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0年12月30日，李先念在《人民日报》发表《痛悼程世才同志》一文，对程世才的逝世表示悼念：“程世才同志与我结识已达半个多世纪，是我的老战友。他的猝然逝世，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我万分悲痛……世才是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打过许多大仗、硬仗、恶仗，智勇兼备，能攻善守，屡建奇功，是人民军队的一员战将。”
徐向前笑了：“程世才，是才啊!一个团长，竟然敢于想吃掉敌人13个团!”毛泽东握着程世才的手说：“你这个军长很年轻啊!”
1912年8月8日，程世才出生于湖北礼山(今大悟)宣化店东程家洼一户贫农家庭。1930年4月12日，鄂豫皖苏区红军整编为红一军，在军长许继慎、副军长徐向前的领导下，这支虽辖3个师但只有2000人的工农武装屡创佳绩。时年18岁的程世才加入了这支红军劲旅。在许继慎、徐向前领导下，程世才冲锋在前，展现出强悍善战的军事素质。1931年春，程世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10月，李先念调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政委，成为程世才的直接领导。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指挥下，从这年11月至次年6月，红四方面军连续发起黄安(今红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以“围点打援”、运动歼敌的战法，共消灭敌正规军近40个团6万余人，活捉敌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计划。在战役中，程世才和三十三团“每役必与，杀敌无数”。因三十三团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红四方面军总部授予其“共产国际团”的光荣称号。由于表现突出，程世才进步神速：从红十一师三十三团特务连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迅速成长为红十一师政治部党委书记、三十三团团长兼政委。能成为“共产国际团”的团长兼政委，程世才的过人之处不言自明。
1932年10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向西实施战略转移。但蒋介石仍然紧追不舍，派国民党第十四军军长卫立煌率领第十师、第八十三师及第三十四旅，从东、南、北三面对红军实施包围，企图围歼红军于河南光山县新集(今河南新县)以西、汉水以东地区。在枣阳新集地区，红四方面军遭敌重兵包围，被迫与敌展开决战，红十一师奉命向国民党第三十四旅发起反击。时任红十一师政治部党委书记、三十三团团长兼政委的程世才挺身而出，挥起他的长砍刀向敌阵杀去。在程世才的带领下，全团士气大振，以“挡我者死”的气势成功突围，为全军打开通路，并在危急时刻保证了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安全。战斗中，程世才因身负重伤而两次昏迷过去。
1933年春，征战到川陕边境的红四方面军，以四川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为中心建立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同年2月，四川军阀田颂尧率部近6万人，向立足未稳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总部采取“收紧阵地、待机反击”的作战方针，主动退到以通江县空山坝为中心、方圆约50公里的地域内，在运动防御中寻找战机。战役中，程世才大胆建议：运用部分兵力，秘密插入敌人侧后，切断贪功疾进的敌左纵队13个团退路，让其有来无回。建议上报后，一向不苟言笑的徐向前笑了：“程世才，是才啊!一个团长，竟然敢于想吃掉敌人13个团!”他随即指示，就由程世才担此重任。受命后，程世才带领红三十三团冒着倾盆大雨，穿过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秘密插入敌人侧后，为红四方面军发起反攻、围歼敌人左纵队13个团创造了重要条件。
1933年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进行整编：红十师扩编为红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红十一师扩编为红三十军(军长余天荣、政委李先念)；红十二师扩编为红九军(军长何畏、副军长许世友、政委詹才芳)；红七十三师扩编为红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计11个师4万余人。从这时起，程世才历任红三十军第九十师政委、第八十八师师长兼政委，成为红四方面军内独当一面的虎将之一。
1934年底，程世才升任红三十军副军长。1935年初，升任军长。
1935年6月，红三十军一部作为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胜利会师。在毛儿盖，程世才实现了多年的愿望，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与李先念、程世才等人亲切握手，并详细地向程世才询问了部队的一些情况。接着，毛泽东席地而坐，指着地图向大家讲了自己对战局的看法及作战部署。毛泽东的和蔼可亲、对红军战士的深切关怀及对战争全局的准确把握，给程世才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程世才这位年仅23岁的红军军长，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格外注意。他紧握着程世才的手说：“你这个军长很年轻啊!”
