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逝去后，他的形象也会变化。
　　他的眼睛看起来会不同，他的嘴角笑起来也会不同。
　　——安娜·阿赫玛托娃
　　每幅画面都在讲一个故事。这里所说的“画面”不是“图片”，而是“照片”。在箱子的黑暗之中，还依稀保留着画面：第一眼看上去还很完美的黑白照片已经黯淡褪色，但至少没有因该死的漂洗而泛黄。
　　照片中，是我们一家，一共八口人。
　　那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日。我们被安排在莫尔伍德旧宅前面的草坪上进行拍摄。在照片的左侧可以看到海湾，两三百码之外有一块岩石孤傲地耸立着，在大海和广阔的西海岸天空之间有一道细细的地平线。
　　格雷戈尔站在人群中间，很合适宜地正式，但那也是他的习惯。他才十几岁，脸上已经摆出一副成年人的严肃表情。他的左边是科斯蒂，在一张铺在枯黄草地上面的旅行地毯上坐着，左胳膊搭在我母亲的腿上。母亲坐在一张低矮的帆布躺椅上，显露出她只有在家乡凯尔文赛德才会表现出的自身形象，似乎在享受和欢迎这一刻，高贵地面对着这个来给我们拍照的人。（我能捕捉到一丝铃兰香水的痕迹，它在母亲的活动范围内制造了一层薄雾，而母亲把它喷在自己身上是为了一个非常实用的目的——赶走泰纳布鲁厄赫那些惹人厌的蚊虫。）
　　安格斯就躺在格雷戈尔面前的地毯上，手肘支撑着，双手托着下巴。就在他的右边，桑迪盘腿坐在草地上，转动着捕虾网的竹竿，眼睛紧盯着太阳。我站在桑迪身后，应付地模仿着格雷戈尔。他就在我左边，但我只能够到他的肩膀那么高。（我还得學着像他那样穿衣服：虽然我穿着T恤短裤，而格雷戈尔穿着白色的法兰绒长裤和领口敞开的克莱德拉格子衬。）我的右边是罗娜，她躺在一张条纹帆布躺椅上，拿着一本打开的书，耐心地等着摄影师拍完。
　　这就是我们中的七个人。
　　第八个人则是我的父亲，在我母亲的左边，在照片的边缘。他站着，一只手放在躺椅的靠背上，另一只手松松地垂在身边。那只手似乎什么都没做，但实际上——当我仔细看这张照片时我发现——原来它是握紧的，手指紧握在手掌之中。他微笑着，就像我的母亲、科斯蒂和我一样，但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安静而神秘的姿态。他知道或理解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即便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时，他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当我们其余的人都看着摄像机时，他的眼睛却盯着画面外的某个点，好吧，就是那大海的边界。
　　1
　　白云，大海，沙滩和岩石。
　　还有莫尔伍德。
　　莫尔伍德曾是我祖父的宅邸。它由一位克莱德赛德钢铁公司的老板建造，用来容纳他那维多利亚式的家庭成员——妻子、孩子、女家教、保姆、厨师、司机、在城市里抚养长大的腼腆女仆。它有八间卧室和一间阁楼，两座角楼，和一个按比例缩小的巴尔莫勒尔式的门廊。山墙上有着陡峭的矮木桩，和一根悬挂联合王国国旗或圣安德鲁旗的旗杆。这座建筑风化得非常缓慢，在大西洋蔚蓝的海天下，背后的欧洲蕨山上点缀着紫色、粉红色和白色花朵的杜鹃丛的映衬中，光秃秃的灰色砂岩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每个夏天都在这里度假，有时复活节或者九月的周末也回来，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惯例。
　　我的父母会从格拉斯哥驱车一百多英里来到这里。
　　而在前一天，我们其余人将乘坐轮渡从布鲁米劳出发。
　　我们会站在轮渡的围栏旁，看上一眼莫尔伍德。阴郁的日子里烟囱冒着浓烟，阳光下，窗户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
　　莫尔伍德在等着我们，我想，只要再去看一遍，我就会变成我自己的“另一个”版本。
