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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历史上的所有霸权无不以雄厚的综合国力为根基。霸权追逐背后充满各种利益的争逐，但成本和义务的承担也不可少，霸权衰落是历史必然。中国被越来越多的人猜疑会觊觎世界老大地位，对美国及周边国家构成威胁。这或是主观臆造，或是庸人自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时代潮流、世界历史经验教训、中国文化传统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战略选择。中国无意也无必要争“老大”，中美也不会走向对抗。
关键词 霸权 中国威胁论 中美关系
世界“老大”是如何形成的
在霸主的形成过程中，综合国力是基础，其中既有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也有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所谓“霸主”，简言之，是指在世界上具有领导和支配地位的国家。近代霸权始于“地理大发现”，包括新航路的开辟、美洲大陆的发现和环球航行的成功。葡萄牙是欧洲第一个向海外扩张的国家，它最先独占非洲，并对其殖民掠夺。16世纪中叶，西班牙几乎囊括了中南美洲。继之，荷兰、比利时、英国、法国开始了对亚洲、非洲、美洲的掠夺。近现代史上，有霸权扩张野心的国家主要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比利时、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俄国、日本和美国。
二战后，随着英法等老牌强国沦为二流国家，美国实力和地位空前增强，达到了世界权力的顶峰，向世界各地大肆扩张，成为超级大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苏联作为超级大国也推行霸权扩张，并打破美国独霸的局面，在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同美国展开激烈的争夺。面对苏联崛起，美国出于意识形态的敌视，视其为主要威胁。冷战期间，美国霸权战略的主要目标是阻止苏联扩张、削弱苏联实力，主要实施范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周边地带和地缘政治上重要的“中间地带”。
从世界霸权兴衰来看，确立霸主地位的基本因素是国力，而国力是一个综合概念。从近代以来的情况看，国力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拓展，从前期强调地理、经济和军事等物质因素扩展到后来包括政府、民族和国家意志等非物质因素，从硬实力扩展到软实力。美国学者莫德尔斯基认为，世界近现代史上先后出现的霸权国家主要有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认为，大国必须有可使国家欣欣向荣的经济基础。对于一流强国来说，要进行战争就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工业大国。西方国家在将近500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的支配力量，欧洲成为“世界中心”达400年之久，其基础就是依赖各种手段获得的强大经济力量。
总体上看，经济实力是决定霸主地位的最基本因素，军事实力也很关键，地理因素的作用一直存在，但影响逐步减弱；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的作用逐步上升，表明霸主地位不光依靠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但从近代直至二战前，硬实力在霸权的形成中起着主导作用。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霸主地位的获取主要采取了以下途径：
一是以成为经济强国为首要目标，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西方大国为实现此目标，对内推进科技革命、制度创新和提高社会生产力，对外争夺资源和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增强经济实力。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认为，工业革命使土地的价值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工业文明提供动力的是不能再生的化石资源，蕴藏于地下，以土地为载体。因此领土的控制与征服是一国扩大财富的主要手段，能源和矿产品的占有成为国力的重要指标，也成为各国争夺的主要目标。①
霸权稳定论认为，一国要想成为霸权国，就必须接近原材料市场，控制主要的资本资源，维持广阔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中具有比较优势。从近代以来情况看，谋求霸权的国家往往为获取资源和市场，争夺领土的控制权，同时推行自由贸易，发挥比较优势，拓展全球市场，以确立在国际分工中的主导地位，并实现从产业大国到贸易大国及经济大国的转变。
二是以建立国际体系为载体，掌握世界主导权。霸权国离开国际体系，也就无霸权可言。莫德尔斯基认为，世界大国地位往往通过和平协定得到确认。世界大国控制着国际体系，建立了其他国家必须遵循的各种行为模式，由此形成世界新秩序。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观点，霸权国之所以愿意建立和维持国际体系，主要是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其他国家之所以愿意接受霸权的统治，主要是因为霸权国能够为国际体系提供并维持公共产品。相互受益既是霸权国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国际体系稳定的基础。如果相互受益缺乏保障，霸权国的合法性受损，国际体系稳定性下降，就会出现霸权的更替。
美国学者吉尔平认为，在前现代世界，国际政治的转变都是以帝国周期为特征，每一个帝国都统一并安排了自己的国际体系。而在现代世界，英国和美国的霸权取得了以往的帝国周期，继承了以往的霸权，国际体系则以这些霸权国的兴衰为特征。②
三是以强大军事实力为后盾，到关键阶段往往诉诸武力。一方面，通过战争手段获得领土、资源和市场；另一方面，通过战争实现霸权的更替。历史上国际体系大变革往往都是通过战争实现的。新霸主诞生之前，原有国际体系通常被战争彻底打破。当然，建立新体系也离不开军力支撑。
西方现实主义学者认为，由于发展不平衡，解决国际体系内现存结构和权力再分配之间不平衡的主要手段就是战争。霸权战争是现存国际体系中大国相对地位转变的最终测定器。可见，他们对霸权的更替持悲观态度，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新霸主不一定是原霸主的挑战者，而可能是原霸主联盟中的一员。这说明，虽然霸权更替过程中必有战争，但新霸主地位的获得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手段。美国霸权的获得即是如此。此外，霸主地位乃相对而言，当挑战者削弱或消亡，现存霸主的地位不通过战争也能得到维护。苏联的和平瓦解对美国霸权也即如此。
追求世界霸主背后的动力
霸主地位的诱惑包括物质和非物质利益，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是追逐经济霸权利益。工业革命之前，领土征服是一国扩大财富的主要手段。由于没有突出的技术进步，经济和财富增长的基本因素是土地和人与土地的比率。一国财富和力量增长主要源于可以产生经济盈余的领土。在现代国际体系下，民族国家取代帝国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角，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科技之上，世界性市场经济出现，霸权扩张形式改变，由以帝国和领土扩张为获得财富的手段转变为以民族国家和经济扩张为积累财富的手段。③ 二是扩大对其它国家的影响。追求霸权的国家使用威胁和高压政治手段，组织联盟国以及建立排他性的势力范围，来创立一种国际政治环境和国际体系的规则，这有助于它们实现政治和经济利益。
三是推广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霸权稳定论认为，自由经济制度是霸权的产物，只有在霸权的情况下，自由经济秩序才能繁荣发展。要使市场机制在国际经济中充分发挥作用，霸权国必须恪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价值观也关系到霸权国的合法性。许多国家愿意接受霸主领导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霸权国在意识形态、宗教或别的方面得到与其有共同价值观国家的支持。西方学者试图通过对霸权对自由市场体系的作用及其合法性的分析，来维护和推广自由价值观。
在吉尔平看来，美国二战后发起建立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马歇尔计划、带头参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贸易自由化谈判，主要出于自身利益，即在经济上维护自由世界经济，在政治上建立安全的国际秩序，在意识形态上向国外弘扬其价值观念。
纵观世界霸权演变，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贯穿始终；对领土的争夺曾居于突出位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和影响逐渐式微；价值观因素长期存在，但不占主流。随着苏联崛起，美国追求霸权的价值观色彩增浓。一方面，展开意识形态攻势，传播西方价值观；另一方面，以意识形态为基础与欧日结盟，确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地位，与苏联争夺霸权。
霸权成本与“软实力”战略
霸主需要承担责任和义务，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支付霸权成本。美国学者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公共产品理论引入国际关系，提出国际公共产品对国际体系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对霸权国的“稳定器”作用。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有三类：一是建立在最惠国待遇上的非歧视性原则和无条件互惠原则基础上的自由开放贸易制度，二是稳定的国际货币，三是国际安全的提供。
