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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烈士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遇害时才30岁。就义前她曾留下一封充满深情、催人泪下的遗书给儿子陈掖贤(宁儿)，读之令人无不动容。她怀着对儿子难以割舍的爱离开人间，然而又有谁会料想到这位为革命捐献志士的后代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如此艰辛。抹去那张赵一曼抱着儿子的照片上的尘埃，沿着那孩子成长的足印，我们来品读这位烈士遗孤在失去至亲之后，所面临的寄人篱下的生活困境，以及他饱受的人生挫折……1956年至1981年我与陈掖贤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原为北京工业学校，后改为第六机床厂，再改称机电研究院)。其中，1956年至1969年同在一个教研组(北京工业学校政治教研组)。并且在1958年和1960年两次一起下放到农村劳动，大部分时间睡在同一铺炕上。我们还在1968年5月同时被关进“牛棚”，住在一问大屋子里，一起被监督劳动，一起挨批斗。由于接触较多，因此对陈掖贤——赵一曼烈士的儿子有较深的了解。
擅长教学 不修边幅
陈掖贤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因“不适合外事工作”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任政治课教师，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学校领导为照顾他，在教工宿舍十分紧缺的情况下，腾出一间平房给他做宿舍。学校让教研组全体同志帮助他尽快熟悉教学业务、讲好课。
在教研组工作中，我们发现陈掖贤马列主义理论基础扎实，基本观点明确，并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和很扎实的古汉语基础。在教学研究和时事政治学习时发言很有见地。他在老教师的帮助下很快就掌握教学环节，适应了教学工作。他讲课观点清楚，内容丰富，较受同学欢迎。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我们还发现说他“不适合外事工作”，竟然是因为他个人日常生活安排不好。他平日不注意个人仪表，不修边幅，有时甚至蓬头垢面。而且，他不太注意居室卫生，房间经常十分脏乱。他的木板床上仅铺一张凉席，席上放一床棉絮(没有被面被里)。起床后就把棉絮堆成一团，从来不叠。而且，屋内烟蒂遍地，很少打扫。这样的个人形象显然是不符合外事工作要求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他性格内向，不爱讲话，有时心情郁闷。
陈掖贤的单人宿舍在每次卫生检查时总是不合格。于是学校领导便调整宿舍，把他和我安排在教工楼的一个房间里，让我们共同搞好宿舍卫生。当时，我担任教研组副组长自然会服从安排。
住在一起后，交谈的机会多了，对他有了一些了解。原来，陈掖贤出生后不久，赵一曼同志就被党组织派到东北进行抗日斗争。陈掖贤被寄养在大伯父家。他的大伯父是个商人，家里经济条件不错，已有几个子女。陈掖贤稍大一些后，知道自己是寄养在这里的，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从小就性格内向，比较郁闷。解放前，他在上海文华大学读一年级时，有一天他病了，一个人在宿舍休息。这时，突然闯进一个高年级同学要“强奸”他，经他奋力反抗，强暴者没有得逞。但是，这件事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哀叹自己在什么地方都是弱者，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这些都对他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解放后，陈掖贤的亲姑姑陈琮英(任弼时同志爱人)找到他，送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当时，外交系的学员大多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对他很照顾。学习也较顺利。
这时，他和生父陈达邦也联系上了。据他讲：赵一曼回国生育后陈达邦被共产国际派到法国工作，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回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陈达邦在中国人民银行任专员，已经再婚，又有了几个子女。陈掖贤到生父家去过，但因感情不深，来往不多。
陈掖贤经常到中南海看望姑姑陈琮英。这件事只有学校党组织和教研组几个人知道，但只知道他去过中南海，不知详情。
经过一段接触，我发现陈掖贤不大会安排自己的经济开支。他当时的工资是每月69元，用起来总是前松后紧。月初总是吃甲类菜，还买些零食。下半月就只能吃丙类菜，到月底就得去工会借“小额贷款”(一种简便借款，只须到经办人处签名就能借到5元钱，下月发工资时即扣还)。他还爱吸烟，月初吸纸烟，下半月“卷大炮”，用的是剪开的报纸，烟蒂很大，而且都扔在地上。一天晚上，我从教研组备课回来，看到他正在喝酒，下酒菜是一种炸过的昆虫。他说这叫龙虱，营养十分丰富，过去只有在南方才能买到，这次很不容易在前门大街看到了，但是很贵。
师生姻缘 坎坷曲折
这时，他还告诉我，他正暗恋着他授课的化学分析专业的一个女学生，叫张友莲。平时，上课时不敢看她，有一天她上课时咳嗽了几声，他便情不自禁地问她：“你怎么感冒了?”
