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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资本逻辑与城市空间问题具有内在关联：资本逻辑在推动现代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城市问题特别是城市空间的非正义性问题，具体表现在资本逻辑与城市居住的空间分化与隔离、城市路权的非正义性、城市公共产品的非均衡性分布之间的勾连。上海城市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规制资本逻辑，实现城市空间正义是完全可行的。
关键词：资本 资本逻辑 上海 城市空间正义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快速城市化在不断改变中国人生存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同时，切实改善了人们的生存、发展的外部条件，推动了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与提升。但同时，快速城市化也带来贫富差距扩大、动迁矛盾、交通拥挤、城市公共产品、服务的非均衡供给、房价高企等一系列社会矛盾、问题。城市空间正义已经成为一个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视、思考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空间的生成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过程，而是受制于社会实践活动的程度和水平，特别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生产与其他一切方面的生产一样，都是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资本逻辑。如何有效地规制资本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市化道路的核心要义。
一、资本逻辑与城市空间问题的内在勾连
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城市生活中，整个社会生活都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资本逻辑在推动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决定着社会财富的分配和消费。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本及其人格化的资本家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也推动城市经历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时代。但是，城市的发展、文明的提升绝不是资本逻辑运动的终极目的。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城市的发展必然受制于资本逻辑。资本对利润无止境的追逐必然使城市成为自身实现价值增殖的空间存在。城市空间问题与资本逻辑的勾连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资本逻辑与城市居住的空间分化与隔离。在居住方面，较为普遍的问题是空间分化与隔离。今天城市空间分化已经从马克思时代的贵族区、商业区与工人居住区的分化走向中心城区与郊区的分化、富人区与贫民窟的分化。中心城区和郊区表面上看是城市地理空间分布的区别，但实质上是中心城区与郊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由此引起的第二个城市空间的分化是贫富分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伦敦贫民区地狱般状况、过高房租的描述，读来令人不寒而栗。今天的情况并不比马克思的时代好多少。20世纪70、80年代，美国以洛杉矶为代表的城市中出现的日益增多的中心城区贫民聚居区，出现了社会底层阶级的集中趋势，即由于白人和有钱人搬出而造成贫穷人口多居住在城中，形成了难以改变的贫民区。据联合国统计数字显示，印度的贫民窟人口达到了1.7亿，其中孟买最多，为1100万，占到该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据巴西人口研究部门统计，约有650万巴西人生活在近4000个贫民窟中。无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贫民窟的共同特点就是环境恶化、贫穷落后、犯罪滋生。资本逻辑所导致的两极化的积累，导致了城市底层阶级贫困的积累和代际传递。正如有学者指出，今天的底层阶级的集中并不是公共政策本身造成的，而是要从底层阶级的失业问题，要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中去理解。底层阶级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布本身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城市规划与社区治理的问题，资本逻辑是其深层的内在根源。我国一些城市在城市远郊地区建设的大量保障房基地，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沦为城市贫民区的危险与可能。
2.资本逻辑与城市路权的非正义性。汽车社会化压缩了时间，但也迅速改变了历史延续下来的城市的空间结构，当汽车成为城市社会空间交往的主导时，人被车排挤，“以人为本”存在蜕化为“以车为本”的危险。这背后实际上也是资本逻辑在起着决定性作用。当代世界各国，几乎都把汽车工业作为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成为资本谋利的重要依托。我国也将汽车产业列为国民经济十大支柱产业之一。铺天盖地的汽车广告，不断制造对汽车的虚幻需求。汽车和许多商品一样，在满足实用的需要之外，更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消费，代表着拥有者的身份和地位。与汽车社会来临相伴的是汽车特别是小轿车对交通资源的过度占用。20世纪，美国被称为车轮上的国家，而今天曾经的自行車王国——中国汽车保有量超过2亿辆，并有望在2019年超越美国，跃居世界首位。交通拥堵，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通病。在道路规划设计中，人们往往关心的是几车道，即有几条机动车道，却几乎无人关心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有没有、有多宽，是否与该路段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通行量相匹配。其结果是，有些马路机动车道越修越宽，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却越来越窄，有些路段甚至没有非机动车道；有些马路为了方便机动车，行人过马路要么上天桥要么下地道，非常不便。这些做法看似汽车的霸权，实际上却是资本的霸权，实际上侵害了非机动车拥有者和行人的空间权利，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原则。
