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兹举国上下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得睹1949年5月3日毛泽东指挥解放浙沪亲笔所书的电报，令笔者欣喜不已。
　　毛体字遒劲挺拔，秀外刚中，挥洒逞意，小大由之，不受格纸拘束，异古而超今，人多喜之，人都识之。由于该电乃六十年前解放浙沪两地战事，我对杭地所闻甚为详实，而上海解放更是目睹身经，得睹毛泽东亲笔电报倍感亲切。
　　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乃是中央档案馆拨与杭州档案馆的。电报中提到杭州在解放前夕，地方上自主成立的救济会一事，引起笔者对旧人、旧地之思，而意想不到的是身为统帅的毛泽东，远在北平对许多情事了如指掌，均在运筹帷幄之中。容抄录该电报中的第二条全句于后，以助领会与理解：“(二)谭、王、吉已逼近杭州，不知来得及停止否?杭州城内除周嵒率少数人为后卫尚未退走外，军队、警察及省政府均已向宁波撤退城内治安由临时组织的民警维持，在此种情形下，谭、王、吉似可以不即去占领杭州，暂时由原来已经成立的治安委员会(以救济委员会名义出现)、地方绅士吕公望等维持，以待我方干部之到达。是否可以如此，请粟、张决定。”(谭王吉系指谭震林、王建安、吉洛(姬鹏飞)。当时谭震林担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王建安担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吉洛(姬鹏飞)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粟为粟裕一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张为张震一第三野战军参谋长)
　　读此电文，使人深深地感悟到统帅指挥大军作战的艺术与魄力，更令人感动的是毛泽东对地方组织与人物的高度信任，正因为有此信任，则有助解放全国大业，减少作战的人力物力损耗，更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增添助力。
　　1948年4月27日，杭州市参议会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商议组织“杭州市应变委员会”，并选出吕公望、竺可桢、金润泉、张衡、程心锦、张忍甫、汪廷镜为该委员会常委，主要任务为急购粮食，设施粥站济贫、保护文化古迹及水电、交通设施。翌日(28日)在“应变委员会”会议上，吕公望、竺可桢、金润泉提议组织“杭州市临时救济委员会”。该会于4月29日正式成立，吕公望被选为主任委员，金润泉、竺可桢、余绍宋、张衡等被选为常务委员，并立即投入工作。
　　先父吕公望在解放前夕挺身而出，担任救济会会长，另又与保安部门提出保护公共设施，保护西湖古迹，保护人民安全等等，既是出于对家乡的深厚感情，也是继续完成老友陈仪的心愿(先前父亲与陈仪等曾一起商议起义之事，陈仪被汤恩伯出卖，于1950年6月2日被杀害于台北)。周苗(周嵒系当时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任省主席)于杭州解放的前一天逃离杭城，临走前曾驾吉普车来寻邀先父同去舟山，先父以老病辞。据说，在蒋政府“邀请”名单中有先父与竺可桢二人。
　　杭州于1949年5月6日解放，上海至5月27日解放。杭州的解放未鸣一枪，未伤一战士，粮油有保障，西子依旧，胜景无损。谭震林抵杭后即往拜访先父吕公望，并转致统帅慰问之意。先父吕公望及先岳父金润泉(中国银行浙江分行行长，省商会会长)均是浙江省首届政协委员，继后连任第二三届，两亲家先后同于1954年去世。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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