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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作为1931年至1943年间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其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也很大。
【米夫的“得意弟子”】
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是从反对中共中央开始的。
王明原是武昌商科大学预科的一名青年学生，1925年1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成了校长米夫的得意弟子，成了一个教条主义者，并积极参加了学校里的派别斗争，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一个小宗派。由于以瞿秋白、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不同意他们的做法，王明于1928年带头开展了反对中共代表团的活动，“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时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1929年3月，在莫斯科呆了5年多的王明回到上海。有的回忆说，当时中共中央提出让王明到革命根据地去工作，但他不愿意，也“不愿到基层工作，坚持要留在中央机关，一心一意想当领袖。他既害怕白色恐怖，又害怕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但据王明自己回忆，开始时他的工作很不顺利。直到“五一”节前，他才和中央机关接上头。李立三对他说：“你虽然在莫斯科学习过，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要到最下层、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于是派王明到中共沪西区委，做《红旗报》的通讯员。但王明到达后，才知道那里已经有了通讯员，于是只能做候补通讯员，每天只是领来报纸，送发报纸。直到7月27日，才被调到沪东区委宣传部。10月中旬，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红旗报》编辑。1930年1月12日王明被捕后，雇了一个印度巡捕到中央秘密机关送信，请求营救，致使党的许多机关不得不立即转移。所以2月18日王明刚被交保释放，党中央就批评了他，给了他党内警告处分，改派到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做《劳动》三日刊的编辑。6月初，又调任中宣部秘书。这期间，王明写了几十篇文章，极力宣传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主张，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比李立三更“左”。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代表“立三路线”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当王明听说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罗伯特反对这个决议，共产国际也一直未批准这个决议时，便揣摩其意图，在7月9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与博古一起对这个决议提出不同意见。当时，李立三、向忠发等很恼火，立即给他们扣上“右派”、“小组织者”等帽子，又给了王明留党察看的处分。第二天即7月10日，王明又给中央写信，重申他在会上讲的意见。8月，中央又给他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并调出中共中央宣传部，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王明提出的一些意见虽然是对的，但更多的是站在更“左”的立场上反对李立三的。
【从一般干部到掌控中央大权】
为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7月23日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于9月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虽然没有指出李立三犯的是“路线错误”，但实际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对于六届三中全会，王明也曾表示拥护，并表示服从党的分配，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工作。
但共产国际看到中共中央报去的材料以后，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认为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并于1930年10月发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十月来信”，实际上否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王明在离开上海以前，从苏联回国的学生那里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立即改变态度，从拥护三中全会变为反对三中全会，并以未撤销对他的处分为借口，赖在上海不走。11月13日，他和博古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用激烈、尖锐的词句反对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四天之后他们又向中央写了第二封信，提出撤销对他们的处分等三条要求。
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接到共产国际来信后，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认为不宜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进行的工作转变并造成党的分裂，指出王明等人的活动是为了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但王明根本不听劝告，进一步展开宗派活动。他一方面加紧撰写、修改他的《两条路线》，即后来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一方面进行串联，与罗章龙等人联名写信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解决党内的政治、组织问题。于是，中共中央不得不于12月9日作出《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
但正在这时，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他认为召开紧急会议并没有把握把瞿秋白赶下台，把王明扶上台，于是提议召开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一手把持下，中共中央撤销了对王明等人的处分，并任命他为江南省委（习惯上称江苏省委）书记。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王明作为一个刚回国不久的不到27周岁的青年学生，一个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一般党员干部，在米夫的一手扶植下，一跃登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从2月开始，他又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杨奎松《王明上台记》）