3.资本逻辑与城市公共产品的非均衡性分布。目前，城市空间中公共服务和产品的非均衡性分布造成了中下收入群体在公共服务权益上的“被剥夺”，已成为当代城市中的新问题。其背后也是资本逻辑。按照资本逻辑，越是稀缺的资源越能获取更多的利润。在许多城市，中心城区的土地无疑是极端稀缺的，但政府是把土地拍卖出去给开放商用于商业开发，还是建设社会公共服务设施？是优先满足资本逐利的需要还是要首先满足城市居民基本生活需要？政府必须做出选择。在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土地财政较为普遍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屡屡上演的非法强拆足以表明地方政府对资本逻辑的屈服以及资本逻辑力量的异常强大。而极少数官员被戏称为“拆迁大佐”、“一指没”，其背后往往是资本逻辑与权力的媾和。实际的状况就是，中心城区居住人口的减少与商业建筑的增加并行；大量棚户区、工人新村被拆迁到远郊的同时，其原址上新建的高档住房为高收入群体所购买和居住，从而实现了住区更新。与此同时，大量优质的科教文卫体等资源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经济因素大多配置、集中在中心城区，包含影剧院、体育场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综合性医院、中小学校、幼托机构等一切与人们日常精神、文化、健康生活相关的公共服务与产品。当前“择校热”、“天价学区房”等现象的出现就是优质公共资源空间配置不合理、不均衡的现实后果。 二、资本逻辑批判与上海城市空间正义的路径选择
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还无法在经典作家所论述的意义上超越资本逻辑。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伟大实践证明：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是可能的、可行的，也是成功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资本逻辑的作用，激发社会活力，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个性化选择；同时，规制资本逻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渗透与控制，发挥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给市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产品。近年来上海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实现城市空间正义是完全可行的。
1.通过制度设计与安排，消除在居住空间上的贫富分隔。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上海城市居民的整体居住条件得到了有效地改善。据统计，1979年，上海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仅有4.3平米；2015年达到了36.1平米。市场化住房改革功不可没，资本逻辑体现了配置资源、满足市场需求的积极作用，它在国家、政府资金短缺、不足的情况下，在较短时间内提供了大量商品住房，有效地改善了老百姓的居住条件。然而，单纯的市场和资本逻辑，势必造成大量高档住宅的生产以及房价的过快上涨，必然会出现城市中心区与城市新城、近郊、远郊的房价差所导致的穷富阶层在空间分布上的隔离。为了保障低收入群体能够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维护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避免贫富空间隔离及其造成的社会分裂，上海市政府在积极统筹保障房建设的同时，努力避免贫富阶层的空间分隔。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上海将新增各类保障性住房供应约30万套（户）。2016年全年新增供应各类保障性住房5.2万套。在保障房建设中，商业、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等同时规划、同时建设。还要通过整体规划，政府主导的方式，为郊区新城、保障房社区引入、配建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医疗卫生资源，以最大限度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从根本上避免了保障房社区沦为城市贫民区的可能。2012年11月，上海市的《市政府厅转发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等关于本市保障性住房配建实施意见的通知》明确要求：凡新出让土地、用于开发建设商品住宅的建设项目，均应按照不低于该建设项目住宅建筑总面积5%的比例，配建保障性住房。配建的保障性住房应无偿移交政府用于住房保障，并在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条件中予以明确。这样一系列制度安排，有助于缓解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在空间上的自然疏离，已实现不同社会阶层在空间占有的平等，促使不同阶层的和谐相处。
2.以公交优先战略实现城市路权正义。城市路权的非正义现象如何消除，许多城市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真正落实公交优先的原则，大力发展复合式的交通网络方便市民出行，许多大城市已经基本形成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基础、出租汽车为补充、交通枢纽为衔接的一体化公共交通体系，为居民方便、高效出行提供基本保障。城市绿道的建设、免费公共自行车项目的实施、穿梭巴士等，都是对城市交通运行中的弱势群体所享有的路权和出行权益的保障。 公共交通网的建设，体现了对每一个个体的关心，尤其是对普通市民、弱势群体的关怀，也有利于城市空间的合理化使用。
2016年，上海地铁运营里程达到617公里，居世界第一；2016年，全网客流达33.97亿人次，跃居世界第二；形成了“覆盖中心城区、连接市郊新城、贯通重要枢纽”的上海轨道交通基本运营网络。目前还有216公里轨道交通新线在建，预计到2017年年底，运营里程将达到672公里，到2020年将形成超过800公里的地铁网络。上海正加紧建设公交专用道，在目前325公里基础上，到2020年要达到500公里规模。随着公共交通体系的完善，市民出行更加方便，利用公交交通出行成为市民的第一选择。2016年全年公共交通占比达到86.4%，其中轨道交通全年日均客运量为929万乘次，占城市客运交通51%；地面公交日均客运量为654万乘次。