挺进平西，与萧克并肩作战，威振敌胆。从四平保卫战开始，程世才多次“惹林彪不快”，从而“被林彪记了账”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整编为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作为右路军前锋，程世才和李先念率领红三十军迅速北进，在包座和胡宗南部对阵。包座位于松潘以北(今属四川若尔盖县)的包座河畔，有上、下包座之分。包座河水流湍急，两岸山高坡陡，多为森林覆盖，地扼松(潘)甘(南)故道要冲，是国民党军阻止红军北上的一道屏障。包座守敌背山面水，拥有天然屏障和集群式碉堡，对红军构成很大威胁。8月29日，在险恶地形条件下，程世才和李先念率部毅然发起包座之战，围点打援、分割歼敌，消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打开了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程世才、李先念指挥红三十军在靖远县虎豹口突破黄河天险，又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占领战略要地一条山、五佛寺。11月11日，中革军委决定，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程世才和李先念指挥红三十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凉州和永昌之间同敌军恶战，歼敌4000余人。后又在倪家营子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40天，予敌以重大杀伤。这对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程世才参与指挥西路军余部左支队千余官兵翻越祁连山分水岭，在冰天雪地中行军20多天，随后又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经过43天的跋涉，左支队终于走出祁连山，到达甘西平川。4月下旬，西路军左支队抵达星星峡，彻底摆脱了噩梦般的险境。他们收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方面的供应品和枪支弹药，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代表陈云、滕代远亲自迎接他们，感谢他们为党保存了一批骨干。
1938年春，程世才回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初，程 世才出任晋察冀(又称冀热察)平西挺进军参谋长，并兼任第十二支队司令员，协助挺进军司令员萧克领导开辟平西、平北抗日根据地。
1940年1月，晋察冀平西挺进军在北平近郊频频出击，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从3月9日至22日，察南、北平郊区日伪军集结9000余人，分十路向平西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萧克参加军事会议未归，程世才指挥八路军平西部队经过14天、大小30余次顽强战斗，共毙、俘日伪军1000余人，击落敌机1架，迫敌全部退出根据地。
同年7月，中共平北军分区建立，程世才担任军分区司令员。8月20日，百团大战开始。程世才参与指挥晋察冀平西挺进军，并直接领导平北军分区部队，对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有力地配合了百团大战。
经过两年艰苦奋斗，晋察冀平西挺进军粉碎了日伪军的数次“扫荡”，巩固了平西，开辟了平北，坚持了冀东的抗日斗争，形成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直逼日军在华北的军事政治中心北平。当时，萧克、程世才的大名传遍冀热察，成为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的人物。
1942年2月，晋察冀平西挺进军建制撤销，所属部队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军分区。程世才奔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从中央党校毕业的程世才跟随部队奔赴东北。同年12月，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直属的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参加对国民党军的防御作战。1946年3月，就任辽南军区司令员，萧华担任政委，罗舜初、曾克林任副司令员，负责南满地区的对敌作战。
1946年4月，国民党军继进占沈阳、抚顺、铁岭、开原、辽阳、鞍山、营口等重要城镇后，又向林彪重点设防的本溪和四平疯狂进攻。为了保卫四平，林彪建议，成立4支机动野战纵队，直属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指挥。这4支纵队，就是后来成为四野主力的第一、二、三、六纵队。林彪还提议，由程世才出任第三纵队司令员，罗舜初为纵队政委。毛泽东对上述两人都不陌生，立即批准了林彪的建议。于是，程世才奉命率领第三纵队从本溪出发北上，参加四平保卫战。
李先念在回忆文章中曾提到：“解放战争期间，他(程世才)对林彪的作战指挥曾提过不同意见，被林彪记了账。”追寻历史可以看出，从参加四平保卫战开始，程世才便多次“惹林彪不快”。
