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也在不断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是否有希望超过6.5%？针对媒体提出的问题，厉以宁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今年GDP增长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要有更好的结果。我国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效率问题，效率有两个基础，效率的第一个基础是物质技术基础，有多少厂房、设备、原材料、质量如何、劳动力的质量如何，这是物质技术基础，它是增长的保证，而且是常规的增长。另一个基础就是效率的道德基础。比如说人们有认同感，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人们有风雨同舟感，这又是一个有凝聚力、有共同的危机感等。所以道德力量调节是重要的，道德力量调节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果。所以在今年的增长当中，能不能有6.5%以上的增长，这个要看效率基础怎么样，能不能使大家都感到有新的突破。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全国上下都在为开好十九大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些能够表明，我们2017年的成果可能会突破6.5%，也有可能使得我们在经济中有更多的成就。”厉以宁强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下一步中国防范金融风险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对此，杨凯生认为，当前，各方面对我国的金融风险问题都很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大概有两个提法引起了大家的关心。一是，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另外，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对各方面累积的金融风险高度警惕，要筑牢各类风险的防火墙。第一，中央的这种判断是有的放矢，是审时度势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工作方针。第二，中国的金融风险目前是可控的。主要是因为过去讲到金融风险关心的银行业不良贷款是多了还是少了。现在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市场发育水平的不断加深，许多金融产品、金融交易行为已经变成跨行业、跨机构，甚至是跨监管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许多事情经验不足，法规也不尽完备，各个监管机构综合协调不是完全有效。面临这种情况，确实需要对各类风险引起警惕，要采取有效措施，特别是对现在监管没有覆盖到的一些金融交易行为、金融产品实施所谓的穿透式监管。
　　第二，目前金融风险还是完全可控的。拿银行不良率来说，银行市场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良率是1.74%。这是去年四个季度当中最低的，不良贷款的增加额甚至是近三年来最少。在去年各家商业银行普遍加大不良贷款的处置核销力度的同时，银行存款拨备率保持在70%以上。据了解，各家商业银行的利润总额超过2万亿。现在不良率是1.74%，不良贷款额只有1.5万多亿，拨备是2万多亿，再加上十几万亿的资本金，银行业消化目前不良贷款的损失或者稍微暴露出来的不良贷款潜在损失的能力是强，或者是充分的。对于其他风险，有关部门都在加强管理之中。
　　“所以我想对目前的金融风险还是两句话：第一，不能掉以轻心。中央提出的要高度重视，把它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是有道理的。第二，对中国的金融稳定，我们要充满信心。”杨凯生强调。
　　有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多人都在问，和原来结构性改革有什么区别？对农产品的需求变化有什么联系？对此，陈锡文表示，首先，是由需求方面提出的新要求才迫使农业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为需求水平提高了，对农产品的质量、品种、安全性要求更高了，供给要适应这种新需求。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也带有一般意义上的结构调整，所谓一般意义上的结构调整就是农产品的生产要根据市场的变化进行一些品种数量方面的调整，比如说从目前的农产品供求来看，大的品种上，大多是供不应求，因此，需要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引导大豆生产的增加。玉米现在是供过于求，因此也要采取相应的措施适当调减玉米的产量，这和一般的结构性调整有联系或者说相似。但更重要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目的是为了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农业的综合效益以及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这两点来看，很多农产品的生产多存在着综合效益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品种数量方面的调整，而是要改变发展方式，着力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
