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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曾产生过一股十分强劲的“过秦”思潮，即批判秦之暴政，这对当时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及走向影响深远。在这股思潮中，《淮南子》推波助澜，作用独特，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与陆贾、贾谊等人一样，《淮南子》也从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着眼，深刻省思秦政，认为其“不知治乱之本”，严厉批判其内在的根本弊端。但《淮南子》并未单纯局限于政治事件，而是秉持“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的政治理性，立足黄老思想，从“治道”与“治术”出发，历史地鉴秦之失，谋汉之兴。
秦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诸侯割据、长期分裂的政治局面，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但秦是在“以兵灭六国，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乱如麻”中产生，给民众造成深重灾难，以致“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无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最终在“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敌仇”中败亡。这对《淮南子》影响至深，促其深入批判与反思秦政之失：
其一，秦政之失在穷兵以残民。秦之战争，目的只在于“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结果必然是“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长海内之祸”。由于《淮南子》的作者们离秦亡不远，对秦末战争仍记忆犹新，痛感切肤，所以严厉谴责秦王朝“务广地侵壤，并兼无已”，认为其无视“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的政治原则，难逃“兼吞天下而亡”的宿命。
其二，秦政之失在滥法以伤民。秦信用法家“法胜民”，“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的治国理念，并付诸极端之实践，虽能逞欲一时，但终将适得其反。因此，《淮南子》斥责“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挬拔其根，芜弃其本”，且“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鉴于此，《淮南子》认为“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力促统治者“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
其三，秦政之失在争利以虐民。秦王朝出于“自为之故”，“欲以侵地广壤也”，使百姓“伏尸流血，相支以日”，难以维系生存。相反，统治者却“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以致“民力竭于徭役，财用殚于会赋”。在这种“与民为仇”的暴政中，秦自绝其路，必将败亡。
其四，秦政之失在苛政以害民。不论战争、法治，抑或社会经济，真正造成民众痛苦的是专制君主政治，这也是一切所谓“暴政”的历史根源。秦王朝“释大道而任小数”，“苛削伤德”，根本否定“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的基本政理，只会“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因此，“天下席卷”的农民大起义，对秦而言，或迟或早，乃是必然之事。
基于这种深刻的“过秦”反思，《淮南子》在思想上“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试图着眼于“治道”与“治术”，“鉴秦”之失，以此促进西汉王朝的良性发展。
就“治道”而论，秦王朝之速亡的根由在其缺乏统治的正义性内涵。秦之于“治道”，其最大弊端就在于极端化实践法家思想，独君而虐民，以致严重削弱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基于此，《淮南子》力倡“无为而治”，反对秦之任刑法、尚农战的功利化政治，认为秦过于“有为”，以至“燎焚天下之财，罢苦万民之力”，使得“百姓怨矣”。因此，统治者应“约其所守，寡其所求”，“与民同出于公”，方能推动王朝稳定发展。从儒家思想出发，《淮南子》也强调“仁义者，治之本也”，“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批判秦之“物化”治道，断言“国无义，虽大必亡”。
就“治术”而言，秦之实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需要西汉统治者借鉴和效法。如果说“治道”着重于王朝政治应具有的正义性内涵，那么“治术”则反映统治者在现实中运用具体的制度、权谋及策略时所体现出的有效性。换言之，“治道”为专制君主政治之本，而“治术”则是其具体运作方式。对秦所信用之“法”“势”与“术”，《淮南子》基于政治理性，既批判，也摄取，试图有所融通。
对法家之“法”，《淮南子》首先站在黄老立场，予以痛批，认为其“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背离法律的正义性诉求，完全蜕变为工具性之政治手段。其次，从现实出发，《淮南子》肯定“法”存在的必然性，但强调“法生于义”，力主“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认为“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最后，《淮南子》主张“法与时变”，各因其宜。
对法家之“势”，《淮南子》强调“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主张统治者应善用臣、民之众势，能“因其资而用之”，反对法家只见君，压制臣，不见民的政治局限，表现出弱化君主权威，提升臣、民之政治尊严与地位的可贵意识。
对法家之“术”，《淮南子》极为重视。从实践来看，非但不排斥法家之“术”，反而认为“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强调“任术而释人心者也”是统治者必备的政治素养。基于黄老，《淮南子》强调“人材不足专恃，而道术可公行也”，认为统治者应“不先物为”，能有效运用各种政治权术控驭臣民。
通过“鉴秦”之失，《淮南子》进而立足现实，凸显“胜秦”意识，探求实现西汉王朝长治久安的政治方案。
《淮南子》认为“汉代秦立”是秦暴政的必然结果，应天顺人，“若转闭锤”，具有历史的正义性。而且，“汉政胜秦”已汉初历史所证明，彰显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的政治理念。但《淮南子》并不认为现实的政治发展就已完善，相反，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认为统治者只有继续坚持黄老路线，实现“身国合一，身国同治”，才能实现“通治之至”。对此，受《吕氏春秋》之熏染，《淮南子》认为“治身”即是“治国”，而“治国”之要就在“本任于身”。“天下之要，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我身，身得则万物备矣”，《淮南子》这种看法，与前者所言“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若合符契。