一开始，林彪给第三纵队的任务是进攻开原，截断中长路，使进攻四平的敌人得不到补给，同时阻止沈阳方向前来增援的敌人。不料，程世才率部向开原前进的路上碰上了“硬钉子”：在威远堡和刚从本溪方向调过来的国民党新六军打了一场遭遇战。双方打得异常激烈，僵持住了，谁都难以前进。程世才把情况报告给林彪，并指出进攻开原已经不可能了，估计敌人的企图是继续北上。林彪回电说，三纵的任务改变，不打开原了，就地阻止新六军北上，掩护坚守四平的部队的侧翼。于是，程世才率部同敌新六军从开原老城一直打到莲花街，打了十几天的防御战。新六军是国民党军五大王牌之一，全部美械装备，训练有素，曾经远征缅甸，战斗力很强，第三纵队和它打成了拉锯战。这时，程世才还发现敌人改变了战术，他们以小部队在阵地上和三纵纠缠，主力依仗机械化优势，乘坐600多辆汽车实行大迂回，对四平实行包抄。发现形势不妙，程世才和罗舜初立即电告林彪：估计敌人下一步可能占领梅河口和西安(今辽源)，实现对四平的迂回包围，请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可是，林彪却回电说，你们要置梅河口和西安于不顾，继续节节抗击当面的敌人。对于林彪的这个决定，程世才很不理解：既然看出敌人有迂回包围的企图，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迂回到四平侧翼，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呢?哪怕消灭一部分也是好的，怎么还要继续打防御战、消耗战呢?结果，新六军迂回成功，林彪不得不放弃四平，参战部队大部分北渡松花江。
面对不利局面，程世才考虑，敌人占领大城市，南满敌后空虚，应该留下一些部队，在敌后开展斗争，以达南、北满遥相呼应之效。于是，他给林彪发电报，建议第三纵队不过江，留在吉林东部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以牵制敌人。他并且说明，有了这个条件，敌人再向北进攻就会有后顾之忧。很快，林彪回电：三纵队不过江了，但你们要到长白山建立根据地。
按林彪的指示，程世才率部从长春附近的双阳、伊通掉头直奔辉南，目标直指长白山。在向东南方向移动中，第三纵队克桦甸、过辉南、逼通化、夺柳河，一路势如破竹。到辉河时，国共东北停战开始，他便趁机对部队进行整训。在这期间，他同林彪为战役配合的事发生了分歧。
当时，南满地区指挥单位比较多，缺乏统一的领导，无法进行有效的相互配合，程世才就给林彪发电报，建议他协调各部加强配合。可是，林彪的回电令他莫名其妙：敌人到处进攻，我军只能做到战略上的一般配合，地区间不可能进行战役性、战术性的配合，那在时间上与距离上都是不可能的；要是各地区每次行动，都要其他地区同时行动，各地区势必要今天配合这里，明天配合那里，行动就被动了。 总之，在兵力分割的状况下，不可能做到密切配合。
对于林彪的这个答复，程世才感到有些强词夺理，就和罗舜初联名再次给林彪发了一份电报，坚持要求各部队加强战役、战术上的配合。他们在电报中提出：现在我们分散作战较多，为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不论敌人攻击任何一方，其他地区应该在战役上进行有机配合，迫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粉碎它的进攻，扩大我们的战果。否则，敌人有快速增援并向我反击的可能。
林彪收到这份电报后没有再回电报，此后也不再提这个问题了。后来，程世才‘获悉：自四平撤退后，林彪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提出他对东北战局的看法及领导同志间的一些意见分歧，但中共中央迟迟没有回复，他心情有些烦躁。就在程、罗的电报发出后，中共中央回电肯定了林彪的意见，并且决定他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他的情绪才好了起来。事实上，此前林彪也认识到了各部队加强战役、战术上配合的必要，但强烈的自尊自大，让他难以自食前言，更不会公开承认程、罗建议的正确性。
新开岭之役，三纵、四纵协同作战，全歼国民党军享有“千里驹”美誉的第二十五师。1955年，程世才被授予中将军衔
1946年10月，杜聿明集中国民党军8个师10多万人，分三路向南满根据地进攻。这时，为加强南满地区斗争的统一指挥，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副书记陈云和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到南满工作，分别兼任南满分局书记暨辽东(南满)军区政委、辽东(南满)军区司令员。程世才为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三纵队司令员、南满前线指挥员。此次进犯南满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打头阵的是驻本溪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这个师全部美械装备，善于长途奔袭，享 有“千里驹”的美誉。该师主力加上装甲车、汽车各一个排，由本溪出发，沿公路向赛马集、宽甸方向攻击前进，协同会攻安东(今丹东)。
10月19日，林彪电示南满前线指挥员：为了保卫安东，应力求将敌人抑留于奉天(今沈阳)吉林线及兴京、金川之线。如国民党军集中较大兵力向安东进攻，则我军应主动地作放弃的准备，不可打被动挨打的仗，而仍应集中兵力找分散的小股敌人一个一个地歼灭。10月20日，林彪又致电南满军区：“你们应一心一意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每次用八九个团打敌一个团(可用四五个团左右的兵力担任直接进攻，以其余部队放在周围防止敌突围，打敌增援)。”“凡估计不可能达到保卫城市的目的时，则应不过早也不过迟地于事先主动地放弃地点，而保持力量进攻敌人。”根据林彪的指示，萧劲光、陈云、程世才决定主动放弃安东，坚持东部山区，遂以第三、四纵队主力隐蔽集结于通化以西待机，并佯示转兵安东，以引诱兴京国民党军放胆进犯通化，伺机于运动中歼灭之。