有个问题有些读者一直有疑问，即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只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也只排名第四，前面还有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张国焘于这年4月到了鄂豫皖根据地以后，王明也只排名第三。那么，为什么从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的错误叫做“王明路线”呢? 我想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王明虽不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但操有实权，并且最受共产国际的信任。毛泽东在批判王明的时候也说：王明在四中全会上实际上是“夺了权”，他“实际上做了总书记”。这就像李立三犯错误时不叫“向忠发路线”，而叫“李立三路线”一样；二是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工作，实际上是以王明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为纲领的，当时的各项方针政策不过是这本小册子的内容的体现和具体化。以后王明虽然到了国外，但新成立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贯彻执行的还是王明走前制定的那条路线，即“国际路线”。在延安整风时，中央曾把博古和王明并称，将这条路线称为“王明、博古的机会主义路线”。后来博古不幸牺牲，加上认错态度又较好，所以以后就只称王明的左倾路线了。当然，王明的这本小册子也是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的。
【从坚持左倾错误到较早提出一些正确主张】
1931年10月18日，王明秘密乘船离开上海，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开始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负责处理中国党的事务。后来他担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书记处候补书记，是中共在共产国际里职务最高的人。
过去很多著作认为，王明到共产国际以后，仍在遥控中共中央，贯彻他的左倾主张。我认为，这只讲了一个方面，说他遥控中共中央，似乎有些夸大。因为莫斯科和上海及中央苏区相隔万里，电讯、交通都十分不便，王明即使要遥控，也鞭长莫及。况且，王明和博古后来也发生了分歧。
由于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能够比较早地了解共产国际及苏联政策的变化，因此，随着苏联对外政策及共产国际主张的转变，他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他与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发生了分歧。
例如1933年11月30日，王明在《中国苏维埃区域底经济政策》一文中，提出了一些修改对富农、土地、工商业、劳动政策等方面的左倾错误的意见，指出当时不能从苏区经济中铲除资本主义，而应利用它振兴苏区的经济；不能消灭富农和频繁地重新分配土地，应当保护、发展工商业和允许自由贸易等。这与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又如1934年8月3日，王明和康生在给中共中央写的一封长信中，对博古主持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关于粉碎六次“围剿”（这里说的第六次“围剿”，即通常说的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作者注）的斗争“是阻止中国走殖民地道路的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要扩大百万红军，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等提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艰)苦斗争，六次“围剿”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把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作为目前实际行动的口号，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像武装、干部、供给等），同时还会发生把地方武装都集中到红军来的现象，因之不能不减弱在敌人后方两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目前必须首先提出“反日反蒋”的口号。在这口号之下，团结一切有可能参加这个运动的力量，来反对目前革命的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
尽管王明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他的思想转变并不彻底，但对于他的思想转变和他对博古等人的批评，是应该肯定的。
【从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到犯下“严重错误”】
1937年11月，王明与康生等启程回国，11月29日回到延安。在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被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他与周恩来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12月18日，他与周恩来、博古等到了武汉。在12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上，他被确定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在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在一些大的问题上与中央是一致的。第一，他也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第二，他也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反对分裂的；第三，他也是主张保持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反对取消中国共产党的。他在长江局期间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长江局的成绩，有王明的一份功劳。
但是，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也宣传和贯彻了他的右倾主张，在不少工作上犯了严重错误。1941年10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对王明这个时期的错误作了以下概括：“（一）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二）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肯定了刘少奇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口号的批评，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并因武汉失守撤销长江局，结束了王明对南部中国党的领导，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
长期以来，一直把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称为“右倾投降主义”。直到2002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才改变了这种提法，只说王明在抗战初期犯了“右倾错误”，没有再提“右倾投降主义”。
近年来，不少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不能再把王明抗战初期的错误看作右倾错误。 看清这个问题的关键，我认为是站在什么角度来分析。如果站在中共党史的角度，王明的一些做法当然可以认为是右的；但如果站在中国现代史的角度，就不能认为王明在抗战初期是右倾的。王明回国的时候，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建立。既然是合作，就应该互谅互让，不能一味地强调斗争。特别是他回国不久，就到武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直接在那里同国民党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多地强调联合、团结与合作，强调有些事情要经过国民党同意，并没有什么错误。