1957年5月，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这时，教工食堂的黑板报上刊登了一位电工师傅的文章，题目为《杂谈》，文中用了较多的讥讽文字。我和陈掖贤认为这不符合整风运动精神，便以“大拙”、“小拙”做笔名，共同写了一篇《谈杂谈》，进行规劝。谁知这篇文章引起了一些教师的不满，写文章进行反驳，要“拱出卫道者”。反右斗争开始后，我俩都参加了“反右小报”的工作，我做编辑，他则发挥文学才能，写些诗词进行“批判”。而那些“围攻”我们的人则错误地被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结束后，张友莲毕业了，被分配到某化工厂任实习技术员。陈掖贤立即给她写信表达爱意。张友莲接受了他的求爱。1957年秋天，陈掖贤把张友莲领到教研组，在全组同志面前宣布“我们要结婚”。学校领导只得帮他们办理了结婚手续。
陈掖贤结婚后，学校不可能立即给他分配家属宿舍。他们只能在星期六晚和星期天白天在我回家时，在我俩的宿舍里团聚。有时也会带着结婚证到城里找旅馆住宿。
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1958年3月我俩便被同时下放到农村劳动去了。
1958年3月，北京工业学校的20多名教职员被下放到北京市房山县河北乡当“新社员”，我和陈掖贤都在下放行列中。最初几个月我们的任务是和农民一起修建班各庄水电站的引水渠。当时，我们住在陈家台大队。每天，天一亮我们就吃早饭(机米饭、腌萝卜)，再带上两饭盒米饭当午餐，翻过一座山，蹬过一条河，走到水电站工地。我和陈掖贤的任务都是往工地运石料。在河滩上有老乡专门挑选适用的鹅卵石，每块近200斤，两个人抬起来放到我们腰上，连背带挎把石头背到半山腰的水渠旁。每天不知要往返多少次。当时的口号是“大干快上”，干到天黑了还要挑灯夜战，每天劳动14小时以上。回到住处，喝上几碗玉米渣子粥就赶快躺倒睡觉了，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而且，在当时也不能说累，否则会被扣上“怕苦怕累，不愿思想改造”的帽子。我的身体要比陈掖贤好得多，我都累成这样，陈掖贤的感受就可想而知了。
修完水电站，回到陈家台大队参加农业劳动。一回来就赶上抗旱，在“人定胜天”的口号下，每天担水14 个小时，从河滩把水挑到半山腰的白薯地里。经过几个月的劳动，陈掖贤的体质有所增强，后来随社员走30里山路到深山背回七、八十斤杏核也能胜任了。
后来，当地也搞起了“大炼钢铁”运动。我被派到邻村去烧耐火砖。陈掖贤则留在村里种“高产田”。
1959年1月，我们回到学校仍担任原来的工作。这时，张友莲已经怀孕，学校想办法在为拆迁农民盖的房子里挤出一间平房，分给陈掖贤做家属宿舍。不久，张友莲生下了他们的大女儿。
这时，他们的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由于两人在婚前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彼此对另一方的性格、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都不怎么了解。婚后他们又聚少离多，没有一个很好的磨合、适应过程。因此，在生活上产生不少摩擦和矛盾，经常争吵。也由于陈掖贤仍然不会好好安排经济生活，尽管他俩的工资合起来已超过100元，应该能应对一家三口的生活开支。但是，由于安排不好，到月底总是很困难，于是便吵得更凶。几个月后他们竟然离婚了。女儿被送到四川，由陈掖贤的姨妈抚养。张友莲由于受到离婚和离开孩子的打击，不久便得了精神疾病，不能工作，有时还需住院治疗。陈掖贤的情绪也日益消沉郁闷。
生活拮据 安排无序
1960年3月，朝阳区委组织辖区内几个中等专业学校的政治课教师到楼梓庄公社劳动锻炼。我和陈掖贤又一起被派去了。白天到小麦专业队劳动，晚上住在老乡家里。这时的劳动强度不大，最大的困难一是饿，二是困。当时每天两顿饭，每顿到公共食堂领一个“双蒸法”窝头，没有菜，没有油。晚饭后，每天都要与社员一起“大辩论”，主题却是“粮食到底够吃不够吃”。这种会每天都开到半夜。这时的陈掖贤除了参加劳动和开会，其余时间都是躺在炕上，一言不发。两个月后，我因母亲病危提前离开，其他同志到暑假才回来。
陈掖贤从楼梓庄回来后，情绪降到最低点。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物质供应奇缺，一些不要票证的“议价”商品又特贵。陈掖贤的工资虽已增加到77元，但仍不够用，到月底总是没有吃饭的钱了。学校领导很为这件事着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让我帮助陈掖贤安排工资开支。具体做法是：每月发工资时帮他还清欠款，买够全月用的饭票，剩下的钱作零用钱放在我这里，我把这些钱分成四份，每星期给他一份。领导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保证陈掖贤全月都有钱吃饭，也有零用钱了。
