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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乔叶 伦理 自由 女性 内省
优秀的作家如同一片广袤的森林，幽深繁盛，神秘莫测，总是召唤着读者访幽探胜的审美想象与阅读激情。阅读作品就是读者进入森林的尝试，但林中路总是崎岖不平且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歧途，一不小心，读者就可能迷失于这片文学之林。阅读乔叶小说，我也仿佛面对一片蓬蓬勃勃的原始森林，随着自己的阅读感受，用自己的脚步穿行在这片密林，去领悟文本的魅力，哪怕只是走出了一条歪歪斜斜的林中小径，也不枉用自己的双眼领略了别样的风景。因而，我对乔叶小说的阅读，也只是个人的视角、一条林中小路而已。
乔叶以散文创作起步，声名鹊起之后又写作小说。毕竟有多年来散文写作积淀的深厚功力，她的小说创作无论短篇、中篇还是长篇，都出手不凡，值得品读。她的小说，不大刻意追求情节的曲折与复杂的故事性，即使是长篇写作，小说人物也非常有限，似乎不愿意营造规模宏大的人物群像。在写作技法上，乔叶也不大喜欢叙述技巧的花样翻新，她的许多小说读起来仿佛是一篇篇情真意切、满含个人体验的散文，丝毫不在写作策略上故弄玄虚，好像有意要与当下的一些文学创作观念拉开距离。在很多作家普遍认同“故事的讲法”比故事本身更重要的今天，倔强的乔叶依然坚守着自己个性鲜明的散文化叙事，不跟风，不弄潮，小说如行云流水，朴实自然，把来自个人经验与日常生活的故事讲述得动人心魄、发人深思而又别具风采。
我这样谈论乔叶的小说创作，不是忽略她朴素叙述中的独具匠心。文学是生活，但生活并不等同于文学。如何从日常生活的平实叙述中提炼出精彩的文学，这需要作家自身的一套文学炼金术。那么，喬叶的文学炼金术何在？
阅读乔叶的一系列小说，总觉得小说中不断晃动着一个个女性的身影：她有时是《月牙泉》中的“我”—— 一个省美协的副主席;有时是《打火机》中的“余真”——一个局委办公室主任;有时是《黄金时间》中的“她”——看到丈夫心肌梗塞昏迷故意不及时打电话救护;或者是《妊娠纹》中从事财务工作的“她”;或者是《一个下午的延伸》中的“我”——县委宣传部的宣传科员。她们职业各异，身份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遭遇人生的情爱难题，《妊娠纹》可谓是这一伦理困境的典型表达。
“她”在一个单位的财务室工作，丈夫为一家会计事务所卖命，总是三天两头出差在外，儿子也已经上了小学。然而，她却忍受不了这单调平静、没有刺激的生活，常常无端地觉得财务室工作的办公室是一所监狱，对一向谨慎老实的丈夫也开始心生厌倦。为了对抗这平庸无聊的日子和简直要把人逼疯的漫长时光，她内心深处一直有种想为自己做点什么的冲动。机会终于来了，一个偶然的饭局，她结识了高大帅气、清爽健朗的已婚男士“苏”。二人你来我往，先是通过短信相互诱引，接着便是频频手机通话，开启了一段浪漫奢侈而又激情澎湃的婚外恋。然而，作者并没有让这段看似甜蜜的幻美之旅进行到底，二人的相互诱惑与沉醉也只是停留在微信文字与电话闲聊中。这种日常生活中所惯有的情节，如果让一般的作家处理，无非是一桩溢出生活轨道的婚外恋故事，但乔叶对这一故事的处理却别出心裁，一再延宕男女主人公谋划的身体交欢。在女性准备向“苏”交出身体的一刹那，浴室中的“她”透过洗浴室的镜子，窥见了镜中的自我，那是一副怎样的身体啊？似乎成熟、风情、艳美，但骨子里的架子坍塌了，腹部上蜿蜒汇集的妊娠纹一下子击垮了她。面对镜中自我的丑陋身体，她反省着二人交往的点点滴滴，她忍受不了这一点可怜的小小欲望也变成了各自的谋划与算计。于是，在狠狠地打了自己几个耳光之后，她近乎绝望而疯狂地拒绝了对方的央求，男士“苏”匆匆摔门而去，她又重回到庸常生活的轨道。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令人心痛感伤，仿佛还有点滑稽和反讽？乔叶为何要讲述这样一个偷情未遂的故事？
