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叔陈寅恪教授为了研究佛学，治梵文二十年之久，同时还学了藏文。一九三五年他在清华大学教书时，不惜巨资自购一套日本印刷的汉文《大藏经》，约二百巨册，其中就包括玄奘等大师的译作。某日(那时我尚在读高中)我好奇地取出一册翻阅，对于那些经文简直感到如读天书，不懂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我问先叔为什么译出的佛经读不懂。他说那是古汉语，又用了大量佛教术语，而且是直译，或是译者也未搞通，于是一般人读不懂。和尚念经只是照念，其实也不懂，所以寺院常由高僧讲经。他还说他也常读不懂鸠摩罗什等人翻译的经典，因而在留学欧洲时曾到德国和法国博物馆借阅梵文或藏译的原本与汉译本互相参照，结果发现了不少误译之处。我问他为什么不由他自己将一些梵文佛经重译成使人读得懂的文字，他说那个工作量太大，不是一个人能胜任得了的，而且他只研究佛学和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并不信佛。他开玩笑地说，等他当了和尚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
　　明清以降，文网至密，诗家忧国忧民或发点牢骚只得运用隐语曲笔。这些诗篇连本国人往往都读不懂，直译出来，不加诠释，外国人当然更莫明其酸咸之外的“妙”了。先叔寅恪喜作旧体诗，也是由于环境所迫，不能直抒胸臆。例如抗战期间的一九四○年春，他到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会间蒋介石设宴以示对诸学者的尊重，寅恪叔宴罢归来写过一首《庚辰暮春重庆夜宴作》的七律，其中有“看花愁近最高楼”句。先叔曾将此诗抄寄其挚友吴宓教授，作了一些解释，所以吴宓抄存此诗时加了附注云：“寅恪于座中初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句。”这句诗，国人一般也不得其解，如直译成外文，谁能明白它是表示对蒋介石的厌恶呢？先叔“晚岁为诗欠砍头”的那些诗，如无后来学人的笺注，也是读不懂的，因而也就无法译成外文。
　　所以翻译这门功课，专家们自然深刻了解其中甘苦，就连我这偶涉此道的人也体会到将一种文字(尤其是文学作品)转化为另一种文字，而且表达得形神兼备，使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读者对原文的含意全部贯通，是很不容易的。由此使我忆及我亲身经历的一件翻译趣事：
　　四十多年前朝鲜战争时期，我在新华社从事英文新闻编译工作。那时新华社经常发表抨击美帝国主义者蛮横霸道的文章。每篇评论都要译成英文对外播发。依上级规定，稿件以中文为准，翻译时不得作任何有违原意的更动，遇有困难也必须硬译或直译，不可意译，然后再由外国专家修改润色，使之能被外国读者接受。某次碰到这样一句话：“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意图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我考虑良久，觉得外国读者怎能知道司马昭是何许人呢。只好按上级规定译成Theaggressive intentionsoftheAmericanimperialistsarenonebutSiMa－Zhao’sheartWhichisknowntoeverypedestrian.英国专家夏庇若不懂中文，对中国历史也不很清楚，改稿时看到这句话，大惑不解，便将我叫去问道：“谁是司马昭？路人皆知，我怎么不知。你估计别国人能知吗？这种句子发出去是无效句，也可能有反效果。”我只得查书，然后将司马昭欲篡权，魏帝曹髦说了这句话的故事向他讲了一遍。他认为这个成语太复杂，于是苦苦思索，想用一个相对应的外国成语来代替，从莎士比亚想到狄更斯，想不出来，最后只好用“notorious”这个字，意即“臭名昭著”，和原文的意思就不大一样了。
　　关于这件趣事，我套用先叔一个诗句作结吧：“达诚达矣信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