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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19年7月，新文化运动先锋胡适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在新文化运动风潮正盛之时，文化“新人”与“国故”之间的联系颇值得玩味。“整理国故”在新文化推手胡适的号召下，原可能成为另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界潮流，但事实上，胡适与“整理国故”的关系则从初期的张扬愈发走向隐微，从公开号召演化为“自说自话”。主要体现在：通过组织架构、运作分工、办刊理念的等多种视角的考察，在作为阵地的《国学季刊》中，以沈兼士为核心的章门子弟掌握了实际的主导权，而号召者胡适的位置却愈加边缘化。胡适在个人学术研究上所流露出的对于“整理国故”运动的愿景与其理念也存在内部的矛盾。对于“历史眼光”的强调，既造成了不断“疑古”的局面，又无法实现新的创造，更难以推己及人。研究胡适与《国学季刊》的相互关系，旨在呈现胡适与“整理国故”运动之间的复杂面貌。
关键词：胡适;整理国故;《国学季刊》
中图分类号：I209;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5-0131-04
一、刊物运作视角下胡适与《国学季刊》的渐行渐远
（一）《国学季刊》发刊与胡适“整理国故”的耦合
自1923年胡适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开始，胡适与“国故”之前的关系得到一种更深层次的落实，胡适或主动或被动地肩起“整理国故”的旗帜，“整理国故”的声潮也有了一位曾作为新文化运动推手的有力依傍。《国学季刊》的诞生也标立了一个阵地。也正因如此，或许在外界看来，以一己之力推动各项研究运动的胡适，表面上全然掌控了“国故”话语建设的途径，但若仔细梳理这条脉络，则会发现胡适与“整理国故”的关系从初期的张扬愈发走向隐微，从公开号召演化为“自说自话”。以“整理国故”所掀起的輿论氛围来看，这位“新国故家”原本极可能会像当年暴得大名一般，将自己的主张变成一股强劲的社会推力，在1923年之前胡适对“国故”的相关论述中，“再造文明”的口号，对“国渣”的认识都让人期待一场变革，同时也深深困囿于这场变革所可能带来的危机的惊惧。从参与毛子水与张煊的论战到公开提出“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从接受《清华周刊》的“邀请”到列出“国学必读书”，甚至在通信中被钱玄同推为“国故学第一人”，胡适与“整理国故”有很深的渊源。从胡适对于“国故”的关注与其在这场运动萌生之初对外界的回应来看，自诩也好，加冕也罢，“胡适说”都不断规范着“整理国故”的内涵与外延，而1923年《〈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更被视作“整理国故”的标志性事件，然而这一几乎可被视为国故学策源之地的刊物——《国学季刊》也使胡适与“整理国故”的复杂关系浮出地表。
相较于胡适在舆论场合与私人场合对“整理国故”的回应，《国学季刊》出现的意义在于它将在此前仍可被归为某种理念与祈愿的激扬声音具像为现实。这份由北大国学门研究所主持的学术报刊介入了“国故”问题，同时也蔓生出新的问题。从1923年第一期国学门重要纪事来看，《国学季刊》的诞生具备完善的行政体系，也显露出这一刊物是如何作为一种学术生产机制而汇聚着如此众多的力量。作为“国故学第一人”的胡适并没有成为聚拢的核心，相反更像是被裹挟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多元的话语场内。
（二）从架构到内容——胡适的边缘境地
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月四日的胡适日记记载了《国学季刊》的第一次收稿，在同年十一月九日至十五日期间，胡适在日记中留下了如下感言：
作《国学季刊序言》，约一万多字，颇费周折，这是代表全体的，不由我自由说话，故笔下破费商量。我做的文章之中，要算这篇最慢了[1]833。
晚上修改《季刊序》。此序给玄同看过，他有信来，指出几点，故引起我的更动[1]834。
这篇序言的诞生过程并不顺利，“不能自由说话”的原因恐怕不是代表群体立场时的委婉，对于已在公开场合多次对“整理国故”作出说明的胡适来讲，他的发言能否“代表”他人，而此时“他人”是否真的需要胡适代表？也许会是胡适下笔颇费思量的因由。