这个办法不久便执行不下去了。原因是他总要提前支取零用钱。我则坚持原规定，坚决不给。为此，我们两人发生过口角和争吵。这时他便改变办法，向私人借钱。他借钱有个特点，就是下月发工资时准还。但是，发工资后还清借款、买够饭票以后，零用钱就剩不下多少了。于是，他又向别的同志说，他的饭票买多了，用不完，把饭票换成现钱去花。这样，到月底他又没钱吃饭了。有一次，我耐心地问他零用钱为什么花那么多。他告诉我：有一天他路过金鱼胡同和平宾馆，发现那里有零售的议价西凤酒，每两2．70元。他就买了2两，一饮而尽。可是，这5元4角钱差不多是他一周的零用钱了。
这时期还发生了一件对他后半生有重大影响的事情。1960年秋天，他的生父看他生活太苦了，便领他到政协礼堂餐厅用一张七角钱的餐券吃了一餐“红烧狮子头”。(当时凭票供应的猪肉是每斤0．81元，这一餐只是未交肉票。)但是，这顿饭却引起他思想上很大波动，造成极大烦恼。因为，这顿饭触动了他思想上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使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认为“党没有和人民群众一起渡过难关”，而自己也享受了“特权”。因此，在回来路上看到奔忙的饥饿人群，他觉得羞愧难当，不敢正面看人。他为此越来越苦恼，他向党委副书记郝连科同志汇报了这些苦恼，并把这些思想写成一首诗交给郝连科。党委领导一面给他解释，说政协餐厅只是照顾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共渡难关才设立的，让他不要有思想负担。同时，为了安慰他，也和诗一首，我只记得最后一句是“过市何须帽遮颜”。但是，这些并没有解除他的苦恼。
这时，他的教学效果也随着他心情好坏和备课是否充分而起落很大。
1961年春天，学校党委看他情绪苦闷，担心他患了精神忧郁症，决定派我陪他去安定医院检查治疗。
在安定医院，我向一医生介绍了他的身世和他的生活状况。经诊断，医生决定让他住院治疗。这样他就在医院轻症病房里住了几个月。
陈掖贤住院期间，我继续帮他管理工资。我每月去看他两次，替他交住院伙食费，备生活用品。剩余的钱替他存入银行，到他出院时把存有200多元的存折交给他。这可能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笔存款。陈掖贤住院期间我也看到他的生父买了水果去看他。
陈掖贤出院不久就和张友莲复婚了。学校在一栋新开辟的家属宿舍楼里分给他一个房间。此后我就不再帮他管理工资了。但是，彼此来往较多。当时我住在这栋楼的底层，有时我们互相串门聊天。他看到我爱人怀孕了，就亲手做了一道“烧干贝”菜，让我爱人加强营养。说实话，这是我们从未吃过的美味。后来，张友莲也怀孕了，而我们的第二个孩子一出生就夭折了。我们便把准备好的全部衣被送给了他。不久，陈掖贤有了第二个女儿，小孩放在他的岳母家抚养。张友莲的病仍是时好时重，有时要住院治疗。
1965年我被派去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有一年时间没有和陈掖贤在一起。
文革骤起 厄运难逃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骤然而起。在造反派“炮轰党委”时，陈掖贤也在发言中表露了对党委的不满。一是自己的工资被别人管着，自己不能随便花；二是自己没有病却被送进安定医院。恰在此时，北京市刮起一阵风，说“黑帮”、“走资派”把与他们进行斗争的“革命者”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政治迫害。这样，造反派就有了造反的法宝，而党委“迫害”的正是赵一曼烈士之子，岂不是“罪大恶极”。造反派们还把陈掖贤住在阴面房间，屋里没有像样的家具，床上没有多少被褥都当作他受迫害的证据。造反派把陈掖贤安排到单身宿舍楼的一个向阳的房间，搬来党委办公室的沙发、写字台，责令后勤部门给他送来新被褥，还派“红卫兵”在房间外日夜守护。这时，他的一日三餐有人送，上下台阶有人扶。但是，不许别人与他接近。造反派就是想把他控制起来，从他口中挖出更多资料，以增加自己的造反资本，显示自己是“最革命”的。
造反派以“迫害烈士之子”的罪名，对党委书记孟波(女，1938年赴延安的老干部)、副书记郝连科(解放前中共地下党员)进行残酷批斗。在一次放映电影《赵一曼》后的批斗会上，把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把他们的腰都打坏了。此后不久，郝连科同志便在自己家里悬梁自尽。孟波同志此后几十年一直受腰疼困扰。
