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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生于1947年，厦门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文学、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央视《百家讲坛》“开坛论道”的学者。著有《易中天品三国》《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等。
“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是中华文明飞翔的翅膀
您认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是有脉络可循的。唐中期以后的怛罗斯战役和后来的安史之乱是中华文明由盛转衰的分界点。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从那以后，中华文明开始向内不向外了。一直到唐前期，我们的文明还是扩张型的。所以它从汉代开始能成为世界性文明。当时开疆辟土、派人出使国外，把礼乐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但是怛罗斯战役和几年之后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就衰落了，自顾不暇。到了宋朝，是很明显闭关自守了。版图也最小，不断地以和亲、土地和金钱换和平，然后就造成当时好几个国家辽、金、西夏、大理等并存，南宋更只能偏安江南一隅。明代仍是闭关，郑和下西洋，回来后把所有的航海资料一把火烧掉了。到清代乾隆的时候又是闭关。关起门来以后，只能是糜烂。一方面是帝国制度从宋以后越来越走向成熟，尤其到清代，已经非常成熟了。站在帝国利益的立场上，清制度已经是最好的了。清代基本没有宫廷政变，没有大权旁落，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而且基本上没有民生问题。康熙年间永不加赋，GDP还不低，所以打败仗赔得起。还有民族问题清代解决得最好，他们长期和蒙古通婚，把蒙古贵族安抚了；册封达赖、班禅，把西藏安抚了；收复伊犁，新疆也安抚了。
从一个中央集权、天下一统的帝国制度而言，清代已经是最完善的了。但是它腐朽、腐败、腐烂。
您将“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称作中华文明飞翔的翅膀，中华民族的这两大特质又从何而来？
应该是因为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吧。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周期长，要经历春耕、夏耘、秋收。大半年过去了，冰雹、洪水、干旱都可能导致颗粒无收。靠天吃饭，太不靠谱。而且这与地理环境可能也有关系。比如在埃及，尼罗河改道后形成的冲积平原，土壤非常肥沃，埃及人才能有那么多时间去建金字塔。他们的作物不需要管。而我们这边不一样，需要小心翼翼地看护，老担心收不回来，所以必然会有这种忧患意识。
一旦有了忧患意识，必须要有乐观态度，否则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人怎么活呢？也许世界上也有某个民族是只忧患不乐观的，那它肯定已经消亡了。因为一种文化心理如果不是互补结构就不能持久。
您还概括出了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人本、现实与艺术。中华文明这三种精神的内涵，与今天西方话语体系中对三者的解读有什么不同？
西方的“人本”是针对“神本”而言的。我们与西方理解的“人”不一样，他们理解的是个体的人，我们理解的是群体的、伦理的人。
现实精神呢？
现实精神就是因为没有宗教信仰。还是大陆农耕文明的特点。农业民族是每天都要下地干活的，得到才算数。麦子一定要割好装进粮仓里才踏实。很多中国人今天还是不愿意把钱存在银行，要拿在手上才觉得踏实。
艺术精神又怎么解读？
和希腊民族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不同，中华文明的艺术精神是相对于无科学精神而言的。比如我们的汉字，不像拼音文字那样讲逻辑，是形象思维，而且一字多义。这是不科学的，科学要求的是准确，一个概念表达一个意思。而这种可以任意联想和想象的，正是艺术。
这种艺术和希腊的艺术是不一样的。
希腊的艺术是一种个体的、内在的、热情的释放，我们是一种群体的，要与民同乐。我们的艺术是可参与的。琴棋书画的过程都是可观赏的。希腊的油画、雕塑在创作的时候就没什么好看的。
我不客气地说，很多学历史的人是不懂哲学的。他们没有思想方法，只能陈述历史事实
您从文明的角度解读中国历史，那您的视角呢？
我是全球视野。
为什么觉得全球视野这么必要呢？
因为我们要寻找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在以往的中国通史著作中，这种全球视野是欠缺的吗？
是欠缺的。翦伯赞先生有一点，但他也只是描述性的。以往历史学家写史只是描述，这是他们的职业道德，他们觉得不能以论带史，不能先入为主，更愿意先把事实讲清楚。但我不客气地说，很多学历史的人是不懂哲学的。他们没有思想方法，只能陈述历史事实，无法进行比较。对于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社会、什么是民族等等没有一个高屋建瓴的研究，所以作不了这个比较。
您还提出要用现代史观来解读历史，现代史观又指什么？
就是在怎么看待人，怎么看待人性，怎么看待国家、法律、制度、道德、社会关系等等问题上，现代人和古人是不一样的。
这个不同体现在何处？
根本不同就是对人的看法的不同。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是人应该追求的，什么是人的幸福，这些观念现代人和古人是很不一样的。现在的观念更把人当人了，更注重个体了。当然我们古代也有这样的意识萌芽，在第六卷“百家争鸣”里我就会专门写到杨朱，他就有一些这样的意识。但中国走到后面却走了反路，到宋以后越来越不把人当人了。
这应该也是由您所说的中华文明群体意识这样的内核决定的。