女主人公之所以主动终止了这场谋划已久的偷欢，似乎与旁人无关，与世俗的道德无涉。她不是担心被丈夫发现，也不是害怕遭到社会的谴责和世人的非议。她的主动撤退与镜中自我审视的身体相关，她寻求个体自由的伦理遭到了自我丑陋身体的击打，这么说来，乔叶讲述了一个关乎女性自我与个性自由的生命伦理故事。
文学中的伦理叙事与生活中的理性伦理规则判然有别。生活中的伦理规则是协调人与人之间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理念，逾越了这些伦理规则就可能遭到道德的谴责和世人的非议，俗世中的道德划定了人们行为的边界。而文学中的伦理叙事则不然，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当遵循的道德理念，它讲述的是个体的生命故事，是个人生命经验的低吟或呐喊。现实生活中的伦理关注一般人应当遵照的规则，文学叙事中的伦理则更关心个体的生命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文学中的叙事伦理通常会挑战生活中的道德法则，古今中外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这一方面都做出了典范和榜样。如果以个体生命自由伦理的视角阅读乔叶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乔叶小说的一个叙事母题是女性的生命故事。《妊娠纹》中的女主人公总是习惯性地揽镜自照，通过镜中的自我反观自己欠缺的凡俗肉身。“她”从青春期开始，就对自己的身体看不顺眼，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审视让她不断地跌入卑微和沮丧的深渊。即使是婚后生育在身体上留下的妊娠纹，这原本应引以为傲的孕育之路的猎猎战旗和为人母亲的绚丽徽章，在小说女主人公看来，却是情人面前残余与陈旧的苍凉衰微之身。她对自己身体的自觉审视和警惕的怀疑仿佛变成了一种原罪，不断吞噬着她追逐个体自由的浪漫之心。
那么，她对自我身体的原罪观念从何而来？小说中的“她”在不停地追问和沉思中终于明白：“在身体的层面上，男人和女人永远不可能平等。二者根本没有平等的前提。”a 即便是身体上的疤痕，烙印在男人身上，也是一则沉淀下来的更加迷人的身体故事。“她”逐渐意识到作为物种上的弱者，女性的身体总是被男人苛严的眼光灼伤。于是，男女这场期盼已久、精心谋划的情爱游戏在女性直观自我的身体中戛然而止。追求个体生命自在与自由的轻盈伦理支撑不住这沉重的肉身。这是一件关于女性个人的生命故事，无关婚姻的忠实与背叛这一社会文化层面的道德批判主题。乔叶以女性细腻而敏锐的生命体验直逼关乎身体、情感、爱欲与性别的诸多思考。《妊娠纹》中男女交往的这一情节模式让我想起了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张爱玲这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上海沦陷时期的公交车上，男女主人公因战争时期的暂时封锁，为打发无聊的时光而产生了一段似乎心心相印的爱情。然而，封锁一过，男女各自下车，生活又重回原来的轨道。张爱玲思考的是大时代惘惘威胁下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张爱玲放弃了对身遭乱世的个体如何在时代中担当与抉择的思考，她感受到个人的无力，宁愿把一切都归咎于时代的毁坏。而乔叶则不然，她让笔下的女主人公一直在审视身体、性别、爱欲与自我中进行着艰难而痛苦的选择。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女性这种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但在这场诱惑与算计的欲望游戏中，女性大胆地喊出了特立独异的“不”。 的确，乔叶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凭什么呢？”是啊，凭什么呢？这是反省和审视的声音，也是女性对男性世界合法性的质疑。即便是面对自己深爱的人，《藏珠记》中的唐珠也敢于质问：“你什么意思？有什么资格来训导我？”