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庐隐（1898—1934）笔下的女人，大多有一个好听而纤柔的名字：雯薇、沅青、倩娟、沁芝、文琪、兰田、沙侣、美樱……但凡纤细、柔美的人与物，都不那么硬朗、结实、耐揉搓吧？好像是。她们都是年轻的知识女性，受过五四运动洗礼，对未来幻想甚多，现实生活却令她们或深或浅地失落、失意；要么还阴差阳错，被抛入命运的歧途，咽尽辛酸。
　　比如同学眼里又活泼又潇洒的冷岫（《胜利以后》），明知文仲有妻子，“为了爱神的使命”，仍与他结婚了，文仲事先也征求过发妻的意见，看起来是各方面都很稳妥地处置了。冷岫、文仲回到家乡，开始新旧兼容的三人行。尽管大家表面和气，尽管发妻只是摆设，冷岫依然只能独咽抑郁：“爱情的完满，实在不能容第三者于其间”。又如美娟（《一个情妇的日记》），苦恋上革命团体的领袖，视他为人间至宝，就算他已经有美满的家庭也不管不顾，能当情妇便已心甘情愿，起初确实也当得兴兴头头的。然而，情妇又怎么可能永远欢天喜地呢？
　　还有《歧路》里的兰因，被子青用几句冠冕堂皇的话俘虏了。他说得多么激奋、昂扬——我们是受过新洗礼的青年，为什么要受那不自然的礼教束缚，婚姻制度早晚是要打破的，我们为什么那么愿意去做那法制下的傀儡呢……我们要好好地爱惜我们的青春，努力装饰人间的不朽——真像是演讲台上的慷慨陈词，其实呢，是在劝她上床。兰因本是旧式大家闺秀，羡慕表姐进了新学堂。表姐对姑母狠做了一番工作，宣扬新时代的恢宏壮丽，兰因才进了女子中学。北伐革命军打来的时候，同学们都欢呼、踊跃，既漂亮口才又好的兰因被推举为妇女运动的代表，“用全部的精神吸纳新思潮，不知不觉间她竟改变了一个新的人格”。正当疏狂的时代、任性的年龄，她当然要偷偷出走，脱离落后的封建家庭。青年男女们成堆成团地开会、演讲，闲来也喝酒、狂欢，战火纷飞、革命浪潮中的青春，多么浪漫多么恣意。同居不久，子青却突然不辞而别了，过后只来过一封信，希望她“有新青年的独立”，从此杳然一去如黄鹤。日复一日等下去，理想主义者兰因遭遇了最世俗的难题：她没有钱付房租了。作为弃妇，既无颜回家见江东父老，又不便回到革命阵营。最后在房东太太的诱逼下，一步步成为暗娼。
　　如果说这些故事过于戏剧性，那么，庐隐小说里那些顺顺当当走进婚姻的女子，无论曾经多么心高气傲、博学善思，且不惜“为爱情牺牲一切”，结果经历的往往是另一种幻灭：结婚前后想象与现实的落差，陷于家务琐屑中的厌倦，沦为“衣架饭囊”的不甘。其中，抛弃事业而局限于家庭的無奈，以及前景的明显灰败阴沉，尤其惹得她们心灰意冷。有人遂悔不当初：“还是独身主义好，我们都走错路了。”不过，庐隐同时也讲述过独身女子的苦恼与后悔，真是进亦忧退亦忧。
　　知识女性群体自身无比困惑，那个时代的守旧人士，指手画脚批评女子教育的声音更是响亮：“现在的女子教育，是大失败了。”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一旦结婚，“既不善于管理家务琐事，又无力兼顾社会事业，这班人简直是高等游民”。受过高等教育，就必定比没文化的女人更能妥帖地处理好家庭事务、两性关系吗？确实也不见得。
　　这便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女性的进退两难：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眼界和心气也水涨船高，更加细腻敏感，女人生儿育女的天职与个人理想的冲突更为尖锐，也就更多失落与苦闷；她们沐浴过五四运动的炫目之光，遂想当然地以为，新时代的每个角落，都已是早把新桃换旧符。问题是，旧时代的沉渣和男权社会的阴影都还铺天盖地，她们就算道法再高，都摆脱不了弱势群体的身份，而遗老遗少对她们更是冷眼斜睨。所以，无论是结婚还是独身，新潮还是守旧，都有满地绕不开的荆棘，以至于为前路彷徨的女学生竟不得不叹息一声“智识误我！”觉得还不如当初接受父母之命浑浑噩噩嫁人，或许倒可以免去后来的无数飘零、颠簸。
　　真是像庐隐的短篇标题《何处是归程》概括的那样，人生多彷徨失路，究竟何处是归程呢？难怪女作家苏雪林要说，庐隐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不过呢，庐隐虽身世崎岖，性格却慷慨、豪爽、有魄力，苏雪林说她“一生英风飒爽”。她自己也说：“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但在实际生活上，我都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

二