金德尔伯格认为，国际公共产品具有不同于国内公共产品的特性：一是国际体系不存在通过投票建立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世界政府，二是国际体系中“白搭车”现象严重且无法消灭，从而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永远赶不上需求。④
为解决国际公共产品面临的既无世界政府又永远供应不足的问题，吉尔平等学者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认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不是世界政府或其他国际权威，而是霸权国。霸权国有责任保证提供稳定的货币和开放贸易制度下的各种公共产品。尽管明知有“白搭车”者，霸权国仍要为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作出牺牲，以便取得其他国家对它所建立秩序的认同。取得其他国家对秩序的认同是霸权国得到的收益，而提供公共产品和容忍“白搭车”者则是霸权国付出的成本。
霸权国因发展不平衡规律、成本收益变化和“白搭车”现象被侵蚀而走下坡。市场按其自身规律运作，竞争机制使市场经济力量分布和格局不断发生深刻变化。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竞争优势不断由一国转向另一国，霸权转移不可避免。按照边际成本学说，每单位国际公共产品的增加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成反比，公共产品提供越多，霸主国的收益就越少，而付出的成本却越大。一旦它从国际秩序中得到的收益减少，并减到不足以抵消其为维护秩序所付出的成本时，霸权也就开始不稳。
由于存在“白搭车”现象，霸权国往往长时间为保证公共产品的充分供应而付出远超出其应承担的成本。“白搭车者”一方面从经济上加重公共产品的成本负担，削弱霸权国的实力，另一方面又从道德和信心上使霸权国沮丧，失去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欲望和动力。日本学者筱原三代平指出，霸权国为维持国际秩序所付出的成本从根本上削弱甚至摧毁了霸权的经济基础。
美国设法维护霸权，软实力在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面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霸权开始下滑的局面，美国学者设法寻求良方。吉尔平提出责任分摊论，提出国际公共产品应非霸主一家提供，需要有关国家分担，美国霸权需要外国伙伴来支持，这个重担应落在日本的肩上。美国学者基欧汉提出后霸权理论，其核心是通过多国合作形成的国际制度来维持国际秩序。实际上，后霸权合作论与责任分摊论在美国外交实践中已融为一体，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利比亚战争中都有表现。
美国有学者引入“软实力”的概念，不赞同“美国衰落论”，并提出维护美国霸权的新主张，强调文化、价值观的作用。基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利用东西方缓和之机，在美国的霸术中引进了“软力量”，提出美国除了维持力量均衡，还要推广美国的观念和价值。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权力有硬权力与软权力之分。硬权力即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军事、科技力量和资源禀赋；软权力是指一国文化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确立国际规范及国际制度的能力。他认为，当今世界权力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间接权力增值”即软权力显得更为重要。从过去500年的历史来看，不同的权力资源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支配国来说，无形的权力资源即价值观的力量越来越重要。⑤他认为，美国所拥有的传统实力资源仍举世无双，而且还拥有意识形态和体制方面的资源，对美国要全面分析，充分考虑软权力因素，美国实力衰竭的立论站不住脚。著名学者华尔兹曾有一个论断，“如果美国能够连续保持5%的经济增长率，对美国实力的好处就会超过与英国的同盟”。约瑟夫·奈认为，这正是现实主义学者看不到软权力价值的典型表达。美英结盟不仅是实力的结盟，也是价值观的结盟，是“间接权力增值”行为。它带来的长远利益要比经济增长宝贵得多。
二战后的情况表明，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在美国霸权战略中居于突出位置。美国国家战略一直重视意识形态，将输出推广美国文化、价值观与拓展经济和安全利益并列为三大目标和支柱之一。冷战时期，美苏争霸集中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冷战后，克林顿政府于1994年提出“参与和扩展”战略，明确提出美国谋求领导世界，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市场经济制度、美国价值观和自由民主力量的目标。“参与和扩展”战略表明，美国的目标不再是与苏联争霸，而是独霸世界；美国战略的实施也不再有特定范围和限度，而是空间范围更广、手段更多、目标更大；传播美国文化、价值观是维护美国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片面强调使用硬实力，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即便如此，也并未忽视软硬实力结合，如推行“颜色革命”。奥巴马政府针对布什政府对外强硬政策造成的国力受损、国际形象下滑的局面，推行外交变革。最突出的是，国务卿希拉里推出“巧实力”外交。巧实力既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而是综合这两者，灵巧地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各种手段，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简言之，“巧”就是要变过分依赖硬实力为软硬兼施。
中国被屡屡误读猜忌的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约10%的速度高速增长，经济实力及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但同时也对现有国际体系及利益关系带来强烈冲击。近年来，外界特别是西方针对中国的各种论调层出不穷，“中国威胁论”尤为突出。
历史上，中国威胁论源于“黄祸论”。当代中国威胁论始于冷战结束。随着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威胁论不断蔓延，并且花样翻新，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是经济威胁。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观点认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争夺资源和市场，损害西方现有的经济利益。中国已是一个“超级经济大国”而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贸易、投资等经济领域的竞争，造成西方国家失去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二是军事威胁。有人认为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必然提升军事力量，也会如历史上的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一样走对外军事扩张争夺霸权的道路。夸大中国军费的增长及其给亚太地区均势带来的威胁，夸大中国军力增长将带动地区军备竞赛。宣扬中国将使用武力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
三是对现存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挑战。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兴发展中大国，西方担心强大的中国会对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挑战。一些国家不仅感觉到现实的经济竞争，而且感觉自己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也受到了冲击。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担忧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联合起来对西方“普世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
此外，还有“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粮食威胁论”以及中国在太空、网络等“新疆域”对美国构成威胁等论调。随着中国加强开展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美国一些机构和人士也加大渲染中国文化及软实力的竞争挑战。
中国威胁论的产生有其客观背景：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实力增强是客观事实；二是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近来升温；三是中国企业和人员大规模“走出去”，在海外出现过一些问题；四是中国民众越来越关注国际和外交事务，随着新媒体发展，有些情绪化的语言传播到国外，容易产生误解。而国外特别是西方对中国崛起及未来走向的误读和主观猜忌则是主因。
首先，西方中心主义和美国霸权思维在作祟。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科技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居于领先地位，长期形成一种优越感。它们在占据世界主导权的同时，坚持自己的中心地位，不愿意接受非西方国家与它们平起平坐乃至形成超越。作为社会主义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快速发展是西方不愿接受的。美国人把世界“老大”地位看得很重，在苏联解体后一直担心和防范哪一个国家会挑战美国霸权，不希望也明确表示决不当世界“老二”，自然会对中国崛起很敏感。
