为关怀，他曾于百忙之中多次指示有关部门妥善照顾李人纪、李人俊、李竞等李立三子女的生活。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亦因病于北京逝世。周恩来与李立三两人长达数十年的传奇交往，至此落幕。（续完）
（责编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