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没关系，我相信可以拉回来，允许你们下滑一个月、两个月，3个月都没关系，但不能超过半年。如果超过半年了，就是‘沉舟侧畔千帆过’，‘千帆’就从我们面前过去了。”随后，他分析了这场危机的根源、湖南广电的现状和出路。 　　当天晚上，台里许多人向参加会议的业务骨干们打听——老板到底讲了什么？
　　迷信个人魔力的人也许会说，“老板”在这幢大楼里确实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他这番讲话后，湖南卫视的收视率开始回升，一周后又杀回全国地方卫视台收视排名第一第二的位置。
　　当年7月，湖南卫视推出新的改版方案，包括取消晚“双剧场”策略，把金鹰剧场时间前移至黄金档，重新打造晚间档的娱乐节目。为了止住人才流失，他们又推出一项市场化的新举措：允许优秀的制片人和节目制作团队成立工作室，可以为其他电视台或者视频网站策划制作节目。
　　经历上半年两个多月的低谷，湖南卫视在2012年仍然保住了“江湖老大”的地位，如他们对外宣称的那样——“连续11年保持省级卫视收视和创收第一”。
　　他深深吐了一口烟，如此总结自己的拿捏：“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去讲，到了非常重要的情况，我可能会去讲。但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你不叫我讲，我也会去讲。”

一定要讲

　　客厅里，有一台近60寸的大屏幕液晶电视。正对电视墙的长沙发上，男主人有一个自己感觉最舒坦的“角落”。每天，他都要坐在那里，花上一两个小时来研究电视节目，从湖南卫视、央视，到江浙沪等省级卫视。
　　在厅长任上，魏文彬忙于推动一轮又一轮的体制改革，处心积虑地谋求可能的突破路径，并无多少精力来关注这些微观层面的节目策划与制作。“现在，我就是一个电视观众，当然比过去更超脱、更客观一点了。”
　　2013年，湖南卫视先后推出两档收视大热的节目——《我是歌手》和《爸爸去哪儿》。两档节目的策划制作团队，都被魏文彬叫到家里开过研讨会。
　　看完头两期《爸爸去哪儿》后，魏文彬把制片人、导演谢涤葵和电视剧频道总监潘礼平叫到家中，因为“我一辈子就搞这个事，一看就觉得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谢涤葵曾担任过《晚间新闻》、《变形计》的制片和导演，算是正宗的“湘军子弟”。他母亲是湖南电视台的老员工，已退休，曾和魏文彬共事多年。两家曾住同一幢家属楼的上下层。儿时，谢涤葵迎面碰到魏文彬，会叫一声“魏叔叔”，再后来就成了“魏台长”。
　　在谢涤葵的记忆中，一年前的那次客厅研讨会探讨得很深入。
　　“他（魏文彬）说了他的担心：节目过了几期后，大家会不会感到审美疲劳？里头没有比赛设置，光靠几个萌娃、明星爸爸是不是能撑得起来？他提了很多建议，包括节目走向，去哪儿也是个问题。他也帮我们总结了前两期的经验——譬如为什么要选4到6岁之间的小孩子。也提出了很多深入的探讨。”
　　谢涤葵说，这些“担心”和制作團队的忧虑不谋而合。“当时他已经敏锐地看到：节目的最大亮点不是明星爸爸，而是小孩子。他特别提醒我们，要让这些萌娃在节目中逐渐塑造起自己独特的性格和特点。”之后，制片团队在设计情节时，都尽量让孩子们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后来，我们就把节目的重心慢慢转向人物关系的递进、性格的展开，或是比较大的悬念，让观众关注到每一个人的个性，喜欢上这5对父子（女）。让这10个人成为收视的关键。”
　　谢涤葵很谦虚地表示：节目后来一期比一期好，“和魏主席的指导有很大关系。”
　　一谈起节目的策划和制作，魏文彬立刻滔滔不绝起来。从立意、主旨、走向和环节设计、镜头表现，他都有许多想法和意见。末了，他特别补上一句：“我把他们这么叫过来，可不是行政干预，就是以一个电视观众的身份、一个老电视人的身份，和他们纯粹地进行业务探讨。”
　　2014年初到春节前后，湖南广电人借势追击，推出电影版的《爸爸去哪儿》，创下7个亿的票房收入。这被魏文彬喜滋滋地称为“奇迹”。
　　关于电影版，他还有一个小小的“后悔”。
　　在拍摄基地长隆野生动物园里，明星爸爸们的挑战任务之一，是把放在蟒蛇窝里的食材盒取出来。拍这一环节里，节目组把爸爸和孩子们分开拍摄：一边是爸爸们提心吊胆、轻手轻脚地靠近蟒蛇，一边是孩子们去别处喂其它的小动物。
　　“这个时候，为什么不把孩子们放进来呢？本来可拍5组镜头，譬如把5个孩子放到一个装有透明玻璃的装置，让他们看爸爸们是怎么完成任务的，他们自己又是什么反应……”