在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对其组织构架的说明。国学门所长乃由时任校长蔡元培担任，而经理一切事务的主任则由沈兼士担任，胡适与朱希祖、周作人等同为委员会委员，《国学季刊》属于国学门委员会发行的学术类研究刊物，刊物内容则围绕国内外“国学”研究成果，文章需经委员会委员集体审定后确认，刊物的编辑主任则为胡适。
由此不难发现，在《国学季刊》创刊之初即存在的两套不同的系统——“国学门”与刊物编辑，作为编辑主任的胡适其职权范围一直晦暗不明。这不仅是运作机制的杂糅所限，更是因为《国学季刊》作为北京大学官方刊物，仍然游走于政学两界。《国学季刊》事实上承担着一些政治任务，这使得“整理国故”的讨论从一种活跃地场域式热潮逐渐系统化与定义化。季刊于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开展“整理清内阁档案”。在纪事中，记录了其承办始末。
“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所存之清内阁大库档案，为研究近史必要之参考物，前经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商请蔡元培校长，呈请教育部，将此项档案移交本校代为整理。”[2]
这条信息中最关键的部分在于沈兼士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不只限于汇报与引荐，而是主动申请，因而沈的举动事实上改变了《国学季刊》的学术性质，使之成为能够承载官方意识形态的发声系统，具有了可以左右国学热潮方向的实力。当然，承担这项任务还意味着“国故”在时间上有了一个重要的分界，它强调“旧”与目前所在之处“新”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这种不可逾越性正来自于政治的变动。
可以说“国故”概念产生的同时是被研究“国故”者掌握的，随着其被进一步规定，对国故的处理态度由个人论调转化为组织运作，整理国故也慢慢褪去了“胡适说”的浪漫理想色彩，从一种学术革新的理念探索瞬间落地为集群式的学术生产模式。 沈兼士作为核心人物，其于政学两界的游刃与活跃更使《国学季刊》场域富于变化。
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九月三十日国学门恳亲会上，沈兼士致开幕词，分别列出编辑室、考古学研究室、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整理档案会、国学季刊，从六个方面介绍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情况。而这次恳亲会，撰写发刊宣言的胡适却并未出席，甚至消失在这次半年小结的视野里。在随后蒋梦麟校长的致辞中，则可见对沈兼士的大为推崇。
“……今日听沈先生报告，非常有趣，宛如坐在国学门听讲。”[3]
其后又言蔡元培校长对“沈兼士办事热心，异常开怀”[3]，又言“但余甚喜北大各机关均具一种精神，即各部欲发展，自己局部事业，同时亦顾及其他局部事业之发展，沈先生亦尝以此意告余”[3]。
如此庞大而繁复的体系又欲发展自己局部的事业，国学门研究可谓声势浩大，不难料想此时国学门所涉猎的各方相与诸人马在“整理国故”的口号声中各自为政。而尾大不掉之时，沈先生的济世之才无疑是从中周旋的关键，他恐怕颇恃此自得。
通过以上材料的勾勒，胡适于《国学季刊》的尴尬处境可想而知。如果说国学门与刊物间仍有所分别，那么问题便在于外部事务的规划足以限定《国学季刊》的内容，而胡适的理念也未能在这一阵地尽兴实践。
在沈兼士的引领下，这种超越学术的任务式“整理”运动还能够在人才选拔、主题焦点、受众反馈上对季刊本身与“整理国故”进行多重干预。
国学门的另一作用是人才培养，在纪事中特别说明了对于研究人才的培养及其成果发表。国学门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即是专业人才的储备库，因而《国学季刊》的性质不同于一般大学的学术性刊物，它的存在本身即是大学构建机制的代表，是大学自身系统完善，是北大向现代化大学所作出的努力，《国学季刊》在这一层面可以视为一个平台。
尽管胡适向来重视教育领域的改革与发展，但作为编辑主任的他显然感到束缚。
而在这样预设下的《国学季刊》不会完全与胡适对“整理国故”的设想达成一致。如果说从外部机制上对《国学季刊》的设定尚能称之为一种新的改良，那么在内容方面的相异感也不免让以“国故家”闻名的胡适感到焦虑。作为编辑室的主任，胡适所坚持的编辑标准原本能反映出其对于“整理国故”研究路径的偏好与理解，但似乎也面临着外部的压力。