由于是我管理陈的工资，又是我把陈送进安定医院，于是，我便成了“党委迫害烈士之子”的刽子手。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幸好我当时还在“四清工作团”没有回来，因为“新市委”要“四清工作团”保留原建制集 中揭发批判“旧市委”，几个月后才解散。
我回学校时，批斗党委迫害陈掖贤的最高潮已过。造反派们大多外出“大串联”，部分留在学校的忙于打派仗，已经没有什么人理我了。
我面临的局势进一步好转与一张大字报有关。原来主管政治教研组的基础部党支部书记罗鸿楷同志看到陈掖贤把事情越弄越大，越来越离谱，便写了一张大字报，指出陈掖贤也有不健康的思想。他提到1960年政协礼堂一餐饭后陈掖贤的不正确思想，并公布了他与郝连科同志的诗，想让陈掖贤刹刹车。谁知，不久造反派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陈掖贤打成了“反党分子”，把他赶回家属楼的阴面宿舍，“迫害烈士之子”的事也没人再提了。真是世事难料，福祸莫测啊!
1968年5月，军训团和工宣队领导“清理阶级队伍”时，我和陈掖贤又双双面临厄运。当时我被人诬陷为军统特务和中统特务(解放时我16周岁，是初中三年级学生)。陈掖贤是因有“反党思想”。我们被关进“牛棚”。白天监督劳动，晚上写交待材料、学语录。10个月后，1969年3月，审查结束，我们被宣布“解放”，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
悲剧人生 可叹可惜
1969年6月，北京工业学校被解散，与精密机械研究所组成第六机床厂。全体教职员除少数人当干部外，全部下放当工人。陈掖贤也到了这里，一直干到1982年逝世。
这段时间，陈掖贤的心情更加郁闷，每天低头上下班，很少与人交谈。因他爱人经常住院，经济更加拮据。因为张友莲在实习期间就结婚、生孩子，她只领实习工资，病休工资每月才三十多元。
大约是1974年秋天，陈掖贤好几天没去上班，同事到他家看时，发现他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原来他因没钱吃饭已经饿了四、五天了。同事们赶快把他送医院抢救。
1981年，机电研究院盖起两栋单元式家属宿舍楼，按条件我和陈掖贤都有资格住进去。但是，凭工龄我们只能住四、五层。我住四层，陈掖贤被安排住在一层向阳的单元，说明机电院领导对他还是有照顾的。随后，我离开机电院，调入北京工业大学第一分校(现北京联合大学机电学院)。从此，我和陈掖贤就不在一个单位了。
1982年8月，我暑期旅游回来，刚到家就听说陈掖贤死了。原来，陈掖贤又是几天没上班，同事们到他家看他，发现他已自缢身亡。
从此，陈掖贤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留存于世的只有赵一曼烈士抱着他的那张母子合影和牺牲前留给他的信。
陈掖贤去世后，机电院向市里申请把他的大女儿调回北京，与他的二女儿一起在机电院安排了工作。不久，他的大女儿因为不习惯在北京生活又调回四川。他的二女儿与一位工程技术人员恋爱、结婚，现定居国外。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见到张友莲，听说已经因病去世了。
陈掖贤的一生确实是个悲剧，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悲剧。
陈掖贤生长的年代正是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外有日寇入侵，内有反革命围剿。多少革命志士舍家弃子，共赴国难，无数家庭破碎。赵一曼烈士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陈掖贤从小很少享受到母爱，更没有与父母相聚的家庭欢乐。这种情况必然对陈掖贤的性格、心理乃至生活习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伴随了他的一生。此乃历史悲剧。陈掖贤成长和工作的年代，正是我国政治运动反复多变时期，甚至是文革那样的悲剧，也让陈掖贤赶上了。
当然，我也认为陈掖贤还有其性格缺陷方面原因，也是他个人的悲剧。他从参加工作起就“居有其屋”，这在当时是很多人得不到的。但是，他并没有很好地为自己创造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生活狼狈，婚姻草率。婚后又没有很好地协调夫妻关系，离离合合，婚姻很不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轻易被人利用，造成很坏后果，也给自己带来命运的大起大落。