　　怎样推进改革？陈锡文进一步表示，最重要的就是两方面的创新。第一，推进农业科技的创新。从良种的培育到栽培养殖技术的创新，一直到后续的加工储运等，都要采取一些新科技，产生更高的效益。第二，推进农业经营体系方面的创新。我国的农业规模由于人多地少的原因，整体农业规模是偏小的，特别是在土地密集型产品方面，比如粮棉油，和一些国家相比，中国农业显得规模偏小、效益不太强，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在短期内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通过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實际上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过去家庭经营规模小，很多人怀疑它还有没有潜力？从现在情况来看，第一，通过城镇化的推进，农业人口的减少，农村土地的经营权正在流转集中，实行土地规模经营。但是更多的地方可以看到，土地的经营权虽然没有流转，但是农民通过对土地进行托管、代耕以及购买服务等方式，也在小块土地上能够享受到现代农业装备技术带来的效益。从这个角度讲，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以往一般结构调整不同的地方，目的就是要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谈及企业和工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年的进展和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常振明说，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很大，但困难也不小。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去年在钢铁产业去产能超过6500万吨，煤炭行业去产能超过2.9亿吨。去库存方面，去年年底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的增幅有所下降，去年我国的企业兼并重组有了积极的进展，行业集中度进一步加强，这将有效推动今后的去产能工作。比如说宝钢和武钢的合并，包括在建材行业，中建材和中材的重组、海螺水泥并购西部水泥等很多案例。在去杠杆方面，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比较突出，因为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比较重，资本补充机制还不够，所以在去杠杆方面，今后以债转股为主要方向。去年12月份，中国银行和交行等6家银行对大型央企、中钢集团将近600多亿的债务进行整体重组，这个事例也对今后市场化债转股是一个重要的示范作用。在降成本方面，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我国工业企业去年末每百元营业收入的成本为85.52元，同比下降0.15元。但是同时，我国的工业企业在供给侧改革方面还面临着一些困难，比如2016年，虽然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都超额完成了去产能的任务，但是更多的是一些停产、半停产的无效产能，而今后的工作将指向正在生产中的一些企业，难度会加大，这些企业退出产能之后，遗留债务问题、职工安置问题等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可以说今后供给侧改革在这方面将进入攻坚阶段”。常振明表示。 　　“作为企业经营者，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创新，用科技的手段来补短板。”常振明坦言，因为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含义，除了削减旧的产能之外，还要增加新的供给，用这些新的供给来增加新的需求。而衡量新旧供给的一个标准就是科技含量，科技含量对于企业来说可以这样概括：别人没有的我有，大家都有的，我的性价比竞争力更强。要做到这个只有靠创新，提高产品的质量。我国在很多高科技领域产能明显不足，比如半导体行业、集成电路，每年进口芯片花费的外汇远远超过石油。即使在传统领域，比如钢铁行业，低附加值的“地条钢”充斥于市，高附加值的特殊钢却奇货可居。所以在供给侧方面，国家的企业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说互联网行业、通讯行业，还有高铁等。所以对企业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的是机遇，但是企业只有通过创新，提高产品的质量，才能使企业转型升级发展。
　　有媒体提问到，中国如何加快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钱颖一坦言，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是必然的，同时也是一种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新常态中，供给侧的主要推动力就是在于能够持续的释放人才红利。在“十三五”规划中专门有一章就是讲人才发展战略，确立了人才发展的整体框架，这是有深刻背景的。2011年开始，我国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开始下降，2012年开始，劳动力的绝对数目开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新的挑战，人口红利逐渐下降的另一个证据是工资增长速度比较快，在过去几年都超过了GDP增长速度。但是也要看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国人才红利的潜力是非常不得了的。
　　钱颖一说：“在目前阶段，劳动力中的教育水平还不是那么高，但是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年、十几年会有非常快速的增加。因此从数量上来讲，人才潜力非常之高。但是光有数量还不行，还要有质量，这就对教育质量的要求更高了。”
　　人才不仅仅是杰出人才，在供给侧增长的推动力中，人才进入增長有两个方式：一是人力资本。指的是全社会中的普遍教育水平。二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由于人的创造力而实现的技术进步等。人力资本也好，全要素生产率也好，都是由人才推动的。从这个观点来看，人才红利需要两方面发力：一方面，需要在拔尖创新人才、人的创造性方面应该大力提高。另一方面，在现有基础条件下能够培养大量的、各种层次的有技能的人，这都是人力资本的部分，需要在这两方面加强。
　　“说到底，人才红利要想实现，非常重要的还是教育。人才红利、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很不一样的方面就是物质资本投入马上可以见效，但是人力资本不是，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可以说教育水平的今天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明天，要有一个时间的过程，但这更进一步说明，为了实现人才红利，提高今天的教育水平是至关重要的。”钱颖一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