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主要对孔子的义命观进行论述，探究其内涵、形成背景、特征及其价值取向，以及与道家的对比，探索孔子主张的义命观的具体内涵和特点。
关键词：孔子；义命分立；儒家；价值取向；道家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流砥柱，其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国哲学的范畴内都是有其重要地位的。儒家数千年的传统思想及保守理念深深地影响着后代，在往后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乃至工业化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其思想理念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
在对比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以及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先秦儒家的义命观及其决定的价值取向是值得重视的一个研究方向。从孔子的“义命分立”到孟子的“义命不二”，义命观是儒家极为强调的思想，关涉到一个人之安身立命的哲学，本文将会从其含义内容、形成过程、历史背景，以及与道家的价值观的对比，来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义命观作简要浅述。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察其如命何？”（《论语·宪问》）“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论语·宪问》）“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从《论语》中孔子的言行不难看出，孔子虽“知命”仍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义优于命”的义命观。
在人的生命历程中，往往会有不为自己所控制的限制，它们超乎自己的主宰范围。这些客观限制是人力无法改变的，孔子称之为“命”。孔子所谓的“命”包含两种含义，一是“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的命令义，我们对其必须敬畏、服从、践行；二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篇》）的命运义，表示客观的限定或限制，应知之、安之、受之。而在孔子的时代，诸侯兼并，礼崩乐坏，政治黑暗，君子仕官是为了履行君臣之义，企圖为政治社会奉献绵薄之力，孔子把这个领域称为“义”。简单来说，“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孔子主张的义命观，“知其不可”是命，而“为之”是义。
追溯孔子义命观形成的历史条件以及时代背景，我们不难推断出孔子的义命观是周朝时期人文精神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原始的宗教是对自然力量的恐惧与皈依，一直到殷商时代，“殷人尚鬼”（《礼记·表记》），亦没有任何自觉的意义，我们称之为“恐怖意识”；而到了周朝，周公在遗民前强调“殷革夏命”，来证明周革殷命的正当性，殷战胜夏乃以完全压倒性的胜利姿态，而文武王以寡敌众拿下殷，周公摄政加上天下尚未归服，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使得周人开始从自己身上反省自律。周人灭殷以后体悟到，政权能否延续，君王的权利是否受于天命，关键在于是否敬德，而这种自觉地承担起生命分内之责任的我们称为“忧患意识”，这是“敬”的关念的形成，是周初人文精神的开端。
在这种人文精神的影响下，孔子的义命观得到了滋养和孕育。徐复观先生的《中国人性论史》中这么说道：“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祸福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发现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负的责任。忧患意识乃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直接责任感的表现，即有了精神的自觉。”而到了孔子的时代，礼崩乐坏周文疲敝，孔子肯定周初人文精神之自觉，继承周文化方向发展，强调人的责任及意义，自觉而系统地发展周初的人文观念。
因为孔子的义命观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命”是客观的限制，“义”是自觉的主宰，我们虽“知命”却也要“尽义”，这同时也体现了孔子主张的价值取向。虽然知道客观条件的限制，束缚了许多条件，可还是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尝试，不在乎结果，不在乎成败，不在乎得失，过程往往比结果更重要。
在孔子的时代，“命”就是无法主宰的客观政治环境：诸侯争霸，大国兼并小国，纵横捭阖极尽狡术之争；礼崩乐坏，残留的周礼徒留形式而逐渐僵化，失去了约束和衡量人性的标准和作用；周公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宦官争权尔虞我诈，掌权者昏庸无道残害百姓……这些都是孔子所谓不能主宰之“命”；而“义”就是“修身、齊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在政治昏庸的黑暗年代仍然做官参与仕途，仍然要携带一众弟子去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学说，企图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国家做出一丝贡献。
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义命观决定了其“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的价值取向，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和行动，四处奔走，企图在几近崩溃的社会秩序中寻找良方；推行仁政，企图恢复礼乐秩序，改变不合理的事实。曾子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正是整个儒家学派的共识。
而另一边的道家则是截然不同。“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鄙哉，硜硜乎！莫己之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论语·宪问》）“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耕而不辍。”（《论语·微子》）等论语中隐士的行谊也可见一斑。虽然出自儒家的《论语》，可是其中隐士的观念深深影响了老子的思想，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一样属于“隐居避世”型阶层。
隐士和老子都认为自己置身于无可挽救的乱世，与其和孔子及其弟子一样求仕行义，不如和鸟兽同群栖身山林，做一个清静的避世之士。他们对现实的失望多与希望，痛感天下无道，既无力改变之，又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只有隐姓埋名，才能恢复所谓的“道”。
儒道两家都“知命”却不“宿命”，区别在于儒家知命而显义，义命分立，兼济天下；道家知命而安命，明哲自保，独善其身。一个“人世”，一个“出世”，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对后代仍然有深远的影响。