即使从中共党史的角度，也很难说原来批判王明的那些问题都是右倾错误。例如毛泽东批判的那几条：第一条是“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以及“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这只能说是认识问题，如果一定要说倾向的话，那不仅不是“右”，而且是“左”；能够说“右”的问题只有第二条，即“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王明也不是一概错误，要作具体分析。第一，王明并不是不要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独立性。他在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口号的同时，对这个问题是强调的。第二，王明并不是没有开展对国民党错误思想及行动的斗争。第三，王明讲的很多话，毛泽东也讲过。当然，王明在很多问题上与毛泽东的看法还是不同的。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毛泽东与国民党殊死斗争了10年，对于如何反对国民党的限制和打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考虑得更多一些。而王明是带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加强国共合作的使命回国的，因而对于怎么和国民党合作抗日考虑得更多一些。所以后来毛泽东批评王明是“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1945年6月毛泽东同师哲的谈话，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很多著作认为王明这次回国是来夺毛泽东的权的。但从现有的材料看，没什么材料可以说明斯大林曾想过以王明取代毛泽东。相反，王明回国前，季米特洛夫曾一再告诫他回国后不要争权：“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从讨好毛泽东到对抗整风运动】
自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批评以后，王明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开始极力吹捧毛泽东。
1940年5月3日，王明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说要学习毛泽东“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勤于学习的精神”、“勇于创造的精神”、“长于工作的精神”、“善于团结的精神”，说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便是我们党的主要的领导人，便是中国革命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大革命失败后毛“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民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放在他手里，他都能做好，只要你向他请教，他都能告诉你经验和方法”。所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生以及全国的优秀青年，应该以毛泽东为模范，应该学习毛泽东”。对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王明说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在这篇讲演中，一切好听的名词几乎都用上了，和林彪、康生之流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吹捧相比，毫不逊色。对毛泽东做出这么高的评价，王明是第一个。
可是在王明的心里，在另外的场合，对毛泽东就不那么“尊重”和“赞成”了。例如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后，王明在女大传达报告时便说，理论联系实际要反对这也联系那也联系，变成“乱联系”，并说“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学它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见实际自然会运用。
在整风运动中，王明更是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利用一切机会对毛泽东等人的批评进行反扑。他抓住1941年10月4日季米特洛夫的一份电报，说应与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搞好关系，中央的方针太“左”了。在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他说“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弄得更好些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未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王明发言后与会同志对他进行了批评，他几乎逐条进行了反驳和解释。可是当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这些政治问题，希望王明对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会议上说明时，王明突然于10月12日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并说他同意毛泽东关于他在武汉时期所犯错误的结论。从此，他就以生病作为拒不检查错误的挡箭牌。
从1941年10月12日至1945年，王明就一直在医院或家里养病、治病。在治病过程中，他又抓住对他用药不当的“技术事故”大做文章，说是毛泽东通过李富春指使医生“谋害”他，并说给他治病的金茂岳医生有政治问题甚至特务嫌疑。
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以后，王明不再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从此，他退出了中共中央的权力核心。
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为进一步清算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11月29日，李富春与王明谈话，说很快就要召开七大，希望他认真作出检讨。在这种情况下，王明感到靠山已去，不得不于12月1日让妻子孟庆树代笔，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再一次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对于1941年10月间毛泽东等同志的批评，他“很感谢”，说这些批评“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信的最后，他说：“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表示”而已，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检查。
【从“愿意做个驴子”到拒绝继续认错】
在1945年党的七大前夕，毛泽东把六届七中全会准备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送给王明看，并派人同他谈话，建议他写一个承认错误的声明书。王明迫不得已，于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一天，给六届七中全会写了一封长信，表示赞同这一决议，并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在此信的最后王明说，中央对他作出任何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我都服从接受”，并认为应撤销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让他作最接近广大群众的下层群众工作。
在这封长信中，虽然有些问题检查得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刻，但这是王明一生中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一次最系统的检查，态度似乎也是沉痛的、诚恳的。但是，在后来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版）一书中，王明却说这次检查是被迫的，并不是真心真意的，并攻击《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伪造中共党史的第一个文件”。
因为王明检查了自己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七大上做了工作，七大仍然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王明在发言中从各个方面吹捧毛泽东和《新民主主义论》，但毫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对于他的发言大家提出了批评，他不得已在3月10日的第二次发言中作了一些检查。他对有的问题进行了检讨，对有的问题进行了反驳或解释，说他从未反对过新民主主义，从未反过毛，只是“不知道他如此伟大”，“心里也没有想过当总书记”，等等。在大家的批评帮助下，他表示“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指出要帮助王明改正错误，并要求王明写一份检查错误的声明书。但是，王明一直没有写这个声明书。