其次，西方用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简单推导。世界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就是进行侵略扩张、征服和掠夺别国的历史。西方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国随着实力壮大，必然挑战主导国的领导权，战争不可避免。据此得出结论：中国崛起将对其他国家形成威胁。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将权力作为大国政治的核心要素，认为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必将引发冲突和战争。走向强大的中国将对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造成威胁。日本和俄罗斯将没有实力遏制中国，美国将在东北亚保留其军事力量，以遏制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威胁。
其次，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价值观差异根深蒂固。西方一直将社会主义国家视为竞争对手和威胁，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怀有恐惧感。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实行改革开放，但西方还是担心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挑战。西方文明强调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崇尚个人自由，这与“重利轻义”的价值取向结合起来就必然导致对物质、财富的狂热追求。纵观西方文明史，可以看出西方文化具有很强的好战性、征服性、扩张性。在这种文化指引下，想继续霸占世界资源、享受世界财富的西方，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本能地抛出“中国威胁论”。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别有用心。一是借助渲染中国威胁，有意制造地区紧张气氛，挑起它们对中国发展和增加军费的戒心，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为其插足亚太、维护霸权提供可乘之机；二是通过夸大中国发展，将中国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分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并为其拒绝承担促进南北共同发展的责任制造理由；三是通过制造一个“假想敌”，增强传统盟国间的凝聚力，为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提供“合法性”；四是利用舆论手段，抹黑中国，消除“中国模式”的影响，实行“软遏制”，这比过去采取的“硬遏制”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
中国威胁论危害性极大。如不加以驳斥，势必加深误解，损害中国形象，干扰中国对外友好关系的发展，破坏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中国是否具有强烈的挑战意愿和能力
一些世界强国担心，如果中国经济和军力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不出20年，中国必不满足于现今的国际地位，可能像当年的德国和日本一样，用武力手段挑战既有秩序。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潜在竞争者与挑战者加以防范和遏制，这本身就是冷战思维的残余，也是无谓的庸人自扰。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有理，但从根本上忽视了中国的发展目标与地位诉求，也是对中国国情毫无理解。
中美实力差距仍然明显。随着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美经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1979年，中美建交时，中国的GDP只是美国的4%，2001年上升至美国的10%，2011年已接近美国的一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是中国的GDP什么时候超过美国，较一致的看法是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但也要看到，中国的国力与美国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美国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综合国力的优势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且，美国拥有较强的忧患意识、自我修复和创新能力。目前美国GDP仍占世界的1/5，在经济发展质量、技术含量、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整等方面保持领先。美国在科技、金融、军事、文化、舆论等领域的优势更为明显：美国军费长期占世界的一半，科技研发投入占世界的45%，垄断了全球90%的新闻传播，控制着全球75%的电视节目生产制作。 对于认为未来将成中美两极世界的看法，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并不认同。他说，在美国人们讲的是世界通用语言英语，美元又是任何参与金融市场的人无法忽视的基础货币，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创造性文化风靡全球，另外还有诸多世界级最高学府吸引着各国优秀人才纷至沓来。虽然中国崛起已成毋庸置疑的事实，但目前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就像美国上世纪20年代后期或是30年代前期的情况，中国依然不具备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中国想要赶上美国仍有漫长的路要走。可以说，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⑦
中国即便未来实力赶上美国，也不谋霸。挑战美国霸权，既无意愿，也无必要。首先，中美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各国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命运共同体。人类再也承受不起世界大战，大国全面冲突对抗只会造成两败俱伤。全球性挑战威胁日益突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国际社会必须携手应对。
中美目前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贸易额从建交初期的24.5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182倍。2012年，中美贸易额估计将接近5000亿美元。美国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近年对美国直接投资也增长较快。全球化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两个不同于以往崛起国与霸权国“旧大国关系”的新特性。一是“确保相互摧毁”。中美在金融和经济上形成“恐怖平衡”；二是“非零和”。中美在经济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衰退使中国经济深受连累，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也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步伐。
从历史经验看，大国争霸扩张也提供了反面的教训，最终都落得衰落乃至失败的下场。英国的海外扩张最终遭到广大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日不落帝国”终成明日黄花。德国、日本因发动法西斯战争危害世界，自身也难逃战争惩罚。美苏争霸，拖弱了美国，拖垮了苏联。霸权不得人心，扩张必受惩罚，这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经验。而且，从霸权兴衰来看，新的霸主往往并不是挑战者。中国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也不会走西方列强及苏联的老路。
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和合”，中国历代王朝主要推行“王道”而非“霸道”，当代中国继承优秀传统，又赋予这一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中国文化历来崇尚“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理念，以和谐精神凝聚家庭、敦睦邻里、善待他人。和谐文化培育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民族禀性。就民族性格和主导理念而言，中国历来是保守防御型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争强好胜、以霸主姿态颐指气使，不是我们的传统。淡化外交的意识形态和逐利色彩、更好地平衡物质利益和道德追求，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发展方向。随着中国发展和实力增强，国内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王道外交”，即中国追求的目标是“王道”而非“霸道”。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2011年发表的《中国如何打败美国》一文引起较大反响。其实，他并不是说中国如何在军事上打败美国从而取代美国霸权，而是强调中国如何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与美国竞争，向其他国家展示王权风范，超越美国霸权。
