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上午，就在本刊准备付印之际，四川雅安发生了7级地震，截至本文发稿时， 在此次地震中，196人死亡，上万人受伤。
　　地震灾难成为一个媒介，将共同体锻造得更加团结。地震发生8秒钟之后，消息就通过个人微博传递出来，在接下来的48小时，微博上有关地震的各种报道和评论达7000万条。由全媒体参与的报道和叙述，迅速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场，动员起了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人们，关注雅安，参与救援，奉献爱心，人们的热情如此之高，以至于出现了“爱心堵车”，竟成了救灾的障碍，这是没有出现过的现象。无远弗届的信息传播，把灾区与灾区之外的人们紧密地连接起来，“我们都是雅安人”，危机和灾祸，成为强化认同的积极力量。
　　对地震之类外生危机的思考，把我们引向对危机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审视。后者恰恰是本期封面专题所关注的内容。
　　地震之类的危机是强化还是削弱一个社会的团结，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内部关系，历史上，因自然灾害导致国家混乱甚至瓦解的事例，并不鲜见；在抵御自然灾害中国家或群体得到强化的事例同样也不鲜见。在这里，自然灾害是外生的危机，它通过一个社会的特定状况起作用。梳理历史不难发现，对人类组织的兴衰起根本作用的，是包括经济、政治、文明、生态在内的人类组织自身内生的危机。
　　正如汉语“危机”二字字面上显示的，危机并不必然是坏的、消极的，危机还包含有机会等积极的一面。从经济学角度看，后一种含义中的危机，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而对于人类组织来讲，如果没有这一似乎是循环往复的破坏性过程，就很难实现自我更新。
　　在经济活动中，承载创造性破坏过程的，是企业家。危机可以看作是此前阶段累积起来的诸多矛盾的释放，是对此前固化了的经济秩序的颠覆，同时，应对危机的过程，将激发起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形成新的技术、新的企业组织、新的商业模式。例如，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石油危机在美欧等国家就激发了大量的创新活动，在政治领域是“撒切尔-里根革命”，在企业领域则出现了微软这样的企业。相反，在那场危机中没有受到损害、反而大发石油财的国家，如前苏联，在接下来的年代里，却遇到了严重的危机，竟至解体。
　　本刊刊登的调查显示，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经济开始转暖。最近5年多以来，全球性金融危机也波及到我国，但由于我国总体上处在危机的外围，受危机影响不大。这自然是值得庆幸的。但是，我国的反危机措施，加上一直以来形成的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他们的危机”在我们这里是否导致了巩固旧的发展方式的后果？抑制企业创新的政商联结的关系，不仅没有受到危机的冲击，反而变得愈加顽固，这究竟是福音还是警示？
　　当然我们并不是呼唤危机，我们呼唤的是危机意识，正如我们不可能呼唤地震而是呼唤对地震的预警那样。我们最感到担忧的，是企业活动更深地被嵌入到权力体系中，从而失去了创造的活力。为了证明这样的担忧不是多余的，我引用一位著名的民营企业家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我在很多论坛上对民营企业朋友提出三个劝告：1、不可让政府不高兴；2、不可让银行不高兴；3、不可让国企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