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王明因病请假。由于他迟迟不写检查错误的声明书，会议作出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要求王明将“声明书写好后，应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在必要时，由政治局提交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可是到9月上旬，王明便提出“请求到苏联医治”，10月25日动身到苏联去了。他虽于1953年12月回国，但1956年1月30日，又再次到苏联去了。
【晚年以反毛为业】
自1956年去苏联，王明再也没有回国。他去苏联固然是为了治病，但毫无疑问也是为了躲避检查。1960年以前，他一方面养病，一方面写了很多诗歌，有些是赞扬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人民的胜利的，有些是怀念家乡、亲人及战友的。在抒发个人情感的另外一些诗歌里，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不满。对于国内的政治运动，他做了很多指责。其中一些指责，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这些运动确实搞错了，如他批评的“反右运动”和“三面红旗”等。但他在这些诗中竭尽嘲讽和挖苦之能事，而且把责任归咎于毛泽东一人。从1960年以后，王明写的一些诗则明显地是对毛泽东的攻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王明写了一系列诗歌和文章，从各个方面反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这个时期王明的“代表作”共三部。一部题为《论中国事件》，1969年3月19日首先刊登在加拿大共产党党报《加拿大论坛报》上，随后由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印成小册子。第二部“代表作”是他于1970年4月借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写的《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一书，继续攻击毛泽东。第三部“代表作”是1971年以来所写的一些文章拼凑成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现代史料编刊社和东方出版社在国内出版时，名字改为《中共五十年》），这可说是他反对毛泽东的“登峰造极”之作。这本书刚编完，王明就于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去世。
还在1968年12月8日，王明便在一首题为《生死斗争》的七律中写道：“坐行都苦睡眠苦，何不飞升到太玄?争取生存为党业，力求述作反毛篇。”由此可见，王明晚年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反对毛泽东身上。
纵观王明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他不到27周岁就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掌握实际大权，但不到一年就离开斗争第一线。33岁时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回国风光一时，也是不到一年就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失去实权，并在37岁时受到批判，实际上离开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很快成为左、右倾错误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党的批判。
王明的一生贯穿了一条线，那就是教条主义。他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著作，但由于坚持教条主义，接连犯了“左”的和右的两次错误，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他的悲剧。
（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米夫的“得意弟子”】
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是从反对中共中央开始的。
王明原是武昌商科大学预科的一名青年学生，1925年1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成了校长米夫的得意弟子，成了一个教条主义者，并积极参加了学校里的派别斗争，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一个小宗派。由于以瞿秋白、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不同意他们的做法，王明于1928年带头开展了反对中共代表团的活动，“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时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1929年3月，在莫斯科呆了5年多的王明回到上海。有的回忆说，当时中共中央提出让王明到革命根据地去工作，但他不愿意，也“不愿到基层工作，坚持要留在中央机关，一心一意想当领袖。他既害怕白色恐怖，又害怕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但据王明自己回忆，开始时他的工作很不顺利。直到“五一”节前，他才和中央机关接上头。李立三对他说：“你虽然在莫斯科学习过，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要到最下层、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于是派王明到中共沪西区委，做《红旗报》的通讯员。但王明到达后，才知道那里已经有了通讯员，于是只能做候补通讯员，每天只是领来报纸，送发报纸。直到7月27日，才被调到沪东区委宣传部。10月中旬，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红旗报》编辑。1930年1月12日王明被捕后，雇了一个印度巡捕到中央秘密机关送信，请求营救，致使党的许多机关不得不立即转移。所以2月18日王明刚被交保释放，党中央就批评了他，给了他党内警告处分，改派到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做《劳动》三日刊的编辑。6月初，又调任中宣部秘书。这期间，王明写了几十篇文章，极力宣传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主张，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比李立三更“左”。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代表“立三路线”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当王明听说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罗伯特反对这个决议，共产国际也一直未批准这个决议时，便揣摩其意图，在7月9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与博古一起对这个决议提出不同意见。当时，李立三、向忠发等很恼火，立即给他们扣上“右派”、“小组织者”等帽子，又给了王明留党察看的处分。第二天即7月10日，王明又给中央写信，重申他在会上讲的意见。8月，中央又给他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并调出中共中央宣传部，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王明提出的一些意见虽然是对的，但更多的是站在更“左”的立场上反对李立三的。
【从一般干部到掌控中央大权】
为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7月23日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于9月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虽然没有指出李立三犯的是“路线错误”，但实际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对于六届三中全会，王明也曾表示拥护，并表示服从党的分配，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工作。