所以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政治权谋和宣传“口号”，而是根据时代发展潮流、世界历史经验、中国文化传统和国家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
中美交手的可能性及对东亚和世界格局的影响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意愿和必要，中美交手的可能性则主要取决于美方。从形势和利益分析来看，中美交手的概率微乎其微。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对两国关系而且对地区及世界的稳定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是形势的主流，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亚太是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也是形势和格局变化最深刻的地区，利益矛盾错综复杂，竞争和摩擦加剧。中国在南海、钓鱼岛和台湾等问题上与周边国家及美国存在的利益矛盾不时显现。
近年来，美国加大在亚太投入，推行所谓“再平衡”战略，给中国周边环境增加了复杂因素。美国加大亚太投入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强化军事存在，二是利用中国同一些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主权争议，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在美国战略调整的鼓动下，借机拓展自身利益，不惜侵犯中国主权和权益，导致双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明显升温。如这些争端不能得到理性化解，亚太地区发生局部冲突甚至小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1月2日签署了《国防授权法》，第一次加入了“钓鱼岛防卫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内容，并明确写入美国反对第三方通过“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来解决问题。希拉里也表示，反对任何寻求破坏日本行政管辖的单边行动。美国名义上在钓鱼岛最终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但承认钓鱼岛在日本行政管辖范围内，并反对改变这一状况，实际上放弃了“不选边”的立场，给日本以强烈支持。香港媒体认为，管控钓鱼岛危机的责任全在美国，和与战的开关掌握在美国手里。⑧亚太地区不太可能出现美国为了其他国家利益而与中国拼死一战的情形，主要依据是：
首先，亚太形势虽然涉及美国霸权利益，但中国与有关国家的争端并非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而这些则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维护主权上没有让步和回旋余地。美国不能不顾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及其亚太“战略再平衡”过于指向中国会引起中方强烈反应，担心地区冲突将美国卷入，因而在言行时也有所谨慎，避免中美对抗。
有学者认为，无论从美国亚太整体战略或从中美关系大局而言，美国都不会贸然鼓动日本发动战争。美国强调钓鱼岛防卫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介入，只不过是其显示世界霸主的手段。毕竟美国不想侵占中国一寸领土，只不过是为了防范中国实力过度膨胀，东亚国家倒向中国。美国对日本是有约束的。⑨维持中日斗而不破、亚太紧张而不失控的局势，似乎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二，全球化趋势下，中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而且双方的地位发生转变，由过去中国在经济上主要依赖美国向双方平衡依赖转变，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上升。2007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史教授尼尔·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学石里克教授共同创造出的新词“中美国”（Chimerica），强调中美经济联系的紧密性，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
中美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国无意谋求霸权，美国也无力对中国全面遏制。中美之间的深度利益融合使美国难以承受中美全面交恶的代价。双方不论谁打对方一拳，都必然会伤到自己。
第三，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软实力的作用和影响更加突出。面对中国发展不可阻挡、硬实力对抗势必两败俱伤的现实，美国更加重视软实力的优势和巧实力的运用，对中国实行“软遏制”，这一定程度上会减少中美直接对抗的风险。
第四，中美作为核大国，形成了军事上确保相互摧毁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相互之间都不会轻举妄动，因此发生直接对抗和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
中国在对美关系中的塑造能力增强，中美加强战略对话，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助于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随着实力增强，中国在对美关系中不是消极被动的，相反主动性和影响力在增强。近年来，中美关系无论在广度或深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特别是中美高层频繁接触，加强沟通和对话，对增进战略互信、消除疑虑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目前，中美之间已举行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2012年5月举行的中美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上，胡锦涛指出应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G20洛斯卡斯峰会期间，奥巴马在与胡锦涛会见中表示，美方愿同中方探索构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新型互动模式，这一模式的特征应是在全球范围的密切合作和良性竞争，而非战略对抗。总的看，与传统的大国关系相比，新型大国关系之“新”在于：一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二是互信包容、交流互鉴；三是良性竞争（不对抗、不结盟），和谐共处；四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美方尽管近来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采取“偏袒”立场，但对发展对华关系也释放出积极信号。希拉里1月31日在发表告别演说时强调，中美关系是独特、重要而又复杂的，双方如何打交道将“定义”诸多共同的未来；“我们正试图书写一个老问题的新答案：当一个老牌强国和一个新兴强国相遇时会有何结果？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我们。如果中国选择在该地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美国将继续欢迎中国的崛起”。2月1日，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表示，将致力于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这对美国至关重要。他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而非敌手，并公开反对在亚太增加驻军，以免给人围堵中国的印象。
中美是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亚太是中美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也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验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构建全球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示范作用。处理好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与合作，积极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助于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对维护和促进地区及世界稳定与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符合各方共同利益。近一个时期，美国学者提出“中美共治”世界的概念和话题。尽管它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欠缺，也未被官方接受，但至少说明西方有人已看到中美两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加强合作的前景。总之，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完全值得期待。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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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凌肖汉
关键词 霸权 中国威胁论 中美关系
世界“老大”是如何形成的