《月牙泉》中的“我”面对男性“肖”不容置疑的强硬态度，顿生反感：“你凭什么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有什么资格？”《打火机》中的女士“余真”，应对着胡厅长死皮赖脸、不依不饶的纠缠。他竟然抓住余真的钥匙牌打开了余真的房门，余真愤怒到极点：“这是她的房间，他凭什么？”“凭什么”的质询是女性主人公面对男性侵入自己人格边界的一种捍卫性表达。乔叶小说笔下的女主人公大都自强、自尊与自立，一旦被男性触碰到人格独立与自由的限度，总是近乎敏感地大吼一声：“凭什么呀！”我们这样讨论乔叶小说及其笔下的女主人公，并非要把乔叶及其小说简单归结到反叛男权社会、标榜女性主义的研究范畴。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能进一步走进这片繁茂的小说之林，也就难以深入讨论乔叶小说关于女性的自由伦理叙事所遭遇的自我审视及身体困境。
在乔叶小说中，女性主人公的身体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憾。当然，这里所谓的缺憾不是肢体上的，而是女性主人公对自我身体不完美的心理认知。《最慢的是活着》中的“我”仅仅因为是个左撇子，就经常在餐桌上受到奶奶的敲打和训斥。《打火机》中的“余真”，在正值花季的十六岁那年被强暴了。从此，性格大大咧咧、活泼爱动的余真变得沉默冷峻，如一朵受了风寒的花重新包裹了自己。那个曾经在常人眼中敢于反叛家长、顶撞老师的喝酒撒野的“坏女孩”变得乖巧懂事起来。无论是左撇子还是遭强暴，偶在的個体不应该承担社会强加给她的身体规训与生命凌辱。身体并非只是一个生物性的躯体，它蕴含着文化的标记，积淀着历史观念的烙印。女性的身体一直是外在的社会文化要驯服和控制的对象。凭什么左撇子就必须加以改造，凭什么女性遭到欺凌后就必须独自忍受噩梦般的心灵折磨？余真甚至还负罪般地自我羞辱，把自己的身体视为不洁而对丈夫有所亏欠。这种身体观念从哪里来？它是社会文化传统积淀的产物，是被强大的男权文化建构出来的产物。
质疑强大的男权文化和社会习规并非是乔叶小说的用力所在。她小说笔下的女性人物不但用警醒的目光考量着外在的文化成规，也时时借助镜像中的自我进行内省式的观照。《打火机》中的余真“对着传达室的窗玻璃照照自己的脸”，她似乎有点自我安慰，“已经三十二岁的她看起来顶多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完全是个漂亮少妇的模样”。但有时她会直视着自己，泪流满面：“余真飞快地脱光衣服，打开镜前灯，看着全身赤裸的自己……一头栽到床上，泪流满面。”《黄金时间》的“她”厌倦了近二十年庸常单调、相互折磨的夫妻生活，面对丈夫心肌梗塞发作，她竟淡然地“来到卧室，在梳妆台前面坐下，冲着镜子笑了笑”。眼睛是冰冷的，如同卧着的两条死蛇。《藏珠记》中的唐珠，在镜中看到了孤独的自我：“镜子里的人，就是我。这个世间，只剩下我。每当照镜子的时候，我都会这么想。”《妊娠纹》中的“她”愈是窥视镜中的自我，愈是无助与绝望：“她继续看着镜子。她发现自己真丑。丑得真彻底。彻底得让她绝望。”小说人物对镜自照的行为颇具象征意味，借助镜像，人们得以窥见自我的真实面目。真实的“我”与镜中的“我”相互观看，互为镜像，构成了富有意味的对话。值得注意的是，乔叶小说中女性对镜中之我很少有自恋倾向，更多的是自我审视与冷眼观照，呈现出灵魂自省与自我反思的意味。这也与“五四”以来自恋与自傲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写作传统大不相同。在“人的发现”中发现了自我的女性文学，张扬着女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大旗，“我是我自己的”呼声响彻文坛，这种一意寻求个体自由的现代伦理观念大行其道，也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女性写作的文学观念。而乔叶的小说则清醒地意识到女性的生存困境，在为女性的命运不平奋力呐喊的同时，也深深地意识到女性追求个体自由伦理的限度与窘境，并借助文学叙事加以反省式表达。因而，乔叶小说中的女性自我主体不再是一个只专注于自我需要、自我满足、自我欲望的个性张扬的自我，而是一个时时透过镜中之我进行自我观照的内省式自我，一个承载着各种局限和缺憾的沉重的自我。