接敌后，程世才和第四纵队司令员胡奇才议定：敌第二十五师自恃装备优良，人多势众，可有目的地引其开向新开岭。新开岭位于宽甸西北，四周层峦叠嶂，宽甸至赛马集的公路穿越其间，是一个狭长的山谷洼地，地形对设伏十分有利。10月31日10时，在敌人全部入围后，胡奇才下令各部向第二十五师发起进攻。激战至11月2日中午，将敌第二十五师5000余人全歼。加上在通化方向和辽南方向上的策应作战，共歼国民党军1万余人，并缴获了大量美式装备。担任主攻任务的第四纵队伤亡2128人，以较小的代价，取得歼灭蒋介石嫡系、号称“千里驹”的第二十五师，并俘虏了少将师长李正谊，开创了东北民主联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的先例。
东北民主联军的胜利，使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喜出望外，连续发电庆贺，因为这是自四平保卫战失利以来的首战胜利。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贺电：“(一)庆祝你们歼灭敌人一个师的大胜利，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二)这一胜仗后南满局势开始好转，望集结主力争取新的歼灭胜利。”11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萧华、江华、程世才、罗舜初并告林彪等电，指出：“你们此次作战经验很好。第一次集中五个团打第二十五师未能奏效，第二次集中八个团打该师，就胜利了。以后作战，凡扣‘大一点的仗，总要集中十团八团兵力，最好能集中十二个团，以期必胜。”“而后作战，每次均须采用此种方法。”
新开岭一役虽然消灭了敌人一个师，但敌人进攻的势头仍然不减。在这种情况下，第三纵队是保安东还是保通化的矛盾突出起来。第三纵当初南下的任务是到通化，建立长白山根据地，可是辽东军区要程、罗西进去保卫安东。这样一来，第三纵队既要保通化，又要兼顾安东，结果战线拉得很长，以有限的兵力进行宽正面的防御，犯了兵家的大忌。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由于分兵把口，第三纵队仗打得不好，多半是击溃战和消耗战，消灭敌人不多，自己反而搞得很疲劳，且得不到充分的补充。当时，向通化进犯的敌人有五六个师，而第三纵队只有2万多人。在这期间，林彪来电对程、罗的批评很多，也很严厉，主要批评他们兵力不集中，没有打歼灭战。
11月，第三纵队与辽南军区领导机构分开，曾克林接任第三纵队司令员，程世才改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1947年3月26日，在三次进攻临江不克的情况下，南满敌人拼凑了14个师计10万之众，又开始向临江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进犯。敌东北保安司令郑洞国、十三军军长石觉煞有介事地亲临新宾坐镇指挥，妄图以营盘至通化这条路为枢纽，举行500里宽的正面进攻，占领通化两侧地区，打通新宾至通化路后，分兵四路直取临江。面对这种情况，辽东军区召开党委会，分析当时的战争形势与任务，研究当前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会上，程世才慷慨陈词：考虑到大敌当前，如果不打，就得跑到东满去。但是，解决东北战场的胜负问题，主要是靠北满主力，南满虽是一个侧面，但也不能失败。如果南满失败，则主力难以克敌制胜，甚至发生危险。南满吸引敌人越多，杀伤敌人越多，则越有助于北满主力下江南。南满根据地的坚持，可使敌首尾难顾。打下去，虽然我们可能损失很大，甚至不易取胜，但对整个战局是有利的。只要北满主力能下江南，歼灭敌人，南满部队的牺牲就是有价值的。
程世才的发言得到陈云、萧劲光、萧华等人的一致肯定：坚决打下去，坚持南满，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这一仗是关键性的，应从全局着想。4月3日，经过浴血奋战，敌人第四次对临江的进犯又被彻底地粉碎了。战后，陈云致电林彪，谈到程世才在会上的发言，称赞他“有战略眼光”。林彪接电后，板着脸一句话都没说。1948年8月，由于林彪的刻意安排，程世才出任安东军区司令员，仅辖独立第一支队等部。
不过，综观程世才在东北的军旅生涯，李先念认为，“他为解放东北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程世才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深造。此后，他历任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卫戍区司令员、装甲兵副司令员等职。在这些领导岗位上，他经常深入部队狠抓教育训练，均有重要建树。1955年9月，程世才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程世才即开始撰写回忆录，相继出版过《悲壮的历程》、《烽火年代》、《万里征程》等著作，记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反映了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历程。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悲壮的历程》，曾被列为中小学革命教材，对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86年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他的《强渡嘉陵江》一文获得了总参谋部颁发的文艺创作奖荣誉奖。
1990年11月15日，程世才在北京逝世。12月29日，程世才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江泽民、杨尚昆、聂荣臻、王震、薄一波等敬献了花圈，秦基伟、宋任穷、刘华清、李德生、萧克、陈锡联、洪学智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徐向前笑了：“程世才，是才啊!一个团长，竟然敢于想吃掉敌人13个团!”毛泽东握着程世才的手说：“你这个军长很年轻啊!”