在霸主的形成过程中，综合国力是基础，其中既有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也有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所谓“霸主”，简言之，是指在世界上具有领导和支配地位的国家。近代霸权始于“地理大发现”，包括新航路的开辟、美洲大陆的发现和环球航行的成功。葡萄牙是欧洲第一个向海外扩张的国家，它最先独占非洲，并对其殖民掠夺。16世纪中叶，西班牙几乎囊括了中南美洲。继之，荷兰、比利时、英国、法国开始了对亚洲、非洲、美洲的掠夺。近现代史上，有霸权扩张野心的国家主要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比利时、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俄国、日本和美国。
二战后，随着英法等老牌强国沦为二流国家，美国实力和地位空前增强，达到了世界权力的顶峰，向世界各地大肆扩张，成为超级大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苏联作为超级大国也推行霸权扩张，并打破美国独霸的局面，在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同美国展开激烈的争夺。面对苏联崛起，美国出于意识形态的敌视，视其为主要威胁。冷战期间，美国霸权战略的主要目标是阻止苏联扩张、削弱苏联实力，主要实施范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周边地带和地缘政治上重要的“中间地带”。
从世界霸权兴衰来看，确立霸主地位的基本因素是国力，而国力是一个综合概念。从近代以来的情况看，国力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拓展，从前期强调地理、经济和军事等物质因素扩展到后来包括政府、民族和国家意志等非物质因素，从硬实力扩展到软实力。美国学者莫德尔斯基认为，世界近现代史上先后出现的霸权国家主要有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认为，大国必须有可使国家欣欣向荣的经济基础。对于一流强国来说，要进行战争就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工业大国。西方国家在将近500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的支配力量，欧洲成为“世界中心”达400年之久，其基础就是依赖各种手段获得的强大经济力量。
总体上看，经济实力是决定霸主地位的最基本因素，军事实力也很关键，地理因素的作用一直存在，但影响逐步减弱；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的作用逐步上升，表明霸主地位不光依靠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但从近代直至二战前，硬实力在霸权的形成中起着主导作用。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霸主地位的获取主要采取了以下途径：
一是以成为经济强国为首要目标，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西方大国为实现此目标，对内推进科技革命、制度创新和提高社会生产力，对外争夺资源和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增强经济实力。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认为，工业革命使土地的价值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工业文明提供动力的是不能再生的化石资源，蕴藏于地下，以土地为载体。因此领土的控制与征服是一国扩大财富的主要手段，能源和矿产品的占有成为国力的重要指标，也成为各国争夺的主要目标。①
霸权稳定论认为，一国要想成为霸权国，就必须接近原材料市场，控制主要的资本资源，维持广阔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中具有比较优势。从近代以来情况看，谋求霸权的国家往往为获取资源和市场，争夺领土的控制权，同时推行自由贸易，发挥比较优势，拓展全球市场，以确立在国际分工中的主导地位，并实现从产业大国到贸易大国及经济大国的转变。
二是以建立国际体系为载体，掌握世界主导权。霸权国离开国际体系，也就无霸权可言。莫德尔斯基认为，世界大国地位往往通过和平协定得到确认。世界大国控制着国际体系，建立了其他国家必须遵循的各种行为模式，由此形成世界新秩序。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观点，霸权国之所以愿意建立和维持国际体系，主要是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其他国家之所以愿意接受霸权的统治，主要是因为霸权国能够为国际体系提供并维持公共产品。相互受益既是霸权国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国际体系稳定的基础。如果相互受益缺乏保障，霸权国的合法性受损，国际体系稳定性下降，就会出现霸权的更替。
美国学者吉尔平认为，在前现代世界，国际政治的转变都是以帝国周期为特征，每一个帝国都统一并安排了自己的国际体系。而在现代世界，英国和美国的霸权取得了以往的帝国周期，继承了以往的霸权，国际体系则以这些霸权国的兴衰为特征。②
三是以强大军事实力为后盾，到关键阶段往往诉诸武力。一方面，通过战争手段获得领土、资源和市场；另一方面，通过战争实现霸权的更替。历史上国际体系大变革往往都是通过战争实现的。新霸主诞生之前，原有国际体系通常被战争彻底打破。当然，建立新体系也离不开军力支撑。
西方现实主义学者认为，由于发展不平衡，解决国际体系内现存结构和权力再分配之间不平衡的主要手段就是战争。霸权战争是现存国际体系中大国相对地位转变的最终测定器。可见，他们对霸权的更替持悲观态度，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新霸主不一定是原霸主的挑战者，而可能是原霸主联盟中的一员。这说明，虽然霸权更替过程中必有战争，但新霸主地位的获得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手段。美国霸权的获得即是如此。此外，霸主地位乃相对而言，当挑战者削弱或消亡，现存霸主的地位不通过战争也能得到维护。苏联的和平瓦解对美国霸权也即如此。
追求世界霸主背后的动力
霸主地位的诱惑包括物质和非物质利益，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是追逐经济霸权利益。工业革命之前，领土征服是一国扩大财富的主要手段。由于没有突出的技术进步，经济和财富增长的基本因素是土地和人与土地的比率。一国财富和力量增长主要源于可以产生经济盈余的领土。在现代国际体系下，民族国家取代帝国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角，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科技之上，世界性市场经济出现，霸权扩张形式改变，由以帝国和领土扩张为获得财富的手段转变为以民族国家和经济扩张为积累财富的手段。③ 二是扩大对其它国家的影响。追求霸权的国家使用威胁和高压政治手段，组织联盟国以及建立排他性的势力范围，来创立一种国际政治环境和国际体系的规则，这有助于它们实现政治和经济利益。
三是推广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霸权稳定论认为，自由经济制度是霸权的产物，只有在霸权的情况下，自由经济秩序才能繁荣发展。要使市场机制在国际经济中充分发挥作用，霸权国必须恪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价值观也关系到霸权国的合法性。许多国家愿意接受霸主领导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霸权国在意识形态、宗教或别的方面得到与其有共同价值观国家的支持。西方学者试图通过对霸权对自由市场体系的作用及其合法性的分析，来维护和推广自由价值观。
在吉尔平看来，美国二战后发起建立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马歇尔计划、带头参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贸易自由化谈判，主要出于自身利益，即在经济上维护自由世界经济，在政治上建立安全的国际秩序，在意识形态上向国外弘扬其价值观念。
纵观世界霸权演变，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贯穿始终；对领土的争夺曾居于突出位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和影响逐渐式微；价值观因素长期存在，但不占主流。随着苏联崛起，美国追求霸权的价值观色彩增浓。一方面，展开意识形态攻势，传播西方价值观；另一方面，以意识形态为基础与欧日结盟，确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地位，与苏联争夺霸权。
霸权成本与“软实力”战略
霸主需要承担责任和义务，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支付霸权成本。美国学者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公共产品理论引入国际关系，提出国际公共产品对国际体系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对霸权国的“稳定器”作用。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有三类：一是建立在最惠国待遇上的非歧视性原则和无条件互惠原则基础上的自由开放贸易制度，二是稳定的国际货币，三是国际安全的提供。
金德尔伯格认为，国际公共产品具有不同于国内公共产品的特性：一是国际体系不存在通过投票建立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世界政府，二是国际体系中“白搭车”现象严重且无法消灭，从而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永远赶不上需求。④
为解决国际公共产品面临的既无世界政府又永远供应不足的问题，吉尔平等学者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认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不是世界政府或其他国际权威，而是霸权国。霸权国有责任保证提供稳定的货币和开放贸易制度下的各种公共产品。尽管明知有“白搭车”者，霸权国仍要为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作出牺牲，以便取得其他国家对它所建立秩序的认同。取得其他国家对秩序的认同是霸权国得到的收益，而提供公共产品和容忍“白搭车”者则是霸权国付出的成本。