当然，这种内省的自我并非完全是通过一面真实的镜子，有时小说中的人物与人物之间也构成了某种相互映照的镜像关系。《月牙泉》中的姐姐就是“我”的一面镜子：姐姐家在农村，生活拮据;“我”出差所住的宾馆与姐姐居住的村庄很近，于是“我”借助出差的机会让姐姐在宾馆里吃“自助餐”和“洗浴”，也把宾馆房间配送的洗漱用品收纳起来交给姐姐。透过房内的玻璃隔断，“我”望着姐姐黑红粗壮、毫无性感的身体，似乎看到了另一个不忍直视的自我：“此时我好像有点儿明白了我为什么不愿意见她，因为她像是一个让我不得不跟跑的人……因为我和她是从同一个跑道出来的，在割双眼皮隆鼻漂唇和做光子嫩肤之前，我的相貌曾经和她是那么相像……”在《最慢的是活着》中，“我”多年以后才逐渐悟出，一向严苛冷峻的奶奶也成了“我”的一面镜子：“可以说，那些日子里，她一直是我的镜子，有她在对面照着，才使得我眼明心亮。”照此说来，外界的规训与惩戒不能完全视为一种压抑的力量和权力支配关系。正是有了奶奶这面警醒的镜子，才让“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不喜欢你，你会成为别人不愉快的理由。你从来就没有资本那么自负、自大、自傲，从而让我怀着无法言喻的隐忍、谦卑和自省，以最快的速度长大成人。”借助这一面面隐喻的镜子，乔叶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窥见了自我身体的欠然和个体人格的局限。这面隐喻之镜时时提醒着人们，作为在世的生命个体，无论身体、心理还是人之为人的品格，都充满着缺憾，渺小的偶在个体都是有限性的存在。
生命是一场漫长而单调的人生行旅，其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偶然与无奈。那么，如何抗拒这人生的虚无，逃离个体生存的绝望深渊？乔叶小说并没有给读者任何答案，或许她的答案还在探讨之中。每一个偶在的生命，都有权利追逐个人的愿望与自由。小说中的情爱书写最能集中表达作家的个体伦理观念。乔叶小说时常书写着女性主人公对庸常婚姻生活的遗憾与不满，或许是为了对抗这一生活的缺憾，她们常常在茫茫的人海中寻求并接纳这随缘而来的婚外情缘。如《月牙泉》中的姐姐、《最慢的是活着》中的祖母，她们用婚姻之外的那点简单、朴素又可怜的爱欲之火温暖着各自千疮百孔的人生。又如《打火机》中的余真、《妊娠纹》中的“我”，她们都对自己没有生命激情的婚姻生活产生了厌倦，一遇到合适的机会，心底那只情欲的怪兽就蠢蠢欲动。每个人都可能沦为自己欲望的囚徒。那么，如何避免个体既能获得自由又不至于跌入欲望的牢笼呢？有人试图指出一条摆脱欲望控制的拯救之途：“如果个体欲望是个体生命热情的来源，重要的就不是摆脱而是掌握自己的生命欲望，对自己诚实。对自己诚实就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命热情，虚伪是模仿自己没有的生命热情。”b 事实上，做一个纯粹诚实的人非常不易，而掌控自我的生命欲望更艰难。因为不仅每一个人的生命欲望千差万别，而且实现某种欲望的途径也各不相同。当欲望想象面对多种可能性时，个体的人很难决断哪个是最好的选择。就婚姻生活而言更是这样，谁也无法确证婚姻的双方都是自己最好、最完美的选择。因而，个体欲望的任何一次选择都是生命的冒险，自由伦理的艰难也在于个体选择的艰难。当然，我们总不能因为选择的艰难而放弃自我选择，所以，自由的婚姻选择也是人生中最大的一次生命历险。
在这步步惊心、充满历险的人生旅途中，个体自由的伦理也同样遭遇选择的困境。好的伦理叙事小说常常会提出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与伦理难题，不一定能够提出解决的方案。乔叶小说的女性个体伦理叙事也是如此，她一次次地让她笔下的人物经历一场场心旌摇曳的欲望的冒险，又一次次地让她们回归到日常的家庭生活。难道说乔叶也意识到自由伦理的艰难？不管怎样，借助生命自由的伦理视角，我们踏进乔叶小说的密林深处，通过这条曲折的林中幽径，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小说景观，不是吗？