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四月四日的胡适日记中的材料似乎印证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国学季刊》第一期，沈兼士诸君本拟以朱逷先的《萧梁旧史考》排第一篇;我主张稍分类，以略多创作者列前，而朱作以仅考书目，故与顾颉刚《郑樵著述考》并列后半。及第二期收稿时，朱稿来最后，故即排在《郑樵著述考》之后。后来我又向新潮社取得颉刚之郑樵考，询知印刷所尚未排后半，故以此传排在……”[4]
这则资料大概可以显示胡适在《国学季刊》建设中既不拥有管理权又在观念上与众人不和的两难境地，也是在公开场合与朱希祖的一次并不愉快的经历。一些有趣的细节颇值得玩味，日记中用“沈兼士诸君”似有被孤立的危机感，顾颉刚彼时既非内部人员，又初出茅庐，而朱希祖在北大极具声望，长于胡适不说，在北京大学内部选举中人气颇高，这将两者并论高低的方式本身就充满戏剧性。这也为此后《国学季刊》编辑主任一职易主埋下了伏笔。胡适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刚刚发表过的《发刊宣言》与前期“输入学理 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的口号将他标榜为“新国故家”，国故第一人;另一方面，在以章门弟子与旧学成员把守的《国学季刊》与胡适的学术探索设想恐有相异。同时在刊物经营与政治相关问题的运筹中，沈兼士的角色无疑起到决定性作用，胡适的主任一职被架空与搁置。
如果此时我们回到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就会发现对于如何介入国学与国故，胡适就与部分季刊同仁未能达成过统一，甚至可以从后期季刊发表的状态中可以窥见，声名大噪的胡适与具有一流资源的北大官方刊物平台为何都不能平息舆论对于“整理国故”的多方指摘，以至于后期胡适本人回应的“打鬼”说，也都像是百般无奈的自解。
二、《国学季刊》内外——胡适“整理国故”的个人实践
（一）抽离意识形态的“科学整理”理念
胡适是怎样构想“整理国故”？这离不开核心关键词“科学整理”与“输入学理”。前者关注的是文化救亡情形下如何“救亡”即如何对待旧观念，后者则聚焦“新文明”是不是“西文明”的问题。
胡适对“科学整理”的预期首先是反对泛滥地运用意识形态视角的，他最反对的是附会既有的思想传统，在《发刊宣言》中他便做出了声讨：
最浅漏的是用“附会”来代替“比较”，他们说基督教是墨教的绪余，墨家的巨子即是矩子，而钜子即是十字架！[5]
在《红楼梦》考证中，他对“红楼释析”的牵强附会做了有力回应。究其原因，“牵强附会”皆来源于对某一种传统强势意识形态的大力追捧，是对典籍所做的裁剪与政治臆想。而这种反意识形态的“客观”仅停留在对隐喻泛用与滥用的鄙夷上，“科学整理”思路中的“时间”元素作为一种外部的规约，事实上慢慢剥离了“国故”堆里旧有意识形态的可传递性。尽管在“整理国故”后期，胡适曾明确表示，此项运动全然不失为“打鬼”的好方法，“打鬼”就需要“引诱”，但在初期，胡适并没有“打鬼”之想。那种意识形态抽离的效应虽在胡适对于“如何整理国故”的预设当中并没有按照其想象的路径执行，对于“历时性”这一科学观念的追求，毕竟难以做到对“国粹”与“国渣”的区别对待。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将历史的眼光作为“整理”最重要的武器：
“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5]
古今之间固有的隔膜被懸置因而被淡化，但这种策略所设定的某种历史现场如何抵达仍是难以把握的研究尺度，这让人联想到文化专史的倡议，将后诞生的概念用作加工前史，不免有关公战秦琼之嫌。阻断“国渣”代代相传的同时也阻滞了“国粹”中的精髓部分，以现在的眼光不断“疑古”本就可疑。 （二）“输入学理”所面临的实践困难
在对“新文明”与“西文明”的辨析上，关键点是如何对待海外资源的引入。在新旧并存的《国学季刊》内部，胡适对于国故的论述中“引入西方研究视阈”观点被普遍认同，早在1919年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中便提到：
“我们中国古书中属于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以及各项政治、法律、礼教、风俗，与夫建筑、制造等事，皆当由今日以前的古书中抽寻出来，用科学的方法，立于客观地位整理整理，拿来与国外的学问比较比较，或供世人讲科学的材料。”[6]