霸权国因发展不平衡规律、成本收益变化和“白搭车”现象被侵蚀而走下坡。市场按其自身规律运作，竞争机制使市场经济力量分布和格局不断发生深刻变化。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竞争优势不断由一国转向另一国，霸权转移不可避免。按照边际成本学说，每单位国际公共产品的增加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成反比，公共产品提供越多，霸主国的收益就越少，而付出的成本却越大。一旦它从国际秩序中得到的收益减少，并减到不足以抵消其为维护秩序所付出的成本时，霸权也就开始不稳。
由于存在“白搭车”现象，霸权国往往长时间为保证公共产品的充分供应而付出远超出其应承担的成本。“白搭车者”一方面从经济上加重公共产品的成本负担，削弱霸权国的实力，另一方面又从道德和信心上使霸权国沮丧，失去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欲望和动力。日本学者筱原三代平指出，霸权国为维持国际秩序所付出的成本从根本上削弱甚至摧毁了霸权的经济基础。
美国设法维护霸权，软实力在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面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霸权开始下滑的局面，美国学者设法寻求良方。吉尔平提出责任分摊论，提出国际公共产品应非霸主一家提供，需要有关国家分担，美国霸权需要外国伙伴来支持，这个重担应落在日本的肩上。美国学者基欧汉提出后霸权理论，其核心是通过多国合作形成的国际制度来维持国际秩序。实际上，后霸权合作论与责任分摊论在美国外交实践中已融为一体，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利比亚战争中都有表现。
美国有学者引入“软实力”的概念，不赞同“美国衰落论”，并提出维护美国霸权的新主张，强调文化、价值观的作用。基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利用东西方缓和之机，在美国的霸术中引进了“软力量”，提出美国除了维持力量均衡，还要推广美国的观念和价值。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权力有硬权力与软权力之分。硬权力即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军事、科技力量和资源禀赋；软权力是指一国文化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确立国际规范及国际制度的能力。他认为，当今世界权力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间接权力增值”即软权力显得更为重要。从过去500年的历史来看，不同的权力资源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支配国来说，无形的权力资源即价值观的力量越来越重要。⑤他认为，美国所拥有的传统实力资源仍举世无双，而且还拥有意识形态和体制方面的资源，对美国要全面分析，充分考虑软权力因素，美国实力衰竭的立论站不住脚。著名学者华尔兹曾有一个论断，“如果美国能够连续保持5%的经济增长率，对美国实力的好处就会超过与英国的同盟”。约瑟夫·奈认为，这正是现实主义学者看不到软权力价值的典型表达。美英结盟不仅是实力的结盟，也是价值观的结盟，是“间接权力增值”行为。它带来的长远利益要比经济增长宝贵得多。
二战后的情况表明，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在美国霸权战略中居于突出位置。美国国家战略一直重视意识形态，将输出推广美国文化、价值观与拓展经济和安全利益并列为三大目标和支柱之一。冷战时期，美苏争霸集中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冷战后，克林顿政府于1994年提出“参与和扩展”战略，明确提出美国谋求领导世界，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市场经济制度、美国价值观和自由民主力量的目标。“参与和扩展”战略表明，美国的目标不再是与苏联争霸，而是独霸世界；美国战略的实施也不再有特定范围和限度，而是空间范围更广、手段更多、目标更大；传播美国文化、价值观是维护美国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片面强调使用硬实力，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即便如此，也并未忽视软硬实力结合，如推行“颜色革命”。奥巴马政府针对布什政府对外强硬政策造成的国力受损、国际形象下滑的局面，推行外交变革。最突出的是，国务卿希拉里推出“巧实力”外交。巧实力既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而是综合这两者，灵巧地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各种手段，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简言之，“巧”就是要变过分依赖硬实力为软硬兼施。
中国被屡屡误读猜忌的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约10%的速度高速增长，经济实力及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但同时也对现有国际体系及利益关系带来强烈冲击。近年来，外界特别是西方针对中国的各种论调层出不穷，“中国威胁论”尤为突出。
历史上，中国威胁论源于“黄祸论”。当代中国威胁论始于冷战结束。随着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威胁论不断蔓延，并且花样翻新，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是经济威胁。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观点认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争夺资源和市场，损害西方现有的经济利益。中国已是一个“超级经济大国”而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贸易、投资等经济领域的竞争，造成西方国家失去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二是军事威胁。有人认为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必然提升军事力量，也会如历史上的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一样走对外军事扩张争夺霸权的道路。夸大中国军费的增长及其给亚太地区均势带来的威胁，夸大中国军力增长将带动地区军备竞赛。宣扬中国将使用武力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
三是对现存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挑战。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兴发展中大国，西方担心强大的中国会对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挑战。一些国家不仅感觉到现实的经济竞争，而且感觉自己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也受到了冲击。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担忧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联合起来对西方“普世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
此外，还有“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粮食威胁论”以及中国在太空、网络等“新疆域”对美国构成威胁等论调。随着中国加强开展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美国一些机构和人士也加大渲染中国文化及软实力的竞争挑战。
中国威胁论的产生有其客观背景：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实力增强是客观事实；二是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近来升温；三是中国企业和人员大规模“走出去”，在海外出现过一些问题；四是中国民众越来越关注国际和外交事务，随着新媒体发展，有些情绪化的语言传播到国外，容易产生误解。而国外特别是西方对中国崛起及未来走向的误读和主观猜忌则是主因。
首先，西方中心主义和美国霸权思维在作祟。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科技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居于领先地位，长期形成一种优越感。它们在占据世界主导权的同时，坚持自己的中心地位，不愿意接受非西方国家与它们平起平坐乃至形成超越。作为社会主义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快速发展是西方不愿接受的。美国人把世界“老大”地位看得很重，在苏联解体后一直担心和防范哪一个国家会挑战美国霸权，不希望也明确表示决不当世界“老二”，自然会对中国崛起很敏感。
其次，西方用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简单推导。世界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就是进行侵略扩张、征服和掠夺别国的历史。西方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国随着实力壮大，必然挑战主导国的领导权，战争不可避免。据此得出结论：中国崛起将对其他国家形成威胁。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将权力作为大国政治的核心要素，认为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必将引发冲突和战争。走向强大的中国将对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造成威胁。日本和俄罗斯将没有实力遏制中国，美国将在东北亚保留其军事力量，以遏制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威胁。