优秀的作家如同一片广袤的森林，幽深繁盛，神秘莫测，总是召唤着读者访幽探胜的审美想象与阅读激情。阅读作品就是读者进入森林的尝试，但林中路总是崎岖不平且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歧途，一不小心，读者就可能迷失于这片文学之林。阅读乔叶小说，我也仿佛面对一片蓬蓬勃勃的原始森林，随着自己的阅读感受，用自己的脚步穿行在这片密林，去领悟文本的魅力，哪怕只是走出了一条歪歪斜斜的林中小径，也不枉用自己的双眼领略了别样的风景。因而，我对乔叶小说的阅读，也只是个人的视角、一条林中小路而已。
乔叶以散文创作起步，声名鹊起之后又写作小说。毕竟有多年来散文写作积淀的深厚功力，她的小说创作无论短篇、中篇还是长篇，都出手不凡，值得品读。她的小说，不大刻意追求情节的曲折与复杂的故事性，即使是长篇写作，小说人物也非常有限，似乎不愿意营造规模宏大的人物群像。在写作技法上，乔叶也不大喜欢叙述技巧的花样翻新，她的许多小说读起来仿佛是一篇篇情真意切、满含个人体验的散文，丝毫不在写作策略上故弄玄虚，好像有意要与当下的一些文学创作观念拉开距离。在很多作家普遍认同“故事的讲法”比故事本身更重要的今天，倔强的乔叶依然坚守着自己个性鲜明的散文化叙事，不跟风，不弄潮，小说如行云流水，朴实自然，把来自个人经验与日常生活的故事讲述得动人心魄、发人深思而又别具风采。
我这样谈论乔叶的小说创作，不是忽略她朴素叙述中的独具匠心。文学是生活，但生活并不等同于文学。如何从日常生活的平实叙述中提炼出精彩的文学，这需要作家自身的一套文学炼金术。那么，喬叶的文学炼金术何在？
阅读乔叶的一系列小说，总觉得小说中不断晃动着一个个女性的身影：她有时是《月牙泉》中的“我”—— 一个省美协的副主席;有时是《打火机》中的“余真”——一个局委办公室主任;有时是《黄金时间》中的“她”——看到丈夫心肌梗塞昏迷故意不及时打电话救护;或者是《妊娠纹》中从事财务工作的“她”;或者是《一个下午的延伸》中的“我”——县委宣传部的宣传科员。她们职业各异，身份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遭遇人生的情爱难题，《妊娠纹》可谓是这一伦理困境的典型表达。
“她”在一个单位的财务室工作，丈夫为一家会计事务所卖命，总是三天两头出差在外，儿子也已经上了小学。然而，她却忍受不了这单调平静、没有刺激的生活，常常无端地觉得财务室工作的办公室是一所监狱，对一向谨慎老实的丈夫也开始心生厌倦。为了对抗这平庸无聊的日子和简直要把人逼疯的漫长时光，她内心深处一直有种想为自己做点什么的冲动。机会终于来了，一个偶然的饭局，她结识了高大帅气、清爽健朗的已婚男士“苏”。二人你来我往，先是通过短信相互诱引，接着便是频频手机通话，开启了一段浪漫奢侈而又激情澎湃的婚外恋。然而，作者并没有让这段看似甜蜜的幻美之旅进行到底，二人的相互诱惑与沉醉也只是停留在微信文字与电话闲聊中。这种日常生活中所惯有的情节，如果让一般的作家处理，无非是一桩溢出生活轨道的婚外恋故事，但乔叶对这一故事的处理却别出心裁，一再延宕男女主人公谋划的身体交欢。在女性准备向“苏”交出身体的一刹那，浴室中的“她”透过洗浴室的镜子，窥见了镜中的自我，那是一副怎样的身体啊？似乎成熟、风情、艳美，但骨子里的架子坍塌了，腹部上蜿蜒汇集的妊娠纹一下子击垮了她。面对镜中自我的丑陋身体，她反省着二人交往的点点滴滴，她忍受不了这一点可怜的小小欲望也变成了各自的谋划与算计。于是，在狠狠地打了自己几个耳光之后，她近乎绝望而疯狂地拒绝了对方的央求，男士“苏”匆匆摔门而去，她又重回到庸常生活的轨道。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令人心痛感伤，仿佛还有点滑稽和反讽？乔叶为何要讲述这样一个偷情未遂的故事？
女主人公之所以主动终止了这场谋划已久的偷欢，似乎与旁人无关，与世俗的道德无涉。她不是担心被丈夫发现，也不是害怕遭到社会的谴责和世人的非议。她的主动撤退与镜中自我审视的身体相关，她寻求个体自由的伦理遭到了自我丑陋身体的击打，这么说来，乔叶讲述了一个关乎女性自我与个性自由的生命伦理故事。