有效利用有限资源，大力推动城市绿道建设，引导绿色出行。上海市规划“十三五”期间建成1000公里城市绿道，年均200公里。2016年，上海结合各区沿江沿河开发建设生态廊道、郊野公园、马拉松赛道新建改建等，已建成绿道223公里。针对疯狂生长的共享单车，在肯定其对于方便公众出行、理解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同时，上海市在全国率先发布《上海市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指导意见》（试行）（公开征求意见稿），酝酿出台管理制度，规范运行。此外上海还积极发展穿梭巴士、公共租赁自行车等，多措并举，努力让市民出行有更多选择，实现城市路权正义。
3.以公共资源的均衡化推進城市公共产品使用正义。与国外城市不同，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文化资源集中在城市的中心城区，极其不均衡的公共资源分布导致了中心城区和郊区、远郊之间在公共资源占有和使用上的两极分化，以及生活方便度和舒适度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有进一步导致了中心城区与郊区、远郊在房屋价格上的巨大差异。今天，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一线城市的中心城区和远郊的房价差可达10万/平方米以上也与公共产品占有和使用上的不正义性有关。20世纪80、90年代上海流行“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说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浦东地区城市基本的生活配套设施、文化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难以满足市民的生活需要导致的。如今的浦东，随着黄浦江上一座座大桥的落成、一条条越江隧道的贯通，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科技馆、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海洋水族馆、东方艺术中心、临港滴水湖等的建成，浦东已成为市民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2015年末，浦东新区常住人口达547.49万人，占全市人口的22%以上。“十三五”期间，上海将在浦东建设上海图书馆东馆、上海博物馆东馆和上海大歌剧院三大市级文化设施，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浦东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此外，基础教育领域的教师轮岗制、医疗领域的三甲医院郊区分院的建设等措施，有力推动了城市公共资源的均衡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M]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3]王志刚，《社会主义空间正义论》[M]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4]胡毅、张京祥，《中国城市住区更新的解读与重构》，[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简介：刘严宁（1979—）男。陕西岐山人。哲学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郭飒飒，女。陕西杨凌人。哲学硕士。讲师。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上海城建职业学院2016年校级科研基金项目“资本逻辑视野中的上海城市空间正义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资本 资本逻辑 上海 城市空间正义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快速城市化在不断改变中国人生存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同时，切实改善了人们的生存、发展的外部条件，推动了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与提升。但同时，快速城市化也带来贫富差距扩大、动迁矛盾、交通拥挤、城市公共产品、服务的非均衡供给、房价高企等一系列社会矛盾、问题。城市空间正义已经成为一个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视、思考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空间的生成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过程，而是受制于社会实践活动的程度和水平，特别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生产与其他一切方面的生产一样，都是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资本逻辑。如何有效地规制资本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市化道路的核心要义。
一、资本逻辑与城市空间问题的内在勾连
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城市生活中，整个社会生活都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资本逻辑在推动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决定着社会财富的分配和消费。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本及其人格化的资本家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也推动城市经历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时代。但是，城市的发展、文明的提升绝不是资本逻辑运动的终极目的。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城市的发展必然受制于资本逻辑。资本对利润无止境的追逐必然使城市成为自身实现价值增殖的空间存在。城市空间问题与资本逻辑的勾连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资本逻辑与城市居住的空间分化与隔离。在居住方面，较为普遍的问题是空间分化与隔离。今天城市空间分化已经从马克思时代的贵族区、商业区与工人居住区的分化走向中心城区与郊区的分化、富人区与贫民窟的分化。中心城区和郊区表面上看是城市地理空间分布的区别，但实质上是中心城区与郊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由此引起的第二个城市空间的分化是贫富分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伦敦贫民区地狱般状况、过高房租的描述，读来令人不寒而栗。