其次，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价值观差异根深蒂固。西方一直将社会主义国家视为竞争对手和威胁，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怀有恐惧感。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实行改革开放，但西方还是担心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挑战。西方文明强调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崇尚个人自由，这与“重利轻义”的价值取向结合起来就必然导致对物质、财富的狂热追求。纵观西方文明史，可以看出西方文化具有很强的好战性、征服性、扩张性。在这种文化指引下，想继续霸占世界资源、享受世界财富的西方，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本能地抛出“中国威胁论”。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别有用心。一是借助渲染中国威胁，有意制造地区紧张气氛，挑起它们对中国发展和增加军费的戒心，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为其插足亚太、维护霸权提供可乘之机；二是通过夸大中国发展，将中国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分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并为其拒绝承担促进南北共同发展的责任制造理由；三是通过制造一个“假想敌”，增强传统盟国间的凝聚力，为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提供“合法性”；四是利用舆论手段，抹黑中国，消除“中国模式”的影响，实行“软遏制”，这比过去采取的“硬遏制”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
中国威胁论危害性极大。如不加以驳斥，势必加深误解，损害中国形象，干扰中国对外友好关系的发展，破坏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中国是否具有强烈的挑战意愿和能力
一些世界强国担心，如果中国经济和军力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不出20年，中国必不满足于现今的国际地位，可能像当年的德国和日本一样，用武力手段挑战既有秩序。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潜在竞争者与挑战者加以防范和遏制，这本身就是冷战思维的残余，也是无谓的庸人自扰。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有理，但从根本上忽视了中国的发展目标与地位诉求，也是对中国国情毫无理解。
中美实力差距仍然明显。随着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美经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1979年，中美建交时，中国的GDP只是美国的4%，2001年上升至美国的10%，2011年已接近美国的一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是中国的GDP什么时候超过美国，较一致的看法是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但也要看到，中国的国力与美国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美国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综合国力的优势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且，美国拥有较强的忧患意识、自我修复和创新能力。目前美国GDP仍占世界的1/5，在经济发展质量、技术含量、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整等方面保持领先。美国在科技、金融、军事、文化、舆论等领域的优势更为明显：美国军费长期占世界的一半，科技研发投入占世界的45%，垄断了全球90%的新闻传播，控制着全球75%的电视节目生产制作。 对于认为未来将成中美两极世界的看法，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并不认同。他说，在美国人们讲的是世界通用语言英语，美元又是任何参与金融市场的人无法忽视的基础货币，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创造性文化风靡全球，另外还有诸多世界级最高学府吸引着各国优秀人才纷至沓来。虽然中国崛起已成毋庸置疑的事实，但目前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就像美国上世纪20年代后期或是30年代前期的情况，中国依然不具备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中国想要赶上美国仍有漫长的路要走。可以说，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⑦
中国即便未来实力赶上美国，也不谋霸。挑战美国霸权，既无意愿，也无必要。首先，中美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各国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命运共同体。人类再也承受不起世界大战，大国全面冲突对抗只会造成两败俱伤。全球性挑战威胁日益突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国际社会必须携手应对。
中美目前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贸易额从建交初期的24.5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182倍。2012年，中美贸易额估计将接近5000亿美元。美国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近年对美国直接投资也增长较快。全球化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两个不同于以往崛起国与霸权国“旧大国关系”的新特性。一是“确保相互摧毁”。中美在金融和经济上形成“恐怖平衡”；二是“非零和”。中美在经济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衰退使中国经济深受连累，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也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步伐。
从历史经验看，大国争霸扩张也提供了反面的教训，最终都落得衰落乃至失败的下场。英国的海外扩张最终遭到广大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日不落帝国”终成明日黄花。德国、日本因发动法西斯战争危害世界，自身也难逃战争惩罚。美苏争霸，拖弱了美国，拖垮了苏联。霸权不得人心，扩张必受惩罚，这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经验。而且，从霸权兴衰来看，新的霸主往往并不是挑战者。中国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也不会走西方列强及苏联的老路。
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和合”，中国历代王朝主要推行“王道”而非“霸道”，当代中国继承优秀传统，又赋予这一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中国文化历来崇尚“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理念，以和谐精神凝聚家庭、敦睦邻里、善待他人。和谐文化培育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民族禀性。就民族性格和主导理念而言，中国历来是保守防御型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争强好胜、以霸主姿态颐指气使，不是我们的传统。淡化外交的意识形态和逐利色彩、更好地平衡物质利益和道德追求，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发展方向。随着中国发展和实力增强，国内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王道外交”，即中国追求的目标是“王道”而非“霸道”。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2011年发表的《中国如何打败美国》一文引起较大反响。其实，他并不是说中国如何在军事上打败美国从而取代美国霸权，而是强调中国如何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与美国竞争，向其他国家展示王权风范，超越美国霸权。
所以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政治权谋和宣传“口号”，而是根据时代发展潮流、世界历史经验、中国文化传统和国家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
中美交手的可能性及对东亚和世界格局的影响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意愿和必要，中美交手的可能性则主要取决于美方。从形势和利益分析来看，中美交手的概率微乎其微。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对两国关系而且对地区及世界的稳定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是形势的主流，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亚太是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也是形势和格局变化最深刻的地区，利益矛盾错综复杂，竞争和摩擦加剧。中国在南海、钓鱼岛和台湾等问题上与周边国家及美国存在的利益矛盾不时显现。
