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过后是宋词，好诗在唐代就已经写尽了，所以宋人在词这种文学样式上，使之趋于完善，臻于完美，达到了空前繁荣，成为我们诗歌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花间”到宋词的过渡
　　晏殊、张先、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唐入宋的过渡。在这一阶段，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这在两人的作品集（晏殊《珠玉词》，欧阳修《近体乐府》）已看出。张先、晏几道的创作，则已稍露宋人特色，张先创作了若干慢词，在形式上，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晏几道则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宋词发展至张先、晏几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
　　二、宋词的发展与开拓
　　宋词的发展，首先应提到柳永，柳永比晏殊大4岁，比欧阳修大12岁，三人同属于北宋前期的歌词作家。但是，柳永的影响却不限于北宋前期，而波及整个北宋词坛。柳永所走道路与晏、欧完全不同。晏、欧是政界、文坛的显要人物，柳永却是个“失意无聊，流连坊曲”的落泊文人。正因如此，柳永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他的创作广泛地接触了社会人生，除了男女恋情，还反映了都市生活的某些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部分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采摘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对宋词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
　　对宋词的发展贡献最大的莫过于苏轼了，苏轼把词当做“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在柳永开拓疆界、扩大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变革”。《东坡乐府》中出现了〔沁园春〕“孤馆灯青”、〔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及〔念奴娇〕“大江东去”等一类篇章，为北宋词坛增添异彩。词至苏轼，“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卷四），已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在欧、晏时，词的创作已不仅仅为了应歌，为妓女立言，而且可以直接用以言情、述志。苏轼的出现，促进了北宋词朝着多极方向发展。一方面，柳永的影响极为深远，北宋慢词创作，自苏轼、秦观继起之后，更加兴盛；另一方面，苏轼同时及稍后，若干追随者学其作词，虽各有所得，却不拘一格，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柳苏的 “变革”及其相互竞争的结果，使得北宋词坛出现了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发展变革阶段中的北宋词，并非所谓“婉约”、“豪放”两种风格、两种流派所能概括。
　　三、宋词的深化与与成熟
　　北宋后期，周邦彦兼采众家之所长，进行了一系列集大成的工作，促进词体的成熟。在歌词创作的思想内容上，周邦彦“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刘肃《片玉集》序），增强了词的“体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周邦彦“多用唐人语檃括入律”（《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并注重词调的整理与规范化，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典型。南渡后，歌词创作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江左偏安，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局面，社会上唱词之风仍然盛行，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大变革由北宋而南宋，政治上的动荡必然波及词坛与歌坛，对词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南宋时期的歌词作家，在各自不同的创作道路上，以各自不同的态度与方法进行创作，为宋词的继续发展及蜕变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南渡作家李清照，由北而南，他的创作是歌词由北宋向南宋发展的过渡。李清照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她的生活遭遇、思想情感发生了巨大变化，歌词的内容、情调，乃至色彩、音响，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由明丽清新变为低徊惆怅、深哀入骨，但是，词的“本色”未变，她的创作为南渡作家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
　　继苏轼之后，在豪放词上有所建树就是辛弃疾，辛弃疾生当衰世，“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他将自己无处发泄的“一腔忠愤”及其“抑郁无聊之气”寄之于词。不但在词中抒写抗金、恢复的大题材、大感慨，而且在词中歌咏自然风光，赞颂农家生活，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在艺术创造上，辛弃疾经过多种探讨与尝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辛弃疾的创作体现了南宋词的最高成就。
　　宋元之间，号称“乐笑翁”的张炎，是一位兼擅乐律的词学家。张炎既“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尝不转益多师”（《艺概·词曲概》），对于词坛先辈的各种长处，多所采摘，又“能以翻笔、侧笔取胜”(《词林纪事》卷十六引)，“研究声律，尤得神解”(《四库全书总目》)。他的词“清远蕴藉，凄怆缠绵”（《艺概·词曲概》），自成一家。但是，在“声音之道久废”的情况下，张炎“独振戛乎丧乱之余”（殷重《山中白云》序），终究无法挽救宋词的厄运。其艺术演进一方面“渐于字句间凝炼求工”（冯煦《蒿庵词话》），朝着雅化、文人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继续合乐应歌，曼衍旁流，与民间抒情“小调”（主要是“嘌唱”“唱赚”与诸宫调）相融合，蜕变为曲，这就是长短句歌词发展的总趋势。
　　石榴花开慢慢红，冰水冲糖慢慢溶，宋词博大精深，我们理解的很少，只有慢慢品了。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大庆市第六中学（163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