　　随着离海岸的距离越来越近，我有一种感觉，我们仿佛是在去年夏天、前年夏天、大前年夏天航行。
　　轮渡在码头上靠岸，绳子扔了出去，舷梯也被吊到门口。
　　我们的脚在柔软、散发着咸味、有回声的木头上踩来踩去。
　　我们的旅行箱都被装进一辆亨伯出租汽车中，而不是我父亲那个时代的小马车。
　　按照惯例，格雷戈尔、罗娜和我会走路过去，而柯尔斯蒂、桑迪和安格斯则挤进出租车中。
　　泰纳布鲁厄赫的草丛中长着苔藓而富有弹性。太阳将海面照耀得有些炫目。波浪拍击着海湾中那与房屋一线的岩石。
　　红色的小径总是比我记忆中的更红。只有半便士大小的蜜蜂粘在花园的墙上。当地有今年戴姆勒的新车型。罗娜走起路来就像母亲一样，有着摇曳的身姿。轮渡的汽笛开始作响。那辆出租车沿着海岸的小路消失，扬起一团白色的尘土。
　　真正的夏天就要开始了。
　　父亲在安静地微笑。
　　但他不是像母亲、罗娜和我那样对着镜头微笑。
　　他笑得很神秘，因为我们其他人都不知道他在笑什么。他与未来的观察者分享他的知识，并意识到这个场景中的反讽意味：仲夏的怠惰，随意伸展的四肢，一些杂物（躺椅，太阳伞，捕虾网，锡铲，野餐篮），放松的表情和肆意的微笑。
　　即使将照片对着光，一开始我也只能看出这么多：似乎没有新的发现角度，只有这个已经呈现出的平面。然而，这幅照片的某些方面还是令人不安。在发现这幅照片的几天之后，我开始猜想那令人不安的到底是什么。
　　2
　　这里还有母亲穿着白色衣服在桑给巴尔的球场上打网球的照片。侍者站在后面，佣人给花坛浇水，而母亲则向低低的、似乎在遮掩的镜头扑了过来，用灵活的脚踝纵身跃起，来了一记猛烈的回击。
　　母亲开始忘记在高温，或是有利的条件下与她比赛过的其他女学生和女士们的名字，尽管她一旦能记住她们的名字，就能如同连珠串般一口气全部说出来，不管是荷兰语、澳大利亚语、瑞士语、葡萄牙语还是委内瑞拉语。
　　母亲的叔叔是女王在桑给巴尔保护国的第二号人物。二战结束的几个月后，为了逃离英国的灰暗和紧缩，她乘船来到阳光充裕的这座岛屿。她的计划是，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她将和她的叔叔、婶婶和堂兄弟姐妹住在他们有着柱廊和风扇的官邸里，借口是“在非洲的经历”将拓展她的教育背景。不过，还有一些听起来不那么高尚的原因，却更具迫切的现实意义：后来我猜到了这些原因，也猜到了这次由她叔叔负责开销的远行的可能性（当然也有必要性）。 　　那时，我的直系祖先的历史对我来说已经更清楚了。我的外祖父在海军结束服役后，在阿根廷结了婚;用家里的钱建了一个养牛场，但七八年之后，他意识到自己没有经营这个行业的天赋。他带着家人回到英国，但再次犯了之前的错误，在佩思郡买了另一个农场——这次是放羊和耕地。但他缺乏农民的第六感，日子并不比以前好过。每一季都比前一季更糟糕。他是一个骄傲的人，他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他所做的一切。他也是一个容易受影响的人——或者仅仅是像苏格兰人那样自暴自弃——想到他的妻子和孩子，他也备受内疚折磨。他最终将一腔热情又投向了两项他已放弃多年的事情：在室外画水彩画（这也是能让他离开房子几个小时的事情）和他在室内最热衷做的事情，那就是在餐厅内偷偷酗酒，这会让他变得慷慨起来。
　　一些水彩画得以保存，挂在了这所老宅的墙上。它们伴随了我的成长，但我却几乎没有注意到它们：起伏的佩思郡、那些丘陵和峡谷、莱德诺克、德文郡、法格和斯特拉斯-布兰，这些地方精致朴素的景色尽在其中。绘画的视角总是非常谨慎而准确的。不过一个残酷的讽刺是，外祖父最可靠的灵感和慰藉的来源是那琥珀色的烈酒（他的委婉说法是“泥煤水”）。而我的父亲和祖父，正是靠卖酒为生，并在上世纪20年代给莫尔伍德供应酒水。
　　农场里的事务经常处于危机状态。房子的修缮工作不得不被忽略，社交场合的仪表也下降了。当外祖父的手不再能把画笔握稳时，水彩画就停止了。那时留给他的就只有酗酒这最后的安慰了。