今天的情况并不比马克思的时代好多少。20世纪70、80年代，美国以洛杉矶为代表的城市中出现的日益增多的中心城区贫民聚居区，出现了社会底层阶级的集中趋势，即由于白人和有钱人搬出而造成贫穷人口多居住在城中，形成了难以改变的贫民区。据联合国统计数字显示，印度的贫民窟人口达到了1.7亿，其中孟买最多，为1100万，占到该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据巴西人口研究部门统计，约有650万巴西人生活在近4000个贫民窟中。无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贫民窟的共同特点就是环境恶化、贫穷落后、犯罪滋生。资本逻辑所导致的两极化的积累，导致了城市底层阶级贫困的积累和代际传递。正如有学者指出，今天的底层阶级的集中并不是公共政策本身造成的，而是要从底层阶级的失业问题，要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中去理解。底层阶级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布本身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城市规划与社区治理的问题，资本逻辑是其深层的内在根源。我国一些城市在城市远郊地区建设的大量保障房基地，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沦为城市贫民区的危险与可能。
2.资本逻辑与城市路权的非正义性。汽车社会化压缩了时间，但也迅速改变了历史延续下来的城市的空间结构，当汽车成为城市社会空间交往的主导时，人被车排挤，“以人为本”存在蜕化为“以车为本”的危险。这背后实际上也是资本逻辑在起着决定性作用。当代世界各国，几乎都把汽车工业作为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成为资本谋利的重要依托。我国也将汽车产业列为国民经济十大支柱产业之一。铺天盖地的汽车广告，不断制造对汽车的虚幻需求。汽车和许多商品一样，在满足实用的需要之外，更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消费，代表着拥有者的身份和地位。与汽车社会来临相伴的是汽车特别是小轿车对交通资源的过度占用。20世纪，美国被称为车轮上的国家，而今天曾经的自行車王国——中国汽车保有量超过2亿辆，并有望在2019年超越美国，跃居世界首位。交通拥堵，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通病。在道路规划设计中，人们往往关心的是几车道，即有几条机动车道，却几乎无人关心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有没有、有多宽，是否与该路段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通行量相匹配。其结果是，有些马路机动车道越修越宽，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却越来越窄，有些路段甚至没有非机动车道；有些马路为了方便机动车，行人过马路要么上天桥要么下地道，非常不便。这些做法看似汽车的霸权，实际上却是资本的霸权，实际上侵害了非机动车拥有者和行人的空间权利，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原则。
3.资本逻辑与城市公共产品的非均衡性分布。目前，城市空间中公共服务和产品的非均衡性分布造成了中下收入群体在公共服务权益上的“被剥夺”，已成为当代城市中的新问题。其背后也是资本逻辑。按照资本逻辑，越是稀缺的资源越能获取更多的利润。在许多城市，中心城区的土地无疑是极端稀缺的，但政府是把土地拍卖出去给开放商用于商业开发，还是建设社会公共服务设施？是优先满足资本逐利的需要还是要首先满足城市居民基本生活需要？政府必须做出选择。在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土地财政较为普遍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屡屡上演的非法强拆足以表明地方政府对资本逻辑的屈服以及资本逻辑力量的异常强大。而极少数官员被戏称为“拆迁大佐”、“一指没”，其背后往往是资本逻辑与权力的媾和。实际的状况就是，中心城区居住人口的减少与商业建筑的增加并行；大量棚户区、工人新村被拆迁到远郊的同时，其原址上新建的高档住房为高收入群体所购买和居住，从而实现了住区更新。与此同时，大量优质的科教文卫体等资源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经济因素大多配置、集中在中心城区，包含影剧院、体育场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综合性医院、中小学校、幼托机构等一切与人们日常精神、文化、健康生活相关的公共服务与产品。当前“择校热”、“天价学区房”等现象的出现就是优质公共资源空间配置不合理、不均衡的现实后果。 二、资本逻辑批判与上海城市空间正义的路径选择
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还无法在经典作家所论述的意义上超越资本逻辑。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伟大实践证明：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是可能的、可行的，也是成功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资本逻辑的作用，激发社会活力，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个性化选择；同时，规制资本逻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渗透与控制，发挥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给市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产品。近年来上海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实现城市空间正义是完全可行的。