此处所谈及的“比较”与“输入学理”皆涉及外来资源的问题，暗蕴其中的或是有所不同的兩种姿态。前者更像是旧学与西方学术间的逐鹿之争，自有文化上的自信与不必言明的抗拒，单凭西方所有者，我们“自古皆有”，则可谓圆满。但如何输入学理，怎样理解西方视角下的东方学，不囿于一类民族性问题，更决定了国故家们真正实行的将会是何种“整理”。这便由观念认同与否落实到开展研究的具体方法。“输入学理”只作为一种思想入侵或者比较标杆而存在，在失去其本身意义的同时，也反而使得科学的时间观偏离其原有的积极作用，在这其中，文人与社会之间思想性的延续被割断，文化的概念慢慢被孤立。在这一过程中，旧的文化才真正变为死体。
因此批评之声不绝于缕。
“现在我们假使还要仿西洋学者对待埃及、亚述的学术的办法，厚起脸皮用国学两个字来对待本国的学术，掩饰自己的没出息，这不但是盲从，简直是毫无心肝了。”[7]
“输入学理”的过程被狭窄化与功利化。事实上，胡适在《国学季刊》所发的为数不多的文章中，有半数都作为引进国外学者研究的译者，其个人研究几乎没有发表。问题或在于“输入学理”与“历史眼光”在逻辑上的固有关联，因为历史眼光的合法性往往建立在“输入学理”的正确过程之中，是一套系统的比较坐标，因此，如“交通史”等专史的提出并不是要将近人观念硬套历史，而是重在引入“交通”这一类似的观念，并以这样的视野去发现历史。但这样的关联并没有被明确地意识到并加以解释。此时胡适的理念似乎出现了一种无法自解的混乱局面，两难之处在于，只要“科学整理”就要引入时间观念与西方坐标，只要这两者存在，“整理国故”就无法施展以产生创见。
与此同时，在时间观念与西方观念的介入中，除“整理国故”备受诟病之外，那种因“科学方法”，与“整理”观念而复活的“考证”形式大行其道。胡适在此时则被视为“考证学”的代表。在当时很多的评论者眼中，这与此前的旧式传统研究并无二致。考证可视为某一阶段的成果，事实上，如果延长胡适在“整理国故”期间的一些研究，则可以发现“考证”不仅本身即是一种现代学术研究方法上的规训，其本身更作为研究的手段而非目的，“考证”研究是一种过程。胡适自身曾耗费大量精力考证《红楼梦》作者及其各版本差异，其目的并不在于确认作者，而是从版本流变中重新审定作品。作为方法的“考证”与为“考证”而“考证”则代表了新旧两种研究观念。因此，在胡适心中，“考证”是一种外来的学理输入，自己并非复古。
“整理国故”在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被提出，既有其必要，当然有其风险。比起观念上的震动，“整理国故”是一场学术机制的变革，所面向的也是在学术各界拥有绝对话语权力的成熟研究者。即便我们认为在胡适自身的研究成果中，其本人是可以将“输入学理”作为一种观念的迁移而非生搬硬套的噱头进行使用的，然而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还是无法言明的直觉尚且不能区分。那么，对于尚缺乏对西方社会深刻认识，也对西方学术史不甚青睐的部分“国故家”们是否能遵循胡适所理想的道路便不言而喻。一方面，胡适担忧“整理国故”只作为清代学术研究的复制品，另一方面又无力扭转这样的局面，他对于“创见”看重又无法一蹴而就促成“创见”。纵览1923至1928年的《国学季刊》，“创见”恐怕不能占据篇幅主流，胡适的焦灼心理也可从对编辑标准的坚持中体现。当旧学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文化”这一概念后，我们回看“重估一切价值”则会发现，“重估”意味着消解此前的思想渊源但最后仍要走向“价值”评估，而在此时的“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所期望的两环节并存的研究样态，期许未免过大。
三、结语
在观念上与管理经营上都与《国学季刊》不相协调的胡适仍存在捍卫“整理国故”合法性与正确性的缘由。胡适虽然难以掌握“整理国故”运动的发展路径，作为发起者，他将这场运动放在了更辽阔的历史位置上。“整理国故”对于大学现代化以及基础教育产生积极影响是胡适所期望的。胡适对大学研究机构的建设一直十分关心。而对于基础教育，“整理国故”萌生之初，这项运动对于进一步推进白话新文学在小学教育中的地位已在胡适的视域范围内。他曾在书信中与友人谈论小学课本的选择问题，言下之意则是要加入好的白话文学，“整理国故”亦是必经之路。对比1923年胡适与梁启超为清华留学生提供的国学书目可知，胡适从一开始就将教育问题与国故问题相关联。通过梁启超对“国学书目”的回应，再考察胡适提供的书目，可见这份“国学必读书目”几乎涵盖了胡适在“整理国故”期间所关心的所有问题：白话小说，宗教经文等。胡适要培养的正是具有“新国故学家”自觉的下一代青年。
参考文献：
[1] 胡适.胡适全集：第29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2]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J].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1）.