　　此后，亲人们的角色发生了逆转。外祖母成了养家糊口的人，凭借她的聪明才智养家，而外祖父成了依靠她的人。母亲是他们最小的女儿，在她思想最易受影响的青少年时期来到东非，过了三年奢华的生活，还通过“关系”为她的两个兄弟找了工作。而当我的母亲在“世界性的大舞台”——桑给巴尔的网球场上跑来跑去时，她的姐妹们在家乡则被引导到另一种明智、低风险、完全可预测的“比赛”。婚礼的钟声在干净、纯洁、严谨的敦克尔德（苏格兰的一个小镇）响起，这片或那片牧场也在那一天被卖掉以结清账目。在雪松草坪上，同样的华盖支起了三次——第四次是在轮到母亲的时候，这是为了给庆祝活动提供场所。当我的外祖父努力保持镇静直到客人离开时，外祖母至少可以宽慰自己，象征性的仪式还是受到尊重的。
　　3
　　不同于其他家族成员，父亲则来自苏格兰的西海岸。母亲在桑给巴尔的时候，她被介绍给父亲——一位格拉斯哥家族的伦敦表亲，当时在一家船运公司工作。父亲当时正在格拉斯哥拜访亲戚，在母亲回到了抑郁、阴暗、如一潭死水般的佩思郡，在她渴望大不列颠的辉煌时，向她发出了邀请。父亲的家族是汉密尔顿，住在凯尔文赛德一座非常优雅的石头别墅中（母亲从桑给巴尔回来后就开始就忘记了这里的优雅）。这座别墅有一个高高的露台，从露台上可以看到平地上的起重机、造船厂的起重臂和巨大船体。（出于她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我母亲从未忘记那些壮观的景色。）汉密尔顿一家是威士忌酒的代理商：我的祖父（莫尔伍德的买主）和一个单身汉叔祖共同管理着公司。父亲是他的独生子，名叫阿拉斯代尔，在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格拉斯哥。母亲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船运公司勤勉地工作了三年。缺乏热情但令人敬畏的阿拉斯代尔·汉密尔顿，让她看到了与佩思郡那已经被生活击垮的父亲之间的区别，这也让她打消了疑虑。她放下了对伦敦人的芥蒂，心安理得地享受表亲的陪伴带给她的欢愉冷静。“我想，是我改变了你。”母亲总是这样说，而父亲也会承认并因此而感激她。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父亲终于卸下了他的“铠甲”，而这只能是母亲帮他做到的。于是父亲又增添了一个和蔼可亲的公众形象，并保留了从祖父和叔祖那儿继承的本土气质：一种奋进、勤勉和（在威士忌经纪行业圈中很常见的）进取精神。也许那是父亲最好的岁月：当面临祖父和叔祖最后的债务时，父亲有信心进行一场金融冒险，并力主和母亲共同进入社交舞台，在所有适宜的场合大出风头。在很久之后的后来，父亲会在那些讲究礼节时尚的上流圈子中，拿他年轻时的努力开个相当复杂的玩笑，告诉人们他当初觉得自己是一个需要证明自己价值的求婚者。就像一个地位低下的人在向他的新娘求婚之前，总要费一些事儿一样，而他的新娘是一位隐藏了自己身份的公主。（父亲从未掌握讲述有趣故事的技能：通常在他的叙述中趣味性都消失了，听起来就像他其余时间讲的严肃内容一样。）
　　父母的婚姻对各方来说都是一次非常受欢迎的做法，他们的订婚声明得到了充分的认可。或许父亲和母亲他们自己是最不敢相信这一切的人：母亲是四姐妹中最年轻的一位，而且显然是最出类拔萃的一位，也许我父亲认为他的努力并不是完全配得上这位富有异国情调的“桑给巴尔公主”。另一方面，父母彼此的感情被证明是真诚的，并形成了十分显著的互补型伙伴关系：父亲自律勤勉，时刻关心为公司取得更多利益，有时（在祖父和叔祖都退休后）甚至过度亲自干预和过度依赖风险因素;而我的母亲则用她出众的手段和恩惠解决一些表面上的事务，并喜欢尝试通过她的影响和她重要的魅力来赢得他人的认可，她从她的叔叔那里学到的一些高明的交谈艺术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作为夫妇，父母以足够的沟通和妥协有效渡过了在任何婚姻中都会出现的风波：他们没有忘记乐趣和相互宽慰，并将感激发展成决心，见证和信任最好的彼此，即便出现糟糕的状况，他们也会接受并形成一个暂时积极的反作用力。就这样，他们的第一段时期是健康富足的。
