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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是一封乱世战争中的杰出劝降信，笔者通过时代背景、收信双方角色定位、人情心理等角度分析丘迟文章中的劝说技巧，这对于我们解读文本以及练习写作都有一定裨益。
关键词：丘迟；与陈伯之书；陈伯之；时代背景；身份差异；人情心理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006-02
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凡六百余字，历来评论颇丰，不仅有从语言特色、用典用事、章法结构等各方面对文本进行分析解读的，还有从这封书信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角度来分析的。鉴于前贤的解析，笔者拟从从时代背景、收信双方角色定位、人情心理等角度，分析《与陈伯之书》这封乱世战争中的劝降信的特点，浅要概括其中卓越的劝说技巧。
一、书信的时代背景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1]丘迟的这封信作于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混乱的年代。当时，繁盛的中原地区竟出现了“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可以想见，乱世之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是一个实力决定一切的时代。这一阶段，在江南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相继建立过宋、齐、梁、陈四朝；在北方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不是外部入寇就是重臣造反，上演了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闹剧。当时朝代更迭频繁，今朝大王明日鬼，一臣事二主的现象屡见不鲜，人们也就少了一些忠君事主的道德负担。
遗憾的是，陈伯之恰巧是这种首鼠两端的人物。陈伯之以海盗起家，后投奔乡人进入行伍，本为齐臣，后叛齐降梁。梁灭齐以后，陈伯之治政无方，怕梁武帝罚，举兵反梁，投奔了北魏。
二、写信人与收信人的身份差异
《梁书·列传第十四》记载：“陈伯之，济阴睢陵人也。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著獭皮冠，带刺刀，候伺邻里稻熟，辄偷刈之。尝为田主所见，呵之云：‘楚子莫动！’伯之谓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担何苦？’田主将执之，伯之因杖刀而进，将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担稻而归。及年长，在钟离数为劫盗，尝授面觇人船，船人斫之，获其左耳。”伯之自小就是泼皮，曾经偷割别人的稻子，被田主发现后还强词夺理，“杖刀”逼走主人，不慌不忙地担着稻子离去。由此可以看出，丘迟的劝降对象绝对不是一个好说话的善主。
除此之外，陈伯之还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武夫。“伯之不识书，及还江州，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而已。有事，典签传口语，与夺决于主者。”[2]
于是，一方面，丘迟与陈伯之分属于交战双方。丘迟为率军北伐的梁朝主将临川王萧宏的手下记室，相当于随军文员；而陈伯之则为梁之叛将，后作为抵抗梁军的北魏大将。另一方面，丘迟是文采卓著的文人，钟嵘曾经评论说：“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诗品》）又得家学渊源，“父灵鞠，有才名，仕齐官至太中大夫。迟八岁便属文，灵鞠常谓‘气骨似我’。黄门郎谢超宗、征士何点并见而异之。”[3]可见丘迟受父亲影响，少时早慧，八岁便会援笔作文，是一个少年成名的知识文化人；而陈伯之出身草莽，目不识丁，典型的赳赳武夫。身份地位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决定了此信难于措辞。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天监四年，诏太尉、临川王宏率众军北讨，宏命记室丘迟私与伯之书”[4]，于是有了《与陈伯之书》。
再次，作为书信，礼节有宜；又，作为一封劝降信，除了客套话以外，还得摆事实，讲道理，陈利害，动之以情，晓之以礼。
三、其中的情感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其描写江南风物的那一段，写得特别引人入胜，历代以来，多有所引用。其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对后世影响很大。陈伯之本睢陵（今江苏省睢宁县）人，梁时做过江州刺史。丘迟是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二人皆是江南人。出自繁华美丽温润富贵之乡，丘迟不写金屋翠袖，却写江南普通的时令风景，想来不为无由。这种对故乡景物的生动描写，是为其书信的抒情性铺垫。丘迟在前文历陈史实，分析实力的基础上，穿插上这么一段别具温情的描写，实是利用了普通人的情感因素，是在充分洞明了收信人内心情感基础上动笔为文的。
本文意在劝人，有着杰出的劝降技巧。他先打消其顾虑，再挟军事实力和当时的具体对峙状态来说服，甚至末名借以威胁之。
然而时过境迁，时移世易，后人对《与陈伯之书》中所举诸多的历史典故、威逼利诱、巧舌如簧等已经没有印象，反而对这几句描写江南春景风物的名句格外喜爱。以至清代高鼎的一首小诗《春居》中仍有“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句来化用此典，其文学魅力可见一斑。
