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利用方志与墓志中的商业与商人史料,分析了明清时代鄱阳县本地商业状况与外来商帮构成,以及鄱阳商人的经营行业和商贸地域.透过商人的传记资料,可以看到士人为商人写传,大力肯定商人的志业,商人则高度认同士人所代表的儒学主流价值观;方志为商人立传,商人为桑梓与国家效力,体现的是士商之间、商人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相得益彰、“美美与共”的良性互动.
在山西票号整体性消失后的一个世纪里,学术界针对山西票号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却也存在一些学术偏差.追寻原因,最关键在于史料的缺失与沿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套解、演绎、解析的方法论泛滥.最近十多年来,有关山西票号的原始文献——账册与信稿不断被发现,一定程度可以弥补上述缺憾.借助日升昌票号天津分号光绪二十七年腊月至二十八年冬月的《通年银流水账》进行综合考察,一方面可以深化和拓展以日升昌票号天津分号为代表的票号专门化金融研究;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探究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中以“白银货币空间运动的专门化汇兑”为纽带所形
众所周知,作为中国文化三大支柱(儒释道)之一的佛教,是建设中国文化自信、树立中国文化气派、完成中华文化复兴的极其重要的文化资源,而其核心在于坚持佛教中国化的方向.江西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典范与代表,影响可谓至深至巨.如何具体而深入地研究江西佛教的中国化问题,说明江西佛教对中国文化的特别贡献,同时切实改变“佛教资源在江西,佛教研究不在江西”的窘况,是近年来江西学人直面的重大课题.由此,江西学人孜孜以求,呕心沥血,承担责任使命,创造出了诸多令学术界兴奋与惊叹的成绩.毫无疑问,习罡华教授围绕江西佛教禅宗文化而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