　　庐隐的不少小说，隐约有她自己身世或情绪的投射。她本名黄淑仪，生于福建一个官绅人家，父亲是举人，曾任长沙知县。她出生那天外祖母即去世，迷信的母亲对她难掩厌弃。六岁丧父后，她随母亲和家人迁居北京，寄居舅舅家中。舅舅是清廷的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御医，家里庭院很大，孩子很多，庐隐的童年和少年却在孤独压抑中度过。母亲难以给她温暖，被漠视的处境，曾经让庐隐觉得“假使死了，也许比活着快活……”她1909年被送进教会学校慕贞书院小学部寄宿，十三岁考入女子师范学校，在那里才感受到人间的情谊，并发现了读书的乐趣，将古典名著与林纾翻译的一百多部小说都看了。
　　十八岁毕业后，庐隐辗转在安徽、河南、北京等地任教，小小年纪便见识了社会的腐坏与肮脏，加之她当时倔强而阴郁，那两年多颇不愉快，常常是一学期刚完，就迫不及待赶紧离开，母亲和表姐妹揶揄她为“一学期先生”。当初那点海阔凭鱼跃的雄心，被现实戳得七零八落。庐隐在安庆市安徽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小任教时，认识在那里当教师的苏雪林，后者回忆：“庐隐第一次给我的印象，似乎不怎样动人，身材短小，脸孔瘦而且黄，而且身在客中，常有抑郁无欢之色，与我们谈话时态度也很拘束。”
　　1919年，庐隐和苏雪林报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因为错过考期而成为旁听生，但她俩成绩优异，很快顺利升为正班生。写作才华的展露与大学环境的可心，令庐隐一扫往日阴霾，很快被选为学生会干事，成为活跃的学生领袖。因为日本人在福州打死人，北京的社团群起游行示威。庐隐在自传里回忆：“我整天为奔走国事忙乱着——天安门开民众大会呀，总统会请愿呀，十字路口演讲呀，这些事我是头一遭经历，所以更觉得有兴趣，竟热心到饭都不吃、觉也不睡地干着。” 　　庐隐在学校与程俊英等几个闺蜜自称“四公子”，她们封她为孟尝君。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讲述：庐隐回到北京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都可以听见。进出时身边总围绕着一群福建同乡，咭咭呱呱。“她对于同学常戏谑狎侮，于我们古书读得略多的人更视为冬烘先生，不愿亲近。”五四运动后，“庐隐‘骛外’的天性这时好像得了正当的发展，每日看见她忙出忙进。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什么演讲的草稿，坐下来用功的时候很少……虽然不大用功，功课成绩却常列优等……每遇作文时，先生发下题目，我们咿唔苦吟，或终日不能成一字，庐隐坐椅子上低着头，按着纸，笔不停挥地写下去，顷刻一篇脱稿。她的笔记从不誊录第二遍，反比我们的齐整完全……她爱演说，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本来操得一口极其漂亮流利的京话，加之口才敏捷，若有开会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二则庐隐外表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骄傲得难以教人亲近，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光明磊落的人”。
　　庐隐1921年就开始发表小说，是白话文运动早期的重要作家。她的文字还带点半文半白，精准而典雅。1921年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她是与会的唯一女作家，跟茅盾、郑振铎等时有往还。1922年大学毕业后，庐隐再次走向职业生涯，当教师、中学校长或女生指导、杂志编辑。她曾跟好友意气风发地展望未来：“教师是我的终身职业，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一乐也。写小说是我的副业，‘齐家’是女子的天职。这就是我的‘狡兔三窟’。”
　　进大学前庐隐曾经与远房亲戚、孤身青年林鸿俊相爱，欲与之订婚。母亲起先觉得林鸿俊无家无业，不肯同意。但庐隐态度坚决，母亲遂希望林去念大学。林果然考入北京工业专科学校，庐隐母亲拿出两千大洋，由一位亲戚出面，给这位准女婿作学习、生活费用。林鸿俊对庐隐的感情很深，毕业后在山东当上糖厂的工程师，待遇优厚，很盼望庐隐赶去成家。
　　但庐隐自有理想，并不向往他规划的那种“庸常生活”。她觉得林鸿俊过于务实、“思想平庸”，眼界狭小。他作为工程师却想去报考高等文官的想法，更让痛恨官僚政客的庐隐觉得滑稽好笑。未婚夫对庐隐温和诚挚，“偏偏那时候的我，有一点古怪脾气，觉得一个脾气太好的男人，不是我所需要的，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遂坚决与他解除了婚约。不久林君与糖厂老板的小姐结婚，庐隐放下心来。