但共产国际看到中共中央报去的材料以后，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认为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并于1930年10月发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十月来信”，实际上否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王明在离开上海以前，从苏联回国的学生那里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立即改变态度，从拥护三中全会变为反对三中全会，并以未撤销对他的处分为借口，赖在上海不走。11月13日，他和博古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用激烈、尖锐的词句反对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四天之后他们又向中央写了第二封信，提出撤销对他们的处分等三条要求。
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接到共产国际来信后，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认为不宜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进行的工作转变并造成党的分裂，指出王明等人的活动是为了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但王明根本不听劝告，进一步展开宗派活动。他一方面加紧撰写、修改他的《两条路线》，即后来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一方面进行串联，与罗章龙等人联名写信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解决党内的政治、组织问题。于是，中共中央不得不于12月9日作出《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
但正在这时，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他认为召开紧急会议并没有把握把瞿秋白赶下台，把王明扶上台，于是提议召开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一手把持下，中共中央撤销了对王明等人的处分，并任命他为江南省委（习惯上称江苏省委）书记。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王明作为一个刚回国不久的不到27周岁的青年学生，一个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一般党员干部，在米夫的一手扶植下，一跃登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从2月开始，他又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杨奎松《王明上台记》）
有个问题有些读者一直有疑问，即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只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也只排名第四，前面还有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张国焘于这年4月到了鄂豫皖根据地以后，王明也只排名第三。那么，为什么从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的错误叫做“王明路线”呢? 我想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王明虽不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但操有实权，并且最受共产国际的信任。毛泽东在批判王明的时候也说：王明在四中全会上实际上是“夺了权”，他“实际上做了总书记”。这就像李立三犯错误时不叫“向忠发路线”，而叫“李立三路线”一样；二是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工作，实际上是以王明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为纲领的，当时的各项方针政策不过是这本小册子的内容的体现和具体化。以后王明虽然到了国外，但新成立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贯彻执行的还是王明走前制定的那条路线，即“国际路线”。在延安整风时，中央曾把博古和王明并称，将这条路线称为“王明、博古的机会主义路线”。后来博古不幸牺牲，加上认错态度又较好，所以以后就只称王明的左倾路线了。当然，王明的这本小册子也是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的。
【从坚持左倾错误到较早提出一些正确主张】
1931年10月18日，王明秘密乘船离开上海，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开始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负责处理中国党的事务。后来他担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书记处候补书记，是中共在共产国际里职务最高的人。
过去很多著作认为，王明到共产国际以后，仍在遥控中共中央，贯彻他的左倾主张。我认为，这只讲了一个方面，说他遥控中共中央，似乎有些夸大。因为莫斯科和上海及中央苏区相隔万里，电讯、交通都十分不便，王明即使要遥控，也鞭长莫及。况且，王明和博古后来也发生了分歧。
由于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能够比较早地了解共产国际及苏联政策的变化，因此，随着苏联对外政策及共产国际主张的转变，他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他与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发生了分歧。
例如1933年11月30日，王明在《中国苏维埃区域底经济政策》一文中，提出了一些修改对富农、土地、工商业、劳动政策等方面的左倾错误的意见，指出当时不能从苏区经济中铲除资本主义，而应利用它振兴苏区的经济；不能消灭富农和频繁地重新分配土地，应当保护、发展工商业和允许自由贸易等。这与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又如1934年8月3日，王明和康生在给中共中央写的一封长信中，对博古主持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关于粉碎六次“围剿”（这里说的第六次“围剿”，即通常说的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作者注）的斗争“是阻止中国走殖民地道路的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要扩大百万红军，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等提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艰)苦斗争，六次“围剿”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把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作为目前实际行动的口号，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像武装、干部、供给等），同时还会发生把地方武装都集中到红军来的现象，因之不能不减弱在敌人后方两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目前必须首先提出“反日反蒋”的口号。在这口号之下，团结一切有可能参加这个运动的力量，来反对目前革命的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
尽管王明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他的思想转变并不彻底，但对于他的思想转变和他对博古等人的批评，是应该肯定的。
【从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到犯下“严重错误”】