四、书信的成效
《梁书》记载：“伯之得书，乃于寿阳拥兵八千归降。”《与陈伯之书》这个诞生于战乱之中的书信，就这样给后人留下了一文得千军的美谈。当然，也可能不完全是此信之功，主要是当时之情势使然。但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类似此书信功能者，如三国时诸葛武侯之前后《出师表》，岳武穆之《精忠报国》，陆游之《示儿》篇，文天祥之《过零丁洋》等文本，于佑任之“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余光中“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等华章名句，令人思接千载，运通万里。想来必是千古皆然，华夏皆有此一统中原，恢复河山之良好传统。总之，此信发挥了它的应有作用，又因为其出色的文采与杰出的艺术特色广为流传。
人常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丘迟这个秀才不仅把道理讲给了目不识丁的陈伯之，而且讲清了，讲好了，讲通了，达到了劝降的目的，可谓史上的一段佳话。谁说书生百无一用？只为一封信，足当“半壁江山一纸书”之美论。
参考书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中国教育出版社。
[2][4]《梁书·列传第十四·刘季连陈伯之》
[3]《梁书·列传第四十三·文学上》
附录：与陈伯之书
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
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于此。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刃於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於当世！夫迷涂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剪，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
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将军独靦颜借命，驱驰毡裘之长，宁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燋烂。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藁街，而将军鱼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当今皇帝盛明，天下安乐。白环西献，楛矢东来；夜郎滇池，解辫请职；朝鲜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揔兹戎重，吊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怀，君其详之。丘迟顿首。
（责任编校：刘军平）
关键词：丘迟；与陈伯之书；陈伯之；时代背景；身份差异；人情心理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006-02
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凡六百余字，历来评论颇丰，不仅有从语言特色、用典用事、章法结构等各方面对文本进行分析解读的，还有从这封书信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角度来分析的。鉴于前贤的解析，笔者拟从从时代背景、收信双方角色定位、人情心理等角度，分析《与陈伯之书》这封乱世战争中的劝降信的特点，浅要概括其中卓越的劝说技巧。
一、书信的时代背景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1]丘迟的这封信作于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混乱的年代。当时，繁盛的中原地区竟出现了“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可以想见，乱世之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是一个实力决定一切的时代。这一阶段，在江南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相继建立过宋、齐、梁、陈四朝；在北方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不是外部入寇就是重臣造反，上演了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闹剧。当时朝代更迭频繁，今朝大王明日鬼，一臣事二主的现象屡见不鲜，人们也就少了一些忠君事主的道德负担。
遗憾的是，陈伯之恰巧是这种首鼠两端的人物。陈伯之以海盗起家，后投奔乡人进入行伍，本为齐臣，后叛齐降梁。梁灭齐以后，陈伯之治政无方，怕梁武帝罚，举兵反梁，投奔了北魏。
二、写信人与收信人的身份差异
《梁书·列传第十四》记载：“陈伯之，济阴睢陵人也。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著獭皮冠，带刺刀，候伺邻里稻熟，辄偷刈之。尝为田主所见，呵之云：‘楚子莫动！’伯之谓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担何苦？’田主将执之，伯之因杖刀而进，将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担稻而归。及年长，在钟离数为劫盗，尝授面觇人船，船人斫之，获其左耳。”伯之自小就是泼皮，曾经偷割别人的稻子，被田主发现后还强词夺理，“杖刀”逼走主人，不慌不忙地担着稻子离去。由此可以看出，丘迟的劝降对象绝对不是一个好说话的善主。