对“身国同治”的强调，既是《淮南子》反思秦政的历史结果，也是其劝谏西汉统治者的理论表现。“夫纵欲而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换言之，当统治者自身难治之时，即是王朝衰败之际。因此，《淮南子》主张“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试图基于“治君者不以君，以欲”的政治认识，影响汉武帝的政治实践，促其继续践行黄老思想。
编辑/书含
秦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诸侯割据、长期分裂的政治局面，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但秦是在“以兵灭六国，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乱如麻”中产生，给民众造成深重灾难，以致“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无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最终在“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敌仇”中败亡。这对《淮南子》影响至深，促其深入批判与反思秦政之失：
其一，秦政之失在穷兵以残民。秦之战争，目的只在于“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结果必然是“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长海内之祸”。由于《淮南子》的作者们离秦亡不远，对秦末战争仍记忆犹新，痛感切肤，所以严厉谴责秦王朝“务广地侵壤，并兼无已”，认为其无视“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的政治原则，难逃“兼吞天下而亡”的宿命。
其二，秦政之失在滥法以伤民。秦信用法家“法胜民”，“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的治国理念，并付诸极端之实践，虽能逞欲一时，但终将适得其反。因此，《淮南子》斥责“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挬拔其根，芜弃其本”，且“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鉴于此，《淮南子》认为“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力促统治者“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
其三，秦政之失在争利以虐民。秦王朝出于“自为之故”，“欲以侵地广壤也”，使百姓“伏尸流血，相支以日”，难以维系生存。相反，统治者却“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以致“民力竭于徭役，财用殚于会赋”。在这种“与民为仇”的暴政中，秦自绝其路，必将败亡。
其四，秦政之失在苛政以害民。不论战争、法治，抑或社会经济，真正造成民众痛苦的是专制君主政治，这也是一切所谓“暴政”的历史根源。秦王朝“释大道而任小数”，“苛削伤德”，根本否定“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的基本政理，只会“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因此，“天下席卷”的农民大起义，对秦而言，或迟或早，乃是必然之事。
基于这种深刻的“过秦”反思，《淮南子》在思想上“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试图着眼于“治道”与“治术”，“鉴秦”之失，以此促进西汉王朝的良性发展。
就“治道”而论，秦王朝之速亡的根由在其缺乏统治的正义性内涵。秦之于“治道”，其最大弊端就在于极端化实践法家思想，独君而虐民，以致严重削弱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基于此，《淮南子》力倡“无为而治”，反对秦之任刑法、尚农战的功利化政治，认为秦过于“有为”，以至“燎焚天下之财，罢苦万民之力”，使得“百姓怨矣”。因此，统治者应“约其所守，寡其所求”，“与民同出于公”，方能推动王朝稳定发展。从儒家思想出发，《淮南子》也强调“仁义者，治之本也”，“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批判秦之“物化”治道，断言“国无义，虽大必亡”。
就“治术”而言，秦之实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需要西汉统治者借鉴和效法。如果说“治道”着重于王朝政治应具有的正义性内涵，那么“治术”则反映统治者在现实中运用具体的制度、权谋及策略时所体现出的有效性。换言之，“治道”为专制君主政治之本，而“治术”则是其具体运作方式。对秦所信用之“法”“势”与“术”，《淮南子》基于政治理性，既批判，也摄取，试图有所融通。
对法家之“法”，《淮南子》首先站在黄老立场，予以痛批，认为其“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背离法律的正义性诉求，完全蜕变为工具性之政治手段。其次，从现实出发，《淮南子》肯定“法”存在的必然性，但强调“法生于义”，力主“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认为“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最后，《淮南子》主张“法与时变”，各因其宜。
对法家之“势”，《淮南子》强调“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主张统治者应善用臣、民之众势，能“因其资而用之”，反对法家只见君，压制臣，不见民的政治局限，表现出弱化君主权威，提升臣、民之政治尊严与地位的可贵意识。
对法家之“术”，《淮南子》极为重视。从实践来看，非但不排斥法家之“术”，反而认为“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强调“任术而释人心者也”是统治者必备的政治素养。基于黄老，《淮南子》强调“人材不足专恃，而道术可公行也”，认为统治者应“不先物为”，能有效运用各种政治权术控驭臣民。
通过“鉴秦”之失，《淮南子》进而立足现实，凸显“胜秦”意识，探求实现西汉王朝长治久安的政治方案。
《淮南子》认为“汉代秦立”是秦暴政的必然结果，应天顺人，“若转闭锤”，具有历史的正义性。而且，“汉政胜秦”已汉初历史所证明，彰显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的政治理念。但《淮南子》并不认为现实的政治发展就已完善，相反，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认为统治者只有继续坚持黄老路线，实现“身国合一，身国同治”，才能实现“通治之至”。对此，受《吕氏春秋》之熏染，《淮南子》认为“治身”即是“治国”，而“治国”之要就在“本任于身”。“天下之要，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我身，身得则万物备矣”，《淮南子》这种看法，与前者所言“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若合符契。
对“身国同治”的强调，既是《淮南子》反思秦政的历史结果，也是其劝谏西汉统治者的理论表现。“夫纵欲而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换言之，当统治者自身难治之时，即是王朝衰败之际。因此，《淮南子》主张“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试图基于“治君者不以君，以欲”的政治认识，影响汉武帝的政治实践，促其继续践行黄老思想。
编辑/书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