陈掖贤逝世已经24年了。为了赵一曼烈士，也为陈掖贤未能施展的才华及其坎坷的一生，我们在叹惜的同时，仍应深切地悼念他。
(作者为原北京联合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宣传部长)
擅长教学 不修边幅
陈掖贤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因“不适合外事工作”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任政治课教师，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学校领导为照顾他，在教工宿舍十分紧缺的情况下，腾出一间平房给他做宿舍。学校让教研组全体同志帮助他尽快熟悉教学业务、讲好课。
在教研组工作中，我们发现陈掖贤马列主义理论基础扎实，基本观点明确，并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和很扎实的古汉语基础。在教学研究和时事政治学习时发言很有见地。他在老教师的帮助下很快就掌握教学环节，适应了教学工作。他讲课观点清楚，内容丰富，较受同学欢迎。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我们还发现说他“不适合外事工作”，竟然是因为他个人日常生活安排不好。他平日不注意个人仪表，不修边幅，有时甚至蓬头垢面。而且，他不太注意居室卫生，房间经常十分脏乱。他的木板床上仅铺一张凉席，席上放一床棉絮(没有被面被里)。起床后就把棉絮堆成一团，从来不叠。而且，屋内烟蒂遍地，很少打扫。这样的个人形象显然是不符合外事工作要求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他性格内向，不爱讲话，有时心情郁闷。
陈掖贤的单人宿舍在每次卫生检查时总是不合格。于是学校领导便调整宿舍，把他和我安排在教工楼的一个房间里，让我们共同搞好宿舍卫生。当时，我担任教研组副组长自然会服从安排。
住在一起后，交谈的机会多了，对他有了一些了解。原来，陈掖贤出生后不久，赵一曼同志就被党组织派到东北进行抗日斗争。陈掖贤被寄养在大伯父家。他的大伯父是个商人，家里经济条件不错，已有几个子女。陈掖贤稍大一些后，知道自己是寄养在这里的，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从小就性格内向，比较郁闷。解放前，他在上海文华大学读一年级时，有一天他病了，一个人在宿舍休息。这时，突然闯进一个高年级同学要“强奸”他，经他奋力反抗，强暴者没有得逞。但是，这件事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哀叹自己在什么地方都是弱者，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这些都对他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解放后，陈掖贤的亲姑姑陈琮英(任弼时同志爱人)找到他，送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当时，外交系的学员大多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对他很照顾。学习也较顺利。
这时，他和生父陈达邦也联系上了。据他讲：赵一曼回国生育后陈达邦被共产国际派到法国工作，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回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陈达邦在中国人民银行任专员，已经再婚，又有了几个子女。陈掖贤到生父家去过，但因感情不深，来往不多。
陈掖贤经常到中南海看望姑姑陈琮英。这件事只有学校党组织和教研组几个人知道，但只知道他去过中南海，不知详情。
经过一段接触，我发现陈掖贤不大会安排自己的经济开支。他当时的工资是每月69元，用起来总是前松后紧。月初总是吃甲类菜，还买些零食。下半月就只能吃丙类菜，到月底就得去工会借“小额贷款”(一种简便借款，只须到经办人处签名就能借到5元钱，下月发工资时即扣还)。他还爱吸烟，月初吸纸烟，下半月“卷大炮”，用的是剪开的报纸，烟蒂很大，而且都扔在地上。一天晚上，我从教研组备课回来，看到他正在喝酒，下酒菜是一种炸过的昆虫。他说这叫龙虱，营养十分丰富，过去只有在南方才能买到，这次很不容易在前门大街看到了，但是很贵。
师生姻缘 坎坷曲折
这时，他还告诉我，他正暗恋着他授课的化学分析专业的一个女学生，叫张友莲。平时，上课时不敢看她，有一天她上课时咳嗽了几声，他便情不自禁地问她：“你怎么感冒了?”