文学中的伦理叙事与生活中的理性伦理规则判然有别。生活中的伦理规则是协调人与人之间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理念，逾越了这些伦理规则就可能遭到道德的谴责和世人的非议，俗世中的道德划定了人们行为的边界。而文学中的伦理叙事则不然，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当遵循的道德理念，它讲述的是个体的生命故事，是个人生命经验的低吟或呐喊。现实生活中的伦理关注一般人应当遵照的规则，文学叙事中的伦理则更关心个体的生命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文学中的叙事伦理通常会挑战生活中的道德法则，古今中外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这一方面都做出了典范和榜样。如果以个体生命自由伦理的视角阅读乔叶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乔叶小说的一个叙事母题是女性的生命故事。《妊娠纹》中的女主人公总是习惯性地揽镜自照，通过镜中的自我反观自己欠缺的凡俗肉身。“她”从青春期开始，就对自己的身体看不顺眼，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审视让她不断地跌入卑微和沮丧的深渊。即使是婚后生育在身体上留下的妊娠纹，这原本应引以为傲的孕育之路的猎猎战旗和为人母亲的绚丽徽章，在小说女主人公看来，却是情人面前残余与陈旧的苍凉衰微之身。她对自己身体的自觉审视和警惕的怀疑仿佛变成了一种原罪，不断吞噬着她追逐个体自由的浪漫之心。
那么，她对自我身体的原罪观念从何而来？小说中的“她”在不停地追问和沉思中终于明白：“在身体的层面上，男人和女人永远不可能平等。二者根本没有平等的前提。”a 即便是身体上的疤痕，烙印在男人身上，也是一则沉淀下来的更加迷人的身体故事。“她”逐渐意识到作为物种上的弱者，女性的身体总是被男人苛严的眼光灼伤。于是，男女这场期盼已久、精心谋划的情爱游戏在女性直观自我的身体中戛然而止。追求个体生命自在与自由的轻盈伦理支撑不住这沉重的肉身。这是一件关于女性个人的生命故事，无关婚姻的忠实与背叛这一社会文化层面的道德批判主题。乔叶以女性细腻而敏锐的生命体验直逼关乎身体、情感、爱欲与性别的诸多思考。《妊娠纹》中男女交往的这一情节模式让我想起了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张爱玲这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上海沦陷时期的公交车上，男女主人公因战争时期的暂时封锁，为打发无聊的时光而产生了一段似乎心心相印的爱情。然而，封锁一过，男女各自下车，生活又重回原来的轨道。张爱玲思考的是大时代惘惘威胁下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张爱玲放弃了对身遭乱世的个体如何在时代中担当与抉择的思考，她感受到个人的无力，宁愿把一切都归咎于时代的毁坏。而乔叶则不然，她让笔下的女主人公一直在审视身体、性别、爱欲与自我中进行着艰难而痛苦的选择。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女性这种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但在这场诱惑与算计的欲望游戏中，女性大胆地喊出了特立独异的“不”。 的确，乔叶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凭什么呢？”是啊，凭什么呢？这是反省和审视的声音，也是女性对男性世界合法性的质疑。即便是面对自己深爱的人，《藏珠记》中的唐珠也敢于质问：“你什么意思？有什么资格来训导我？”《月牙泉》中的“我”面对男性“肖”不容置疑的强硬态度，顿生反感：“你凭什么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有什么资格？”