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末，钱钟书在给杨绛《干校六记》一书的小引中郑重指出：“《干校六记》理论上该有七记。”他觉得杨绛漏写了一篇“《运动记愧》”。在他看来，作为参与运动的一般群众（事实上他们夫妻应当归属于受冤枉、受挨斗的右派群体中），他“惭愧自己是个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杨绛没有忘记钱钟书的殷情嘱托，在1984年3月，她认真写下《老王》一文。文中，她怀着一颗内疚不安的心，回忆了在文革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与一位长期关照他们夫妇的三轮车夫老王的交往经历，表达了对老王善良人性的赞美与感激之情，同时也反思了自己作为那个时代的“幸运者”却未能像老王那样虽处“不幸者”的境地却时刻惦记他人、急人所难，流露出深切的自责与愧怍。而后者，正是这篇散文所要抒写的主旨。
　　散文中，老王是一个不幸的人，蜗居在老北京城荒僻小胡同的一个破落小院中，解放初因为“脑袋慢”“晚了一步”就进不了三轮车合作组织，成了单干户，常有“失群落的惶恐”，又由于“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的缘故，更显得他这么一位“老光棍”形单影只。他身体残疾，瞎了一只眼，另一只眼睛也因患有夜盲症而天黑看不清——这一生理的不幸直接导致了乘客不愿坐他的车，使得他的生意明显比别人清淡。待到后来载客三轮车被取缔，老王的生活几陷不得聊生的困苦境地，幸亏有位老先生的照顾，甘愿将自己降格为“货物”让老王接送，老王才得以勉强维持生计。最后，病魔又降临到这个不幸的人身上，这于本就命运多舛的老王来说，可谓雪上加霜。
　　在杨绛眼中，这位饱受生活磨难的三轮车夫却是一位极老实善良的老人。他给作者家里送冰块，主动减半收费且“送的冰比前任送的大一倍，却冰价相等。”他帮忙杨绛将生病的钱钟书送至医院，却不愿收钱，即便是在作者的坚持下还不大放心。最令人感动的是，老王在自己临终前夕，还不忘将一瓶香油与一包鸡蛋送给杨绛一家——这些贵重的营养品极有可能是老王特地花钱买来送给作者的，因为一方面他没有什么亲戚不大会有人送给他，另一方面他自己经济较为拮据且又亲口对作者强调说自己是不吃这些东西的。
　　在《老王》一文中，作者借老王这么一位善良的三轮车夫，委婉地呼唤着人性的复苏，讴歌着人间不陨的真情。杨绛用平凡却震撼人心的细节向读者证明：美好的人性永远不会消失。在赞美老王的同时，杨绛也躬身自省，思考自己有无像老王那样克制“小我”而让“灵性良心占上风”。她站在“人患不知也”的角度，用知识分子的良心勇敢地解剖自己，以受惠于人的“幸运者”身份悔惭过去。
　　《老王》这篇散文所记述的令人辛酸的故事，是构筑在作者杨绛人性反思、灵魂锻炼的基础上，而故事的内涵又侧重于展现抒写老王美好的人性与人情。为了强调老王身上素朴善良的人性与人情，作品中用“丑”予以反面衬托，使老王成为“美丑联体”的人物形象。老王的“丑”体现在外形的丑，他有一只“田螺眼”，后来病重竟至“像是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但写“丑”是为了突出老王丑陋残疾的躯体里，深藏着善良美好的人性。在杨绛的笔下，老王的“丑”，是一种艺术的夸张，通过形“丑”与心“美”的错置，达到对老王素朴人性“美”“善”的讴歌。
　　这篇散文的艺术特色还在于作者运用了简练的白描写法，刻画了老王这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写作者最后一次与老王相见，有这样的描写：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只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他只是说“我不吃”……他赶紧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的。”……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
　　这次见面，老王不似往常那样与作者一直说着闲话，只是寥寥数语，或是“嗯”一声，或是简单一句“我不吃”，竭力地解释自己的好意也只是“我不是要钱”，除此之外就是沉默。这个细节，对老王着墨不多，却是极富造型力，能够逼真地描画出老王憨厚、朴实、善良的性格特征，为读者展现了一位即使被病痛折磨得几近没有力气，完全失去了往日活力却仍旧挂念老主顾、老朋友的底层人民的高尚情操。
　　《老王》这篇散文突出的艺术魅力还在于其题材的精心安排和组织。文章按照叙事的逻辑，依次叙述老王身世、生理、生活、生计上的不幸，从文革开始到干校回来，直至老王生病、入土。从过去写到后来，从初见写到最后的相见，顺乎自然地将对老王的追忆溶化在叙述的语言中。然而，对于诸多往日的回忆，又并非平均使用笔力，在材料的剪裁中能略中有详，浓淡相宜。从对老王不幸遭遇的介绍和相处过程，一直到最末相見前，文章基本是概括地叙述，除突出一些典型的细节外都是匆匆几笔一带而过，旨在展现老王一生的不幸，然而“最后一面”之事，却用墨如泼，笔力千钧，着重展现彼时老王内在的性格美、人性美。
　　除此之外，《老王》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作者叙事语言风格的冷静、质朴、真诚。首先，作者以特有的叙述音调，对和老王交往的始末展开抒写，以叙述为主，笔致柔和且平实，中间穿插着简洁的描写和议论，这样便能够蕴藉地、很有节制地流露内在炽热的情感，形成了平静、舒缓的叙述语调和节奏。在文末，杨绛这样勇敢地解剖自己：
　　我回家看看还没有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琢磨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
　　这里，诚恳真切的诉议笔调中，不仅仅是作者本人在倾吐内心的感激和愧疚，更是让我们读者看到了那亲身经历过文革悲剧的老人，对自己能作坦率地审视与叩问，并采取了积极批判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这种严于自我解剖的反思行为，愈发显现出作家杨绛人格魅力的伟大与崇高。
　　作者通联：江苏徐州市中国矿业大学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