总而言之，孔子继承周文化的方向发展，时时思索人处乱世的生命安顿问题，处处强调人的责任和价值意义，以人的生命价值之安顿为思索中心，自觉而系统地发展周人的人文理念。而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义命观，对于现代社会，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启迪，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关键词：孔子；义命分立；儒家；价值取向；道家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流砥柱，其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国哲学的范畴内都是有其重要地位的。儒家数千年的传统思想及保守理念深深地影响着后代，在往后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乃至工业化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其思想理念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
在对比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以及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先秦儒家的义命观及其决定的价值取向是值得重视的一个研究方向。从孔子的“义命分立”到孟子的“义命不二”，义命观是儒家极为强调的思想，关涉到一个人之安身立命的哲学，本文将会从其含义内容、形成过程、历史背景，以及与道家的价值观的对比，来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义命观作简要浅述。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察其如命何？”（《论语·宪问》）“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论语·宪问》）“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从《论语》中孔子的言行不难看出，孔子虽“知命”仍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义优于命”的义命观。
在人的生命历程中，往往会有不为自己所控制的限制，它们超乎自己的主宰范围。这些客观限制是人力无法改变的，孔子称之为“命”。孔子所谓的“命”包含两种含义，一是“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的命令义，我们对其必须敬畏、服从、践行；二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篇》）的命运义，表示客观的限定或限制，应知之、安之、受之。而在孔子的时代，诸侯兼并，礼崩乐坏，政治黑暗，君子仕官是为了履行君臣之义，企圖为政治社会奉献绵薄之力，孔子把这个领域称为“义”。简单来说，“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孔子主张的义命观，“知其不可”是命，而“为之”是义。
追溯孔子义命观形成的历史条件以及时代背景，我们不难推断出孔子的义命观是周朝时期人文精神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原始的宗教是对自然力量的恐惧与皈依，一直到殷商时代，“殷人尚鬼”（《礼记·表记》），亦没有任何自觉的意义，我们称之为“恐怖意识”；而到了周朝，周公在遗民前强调“殷革夏命”，来证明周革殷命的正当性，殷战胜夏乃以完全压倒性的胜利姿态，而文武王以寡敌众拿下殷，周公摄政加上天下尚未归服，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使得周人开始从自己身上反省自律。周人灭殷以后体悟到，政权能否延续，君王的权利是否受于天命，关键在于是否敬德，而这种自觉地承担起生命分内之责任的我们称为“忧患意识”，这是“敬”的关念的形成，是周初人文精神的开端。
在这种人文精神的影响下，孔子的义命观得到了滋养和孕育。徐复观先生的《中国人性论史》中这么说道：“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祸福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发现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负的责任。忧患意识乃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直接责任感的表现，即有了精神的自觉。”而到了孔子的时代，礼崩乐坏周文疲敝，孔子肯定周初人文精神之自觉，继承周文化方向发展，强调人的责任及意义，自觉而系统地发展周初的人文观念。
因为孔子的义命观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命”是客观的限制，“义”是自觉的主宰，我们虽“知命”却也要“尽义”，这同时也体现了孔子主张的价值取向。虽然知道客观条件的限制，束缚了许多条件，可还是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尝试，不在乎结果，不在乎成败，不在乎得失，过程往往比结果更重要。
在孔子的时代，“命”就是无法主宰的客观政治环境：诸侯争霸，大国兼并小国，纵横捭阖极尽狡术之争；礼崩乐坏，残留的周礼徒留形式而逐渐僵化，失去了约束和衡量人性的标准和作用；周公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宦官争权尔虞我诈，掌权者昏庸无道残害百姓……这些都是孔子所谓不能主宰之“命”；而“义”就是“修身、齊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在政治昏庸的黑暗年代仍然做官参与仕途，仍然要携带一众弟子去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学说，企图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国家做出一丝贡献。
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义命观决定了其“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的价值取向，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和行动，四处奔走，企图在几近崩溃的社会秩序中寻找良方；推行仁政，企图恢复礼乐秩序，改变不合理的事实。曾子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正是整个儒家学派的共识。
而另一边的道家则是截然不同。“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鄙哉，硜硜乎！莫己之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论语·宪问》）“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耕而不辍。”（《论语·微子》）等论语中隐士的行谊也可见一斑。虽然出自儒家的《论语》，可是其中隐士的观念深深影响了老子的思想，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一样属于“隐居避世”型阶层。
隐士和老子都认为自己置身于无可挽救的乱世，与其和孔子及其弟子一样求仕行义，不如和鸟兽同群栖身山林，做一个清静的避世之士。他们对现实的失望多与希望，痛感天下无道，既无力改变之，又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只有隐姓埋名，才能恢复所谓的“道”。
儒道两家都“知命”却不“宿命”，区别在于儒家知命而显义，义命分立，兼济天下；道家知命而安命，明哲自保，独善其身。一个“人世”，一个“出世”，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对后代仍然有深远的影响。
总而言之，孔子继承周文化的方向发展，时时思索人处乱世的生命安顿问题，处处强调人的责任和价值意义，以人的生命价值之安顿为思索中心，自觉而系统地发展周人的人文理念。而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义命观，对于现代社会，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启迪，值得我们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