[3]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J].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4）.
[4] 胡适.胡适全集：第3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6.
[5] 发刊宣言[J].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1）.
[6] 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J].北京大学月刊，1919（3）.
[7] 张昭军.“国故”如何整理成“文化史”——以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为中心的讨论[J].中国哲学史，2014（3）.
作者简介：宋婉姮（1993—），女，汉族，北京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政和党建工作、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马双）
关键词：胡适;整理国故;《国学季刊》
中图分类号：I209;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5-0131-04
一、刊物运作视角下胡适与《国学季刊》的渐行渐远
（一）《国学季刊》发刊与胡适“整理国故”的耦合
自1923年胡适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开始，胡适与“国故”之前的关系得到一种更深层次的落实，胡适或主动或被动地肩起“整理国故”的旗帜，“整理国故”的声潮也有了一位曾作为新文化运动推手的有力依傍。《国学季刊》的诞生也标立了一个阵地。也正因如此，或许在外界看来，以一己之力推动各项研究运动的胡适，表面上全然掌控了“国故”话语建设的途径，但若仔细梳理这条脉络，则会发现胡适与“整理国故”的关系从初期的张扬愈发走向隐微，从公开号召演化为“自说自话”。以“整理国故”所掀起的輿论氛围来看，这位“新国故家”原本极可能会像当年暴得大名一般，将自己的主张变成一股强劲的社会推力，在1923年之前胡适对“国故”的相关论述中，“再造文明”的口号，对“国渣”的认识都让人期待一场变革，同时也深深困囿于这场变革所可能带来的危机的惊惧。从参与毛子水与张煊的论战到公开提出“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从接受《清华周刊》的“邀请”到列出“国学必读书”，甚至在通信中被钱玄同推为“国故学第一人”，胡适与“整理国故”有很深的渊源。从胡适对于“国故”的关注与其在这场运动萌生之初对外界的回应来看，自诩也好，加冕也罢，“胡适说”都不断规范着“整理国故”的内涵与外延，而1923年《〈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更被视作“整理国故”的标志性事件，然而这一几乎可被视为国故学策源之地的刊物——《国学季刊》也使胡适与“整理国故”的复杂关系浮出地表。
相较于胡适在舆论场合与私人场合对“整理国故”的回应，《国学季刊》出现的意义在于它将在此前仍可被归为某种理念与祈愿的激扬声音具像为现实。这份由北大国学门研究所主持的学术报刊介入了“国故”问题，同时也蔓生出新的问题。从1923年第一期国学门重要纪事来看，《国学季刊》的诞生具备完善的行政体系，也显露出这一刊物是如何作为一种学术生产机制而汇聚着如此众多的力量。作为“国故学第一人”的胡适并没有成为聚拢的核心，相反更像是被裹挟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多元的话语场内。
（二）从架构到内容——胡适的边缘境地
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月四日的胡适日记记载了《国学季刊》的第一次收稿，在同年十一月九日至十五日期间，胡适在日记中留下了如下感言：
作《国学季刊序言》，约一万多字，颇费周折，这是代表全体的，不由我自由说话，故笔下破费商量。我做的文章之中，要算这篇最慢了[1]833。
晚上修改《季刊序》。此序给玄同看过，他有信来，指出几点，故引起我的更动[1]834。
这篇序言的诞生过程并不顺利，“不能自由说话”的原因恐怕不是代表群体立场时的委婉，对于已在公开场合多次对“整理国故”作出说明的胡适来讲，他的发言能否“代表”他人，而此时“他人”是否真的需要胡适代表？也许会是胡适下笔颇费思量的因由。
在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对其组织构架的说明。国学门所长乃由时任校长蔡元培担任，而经理一切事务的主任则由沈兼士担任，胡适与朱希祖、周作人等同为委员会委员，《国学季刊》属于国学门委员会发行的学术类研究刊物，刊物内容则围绕国内外“国学”研究成果，文章需经委员会委员集体审定后确认，刊物的编辑主任则为胡适。