1912年8月8日，程世才出生于湖北礼山(今大悟)宣化店东程家洼一户贫农家庭。1930年4月12日，鄂豫皖苏区红军整编为红一军，在军长许继慎、副军长徐向前的领导下，这支虽辖3个师但只有2000人的工农武装屡创佳绩。时年18岁的程世才加入了这支红军劲旅。在许继慎、徐向前领导下，程世才冲锋在前，展现出强悍善战的军事素质。1931年春，程世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10月，李先念调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政委，成为程世才的直接领导。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指挥下，从这年11月至次年6月，红四方面军连续发起黄安(今红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以“围点打援”、运动歼敌的战法，共消灭敌正规军近40个团6万余人，活捉敌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计划。在战役中，程世才和三十三团“每役必与，杀敌无数”。因三十三团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红四方面军总部授予其“共产国际团”的光荣称号。由于表现突出，程世才进步神速：从红十一师三十三团特务连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迅速成长为红十一师政治部党委书记、三十三团团长兼政委。能成为“共产国际团”的团长兼政委，程世才的过人之处不言自明。
1932年10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向西实施战略转移。但蒋介石仍然紧追不舍，派国民党第十四军军长卫立煌率领第十师、第八十三师及第三十四旅，从东、南、北三面对红军实施包围，企图围歼红军于河南光山县新集(今河南新县)以西、汉水以东地区。在枣阳新集地区，红四方面军遭敌重兵包围，被迫与敌展开决战，红十一师奉命向国民党第三十四旅发起反击。时任红十一师政治部党委书记、三十三团团长兼政委的程世才挺身而出，挥起他的长砍刀向敌阵杀去。在程世才的带领下，全团士气大振，以“挡我者死”的气势成功突围，为全军打开通路，并在危急时刻保证了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安全。战斗中，程世才因身负重伤而两次昏迷过去。
1933年春，征战到川陕边境的红四方面军，以四川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为中心建立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同年2月，四川军阀田颂尧率部近6万人，向立足未稳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总部采取“收紧阵地、待机反击”的作战方针，主动退到以通江县空山坝为中心、方圆约50公里的地域内，在运动防御中寻找战机。战役中，程世才大胆建议：运用部分兵力，秘密插入敌人侧后，切断贪功疾进的敌左纵队13个团退路，让其有来无回。建议上报后，一向不苟言笑的徐向前笑了：“程世才，是才啊!一个团长，竟然敢于想吃掉敌人13个团!”他随即指示，就由程世才担此重任。受命后，程世才带领红三十三团冒着倾盆大雨，穿过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秘密插入敌人侧后，为红四方面军发起反攻、围歼敌人左纵队13个团创造了重要条件。
1933年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进行整编：红十师扩编为红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红十一师扩编为红三十军(军长余天荣、政委李先念)；红十二师扩编为红九军(军长何畏、副军长许世友、政委詹才芳)；红七十三师扩编为红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计11个师4万余人。从这时起，程世才历任红三十军第九十师政委、第八十八师师长兼政委，成为红四方面军内独当一面的虎将之一。
1934年底，程世才升任红三十军副军长。1935年初，升任军长。
1935年6月，红三十军一部作为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胜利会师。在毛儿盖，程世才实现了多年的愿望，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与李先念、程世才等人亲切握手，并详细地向程世才询问了部队的一些情况。接着，毛泽东席地而坐，指着地图向大家讲了自己对战局的看法及作战部署。毛泽东的和蔼可亲、对红军战士的深切关怀及对战争全局的准确把握，给程世才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程世才这位年仅23岁的红军军长，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格外注意。他紧握着程世才的手说：“你这个军长很年轻啊!”