　　庐隐参加学生运动时，已经结识同在福建学生联合会的老乡、北大才子郭梦良。后来郭梦良任《闽潮》杂志的编辑主任，庐隐为编辑，接触更多，志趣相投，“融洽益深”。她觉得郭“学业精深，且品格清华”。郭梦良进大学前在老家已经娶妻，既“不愿欺庐隐，亦不忍苦林女士（元配）”，无力自拔。庐隐和他也曾想止步，但有情人終究想成为眷属，怎可能轻易撒手？那两年他们困顿于情海，愁绪万端。友人中之知情者都不以为然，母亲更无法接受女儿放弃好端端已经“成材”的未婚夫而爱上有妇之夫，郁郁离世。
　　郭梦良筹思良久，将心愿告白、恳请于父母，终获赞同；又商量于林女士及岳父母，“此中大费周折，故君之不能成眠者月余”。1923年夏，郭梦良几乎心力交瘁，终于与庐隐“以同室名义”（福建风俗，家已有室而再娶妻，称为同室）在上海结婚。不出所料，批评声蜂拥而至，就连最好的朋友都不理解庐隐，只有苏雪林替她辩护，说众人“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
　　但庐隐再不平凡，也是寻常女人。当初以为只凭着“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就可以所向披靡，哪料到现实处境的尴尬。回到郭梦良老家，“三人行”的难堪果然来临。她在信中向闺蜜程俊英诉苦：“应郭父母之命，回乡探亲，备尝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婚后日子与先前的想象颇有落差，等他们到了上海，女儿出世后，庐隐更是忙碌不堪，她对程俊英感叹：“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啊，这就是人生！郭整天想回福建老家，咄咄逼人，给理想主义者以严厉的鞭挞，奈何奈何！”郭梦良1924年患肺病后，坚决要回老家疗养，庐隐不得不忍受他家人的嬉笑怒骂。次年郭患伤寒病逝，庐隐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扶柩回到郭梦良家乡，在福建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半年，“实在受不了郭家的讥刺”，只能责怪自己“作茧自缚”，携女儿仓皇离去，回到上海。
　　此后庐隐继续教书、写作。那些年，她不仅要承受母亲、丈夫、大哥和挚友石评梅相继去世的打击，身心俱疲，还遭遇生计之困、情感之忧，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高歌痛哭。苏雪林说：“从前意气凌云的庐隐于今正在感伤颓废的道路上徘徊。”
　　比庐隐年轻近十岁的浪漫派诗人李唯建的出现，让她有绝处逢生之喜，觉得他就像落在地窖里的一颗亮星，“可怜我处于幽黯而来照耀”，“宇宙从此绝不再黯淡了”。知情人都以“庐隐的小情人”代称李唯建，他是成都人，毕业于清华大学。这场惊世骇俗的恋爱又一次令舆论大哗。庐隐虽无法忽视世人的评议，却也有她的我行我素，她自名冷鸥，给李唯建命名为异云。两人的炽烈书信《云鸥情书集》于1931年出版，看得出热恋中的浓情蜜意与偶尔的彷徨。他们一起生活四年，育有一女。两人收入都不高，要抚养两个女儿，日子的琐碎与窘迫、感情的失落，依然驱赶不尽。庐隐再次感慨：“我们理想的爱情，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1934年庐隐临产，为省钱而请接生婆来家里接生，难产而亡，年仅三十五岁。
　　庐隐的恋爱主张，在今天看来也入情入理：相爱者彼此有深切的了解，互相崇拜，性情相合，能为了真诚之爱而牺牲个人利益。她狂热投入的几段感情都至纯至浓，也以其“破格”很考验母亲和亲友的接受能力。她漠视或挑战世俗的成规成见，坚信“至高无上”的爱，可以独木撑天。然而，摩登青年所不屑一顾的某些常识与禁忌，固然因循保守，有时却又代表了人类辈辈相传的经验和对人性的基本把握与尊重，因此才约定俗成。庐隐的特立独行，有冲破藩篱的奋不顾身，无奈也被尖利的荆棘划得遍体鳞伤。理想主义者往往不被现实的平安喜乐所眷顾，这算是令人遗憾的又一例吧。
　　上世纪三十年代，茅盾曾经在《庐隐论》中为庐隐遗憾，认为她从前期侧重“革命性的社会题材”转向关注女性婚恋问题，视野更狭窄了，是创作上的停滞。然而，我们之所以今天还愿意去阅读庐隐，又恰好是因为她那些探究知识女性情感困境和人生出路的篇目，能让人产生强烈共鸣。庐隐细腻描摹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妇女在新旧制度冲突中的理想与牺牲、爱情与痛楚。就女性生存状态和她们面临的困惑而言，我们可以大松一口气地看到，比起庐隐们的当年，时代进步得多么天翻地覆。然而，从某些角度望过去，却也不难发现，今天跟遥不可及的昨天相比，其实又还有许多承袭和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