由此不难发现，在《国学季刊》创刊之初即存在的两套不同的系统——“国学门”与刊物编辑，作为编辑主任的胡适其职权范围一直晦暗不明。这不仅是运作机制的杂糅所限，更是因为《国学季刊》作为北京大学官方刊物，仍然游走于政学两界。《国学季刊》事实上承担着一些政治任务，这使得“整理国故”的讨论从一种活跃地场域式热潮逐渐系统化与定义化。季刊于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开展“整理清内阁档案”。在纪事中，记录了其承办始末。
“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所存之清内阁大库档案，为研究近史必要之参考物，前经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商请蔡元培校长，呈请教育部，将此项档案移交本校代为整理。”[2]
这条信息中最关键的部分在于沈兼士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不只限于汇报与引荐，而是主动申请，因而沈的举动事实上改变了《国学季刊》的学术性质，使之成为能够承载官方意识形态的发声系统，具有了可以左右国学热潮方向的实力。当然，承担这项任务还意味着“国故”在时间上有了一个重要的分界，它强调“旧”与目前所在之处“新”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这种不可逾越性正来自于政治的变动。
可以说“国故”概念产生的同时是被研究“国故”者掌握的，随着其被进一步规定，对国故的处理态度由个人论调转化为组织运作，整理国故也慢慢褪去了“胡适说”的浪漫理想色彩，从一种学术革新的理念探索瞬间落地为集群式的学术生产模式。 沈兼士作为核心人物，其于政学两界的游刃与活跃更使《国学季刊》场域富于变化。
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九月三十日国学门恳亲会上，沈兼士致开幕词，分别列出编辑室、考古学研究室、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整理档案会、国学季刊，从六个方面介绍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情况。而这次恳亲会，撰写发刊宣言的胡适却并未出席，甚至消失在这次半年小结的视野里。在随后蒋梦麟校长的致辞中，则可见对沈兼士的大为推崇。
“……今日听沈先生报告，非常有趣，宛如坐在国学门听讲。”[3]
其后又言蔡元培校长对“沈兼士办事热心，异常开怀”[3]，又言“但余甚喜北大各机关均具一种精神，即各部欲发展，自己局部事业，同时亦顾及其他局部事业之发展，沈先生亦尝以此意告余”[3]。
如此庞大而繁复的体系又欲发展自己局部的事业，国学门研究可谓声势浩大，不难料想此时国学门所涉猎的各方相与诸人马在“整理国故”的口号声中各自为政。而尾大不掉之时，沈先生的济世之才无疑是从中周旋的关键，他恐怕颇恃此自得。
通过以上材料的勾勒，胡适于《国学季刊》的尴尬处境可想而知。如果说国学门与刊物间仍有所分别，那么问题便在于外部事务的规划足以限定《国学季刊》的内容，而胡适的理念也未能在这一阵地尽兴实践。
在沈兼士的引领下，这种超越学术的任务式“整理”运动还能够在人才选拔、主题焦点、受众反馈上对季刊本身与“整理国故”进行多重干预。
国学门的另一作用是人才培养，在纪事中特别说明了对于研究人才的培养及其成果发表。国学门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即是专业人才的储备库，因而《国学季刊》的性质不同于一般大学的学术性刊物，它的存在本身即是大学构建机制的代表，是大学自身系统完善，是北大向现代化大学所作出的努力，《国学季刊》在这一层面可以视为一个平台。
尽管胡适向来重视教育领域的改革与发展，但作为编辑主任的他显然感到束缚。
而在这样预设下的《国学季刊》不会完全与胡适对“整理国故”的设想达成一致。如果说从外部机制上对《国学季刊》的设定尚能称之为一种新的改良，那么在内容方面的相异感也不免让以“国故家”闻名的胡适感到焦虑。作为编辑室的主任，胡适所坚持的编辑标准原本能反映出其对于“整理国故”研究路径的偏好与理解，但似乎也面临着外部的压力。
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四月四日的胡适日记中的材料似乎印证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国学季刊》第一期，沈兼士诸君本拟以朱逷先的《萧梁旧史考》排第一篇;我主张稍分类，以略多创作者列前，而朱作以仅考书目，故与顾颉刚《郑樵著述考》并列后半。及第二期收稿时，朱稿来最后，故即排在《郑樵著述考》之后。后来我又向新潮社取得颉刚之郑樵考，询知印刷所尚未排后半，故以此传排在……”[4]