1957年5月，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这时，教工食堂的黑板报上刊登了一位电工师傅的文章，题目为《杂谈》，文中用了较多的讥讽文字。我和陈掖贤认为这不符合整风运动精神，便以“大拙”、“小拙”做笔名，共同写了一篇《谈杂谈》，进行规劝。谁知这篇文章引起了一些教师的不满，写文章进行反驳，要“拱出卫道者”。反右斗争开始后，我俩都参加了“反右小报”的工作，我做编辑，他则发挥文学才能，写些诗词进行“批判”。而那些“围攻”我们的人则错误地被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结束后，张友莲毕业了，被分配到某化工厂任实习技术员。陈掖贤立即给她写信表达爱意。张友莲接受了他的求爱。1957年秋天，陈掖贤把张友莲领到教研组，在全组同志面前宣布“我们要结婚”。学校领导只得帮他们办理了结婚手续。
陈掖贤结婚后，学校不可能立即给他分配家属宿舍。他们只能在星期六晚和星期天白天在我回家时，在我俩的宿舍里团聚。有时也会带着结婚证到城里找旅馆住宿。
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1958年3月我俩便被同时下放到农村劳动去了。
1958年3月，北京工业学校的20多名教职员被下放到北京市房山县河北乡当“新社员”，我和陈掖贤都在下放行列中。最初几个月我们的任务是和农民一起修建班各庄水电站的引水渠。当时，我们住在陈家台大队。每天，天一亮我们就吃早饭(机米饭、腌萝卜)，再带上两饭盒米饭当午餐，翻过一座山，蹬过一条河，走到水电站工地。我和陈掖贤的任务都是往工地运石料。在河滩上有老乡专门挑选适用的鹅卵石，每块近200斤，两个人抬起来放到我们腰上，连背带挎把石头背到半山腰的水渠旁。每天不知要往返多少次。当时的口号是“大干快上”，干到天黑了还要挑灯夜战，每天劳动14小时以上。回到住处，喝上几碗玉米渣子粥就赶快躺倒睡觉了，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而且，在当时也不能说累，否则会被扣上“怕苦怕累，不愿思想改造”的帽子。我的身体要比陈掖贤好得多，我都累成这样，陈掖贤的感受就可想而知了。
修完水电站，回到陈家台大队参加农业劳动。一回来就赶上抗旱，在“人定胜天”的口号下，每天担水14 个小时，从河滩把水挑到半山腰的白薯地里。经过几个月的劳动，陈掖贤的体质有所增强，后来随社员走30里山路到深山背回七、八十斤杏核也能胜任了。
后来，当地也搞起了“大炼钢铁”运动。我被派到邻村去烧耐火砖。陈掖贤则留在村里种“高产田”。
1959年1月，我们回到学校仍担任原来的工作。这时，张友莲已经怀孕，学校想办法在为拆迁农民盖的房子里挤出一间平房，分给陈掖贤做家属宿舍。不久，张友莲生下了他们的大女儿。
这时，他们的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由于两人在婚前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彼此对另一方的性格、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都不怎么了解。婚后他们又聚少离多，没有一个很好的磨合、适应过程。因此，在生活上产生不少摩擦和矛盾，经常争吵。也由于陈掖贤仍然不会好好安排经济生活，尽管他俩的工资合起来已超过100元，应该能应对一家三口的生活开支。但是，由于安排不好，到月底总是很困难，于是便吵得更凶。几个月后他们竟然离婚了。女儿被送到四川，由陈掖贤的姨妈抚养。张友莲由于受到离婚和离开孩子的打击，不久便得了精神疾病，不能工作，有时还需住院治疗。陈掖贤的情绪也日益消沉郁闷。
生活拮据 安排无序
1960年3月，朝阳区委组织辖区内几个中等专业学校的政治课教师到楼梓庄公社劳动锻炼。我和陈掖贤又一起被派去了。白天到小麦专业队劳动，晚上住在老乡家里。这时的劳动强度不大，最大的困难一是饿，二是困。当时每天两顿饭，每顿到公共食堂领一个“双蒸法”窝头，没有菜，没有油。晚饭后，每天都要与社员一起“大辩论”，主题却是“粮食到底够吃不够吃”。这种会每天都开到半夜。这时的陈掖贤除了参加劳动和开会，其余时间都是躺在炕上，一言不发。两个月后，我因母亲病危提前离开，其他同志到暑假才回来。
陈掖贤从楼梓庄回来后，情绪降到最低点。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物质供应奇缺，一些不要票证的“议价”商品又特贵。陈掖贤的工资虽已增加到77元，但仍不够用，到月底总是没有吃饭的钱了。学校领导很为这件事着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让我帮助陈掖贤安排工资开支。具体做法是：每月发工资时帮他还清欠款，买够全月用的饭票，剩下的钱作零用钱放在我这里，我把这些钱分成四份，每星期给他一份。领导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保证陈掖贤全月都有钱吃饭，也有零用钱了。
这个办法不久便执行不下去了。原因是他总要提前支取零用钱。我则坚持原规定，坚决不给。为此，我们两人发生过口角和争吵。这时他便改变办法，向私人借钱。他借钱有个特点，就是下月发工资时准还。但是，发工资后还清借款、买够饭票以后，零用钱就剩不下多少了。于是，他又向别的同志说，他的饭票买多了，用不完，把饭票换成现钱去花。这样，到月底他又没钱吃饭了。有一次，我耐心地问他零用钱为什么花那么多。他告诉我：有一天他路过金鱼胡同和平宾馆，发现那里有零售的议价西凤酒，每两2．70元。他就买了2两，一饮而尽。可是，这5元4角钱差不多是他一周的零用钱了。