近年来，美国加大在亚太投入，推行所谓“再平衡”战略，给中国周边环境增加了复杂因素。美国加大亚太投入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强化军事存在，二是利用中国同一些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主权争议，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在美国战略调整的鼓动下，借机拓展自身利益，不惜侵犯中国主权和权益，导致双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明显升温。如这些争端不能得到理性化解，亚太地区发生局部冲突甚至小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1月2日签署了《国防授权法》，第一次加入了“钓鱼岛防卫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内容，并明确写入美国反对第三方通过“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来解决问题。希拉里也表示，反对任何寻求破坏日本行政管辖的单边行动。美国名义上在钓鱼岛最终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但承认钓鱼岛在日本行政管辖范围内，并反对改变这一状况，实际上放弃了“不选边”的立场，给日本以强烈支持。香港媒体认为，管控钓鱼岛危机的责任全在美国，和与战的开关掌握在美国手里。⑧亚太地区不太可能出现美国为了其他国家利益而与中国拼死一战的情形，主要依据是：
首先，亚太形势虽然涉及美国霸权利益，但中国与有关国家的争端并非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而这些则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维护主权上没有让步和回旋余地。美国不能不顾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及其亚太“战略再平衡”过于指向中国会引起中方强烈反应，担心地区冲突将美国卷入，因而在言行时也有所谨慎，避免中美对抗。
有学者认为，无论从美国亚太整体战略或从中美关系大局而言，美国都不会贸然鼓动日本发动战争。美国强调钓鱼岛防卫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介入，只不过是其显示世界霸主的手段。毕竟美国不想侵占中国一寸领土，只不过是为了防范中国实力过度膨胀，东亚国家倒向中国。美国对日本是有约束的。⑨维持中日斗而不破、亚太紧张而不失控的局势，似乎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二，全球化趋势下，中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而且双方的地位发生转变，由过去中国在经济上主要依赖美国向双方平衡依赖转变，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上升。2007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史教授尼尔·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学石里克教授共同创造出的新词“中美国”（Chimerica），强调中美经济联系的紧密性，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
中美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国无意谋求霸权，美国也无力对中国全面遏制。中美之间的深度利益融合使美国难以承受中美全面交恶的代价。双方不论谁打对方一拳，都必然会伤到自己。
第三，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软实力的作用和影响更加突出。面对中国发展不可阻挡、硬实力对抗势必两败俱伤的现实，美国更加重视软实力的优势和巧实力的运用，对中国实行“软遏制”，这一定程度上会减少中美直接对抗的风险。
第四，中美作为核大国，形成了军事上确保相互摧毁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相互之间都不会轻举妄动，因此发生直接对抗和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
中国在对美关系中的塑造能力增强，中美加强战略对话，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助于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随着实力增强，中国在对美关系中不是消极被动的，相反主动性和影响力在增强。近年来，中美关系无论在广度或深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特别是中美高层频繁接触，加强沟通和对话，对增进战略互信、消除疑虑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目前，中美之间已举行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2012年5月举行的中美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上，胡锦涛指出应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G20洛斯卡斯峰会期间，奥巴马在与胡锦涛会见中表示，美方愿同中方探索构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新型互动模式，这一模式的特征应是在全球范围的密切合作和良性竞争，而非战略对抗。总的看，与传统的大国关系相比，新型大国关系之“新”在于：一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二是互信包容、交流互鉴；三是良性竞争（不对抗、不结盟），和谐共处；四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美方尽管近来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采取“偏袒”立场，但对发展对华关系也释放出积极信号。希拉里1月31日在发表告别演说时强调，中美关系是独特、重要而又复杂的，双方如何打交道将“定义”诸多共同的未来；“我们正试图书写一个老问题的新答案：当一个老牌强国和一个新兴强国相遇时会有何结果？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我们。如果中国选择在该地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美国将继续欢迎中国的崛起”。2月1日，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表示，将致力于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这对美国至关重要。他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而非敌手，并公开反对在亚太增加驻军，以免给人围堵中国的印象。
中美是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亚太是中美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也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验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构建全球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示范作用。处理好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与合作，积极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助于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对维护和促进地区及世界稳定与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符合各方共同利益。近一个时期，美国学者提出“中美共治”世界的概念和话题。尽管它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欠缺，也未被官方接受，但至少说明西方有人已看到中美两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加强合作的前景。总之，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完全值得期待。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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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前财长：中国依然不具备美影响力 难以赶超美国”，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dome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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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钓岛危机 责任全在美国”，香港《东方日报》，2013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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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凌肖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