挺进平西，与萧克并肩作战，威振敌胆。从四平保卫战开始，程世才多次“惹林彪不快”，从而“被林彪记了账”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整编为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作为右路军前锋，程世才和李先念率领红三十军迅速北进，在包座和胡宗南部对阵。包座位于松潘以北(今属四川若尔盖县)的包座河畔，有上、下包座之分。包座河水流湍急，两岸山高坡陡，多为森林覆盖，地扼松(潘)甘(南)故道要冲，是国民党军阻止红军北上的一道屏障。包座守敌背山面水，拥有天然屏障和集群式碉堡，对红军构成很大威胁。8月29日，在险恶地形条件下，程世才和李先念率部毅然发起包座之战，围点打援、分割歼敌，消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打开了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程世才、李先念指挥红三十军在靖远县虎豹口突破黄河天险，又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占领战略要地一条山、五佛寺。11月11日，中革军委决定，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程世才和李先念指挥红三十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凉州和永昌之间同敌军恶战，歼敌4000余人。后又在倪家营子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40天，予敌以重大杀伤。这对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程世才参与指挥西路军余部左支队千余官兵翻越祁连山分水岭，在冰天雪地中行军20多天，随后又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经过43天的跋涉，左支队终于走出祁连山，到达甘西平川。4月下旬，西路军左支队抵达星星峡，彻底摆脱了噩梦般的险境。他们收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方面的供应品和枪支弹药，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代表陈云、滕代远亲自迎接他们，感谢他们为党保存了一批骨干。
1938年春，程世才回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初，程 世才出任晋察冀(又称冀热察)平西挺进军参谋长，并兼任第十二支队司令员，协助挺进军司令员萧克领导开辟平西、平北抗日根据地。
1940年1月，晋察冀平西挺进军在北平近郊频频出击，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从3月9日至22日，察南、北平郊区日伪军集结9000余人，分十路向平西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萧克参加军事会议未归，程世才指挥八路军平西部队经过14天、大小30余次顽强战斗，共毙、俘日伪军1000余人，击落敌机1架，迫敌全部退出根据地。
同年7月，中共平北军分区建立，程世才担任军分区司令员。8月20日，百团大战开始。程世才参与指挥晋察冀平西挺进军，并直接领导平北军分区部队，对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有力地配合了百团大战。
经过两年艰苦奋斗，晋察冀平西挺进军粉碎了日伪军的数次“扫荡”，巩固了平西，开辟了平北，坚持了冀东的抗日斗争，形成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直逼日军在华北的军事政治中心北平。当时，萧克、程世才的大名传遍冀热察，成为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的人物。
1942年2月，晋察冀平西挺进军建制撤销，所属部队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军分区。程世才奔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从中央党校毕业的程世才跟随部队奔赴东北。同年12月，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直属的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参加对国民党军的防御作战。1946年3月，就任辽南军区司令员，萧华担任政委，罗舜初、曾克林任副司令员，负责南满地区的对敌作战。
1946年4月，国民党军继进占沈阳、抚顺、铁岭、开原、辽阳、鞍山、营口等重要城镇后，又向林彪重点设防的本溪和四平疯狂进攻。为了保卫四平，林彪建议，成立4支机动野战纵队，直属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指挥。这4支纵队，就是后来成为四野主力的第一、二、三、六纵队。林彪还提议，由程世才出任第三纵队司令员，罗舜初为纵队政委。毛泽东对上述两人都不陌生，立即批准了林彪的建议。于是，程世才奉命率领第三纵队从本溪出发北上，参加四平保卫战。
李先念在回忆文章中曾提到：“解放战争期间，他(程世才)对林彪的作战指挥曾提过不同意见，被林彪记了账。”追寻历史可以看出，从参加四平保卫战开始，程世才便多次“惹林彪不快”。