这时期还发生了一件对他后半生有重大影响的事情。1960年秋天，他的生父看他生活太苦了，便领他到政协礼堂餐厅用一张七角钱的餐券吃了一餐“红烧狮子头”。(当时凭票供应的猪肉是每斤0．81元，这一餐只是未交肉票。)但是，这顿饭却引起他思想上很大波动，造成极大烦恼。因为，这顿饭触动了他思想上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使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认为“党没有和人民群众一起渡过难关”，而自己也享受了“特权”。因此，在回来路上看到奔忙的饥饿人群，他觉得羞愧难当，不敢正面看人。他为此越来越苦恼，他向党委副书记郝连科同志汇报了这些苦恼，并把这些思想写成一首诗交给郝连科。党委领导一面给他解释，说政协餐厅只是照顾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共渡难关才设立的，让他不要有思想负担。同时，为了安慰他，也和诗一首，我只记得最后一句是“过市何须帽遮颜”。但是，这些并没有解除他的苦恼。
这时，他的教学效果也随着他心情好坏和备课是否充分而起落很大。
1961年春天，学校党委看他情绪苦闷，担心他患了精神忧郁症，决定派我陪他去安定医院检查治疗。
在安定医院，我向一医生介绍了他的身世和他的生活状况。经诊断，医生决定让他住院治疗。这样他就在医院轻症病房里住了几个月。
陈掖贤住院期间，我继续帮他管理工资。我每月去看他两次，替他交住院伙食费，备生活用品。剩余的钱替他存入银行，到他出院时把存有200多元的存折交给他。这可能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笔存款。陈掖贤住院期间我也看到他的生父买了水果去看他。
陈掖贤出院不久就和张友莲复婚了。学校在一栋新开辟的家属宿舍楼里分给他一个房间。此后我就不再帮他管理工资了。但是，彼此来往较多。当时我住在这栋楼的底层，有时我们互相串门聊天。他看到我爱人怀孕了，就亲手做了一道“烧干贝”菜，让我爱人加强营养。说实话，这是我们从未吃过的美味。后来，张友莲也怀孕了，而我们的第二个孩子一出生就夭折了。我们便把准备好的全部衣被送给了他。不久，陈掖贤有了第二个女儿，小孩放在他的岳母家抚养。张友莲的病仍是时好时重，有时要住院治疗。
1965年我被派去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有一年时间没有和陈掖贤在一起。
文革骤起 厄运难逃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骤然而起。在造反派“炮轰党委”时，陈掖贤也在发言中表露了对党委的不满。一是自己的工资被别人管着，自己不能随便花；二是自己没有病却被送进安定医院。恰在此时，北京市刮起一阵风，说“黑帮”、“走资派”把与他们进行斗争的“革命者”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政治迫害。这样，造反派就有了造反的法宝，而党委“迫害”的正是赵一曼烈士之子，岂不是“罪大恶极”。造反派们还把陈掖贤住在阴面房间，屋里没有像样的家具，床上没有多少被褥都当作他受迫害的证据。造反派把陈掖贤安排到单身宿舍楼的一个向阳的房间，搬来党委办公室的沙发、写字台，责令后勤部门给他送来新被褥，还派“红卫兵”在房间外日夜守护。这时，他的一日三餐有人送，上下台阶有人扶。但是，不许别人与他接近。造反派就是想把他控制起来，从他口中挖出更多资料，以增加自己的造反资本，显示自己是“最革命”的。
造反派以“迫害烈士之子”的罪名，对党委书记孟波(女，1938年赴延安的老干部)、副书记郝连科(解放前中共地下党员)进行残酷批斗。在一次放映电影《赵一曼》后的批斗会上，把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把他们的腰都打坏了。此后不久，郝连科同志便在自己家里悬梁自尽。孟波同志此后几十年一直受腰疼困扰。
由于是我管理陈的工资，又是我把陈送进安定医院，于是，我便成了“党委迫害烈士之子”的刽子手。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幸好我当时还在“四清工作团”没有回来，因为“新市委”要“四清工作团”保留原建制集 中揭发批判“旧市委”，几个月后才解散。
我回学校时，批斗党委迫害陈掖贤的最高潮已过。造反派们大多外出“大串联”，部分留在学校的忙于打派仗，已经没有什么人理我了。
我面临的局势进一步好转与一张大字报有关。原来主管政治教研组的基础部党支部书记罗鸿楷同志看到陈掖贤把事情越弄越大，越来越离谱，便写了一张大字报，指出陈掖贤也有不健康的思想。他提到1960年政协礼堂一餐饭后陈掖贤的不正确思想，并公布了他与郝连科同志的诗，想让陈掖贤刹刹车。谁知，不久造反派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陈掖贤打成了“反党分子”，把他赶回家属楼的阴面宿舍，“迫害烈士之子”的事也没人再提了。真是世事难料，福祸莫测啊!