除此之外，陈伯之还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武夫。“伯之不识书，及还江州，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而已。有事，典签传口语，与夺决于主者。”[2]
于是，一方面，丘迟与陈伯之分属于交战双方。丘迟为率军北伐的梁朝主将临川王萧宏的手下记室，相当于随军文员；而陈伯之则为梁之叛将，后作为抵抗梁军的北魏大将。另一方面，丘迟是文采卓著的文人，钟嵘曾经评论说：“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诗品》）又得家学渊源，“父灵鞠，有才名，仕齐官至太中大夫。迟八岁便属文，灵鞠常谓‘气骨似我’。黄门郎谢超宗、征士何点并见而异之。”[3]可见丘迟受父亲影响，少时早慧，八岁便会援笔作文，是一个少年成名的知识文化人；而陈伯之出身草莽，目不识丁，典型的赳赳武夫。身份地位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决定了此信难于措辞。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天监四年，诏太尉、临川王宏率众军北讨，宏命记室丘迟私与伯之书”[4]，于是有了《与陈伯之书》。
再次，作为书信，礼节有宜；又，作为一封劝降信，除了客套话以外，还得摆事实，讲道理，陈利害，动之以情，晓之以礼。
三、其中的情感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其描写江南风物的那一段，写得特别引人入胜，历代以来，多有所引用。其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对后世影响很大。陈伯之本睢陵（今江苏省睢宁县）人，梁时做过江州刺史。丘迟是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二人皆是江南人。出自繁华美丽温润富贵之乡，丘迟不写金屋翠袖，却写江南普通的时令风景，想来不为无由。这种对故乡景物的生动描写，是为其书信的抒情性铺垫。丘迟在前文历陈史实，分析实力的基础上，穿插上这么一段别具温情的描写，实是利用了普通人的情感因素，是在充分洞明了收信人内心情感基础上动笔为文的。
本文意在劝人，有着杰出的劝降技巧。他先打消其顾虑，再挟军事实力和当时的具体对峙状态来说服，甚至末名借以威胁之。
然而时过境迁，时移世易，后人对《与陈伯之书》中所举诸多的历史典故、威逼利诱、巧舌如簧等已经没有印象，反而对这几句描写江南春景风物的名句格外喜爱。以至清代高鼎的一首小诗《春居》中仍有“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句来化用此典，其文学魅力可见一斑。
四、书信的成效
《梁书》记载：“伯之得书，乃于寿阳拥兵八千归降。”《与陈伯之书》这个诞生于战乱之中的书信，就这样给后人留下了一文得千军的美谈。当然，也可能不完全是此信之功，主要是当时之情势使然。但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类似此书信功能者，如三国时诸葛武侯之前后《出师表》，岳武穆之《精忠报国》，陆游之《示儿》篇，文天祥之《过零丁洋》等文本，于佑任之“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余光中“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等华章名句，令人思接千载，运通万里。想来必是千古皆然，华夏皆有此一统中原，恢复河山之良好传统。总之，此信发挥了它的应有作用，又因为其出色的文采与杰出的艺术特色广为流传。
人常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丘迟这个秀才不仅把道理讲给了目不识丁的陈伯之，而且讲清了，讲好了，讲通了，达到了劝降的目的，可谓史上的一段佳话。谁说书生百无一用？只为一封信，足当“半壁江山一纸书”之美论。
参考书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中国教育出版社。
[2][4]《梁书·列传第十四·刘季连陈伯之》
[3]《梁书·列传第四十三·文学上》
附录：与陈伯之书
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
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于此。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刃於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於当世！夫迷涂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剪，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
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将军独靦颜借命，驱驰毡裘之长，宁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燋烂。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藁街，而将军鱼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当今皇帝盛明，天下安乐。白环西献，楛矢东来；夜郎滇池，解辫请职；朝鲜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揔兹戎重，吊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怀，君其详之。丘迟顿首。
（责任编校：刘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