《打火机》中的女士“余真”，应对着胡厅长死皮赖脸、不依不饶的纠缠。他竟然抓住余真的钥匙牌打开了余真的房门，余真愤怒到极点：“这是她的房间，他凭什么？”“凭什么”的质询是女性主人公面对男性侵入自己人格边界的一种捍卫性表达。乔叶小说笔下的女主人公大都自强、自尊与自立，一旦被男性触碰到人格独立与自由的限度，总是近乎敏感地大吼一声：“凭什么呀！”我们这样讨论乔叶小说及其笔下的女主人公，并非要把乔叶及其小说简单归结到反叛男权社会、标榜女性主义的研究范畴。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能进一步走进这片繁茂的小说之林，也就难以深入讨论乔叶小说关于女性的自由伦理叙事所遭遇的自我审视及身体困境。
在乔叶小说中，女性主人公的身体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憾。当然，这里所谓的缺憾不是肢体上的，而是女性主人公对自我身体不完美的心理认知。《最慢的是活着》中的“我”仅仅因为是个左撇子，就经常在餐桌上受到奶奶的敲打和训斥。《打火机》中的“余真”，在正值花季的十六岁那年被强暴了。从此，性格大大咧咧、活泼爱动的余真变得沉默冷峻，如一朵受了风寒的花重新包裹了自己。那个曾经在常人眼中敢于反叛家长、顶撞老师的喝酒撒野的“坏女孩”变得乖巧懂事起来。无论是左撇子还是遭强暴，偶在的個体不应该承担社会强加给她的身体规训与生命凌辱。身体并非只是一个生物性的躯体，它蕴含着文化的标记，积淀着历史观念的烙印。女性的身体一直是外在的社会文化要驯服和控制的对象。凭什么左撇子就必须加以改造，凭什么女性遭到欺凌后就必须独自忍受噩梦般的心灵折磨？余真甚至还负罪般地自我羞辱，把自己的身体视为不洁而对丈夫有所亏欠。这种身体观念从哪里来？它是社会文化传统积淀的产物，是被强大的男权文化建构出来的产物。
质疑强大的男权文化和社会习规并非是乔叶小说的用力所在。她小说笔下的女性人物不但用警醒的目光考量着外在的文化成规，也时时借助镜像中的自我进行内省式的观照。《打火机》中的余真“对着传达室的窗玻璃照照自己的脸”，她似乎有点自我安慰，“已经三十二岁的她看起来顶多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完全是个漂亮少妇的模样”。但有时她会直视着自己，泪流满面：“余真飞快地脱光衣服，打开镜前灯，看着全身赤裸的自己……一头栽到床上，泪流满面。”《黄金时间》的“她”厌倦了近二十年庸常单调、相互折磨的夫妻生活，面对丈夫心肌梗塞发作，她竟淡然地“来到卧室，在梳妆台前面坐下，冲着镜子笑了笑”。眼睛是冰冷的，如同卧着的两条死蛇。《藏珠记》中的唐珠，在镜中看到了孤独的自我：“镜子里的人，就是我。这个世间，只剩下我。每当照镜子的时候，我都会这么想。”《妊娠纹》中的“她”愈是窥视镜中的自我，愈是无助与绝望：“她继续看着镜子。她发现自己真丑。丑得真彻底。彻底得让她绝望。”小说人物对镜自照的行为颇具象征意味，借助镜像，人们得以窥见自我的真实面目。真实的“我”与镜中的“我”相互观看，互为镜像，构成了富有意味的对话。值得注意的是，乔叶小说中女性对镜中之我很少有自恋倾向，更多的是自我审视与冷眼观照，呈现出灵魂自省与自我反思的意味。这也与“五四”以来自恋与自傲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写作传统大不相同。在“人的发现”中发现了自我的女性文学，张扬着女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大旗，“我是我自己的”呼声响彻文坛，这种一意寻求个体自由的现代伦理观念大行其道，也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女性写作的文学观念。而乔叶的小说则清醒地意识到女性的生存困境，在为女性的命运不平奋力呐喊的同时，也深深地意识到女性追求个体自由伦理的限度与窘境，并借助文学叙事加以反省式表达。因而，乔叶小说中的女性自我主体不再是一个只专注于自我需要、自我满足、自我欲望的个性张扬的自我，而是一个时时透过镜中之我进行自我观照的内省式自我，一个承载着各种局限和缺憾的沉重的自我。
