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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的发展与演变已经证明,社会形态的巨变,往往会给新的叙事文体带来契机."九七"以后,香港作家以超越以往的政治历史关怀,对现实生存状态进行严肃深沉的思考;并超前地意识到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映照关系.以董启章的<安卓珍尼>为例.小说所表达的人--特别是女人对自身站位的捉摸不定,以及由此引出的关于自己与他人、历史与现实、文明与野蛮、理性与感性诸种二元对立的解构心态,对普遍的当代性来说,具有典型的生存意义和话语意义.我们无法回避作者在形式实验中所表达出的倔强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