　　“我当时应该说出来的！”他叹了口气，带着几许遗憾。
　　“滴答滴”一声打断了叹息声。搁在沙发一旁的iPhone 5s提醒有新信息。这是秘书送他的生日礼物，还为他申请了一个名为“老虎”的微信账号。秘书在一旁悄悄告诉我：“（因为）我们都怕他。”
　　“老虎”的微信好友大部分是他的老部下、如今湖南广电中高层的中坚，其中有张华立、张丹丹、李炜……6月21日，拿到最新收视数据后，他立马“要求”谢涤葵加他的微信。
　　这成了他和这些老部下们探讨节目产品的一个渠道。他时常抒发自己对各类节目的观感以及思考，褒贬分明。譬如，他不具名地批评某些节目“肤浅、明目张胆地卖弄、作假做秀”，一一分析“根源”，包括“来自管理者那张善变的脸”。
　　在这条评论底下，他又紧接着发了一条，@了一位湖南广电的管理层：“你不是那张善变的脸”。
　　“他还是会去操各种心，怎么可能完全放得下呢？”一位接近他的人士私下对记者说。台里每次为重要节目开研讨会，他都必定到会“参与指导”。
　　娱乐之外，电视湘军始终鲜有影响力。对有着文人情怀的魏文彬来说，这始终是一个“隐痛”。为这个矛盾重重的大变革时代提供有分量、有思考的东西，是这位主管过意识形态的官员的夙愿。 　　2006年我采访他时，他曾提出湖南广电的下一步战略是拍大片。然而，这也没有成为气候。卸任后，他仍在湖南广电内部的各种场合里推销他的理念——呼吁加大对纪录片和“真正能关照现实”的影视剧作品的投入。
　　“为什么就觉得大众不喜欢高端的呢？《舌尖上的中国》为什么收视率这么高、反响这么大？如果《舌尖》还是搞一些娱乐元素在里头，那就不伦不类，没这么大的影响力。”
　　他曾给几位相熟的纪录片导演出过一个题材——《最后的乡村》，建议他们用影像记录那些在三十多年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消逝的美丽村庄。“可以拍一个系列，引发社会对我们生存环境的应有关注”。
　　魏文彬的内心深处萦绕着一个作家梦。青年时，他曾在湖南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小说和散文，并在湖南省作协举办的一次青年文学大赛中获过奖。进入电视行业以及后来走上仕途，被他视为命运的意外安排。
　　他悄悄透露自己正在进行一次创作尝试，“已进行了大半年了”，主题和题材暂不方便公布，不过，“这会是一个反映三代人历史命运的故事。”