一开始，林彪给第三纵队的任务是进攻开原，截断中长路，使进攻四平的敌人得不到补给，同时阻止沈阳方向前来增援的敌人。不料，程世才率部向开原前进的路上碰上了“硬钉子”：在威远堡和刚从本溪方向调过来的国民党新六军打了一场遭遇战。双方打得异常激烈，僵持住了，谁都难以前进。程世才把情况报告给林彪，并指出进攻开原已经不可能了，估计敌人的企图是继续北上。林彪回电说，三纵的任务改变，不打开原了，就地阻止新六军北上，掩护坚守四平的部队的侧翼。于是，程世才率部同敌新六军从开原老城一直打到莲花街，打了十几天的防御战。新六军是国民党军五大王牌之一，全部美械装备，训练有素，曾经远征缅甸，战斗力很强，第三纵队和它打成了拉锯战。这时，程世才还发现敌人改变了战术，他们以小部队在阵地上和三纵纠缠，主力依仗机械化优势，乘坐600多辆汽车实行大迂回，对四平实行包抄。发现形势不妙，程世才和罗舜初立即电告林彪：估计敌人下一步可能占领梅河口和西安(今辽源)，实现对四平的迂回包围，请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可是，林彪却回电说，你们要置梅河口和西安于不顾，继续节节抗击当面的敌人。对于林彪的这个决定，程世才很不理解：既然看出敌人有迂回包围的企图，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迂回到四平侧翼，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呢?哪怕消灭一部分也是好的，怎么还要继续打防御战、消耗战呢?结果，新六军迂回成功，林彪不得不放弃四平，参战部队大部分北渡松花江。
面对不利局面，程世才考虑，敌人占领大城市，南满敌后空虚，应该留下一些部队，在敌后开展斗争，以达南、北满遥相呼应之效。于是，他给林彪发电报，建议第三纵队不过江，留在吉林东部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以牵制敌人。他并且说明，有了这个条件，敌人再向北进攻就会有后顾之忧。很快，林彪回电：三纵队不过江了，但你们要到长白山建立根据地。
按林彪的指示，程世才率部从长春附近的双阳、伊通掉头直奔辉南，目标直指长白山。在向东南方向移动中，第三纵队克桦甸、过辉南、逼通化、夺柳河，一路势如破竹。到辉河时，国共东北停战开始，他便趁机对部队进行整训。在这期间，他同林彪为战役配合的事发生了分歧。
当时，南满地区指挥单位比较多，缺乏统一的领导，无法进行有效的相互配合，程世才就给林彪发电报，建议他协调各部加强配合。可是，林彪的回电令他莫名其妙：敌人到处进攻，我军只能做到战略上的一般配合，地区间不可能进行战役性、战术性的配合，那在时间上与距离上都是不可能的；要是各地区每次行动，都要其他地区同时行动，各地区势必要今天配合这里，明天配合那里，行动就被动了。 总之，在兵力分割的状况下，不可能做到密切配合。
对于林彪的这个答复，程世才感到有些强词夺理，就和罗舜初联名再次给林彪发了一份电报，坚持要求各部队加强战役、战术上的配合。他们在电报中提出：现在我们分散作战较多，为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不论敌人攻击任何一方，其他地区应该在战役上进行有机配合，迫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粉碎它的进攻，扩大我们的战果。否则，敌人有快速增援并向我反击的可能。
林彪收到这份电报后没有再回电报，此后也不再提这个问题了。后来，程世才‘获悉：自四平撤退后，林彪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提出他对东北战局的看法及领导同志间的一些意见分歧，但中共中央迟迟没有回复，他心情有些烦躁。就在程、罗的电报发出后，中共中央回电肯定了林彪的意见，并且决定他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他的情绪才好了起来。事实上，此前林彪也认识到了各部队加强战役、战术上配合的必要，但强烈的自尊自大，让他难以自食前言，更不会公开承认程、罗建议的正确性。
新开岭之役，三纵、四纵协同作战，全歼国民党军享有“千里驹”美誉的第二十五师。1955年，程世才被授予中将军衔
1946年10月，杜聿明集中国民党军8个师10多万人，分三路向南满根据地进攻。这时，为加强南满地区斗争的统一指挥，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副书记陈云和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到南满工作，分别兼任南满分局书记暨辽东(南满)军区政委、辽东(南满)军区司令员。程世才为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三纵队司令员、南满前线指挥员。此次进犯南满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打头阵的是驻本溪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这个师全部美械装备，善于长途奔袭，享 有“千里驹”的美誉。该师主力加上装甲车、汽车各一个排，由本溪出发，沿公路向赛马集、宽甸方向攻击前进，协同会攻安东(今丹东)。
10月19日，林彪电示南满前线指挥员：为了保卫安东，应力求将敌人抑留于奉天(今沈阳)吉林线及兴京、金川之线。如国民党军集中较大兵力向安东进攻，则我军应主动地作放弃的准备，不可打被动挨打的仗，而仍应集中兵力找分散的小股敌人一个一个地歼灭。10月20日，林彪又致电南满军区：“你们应一心一意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每次用八九个团打敌一个团(可用四五个团左右的兵力担任直接进攻，以其余部队放在周围防止敌突围，打敌增援)。”“凡估计不可能达到保卫城市的目的时，则应不过早也不过迟地于事先主动地放弃地点，而保持力量进攻敌人。”根据林彪的指示，萧劲光、陈云、程世才决定主动放弃安东，坚持东部山区，遂以第三、四纵队主力隐蔽集结于通化以西待机，并佯示转兵安东，以引诱兴京国民党军放胆进犯通化，伺机于运动中歼灭之。
