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后半叶，民办教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担负着为一亿多农村中小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将现代文明播撒到最偏僻的山区乡村。他们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但所得却少之又少。小时候，我所在的小学，教我的老师大部分都是民办教师，包括我的伯伯，他们承担着重要的教学任务，成为学校的中坚力量。
　　刘醒龙的《天行者》就描述了界岭这个地方的几名小学民办教师，他们为学生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辛劳。为了转成公办教师，他们煞费苦心，想尽办法。邓有米为了转正，不惜偷山上的稀有树木红豆杉卖，被派出所抓住后，名誉扫地。余校长和孙四海为了一个子虚乌有的转正消息，巴结起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教师。余校长的执著，邓有米的精明，孙四海的清高，在转正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等真正有转正名额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相互谦让，将机会留给其他人，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他们将两次转正机会留给了年轻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和难分难舍的兄弟情谊。用乡教育站万站长的话来说就是三人“要是有三个转正名额才可以，否则，一个都转不了”。
　　后来，国家政策有所变化，给了广大民办教师转正的机会，这令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但是，县里的政策又规定，他们必须买断以前的工龄，这样算下来，余校长得交一万多块钱，邓有米和孙四海也得交七八千元。这样的款项，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就是把他们“当民办教师的所有劳动所得加在一起都不够”。精明的邓有米一向俭省节约，精打细算，东拼西凑才算交足款项。但是，为了余校长和孙四海，他不惜铤而走险，截留别人捐助盖新教学楼的一部分钱。然而，新教学楼因为“豆腐渣”工程还没入住就倒塌。东窗事发，邓有米远走他乡，但用那些钱为余校长交了工龄款。孙四海也一举打败“村阀”余实，成为村长，他下决心纠正时弊，将“村里人当成自己的家人”来看待。邓有米在省城投靠了以前的学生，当起了有钱人的家庭教师，工资不菲。以前在学校呆过的教师张英才和以前的学生叶碧秋也重新上山当起老师，学校充满希望。这不是最好的结局，但也是个不错的结局。
　　刘醒龙讲述了民办教师艰苦异常而又温情脉脉的生活故事，他们为了让学生上好学，殚精竭虑，甚至搭上自己可怜的工资。他们的工资也被一欠再欠，一拖再拖，常常不能按时拿到手，他们只有寅吃卯粮，过着艰苦的日子。但为了学生，他們依旧勇敢坚守，默默苦行，他们不愧为中国大地上的“民间英雄”。
　　我的伯伯前几年退休了，拿着退休金，在农村生活得还算滋润。他总是说，“这辈子，值了”。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民办教师的结局，就像余校长那样，虽然不能弥补他们一生的巨大付出，但也算对他们辛劳的小小回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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