当然，这种内省的自我并非完全是通过一面真实的镜子，有时小说中的人物与人物之间也构成了某种相互映照的镜像关系。《月牙泉》中的姐姐就是“我”的一面镜子：姐姐家在农村，生活拮据;“我”出差所住的宾馆与姐姐居住的村庄很近，于是“我”借助出差的机会让姐姐在宾馆里吃“自助餐”和“洗浴”，也把宾馆房间配送的洗漱用品收纳起来交给姐姐。透过房内的玻璃隔断，“我”望着姐姐黑红粗壮、毫无性感的身体，似乎看到了另一个不忍直视的自我：“此时我好像有点儿明白了我为什么不愿意见她，因为她像是一个让我不得不跟跑的人……因为我和她是从同一个跑道出来的，在割双眼皮隆鼻漂唇和做光子嫩肤之前，我的相貌曾经和她是那么相像……”在《最慢的是活着》中，“我”多年以后才逐渐悟出，一向严苛冷峻的奶奶也成了“我”的一面镜子：“可以说，那些日子里，她一直是我的镜子，有她在对面照着，才使得我眼明心亮。”照此说来，外界的规训与惩戒不能完全视为一种压抑的力量和权力支配关系。正是有了奶奶这面警醒的镜子，才让“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不喜欢你，你会成为别人不愉快的理由。你从来就没有资本那么自负、自大、自傲，从而让我怀着无法言喻的隐忍、谦卑和自省，以最快的速度长大成人。”借助这一面面隐喻的镜子，乔叶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窥见了自我身体的欠然和个体人格的局限。这面隐喻之镜时时提醒着人们，作为在世的生命个体，无论身体、心理还是人之为人的品格，都充满着缺憾，渺小的偶在个体都是有限性的存在。
生命是一场漫长而单调的人生行旅，其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偶然与无奈。那么，如何抗拒这人生的虚无，逃离个体生存的绝望深渊？乔叶小说并没有给读者任何答案，或许她的答案还在探讨之中。每一个偶在的生命，都有权利追逐个人的愿望与自由。小说中的情爱书写最能集中表达作家的个体伦理观念。乔叶小说时常书写着女性主人公对庸常婚姻生活的遗憾与不满，或许是为了对抗这一生活的缺憾，她们常常在茫茫的人海中寻求并接纳这随缘而来的婚外情缘。如《月牙泉》中的姐姐、《最慢的是活着》中的祖母，她们用婚姻之外的那点简单、朴素又可怜的爱欲之火温暖着各自千疮百孔的人生。又如《打火机》中的余真、《妊娠纹》中的“我”，她们都对自己没有生命激情的婚姻生活产生了厌倦，一遇到合适的机会，心底那只情欲的怪兽就蠢蠢欲动。每个人都可能沦为自己欲望的囚徒。那么，如何避免个体既能获得自由又不至于跌入欲望的牢笼呢？有人试图指出一条摆脱欲望控制的拯救之途：“如果个体欲望是个体生命热情的来源，重要的就不是摆脱而是掌握自己的生命欲望，对自己诚实。对自己诚实就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命热情，虚伪是模仿自己没有的生命热情。”b 事实上，做一个纯粹诚实的人非常不易，而掌控自我的生命欲望更艰难。因为不仅每一个人的生命欲望千差万别，而且实现某种欲望的途径也各不相同。当欲望想象面对多种可能性时，个体的人很难决断哪个是最好的选择。就婚姻生活而言更是这样，谁也无法确证婚姻的双方都是自己最好、最完美的选择。因而，个体欲望的任何一次选择都是生命的冒险，自由伦理的艰难也在于个体选择的艰难。当然，我们总不能因为选择的艰难而放弃自我选择，所以，自由的婚姻选择也是人生中最大的一次生命历险。
在这步步惊心、充满历险的人生旅途中，个体自由的伦理也同样遭遇选择的困境。好的伦理叙事小说常常会提出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与伦理难题，不一定能够提出解决的方案。乔叶小说的女性个体伦理叙事也是如此，她一次次地让她笔下的人物经历一场场心旌摇曳的欲望的冒险，又一次次地让她们回归到日常的家庭生活。难道说乔叶也意识到自由伦理的艰难？不管怎样，借助生命自由的伦理视角，我们踏进乔叶小说的密林深处，通过这条曲折的林中幽径，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小说景观，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