这则资料大概可以显示胡适在《国学季刊》建设中既不拥有管理权又在观念上与众人不和的两难境地，也是在公开场合与朱希祖的一次并不愉快的经历。一些有趣的细节颇值得玩味，日记中用“沈兼士诸君”似有被孤立的危机感，顾颉刚彼时既非内部人员，又初出茅庐，而朱希祖在北大极具声望，长于胡适不说，在北京大学内部选举中人气颇高，这将两者并论高低的方式本身就充满戏剧性。这也为此后《国学季刊》编辑主任一职易主埋下了伏笔。胡适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刚刚发表过的《发刊宣言》与前期“输入学理 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的口号将他标榜为“新国故家”，国故第一人;另一方面，在以章门弟子与旧学成员把守的《国学季刊》与胡适的学术探索设想恐有相异。同时在刊物经营与政治相关问题的运筹中，沈兼士的角色无疑起到决定性作用，胡适的主任一职被架空与搁置。
如果此时我们回到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就会发现对于如何介入国学与国故，胡适就与部分季刊同仁未能达成过统一，甚至可以从后期季刊发表的状态中可以窥见，声名大噪的胡适与具有一流资源的北大官方刊物平台为何都不能平息舆论对于“整理国故”的多方指摘，以至于后期胡适本人回应的“打鬼”说，也都像是百般无奈的自解。
二、《国学季刊》内外——胡适“整理国故”的个人实践
（一）抽离意识形态的“科学整理”理念
胡适是怎样构想“整理国故”？这离不开核心关键词“科学整理”与“输入学理”。前者关注的是文化救亡情形下如何“救亡”即如何对待旧观念，后者则聚焦“新文明”是不是“西文明”的问题。
胡适对“科学整理”的预期首先是反对泛滥地运用意识形态视角的，他最反对的是附会既有的思想传统，在《发刊宣言》中他便做出了声讨：
最浅漏的是用“附会”来代替“比较”，他们说基督教是墨教的绪余，墨家的巨子即是矩子，而钜子即是十字架！[5]
在《红楼梦》考证中，他对“红楼释析”的牵强附会做了有力回应。究其原因，“牵强附会”皆来源于对某一种传统强势意识形态的大力追捧，是对典籍所做的裁剪与政治臆想。而这种反意识形态的“客观”仅停留在对隐喻泛用与滥用的鄙夷上，“科学整理”思路中的“时间”元素作为一种外部的规约，事实上慢慢剥离了“国故”堆里旧有意识形态的可传递性。尽管在“整理国故”后期，胡适曾明确表示，此项运动全然不失为“打鬼”的好方法，“打鬼”就需要“引诱”，但在初期，胡适并没有“打鬼”之想。那种意识形态抽离的效应虽在胡适对于“如何整理国故”的预设当中并没有按照其想象的路径执行，对于“历时性”这一科学观念的追求，毕竟难以做到对“国粹”与“国渣”的区别对待。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将历史的眼光作为“整理”最重要的武器：
“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5]
古今之间固有的隔膜被懸置因而被淡化，但这种策略所设定的某种历史现场如何抵达仍是难以把握的研究尺度，这让人联想到文化专史的倡议，将后诞生的概念用作加工前史，不免有关公战秦琼之嫌。阻断“国渣”代代相传的同时也阻滞了“国粹”中的精髓部分，以现在的眼光不断“疑古”本就可疑。 （二）“输入学理”所面临的实践困难
在对“新文明”与“西文明”的辨析上，关键点是如何对待海外资源的引入。在新旧并存的《国学季刊》内部，胡适对于国故的论述中“引入西方研究视阈”观点被普遍认同，早在1919年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中便提到：
“我们中国古书中属于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以及各项政治、法律、礼教、风俗，与夫建筑、制造等事，皆当由今日以前的古书中抽寻出来，用科学的方法，立于客观地位整理整理，拿来与国外的学问比较比较，或供世人讲科学的材料。”[6]
此处所谈及的“比较”与“输入学理”皆涉及外来资源的问题，暗蕴其中的或是有所不同的兩种姿态。前者更像是旧学与西方学术间的逐鹿之争，自有文化上的自信与不必言明的抗拒，单凭西方所有者，我们“自古皆有”，则可谓圆满。但如何输入学理，怎样理解西方视角下的东方学，不囿于一类民族性问题，更决定了国故家们真正实行的将会是何种“整理”。这便由观念认同与否落实到开展研究的具体方法。“输入学理”只作为一种思想入侵或者比较标杆而存在，在失去其本身意义的同时，也反而使得科学的时间观偏离其原有的积极作用，在这其中，文人与社会之间思想性的延续被割断，文化的概念慢慢被孤立。在这一过程中，旧的文化才真正变为死体。
因此批评之声不绝于缕。
“现在我们假使还要仿西洋学者对待埃及、亚述的学术的办法，厚起脸皮用国学两个字来对待本国的学术，掩饰自己的没出息，这不但是盲从，简直是毫无心肝了。”[7]
“输入学理”的过程被狭窄化与功利化。事实上，胡适在《国学季刊》所发的为数不多的文章中，有半数都作为引进国外学者研究的译者，其个人研究几乎没有发表。问题或在于“输入学理”与“历史眼光”在逻辑上的固有关联，因为历史眼光的合法性往往建立在“输入学理”的正确过程之中，是一套系统的比较坐标，因此，如“交通史”等专史的提出并不是要将近人观念硬套历史，而是重在引入“交通”这一类似的观念，并以这样的视野去发现历史。但这样的关联并没有被明确地意识到并加以解释。此时胡适的理念似乎出现了一种无法自解的混乱局面，两难之处在于，只要“科学整理”就要引入时间观念与西方坐标，只要这两者存在，“整理国故”就无法施展以产生创见。