对。越是集体的越不是“人”么。
您刚才说到现代人与古人相比也有了一些转变，这种转变源自什么？
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一定是自由经济，而自由一定是个体的。
我从来就是客观的。这是一个学者最起码的品德
从您宣布写这样一部工程浩大的“巨制”开始，就有人质疑您仅凭一人之力是否能完成？质量究竟如何？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您写到后面会越写越难，因为魏晋隋唐之后史料浩如烟海，如何阅读和取舍都将是难题，对于这些质疑，您是怎样考虑的？
我只看那些靠得住的古代文献和少数几个靠得住的现代史家，比如张光直先生、许倬云先生等人的著作。我只看那些我认为是必要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心里会有一个靠谱的历史学家的名单的。 您将自己的这部中华史定位为史诗，这样的定位是出于什么考量？
就是要好看，并且要有一个“气”贯穿其中。
这个“气”是否就是您自己的史观和史识？
还有史感。就是要回到那个时代，要有现场感。这个现场感要靠自己去揣摩和感觉。人是有直觉的，有时候不一定有依据。
个人写史难免会被认为主观色彩较浓，您在写作过程中怎样既体现自己鲜明的史观、史识，又保证历史的客观性？
我觉得这在我这里不是问题。我从来就是客观的。这是一个学者最起码的品德。很多人看我的书会看不懂，尤其是讲百家争鸣那一块，他们问我到底赞成哪一家？我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的立场是客观的，公正的。
我讲到某一家的时候都会讲透，会站在它的立场上，把它的观点全部甩出去，让你听得点头称是，然后马上说另一家，让你觉得这也对。因为我是客观的，我不带任何个人的偏见和好恶去看待历史。
我写每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带着历史的同情，回到历史的现场，站在他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去为他想。
从前几卷书来看，您的中华史写作不太像以往通史的写法，而是选取历史中的重要节点重述，您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一定是发生了变化。我最看重的是制度变迁。但凡在制度发生变化的拐点，我都不会省略。比如秦汉时期邦国制变成帝国制，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内朝外朝等我肯定不会漏掉；魏晋时期贵族地主变成士族地主，门阀制肯定会有；还有隋唐的三省六部、科举制，明朱元璋罢相、内阁制等也都是非说不可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变迁就是制度的变迁。当然还有牵涉到风气、时代精神的变迁我也会写到。
（摘编自《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第48期）
我最看重的
是制度变迁。
但凡在制度
发生变化的拐点，
我都不会省略。
隋唐的三省六部、科举制，
明朱元璋罢相、
内阁制等
也都是非说不可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变迁
就是制度的变迁。
当然还有
牵涉到风气、
时代精神的
变迁我也会写到。
“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是中华文明飞翔的翅膀
您认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是有脉络可循的。唐中期以后的怛罗斯战役和后来的安史之乱是中华文明由盛转衰的分界点。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从那以后，中华文明开始向内不向外了。一直到唐前期，我们的文明还是扩张型的。所以它从汉代开始能成为世界性文明。当时开疆辟土、派人出使国外，把礼乐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但是怛罗斯战役和几年之后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就衰落了，自顾不暇。到了宋朝，是很明显闭关自守了。版图也最小，不断地以和亲、土地和金钱换和平，然后就造成当时好几个国家辽、金、西夏、大理等并存，南宋更只能偏安江南一隅。明代仍是闭关，郑和下西洋，回来后把所有的航海资料一把火烧掉了。到清代乾隆的时候又是闭关。关起门来以后，只能是糜烂。一方面是帝国制度从宋以后越来越走向成熟，尤其到清代，已经非常成熟了。站在帝国利益的立场上，清制度已经是最好的了。清代基本没有宫廷政变，没有大权旁落，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而且基本上没有民生问题。康熙年间永不加赋，GDP还不低，所以打败仗赔得起。还有民族问题清代解决得最好，他们长期和蒙古通婚，把蒙古贵族安抚了；册封达赖、班禅，把西藏安抚了；收复伊犁，新疆也安抚了。
从一个中央集权、天下一统的帝国制度而言，清代已经是最完善的了。但是它腐朽、腐败、腐烂。
您将“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称作中华文明飞翔的翅膀，中华民族的这两大特质又从何而来？
应该是因为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吧。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周期长，要经历春耕、夏耘、秋收。大半年过去了，冰雹、洪水、干旱都可能导致颗粒无收。靠天吃饭，太不靠谱。而且这与地理环境可能也有关系。比如在埃及，尼罗河改道后形成的冲积平原，土壤非常肥沃，埃及人才能有那么多时间去建金字塔。他们的作物不需要管。而我们这边不一样，需要小心翼翼地看护，老担心收不回来，所以必然会有这种忧患意识。
一旦有了忧患意识，必须要有乐观态度，否则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人怎么活呢？也许世界上也有某个民族是只忧患不乐观的，那它肯定已经消亡了。因为一种文化心理如果不是互补结构就不能持久。