1937年11月，王明与康生等启程回国，11月29日回到延安。在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被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他与周恩来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12月18日，他与周恩来、博古等到了武汉。在12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上，他被确定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在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在一些大的问题上与中央是一致的。第一，他也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第二，他也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反对分裂的；第三，他也是主张保持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反对取消中国共产党的。他在长江局期间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长江局的成绩，有王明的一份功劳。
但是，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也宣传和贯彻了他的右倾主张，在不少工作上犯了严重错误。1941年10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对王明这个时期的错误作了以下概括：“（一）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二）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肯定了刘少奇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口号的批评，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并因武汉失守撤销长江局，结束了王明对南部中国党的领导，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
长期以来，一直把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称为“右倾投降主义”。直到2002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才改变了这种提法，只说王明在抗战初期犯了“右倾错误”，没有再提“右倾投降主义”。
近年来，不少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不能再把王明抗战初期的错误看作右倾错误。 看清这个问题的关键，我认为是站在什么角度来分析。如果站在中共党史的角度，王明的一些做法当然可以认为是右的；但如果站在中国现代史的角度，就不能认为王明在抗战初期是右倾的。王明回国的时候，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建立。既然是合作，就应该互谅互让，不能一味地强调斗争。特别是他回国不久，就到武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直接在那里同国民党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多地强调联合、团结与合作，强调有些事情要经过国民党同意，并没有什么错误。
即使从中共党史的角度，也很难说原来批判王明的那些问题都是右倾错误。例如毛泽东批判的那几条：第一条是“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以及“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这只能说是认识问题，如果一定要说倾向的话，那不仅不是“右”，而且是“左”；能够说“右”的问题只有第二条，即“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王明也不是一概错误，要作具体分析。第一，王明并不是不要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独立性。他在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口号的同时，对这个问题是强调的。第二，王明并不是没有开展对国民党错误思想及行动的斗争。第三，王明讲的很多话，毛泽东也讲过。当然，王明在很多问题上与毛泽东的看法还是不同的。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毛泽东与国民党殊死斗争了10年，对于如何反对国民党的限制和打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考虑得更多一些。而王明是带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加强国共合作的使命回国的，因而对于怎么和国民党合作抗日考虑得更多一些。所以后来毛泽东批评王明是“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1945年6月毛泽东同师哲的谈话，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很多著作认为王明这次回国是来夺毛泽东的权的。但从现有的材料看，没什么材料可以说明斯大林曾想过以王明取代毛泽东。相反，王明回国前，季米特洛夫曾一再告诫他回国后不要争权：“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从讨好毛泽东到对抗整风运动】
自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批评以后，王明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开始极力吹捧毛泽东。
1940年5月3日，王明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说要学习毛泽东“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勤于学习的精神”、“勇于创造的精神”、“长于工作的精神”、“善于团结的精神”，说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便是我们党的主要的领导人，便是中国革命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大革命失败后毛“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民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放在他手里，他都能做好，只要你向他请教，他都能告诉你经验和方法”。所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生以及全国的优秀青年，应该以毛泽东为模范，应该学习毛泽东”。对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王明说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在这篇讲演中，一切好听的名词几乎都用上了，和林彪、康生之流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吹捧相比，毫不逊色。对毛泽东做出这么高的评价，王明是第一个。
可是在王明的心里，在另外的场合，对毛泽东就不那么“尊重”和“赞成”了。例如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后，王明在女大传达报告时便说，理论联系实际要反对这也联系那也联系，变成“乱联系”，并说“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学它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见实际自然会运用。
在整风运动中，王明更是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利用一切机会对毛泽东等人的批评进行反扑。他抓住1941年10月4日季米特洛夫的一份电报，说应与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搞好关系，中央的方针太“左”了。在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他说“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弄得更好些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未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王明发言后与会同志对他进行了批评，他几乎逐条进行了反驳和解释。可是当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这些政治问题，希望王明对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会议上说明时，王明突然于10月12日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并说他同意毛泽东关于他在武汉时期所犯错误的结论。从此，他就以生病作为拒不检查错误的挡箭牌。