与此同时，在时间观念与西方观念的介入中，除“整理国故”备受诟病之外，那种因“科学方法”，与“整理”观念而复活的“考证”形式大行其道。胡适在此时则被视为“考证学”的代表。在当时很多的评论者眼中，这与此前的旧式传统研究并无二致。考证可视为某一阶段的成果，事实上，如果延长胡适在“整理国故”期间的一些研究，则可以发现“考证”不仅本身即是一种现代学术研究方法上的规训，其本身更作为研究的手段而非目的，“考证”研究是一种过程。胡适自身曾耗费大量精力考证《红楼梦》作者及其各版本差异，其目的并不在于确认作者，而是从版本流变中重新审定作品。作为方法的“考证”与为“考证”而“考证”则代表了新旧两种研究观念。因此，在胡适心中，“考证”是一种外来的学理输入，自己并非复古。
“整理国故”在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被提出，既有其必要，当然有其风险。比起观念上的震动，“整理国故”是一场学术机制的变革，所面向的也是在学术各界拥有绝对话语权力的成熟研究者。即便我们认为在胡适自身的研究成果中，其本人是可以将“输入学理”作为一种观念的迁移而非生搬硬套的噱头进行使用的，然而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还是无法言明的直觉尚且不能区分。那么，对于尚缺乏对西方社会深刻认识，也对西方学术史不甚青睐的部分“国故家”们是否能遵循胡适所理想的道路便不言而喻。一方面，胡适担忧“整理国故”只作为清代学术研究的复制品，另一方面又无力扭转这样的局面，他对于“创见”看重又无法一蹴而就促成“创见”。纵览1923至1928年的《国学季刊》，“创见”恐怕不能占据篇幅主流，胡适的焦灼心理也可从对编辑标准的坚持中体现。当旧学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文化”这一概念后，我们回看“重估一切价值”则会发现，“重估”意味着消解此前的思想渊源但最后仍要走向“价值”评估，而在此时的“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所期望的两环节并存的研究样态，期许未免过大。
三、结语
在观念上与管理经营上都与《国学季刊》不相协调的胡适仍存在捍卫“整理国故”合法性与正确性的缘由。胡适虽然难以掌握“整理国故”运动的发展路径，作为发起者，他将这场运动放在了更辽阔的历史位置上。“整理国故”对于大学现代化以及基础教育产生积极影响是胡适所期望的。胡适对大学研究机构的建设一直十分关心。而对于基础教育，“整理国故”萌生之初，这项运动对于进一步推进白话新文学在小学教育中的地位已在胡适的视域范围内。他曾在书信中与友人谈论小学课本的选择问题，言下之意则是要加入好的白话文学，“整理国故”亦是必经之路。对比1923年胡适与梁启超为清华留学生提供的国学书目可知，胡适从一开始就将教育问题与国故问题相关联。通过梁启超对“国学书目”的回应，再考察胡适提供的书目，可见这份“国学必读书目”几乎涵盖了胡适在“整理国故”期间所关心的所有问题：白话小说，宗教经文等。胡适要培养的正是具有“新国故学家”自觉的下一代青年。
参考文献：
[1] 胡适.胡适全集：第29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2]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J].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1）.
[3]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J].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4）.
[4] 胡适.胡适全集：第3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6.
[5] 发刊宣言[J].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1）.
[6] 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J].北京大学月刊，1919（3）.
[7] 张昭军.“国故”如何整理成“文化史”——以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为中心的讨论[J].中国哲学史，2014（3）.
作者简介：宋婉姮（1993—），女，汉族，北京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政和党建工作、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马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