忧乐江湖

　　未能在任上启动湖南广电的第三轮改革，是魏文彬的一大遗憾。
　　早在2006年秋，他就在湖南广电确立了第三轮改革的目标——“两个走出去，一个立起来”，即“从行政体制内走出去，从国内走出去，把市场主体立起来” 。
　　虽然在湖南广电系统里集大权于一身，他殚精竭虑，也只能在机制上想办法，“可以说我是把机制做到极限，再往前走一步，我是做不到了。”在现有体制的禁锢下，他无法解决产权问题、权力分配问题，譬如，他不能对欧阳常林、吕焕斌这些中高层骨干进行股权激励，“我自己可以不要。但这是市场规律性的东西，违背不了。”
　　2010年，继任者欧阳常林开始着手推动以“管办分开，政企分开”为目标的第三轮改革。为此，他主动请辞了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局长的行政“官职”，态度和决心可谓坚决。
　　当年6月28日，被寄予改制厚望的“芒果传媒有限公司”挂牌。欧阳常林兼任董事长，张华立出任总裁，包括龙丹妮等在内的一批业务骨干出任董事。然而，经营性资产的剥离人事制度的变革，触痛了相关的利益方，在内部遭遇到来自各方面、尤其是中高层的顽强抵制。
　　采访中，魏文彬没有提及他退下来后的一次重要讲话。那是2011年7月4日，为启动芒果传媒运作，湖南广电召开过“改革动员大会”。老领导再次为改革“站台”，慷慨激昂地做了动员讲话，重申改革的迫切性、目标和所遇的阻力。他特别要求一些中高层领导“必须在个人得失和企业改革中做出选择”。
　　至今，湖南广电的第三轮改革仍处于“胶着、折腾”的状态。魏文彬承认，“改得很艰难”，“但这不能怪罪谁，这是体制问题、政策问题、气候问题。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
　　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如此评价欧阳常林：异常勤奋，执行能力强，短板是“从政时间太短”。
　　2012年，跟随原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外调”新疆两年的吕焕斌归来，两人有过几次就湖南广电未来的谈话。
　　在第一次交谈中，魏文彬就囑咐吕焕斌两件事：一是抓好宣传、管好队伍；二是要把市场做起来。“（市场）做起来了，你吕焕斌有出息；没做起来，你就没出息。因为宣传做得再好，功劳不会记在你一个人头上；如果把市场主体做起来，就是你一个人做起来的，我们前面的人都是打基础的。”
　　他向这位第三代掌门提了一个目标——在任期内，把湖南广电的资产做到1000亿，一年纯利润达几十亿美金，“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的声音。”
　　2014年，传媒界最重大的震动来自上海滩——“少帅”黎瑞刚重返上海文广，对上海文广进行大动作的体制改革。
　　“听说上海这回力度很大。”魏文彬说自己还没有去调研过。“如果真如宣传上讲的那样，能把上海媒体都转成一个市场性质的企业集团。那么，媒体市场化程度越高，发展得越快，才真有可能做大做强。”
　　这两位年龄相差近二十岁的传媒改革者曾有过几次“交锋”。
　　2008年，有“娱乐教母”之称的湖南节目制作人龙丹妮被黎瑞刚“挖角”到上海。魏文彬得知后，要求欧阳常林、吕焕斌两人立刻去上海，把她带回长沙。在他的苦心挽留下，龙丹妮最终留在了湖南广电。
　　当时，有媒体报道说：在龙丹妮走前，黎瑞刚托人给魏文彬带去一封短信——大意是你不应该把我当作竞争对手云云。
　　魏文彬笑称“细节失实”，并回顾了“挖角”事件的始末。当时，他正好出差外地做调研，欧阳常林、吕焕斌因而没能第一时间把信交到他手里。
　　“其实，我和黎瑞刚是很要好的‘忘年交’。我每次去上海，他见到我都是很客气地称呼。我也很喜欢他，觉得他是个能干大事的人 。”关于龙丹妮事件，他说两人有过一次谈话。“我说，瑞刚，你这盘棋其实不在一两个龙丹妮上，而是在整个体制和机制上。他也同意我的看法。”
　　一谈到中国传媒放开和市场化的话题，他所有的立足、出发点都是和“大国崛起”、“民族复兴”这样的词汇紧密关联在一起，如今又和新一代国家领导人所宣扬的“中国梦”勾连。
　　一位曾在湖南广电局工作的人士评价说：魏文彬对主流意识形态有着“绝对忠诚”，“这种忠诚发自于内心。”
　　不能老是让话语权掌握在几个说英语的国家手里。中国的媒体要做大，要走出去，要有国际影响，适应世界的变化。要从这个大局来着眼，这里有一个责任心、自尊心的问题。
　　中国的媒体要放开，把它捆绑在行政体制内，这是做不大的。我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媒体仍然处在行政切割中，就是神仙也做不大，只有放开。
　　其实，把它变成市场体制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国家）可以控股么，如果谁犯规，就关掉它。谁能迈出这一步，谁就能做大，否则，神仙也做不大。
　　和他的乡人前辈们一样，在湖南人魏文彬身上，“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是天然地交织在一起。
　　看到新疆发生的骚乱、民族冲突，他会“心里很痛”；看到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摩擦，他忿忿不平，甚至时常有非常古怪和荒唐的冲动——想去当兵，“我去当兵，估计还会是一个好兵。”
　　年过六旬后，他时不时沉浸在往日的记忆片段里。“经常想起来的，还是我们国家很贫穷的年代，那时我还在读初中，饭也吃不饱，但特别怀念那个有理想、有激情的年代，物质上一无所有，感觉精神上非常富有。”
　　对于逝去的光阴，他觉得“无怨无悔”，“不管做对的事情，做错的事情，都无怨无悔。”
　　到了摄影师拍照时间，我们走进他在二楼的小书房。一卷长长的宣纸摊在书桌上，上面是抄写了一半的《岳阳楼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魏文彬最喜欢的古文篇章之一，他曾抄写过不下一百遍。
　　摄影师示意他在书桌前摆个pose。他走到这幅字前，停了一下，忽然提起毛笔，蘸了笔墨，自行写了起来，默然不言，完全进入了自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