接敌后，程世才和第四纵队司令员胡奇才议定：敌第二十五师自恃装备优良，人多势众，可有目的地引其开向新开岭。新开岭位于宽甸西北，四周层峦叠嶂，宽甸至赛马集的公路穿越其间，是一个狭长的山谷洼地，地形对设伏十分有利。10月31日10时，在敌人全部入围后，胡奇才下令各部向第二十五师发起进攻。激战至11月2日中午，将敌第二十五师5000余人全歼。加上在通化方向和辽南方向上的策应作战，共歼国民党军1万余人，并缴获了大量美式装备。担任主攻任务的第四纵队伤亡2128人，以较小的代价，取得歼灭蒋介石嫡系、号称“千里驹”的第二十五师，并俘虏了少将师长李正谊，开创了东北民主联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的先例。
东北民主联军的胜利，使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喜出望外，连续发电庆贺，因为这是自四平保卫战失利以来的首战胜利。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贺电：“(一)庆祝你们歼灭敌人一个师的大胜利，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二)这一胜仗后南满局势开始好转，望集结主力争取新的歼灭胜利。”11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萧华、江华、程世才、罗舜初并告林彪等电，指出：“你们此次作战经验很好。第一次集中五个团打第二十五师未能奏效，第二次集中八个团打该师，就胜利了。以后作战，凡扣‘大一点的仗，总要集中十团八团兵力，最好能集中十二个团，以期必胜。”“而后作战，每次均须采用此种方法。”
新开岭一役虽然消灭了敌人一个师，但敌人进攻的势头仍然不减。在这种情况下，第三纵队是保安东还是保通化的矛盾突出起来。第三纵当初南下的任务是到通化，建立长白山根据地，可是辽东军区要程、罗西进去保卫安东。这样一来，第三纵队既要保通化，又要兼顾安东，结果战线拉得很长，以有限的兵力进行宽正面的防御，犯了兵家的大忌。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由于分兵把口，第三纵队仗打得不好，多半是击溃战和消耗战，消灭敌人不多，自己反而搞得很疲劳，且得不到充分的补充。当时，向通化进犯的敌人有五六个师，而第三纵队只有2万多人。在这期间，林彪来电对程、罗的批评很多，也很严厉，主要批评他们兵力不集中，没有打歼灭战。
11月，第三纵队与辽南军区领导机构分开，曾克林接任第三纵队司令员，程世才改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1947年3月26日，在三次进攻临江不克的情况下，南满敌人拼凑了14个师计10万之众，又开始向临江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进犯。敌东北保安司令郑洞国、十三军军长石觉煞有介事地亲临新宾坐镇指挥，妄图以营盘至通化这条路为枢纽，举行500里宽的正面进攻，占领通化两侧地区，打通新宾至通化路后，分兵四路直取临江。面对这种情况，辽东军区召开党委会，分析当时的战争形势与任务，研究当前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会上，程世才慷慨陈词：考虑到大敌当前，如果不打，就得跑到东满去。但是，解决东北战场的胜负问题，主要是靠北满主力，南满虽是一个侧面，但也不能失败。如果南满失败，则主力难以克敌制胜，甚至发生危险。南满吸引敌人越多，杀伤敌人越多，则越有助于北满主力下江南。南满根据地的坚持，可使敌首尾难顾。打下去，虽然我们可能损失很大，甚至不易取胜，但对整个战局是有利的。只要北满主力能下江南，歼灭敌人，南满部队的牺牲就是有价值的。
程世才的发言得到陈云、萧劲光、萧华等人的一致肯定：坚决打下去，坚持南满，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这一仗是关键性的，应从全局着想。4月3日，经过浴血奋战，敌人第四次对临江的进犯又被彻底地粉碎了。战后，陈云致电林彪，谈到程世才在会上的发言，称赞他“有战略眼光”。林彪接电后，板着脸一句话都没说。1948年8月，由于林彪的刻意安排，程世才出任安东军区司令员，仅辖独立第一支队等部。
不过，综观程世才在东北的军旅生涯，李先念认为，“他为解放东北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程世才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深造。此后，他历任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卫戍区司令员、装甲兵副司令员等职。在这些领导岗位上，他经常深入部队狠抓教育训练，均有重要建树。1955年9月，程世才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程世才即开始撰写回忆录，相继出版过《悲壮的历程》、《烽火年代》、《万里征程》等著作，记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反映了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历程。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悲壮的历程》，曾被列为中小学革命教材，对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86年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他的《强渡嘉陵江》一文获得了总参谋部颁发的文艺创作奖荣誉奖。
1990年11月15日，程世才在北京逝世。12月29日，程世才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江泽民、杨尚昆、聂荣臻、王震、薄一波等敬献了花圈，秦基伟、宋任穷、刘华清、李德生、萧克、陈锡联、洪学智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