1.通过制度设计与安排，消除在居住空间上的贫富分隔。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上海城市居民的整体居住条件得到了有效地改善。据统计，1979年，上海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仅有4.3平米；2015年达到了36.1平米。市场化住房改革功不可没，资本逻辑体现了配置资源、满足市场需求的积极作用，它在国家、政府资金短缺、不足的情况下，在较短时间内提供了大量商品住房，有效地改善了老百姓的居住条件。然而，单纯的市场和资本逻辑，势必造成大量高档住宅的生产以及房价的过快上涨，必然会出现城市中心区与城市新城、近郊、远郊的房价差所导致的穷富阶层在空间分布上的隔离。为了保障低收入群体能够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维护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避免贫富空间隔离及其造成的社会分裂，上海市政府在积极统筹保障房建设的同时，努力避免贫富阶层的空间分隔。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上海将新增各类保障性住房供应约30万套（户）。2016年全年新增供应各类保障性住房5.2万套。在保障房建设中，商业、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等同时规划、同时建设。还要通过整体规划，政府主导的方式，为郊区新城、保障房社区引入、配建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医疗卫生资源，以最大限度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从根本上避免了保障房社区沦为城市贫民区的可能。2012年11月，上海市的《市政府厅转发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等关于本市保障性住房配建实施意见的通知》明确要求：凡新出让土地、用于开发建设商品住宅的建设项目，均应按照不低于该建设项目住宅建筑总面积5%的比例，配建保障性住房。配建的保障性住房应无偿移交政府用于住房保障，并在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条件中予以明确。这样一系列制度安排，有助于缓解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在空间上的自然疏离，已实现不同社会阶层在空间占有的平等，促使不同阶层的和谐相处。
2.以公交优先战略实现城市路权正义。城市路权的非正义现象如何消除，许多城市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真正落实公交优先的原则，大力发展复合式的交通网络方便市民出行，许多大城市已经基本形成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基础、出租汽车为补充、交通枢纽为衔接的一体化公共交通体系，为居民方便、高效出行提供基本保障。城市绿道的建设、免费公共自行车项目的实施、穿梭巴士等，都是对城市交通运行中的弱势群体所享有的路权和出行权益的保障。 公共交通网的建设，体现了对每一个个体的关心，尤其是对普通市民、弱势群体的关怀，也有利于城市空间的合理化使用。
2016年，上海地铁运营里程达到617公里，居世界第一；2016年，全网客流达33.97亿人次，跃居世界第二；形成了“覆盖中心城区、连接市郊新城、贯通重要枢纽”的上海轨道交通基本运营网络。目前还有216公里轨道交通新线在建，预计到2017年年底，运营里程将达到672公里，到2020年将形成超过800公里的地铁网络。上海正加紧建设公交专用道，在目前325公里基础上，到2020年要达到500公里规模。随着公共交通体系的完善，市民出行更加方便，利用公交交通出行成为市民的第一选择。2016年全年公共交通占比达到86.4%，其中轨道交通全年日均客运量为929万乘次，占城市客运交通51%；地面公交日均客运量为654万乘次。
有效利用有限资源，大力推动城市绿道建设，引导绿色出行。上海市规划“十三五”期间建成1000公里城市绿道，年均200公里。2016年，上海结合各区沿江沿河开发建设生态廊道、郊野公园、马拉松赛道新建改建等，已建成绿道223公里。针对疯狂生长的共享单车，在肯定其对于方便公众出行、理解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同时，上海市在全国率先发布《上海市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指导意见》（试行）（公开征求意见稿），酝酿出台管理制度，规范运行。此外上海还积极发展穿梭巴士、公共租赁自行车等，多措并举，努力让市民出行有更多选择，实现城市路权正义。
3.以公共资源的均衡化推進城市公共产品使用正义。与国外城市不同，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文化资源集中在城市的中心城区，极其不均衡的公共资源分布导致了中心城区和郊区、远郊之间在公共资源占有和使用上的两极分化，以及生活方便度和舒适度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有进一步导致了中心城区与郊区、远郊在房屋价格上的巨大差异。今天，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一线城市的中心城区和远郊的房价差可达10万/平方米以上也与公共产品占有和使用上的不正义性有关。20世纪80、90年代上海流行“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说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浦东地区城市基本的生活配套设施、文化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难以满足市民的生活需要导致的。如今的浦东，随着黄浦江上一座座大桥的落成、一条条越江隧道的贯通，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科技馆、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海洋水族馆、东方艺术中心、临港滴水湖等的建成，浦东已成为市民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2015年末，浦东新区常住人口达547.49万人，占全市人口的22%以上。“十三五”期间，上海将在浦东建设上海图书馆东馆、上海博物馆东馆和上海大歌剧院三大市级文化设施，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浦东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此外，基础教育领域的教师轮岗制、医疗领域的三甲医院郊区分院的建设等措施，有力推动了城市公共资源的均衡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M]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3]王志刚，《社会主义空间正义论》[M]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4]胡毅、张京祥，《中国城市住区更新的解读与重构》，[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简介：刘严宁（1979—）男。陕西岐山人。哲学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郭飒飒，女。陕西杨凌人。哲学硕士。讲师。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上海城建职业学院2016年校级科研基金项目“资本逻辑视野中的上海城市空间正义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