1968年5月，军训团和工宣队领导“清理阶级队伍”时，我和陈掖贤又双双面临厄运。当时我被人诬陷为军统特务和中统特务(解放时我16周岁，是初中三年级学生)。陈掖贤是因有“反党思想”。我们被关进“牛棚”。白天监督劳动，晚上写交待材料、学语录。10个月后，1969年3月，审查结束，我们被宣布“解放”，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
悲剧人生 可叹可惜
1969年6月，北京工业学校被解散，与精密机械研究所组成第六机床厂。全体教职员除少数人当干部外，全部下放当工人。陈掖贤也到了这里，一直干到1982年逝世。
这段时间，陈掖贤的心情更加郁闷，每天低头上下班，很少与人交谈。因他爱人经常住院，经济更加拮据。因为张友莲在实习期间就结婚、生孩子，她只领实习工资，病休工资每月才三十多元。
大约是1974年秋天，陈掖贤好几天没去上班，同事到他家看时，发现他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原来他因没钱吃饭已经饿了四、五天了。同事们赶快把他送医院抢救。
1981年，机电研究院盖起两栋单元式家属宿舍楼，按条件我和陈掖贤都有资格住进去。但是，凭工龄我们只能住四、五层。我住四层，陈掖贤被安排住在一层向阳的单元，说明机电院领导对他还是有照顾的。随后，我离开机电院，调入北京工业大学第一分校(现北京联合大学机电学院)。从此，我和陈掖贤就不在一个单位了。
1982年8月，我暑期旅游回来，刚到家就听说陈掖贤死了。原来，陈掖贤又是几天没上班，同事们到他家看他，发现他已自缢身亡。
从此，陈掖贤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留存于世的只有赵一曼烈士抱着他的那张母子合影和牺牲前留给他的信。
陈掖贤去世后，机电院向市里申请把他的大女儿调回北京，与他的二女儿一起在机电院安排了工作。不久，他的大女儿因为不习惯在北京生活又调回四川。他的二女儿与一位工程技术人员恋爱、结婚，现定居国外。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见到张友莲，听说已经因病去世了。
陈掖贤的一生确实是个悲剧，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悲剧。
陈掖贤生长的年代正是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外有日寇入侵，内有反革命围剿。多少革命志士舍家弃子，共赴国难，无数家庭破碎。赵一曼烈士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陈掖贤从小很少享受到母爱，更没有与父母相聚的家庭欢乐。这种情况必然对陈掖贤的性格、心理乃至生活习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伴随了他的一生。此乃历史悲剧。陈掖贤成长和工作的年代，正是我国政治运动反复多变时期，甚至是文革那样的悲剧，也让陈掖贤赶上了。
当然，我也认为陈掖贤还有其性格缺陷方面原因，也是他个人的悲剧。他从参加工作起就“居有其屋”，这在当时是很多人得不到的。但是，他并没有很好地为自己创造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生活狼狈，婚姻草率。婚后又没有很好地协调夫妻关系，离离合合，婚姻很不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轻易被人利用，造成很坏后果，也给自己带来命运的大起大落。
陈掖贤逝世已经24年了。为了赵一曼烈士，也为陈掖贤未能施展的才华及其坎坷的一生，我们在叹惜的同时，仍应深切地悼念他。
(作者为原北京联合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