您还概括出了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人本、现实与艺术。中华文明这三种精神的内涵，与今天西方话语体系中对三者的解读有什么不同？
西方的“人本”是针对“神本”而言的。我们与西方理解的“人”不一样，他们理解的是个体的人，我们理解的是群体的、伦理的人。
现实精神呢？
现实精神就是因为没有宗教信仰。还是大陆农耕文明的特点。农业民族是每天都要下地干活的，得到才算数。麦子一定要割好装进粮仓里才踏实。很多中国人今天还是不愿意把钱存在银行，要拿在手上才觉得踏实。
艺术精神又怎么解读？
和希腊民族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不同，中华文明的艺术精神是相对于无科学精神而言的。比如我们的汉字，不像拼音文字那样讲逻辑，是形象思维，而且一字多义。这是不科学的，科学要求的是准确，一个概念表达一个意思。而这种可以任意联想和想象的，正是艺术。
这种艺术和希腊的艺术是不一样的。
希腊的艺术是一种个体的、内在的、热情的释放，我们是一种群体的，要与民同乐。我们的艺术是可参与的。琴棋书画的过程都是可观赏的。希腊的油画、雕塑在创作的时候就没什么好看的。
我不客气地说，很多学历史的人是不懂哲学的。他们没有思想方法，只能陈述历史事实
您从文明的角度解读中国历史，那您的视角呢？
我是全球视野。
为什么觉得全球视野这么必要呢？
因为我们要寻找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在以往的中国通史著作中，这种全球视野是欠缺的吗？
是欠缺的。翦伯赞先生有一点，但他也只是描述性的。以往历史学家写史只是描述，这是他们的职业道德，他们觉得不能以论带史，不能先入为主，更愿意先把事实讲清楚。但我不客气地说，很多学历史的人是不懂哲学的。他们没有思想方法，只能陈述历史事实，无法进行比较。对于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社会、什么是民族等等没有一个高屋建瓴的研究，所以作不了这个比较。
您还提出要用现代史观来解读历史，现代史观又指什么？
就是在怎么看待人，怎么看待人性，怎么看待国家、法律、制度、道德、社会关系等等问题上，现代人和古人是不一样的。
这个不同体现在何处？
根本不同就是对人的看法的不同。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是人应该追求的，什么是人的幸福，这些观念现代人和古人是很不一样的。现在的观念更把人当人了，更注重个体了。当然我们古代也有这样的意识萌芽，在第六卷“百家争鸣”里我就会专门写到杨朱，他就有一些这样的意识。但中国走到后面却走了反路，到宋以后越来越不把人当人了。
这应该也是由您所说的中华文明群体意识这样的内核决定的。
对。越是集体的越不是“人”么。
您刚才说到现代人与古人相比也有了一些转变，这种转变源自什么？
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一定是自由经济，而自由一定是个体的。
我从来就是客观的。这是一个学者最起码的品德
从您宣布写这样一部工程浩大的“巨制”开始，就有人质疑您仅凭一人之力是否能完成？质量究竟如何？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您写到后面会越写越难，因为魏晋隋唐之后史料浩如烟海，如何阅读和取舍都将是难题，对于这些质疑，您是怎样考虑的？
我只看那些靠得住的古代文献和少数几个靠得住的现代史家，比如张光直先生、许倬云先生等人的著作。我只看那些我认为是必要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心里会有一个靠谱的历史学家的名单的。 您将自己的这部中华史定位为史诗，这样的定位是出于什么考量？
就是要好看，并且要有一个“气”贯穿其中。
这个“气”是否就是您自己的史观和史识？
还有史感。就是要回到那个时代，要有现场感。这个现场感要靠自己去揣摩和感觉。人是有直觉的，有时候不一定有依据。
个人写史难免会被认为主观色彩较浓，您在写作过程中怎样既体现自己鲜明的史观、史识，又保证历史的客观性？
我觉得这在我这里不是问题。我从来就是客观的。这是一个学者最起码的品德。很多人看我的书会看不懂，尤其是讲百家争鸣那一块，他们问我到底赞成哪一家？我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的立场是客观的，公正的。
我讲到某一家的时候都会讲透，会站在它的立场上，把它的观点全部甩出去，让你听得点头称是，然后马上说另一家，让你觉得这也对。因为我是客观的，我不带任何个人的偏见和好恶去看待历史。
我写每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带着历史的同情，回到历史的现场，站在他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去为他想。
从前几卷书来看，您的中华史写作不太像以往通史的写法，而是选取历史中的重要节点重述，您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一定是发生了变化。我最看重的是制度变迁。但凡在制度发生变化的拐点，我都不会省略。比如秦汉时期邦国制变成帝国制，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内朝外朝等我肯定不会漏掉；魏晋时期贵族地主变成士族地主，门阀制肯定会有；还有隋唐的三省六部、科举制，明朱元璋罢相、内阁制等也都是非说不可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变迁就是制度的变迁。当然还有牵涉到风气、时代精神的变迁我也会写到。
（摘编自《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第48期）
我最看重的
是制度变迁。
但凡在制度
发生变化的拐点，
我都不会省略。
隋唐的三省六部、科举制，
明朱元璋罢相、
内阁制等
也都是非说不可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变迁
就是制度的变迁。
当然还有
牵涉到风气、
时代精神的
变迁我也会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