从1941年10月12日至1945年，王明就一直在医院或家里养病、治病。在治病过程中，他又抓住对他用药不当的“技术事故”大做文章，说是毛泽东通过李富春指使医生“谋害”他，并说给他治病的金茂岳医生有政治问题甚至特务嫌疑。
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以后，王明不再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从此，他退出了中共中央的权力核心。
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为进一步清算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11月29日，李富春与王明谈话，说很快就要召开七大，希望他认真作出检讨。在这种情况下，王明感到靠山已去，不得不于12月1日让妻子孟庆树代笔，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再一次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对于1941年10月间毛泽东等同志的批评，他“很感谢”，说这些批评“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信的最后，他说：“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表示”而已，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检查。
【从“愿意做个驴子”到拒绝继续认错】
在1945年党的七大前夕，毛泽东把六届七中全会准备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送给王明看，并派人同他谈话，建议他写一个承认错误的声明书。王明迫不得已，于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一天，给六届七中全会写了一封长信，表示赞同这一决议，并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在此信的最后王明说，中央对他作出任何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我都服从接受”，并认为应撤销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让他作最接近广大群众的下层群众工作。
在这封长信中，虽然有些问题检查得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刻，但这是王明一生中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一次最系统的检查，态度似乎也是沉痛的、诚恳的。但是，在后来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版）一书中，王明却说这次检查是被迫的，并不是真心真意的，并攻击《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伪造中共党史的第一个文件”。
因为王明检查了自己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七大上做了工作，七大仍然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王明在发言中从各个方面吹捧毛泽东和《新民主主义论》，但毫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对于他的发言大家提出了批评，他不得已在3月10日的第二次发言中作了一些检查。他对有的问题进行了检讨，对有的问题进行了反驳或解释，说他从未反对过新民主主义，从未反过毛，只是“不知道他如此伟大”，“心里也没有想过当总书记”，等等。在大家的批评帮助下，他表示“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指出要帮助王明改正错误，并要求王明写一份检查错误的声明书。但是，王明一直没有写这个声明书。
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王明因病请假。由于他迟迟不写检查错误的声明书，会议作出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要求王明将“声明书写好后，应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在必要时，由政治局提交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可是到9月上旬，王明便提出“请求到苏联医治”，10月25日动身到苏联去了。他虽于1953年12月回国，但1956年1月30日，又再次到苏联去了。
【晚年以反毛为业】
自1956年去苏联，王明再也没有回国。他去苏联固然是为了治病，但毫无疑问也是为了躲避检查。1960年以前，他一方面养病，一方面写了很多诗歌，有些是赞扬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人民的胜利的，有些是怀念家乡、亲人及战友的。在抒发个人情感的另外一些诗歌里，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不满。对于国内的政治运动，他做了很多指责。其中一些指责，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这些运动确实搞错了，如他批评的“反右运动”和“三面红旗”等。但他在这些诗中竭尽嘲讽和挖苦之能事，而且把责任归咎于毛泽东一人。从1960年以后，王明写的一些诗则明显地是对毛泽东的攻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王明写了一系列诗歌和文章，从各个方面反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这个时期王明的“代表作”共三部。一部题为《论中国事件》，1969年3月19日首先刊登在加拿大共产党党报《加拿大论坛报》上，随后由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印成小册子。第二部“代表作”是他于1970年4月借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写的《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一书，继续攻击毛泽东。第三部“代表作”是1971年以来所写的一些文章拼凑成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现代史料编刊社和东方出版社在国内出版时，名字改为《中共五十年》），这可说是他反对毛泽东的“登峰造极”之作。这本书刚编完，王明就于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去世。
还在1968年12月8日，王明便在一首题为《生死斗争》的七律中写道：“坐行都苦睡眠苦，何不飞升到太玄?争取生存为党业，力求述作反毛篇。”由此可见，王明晚年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反对毛泽东身上。
纵观王明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他不到27周岁就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掌握实际大权，但不到一年就离开斗争第一线。33岁时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回国风光一时，也是不到一年就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失去实权，并在37岁时受到批判，实际上离开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很快成为左、右倾错误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党的批判。
王明的一生贯穿了一条线，那就是教条主义。他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著作，但由于坚持教条主义，接连犯了“左”的和右的两次错误，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他的悲剧。
（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