　　再看这张我们的合照，我又被另一个猜测所困扰：即使在那时，莫尔伍德也不仅仅是一座带花园的房子，我们家族的历史也已经从事实慢慢转变成了半虚构。
　　在我的青春期結束之前，莫尔伍德正在成为一个谜，而它的居民，也就是我们，随着时间的渐渐流逝，也逐渐被虚构所占据。每年夏天去莫尔伍德成为了寻找自我的旅程，由此我们获得了自我成长的可能：在我们青少年的中期，开始适应了自己的后期版本，但这种错觉仍一直存在，仿佛我们可以撤销时间对我们的确认一样。
　　4
　　在照片中，我们看起来太接近自己应有的形象。这可能是因为专业摄影师在电话中就确定好了道具，事先规划好了构图，并给出了建议的手势。乍看上去的随意和不受影响，这些因素却让我越来越感到我们是在配合镜头，并迁就它背后的期望。 　　但是我又在思考，是什么期望，又是谁的期望？
　　莫尔伍德的花园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切：如同亚利桑那、西班牙、燕子山谷、外太空、亚马逊和金银岛。
　　在格雷戈尔的21岁生日派对上，我们在花园中挂上了纸灯笼，暂时忘却了它熟悉的一面。烛火在树丛和杜鹃花丛中闪闪发光，我们爬上房屋两侧的篱笆和墙壁，影子在面前绵延。那天晚上，我们都被赋予了神奇和伪装的诡秘力量，而我们几乎没有想到过会是如此。
　　那晚有人拍了照片，但并不能让我清楚那一晚的真相。我们被闪光灯照得眼花缭乱：男士们穿着过于宽大的无尾礼服（格雷戈尔穿了一件苏格兰男式短褶裙），显得很愚蠢;而女士们穿着至少落后潮流二十年的长裙，看起来也是心神不安。格雷戈尔的状态倒是不错，因为安娜贝尔·拉弗里正挽着他的手臂：他们的晚礼服正体现了中年人受人尊敬的画面。
　　多年来，他们的照片出现在《苏格兰闲谈者》和《苏格兰场》（两本苏格兰当地的杂志）的社会版上，也出现在了《苏格兰人》的法律和政治版面上。他们的表情和手臂姿势，就像苏格兰裙一样，与传统极为贴合。
　　那天晚上，他们看起来很满足，只是有点平淡。老拉弗里也终于后继有人。看到他们被拍下来的舞蹈时，我的脑中浮现出牵线木偶：那些手势，还有微笑，要么过度放纵，要么过于谨慎，好像他们都害怕彼此的牵线会纠缠在一起一样。当然，他们的牵线是早有安排的，这是他们一开始就知道的，从拉弗里先生欢迎格雷戈尔到爱丁堡的第一个“家”的那一刻起，可以说，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可以责怪他们，但我知道，就像那些我们认为的更原始的社会里被牺牲的受害者一样，他们的生活并不是能够真正维持的。
　　在那灯笼之夜，或许他们本可以相信事情的反面。
　　这是莫尔伍德最好的夜晚，它具有最为高明的欺骗手段。拉弗里一家、麦克纳顿一家和托德·哈钦森一家都来了。看起来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一伙人，而且格雷戈尔四十岁了，而不是二十一岁：你只需看看他，看看他的假发和礼服，或是看看他在办公室里为同事混合饮料，或是在爱丁堡的私人皇家咖啡厅中和一位潜在客户吃午饭的场景，你就能明白这一点。
　　最后，当威士忌酒的经纪业务被强制清盘结算时，是格雷戈尔处理了所有的法律事务。也许我父亲在那个晚上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清楚那个场景的意义：即使是我们中最有才干的格雷戈尔，我们的“指挥官”先生，也不能像父亲一样明了。
　　但正是这张早期的照片让我既着迷又困惑，也将我拉回了那个场景：我们在莫尔伍德前的草坪上，那是一个完美的夏日，仿佛是我们的童真时代。
　　我看到的这些面孔，在1966年8月的一个下午被拍下来的那一瞬间（月和年被草草写在照片的背面），超脱了他们平日里紧张的生活状态。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一定已经意识到生命的无常和局限，即使我们一直生活在其中。这就好像是通过一些最奇怪的误导过程，在西部群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几代人的超自然本能已经传递给我们，而我们已经在凯尔特人的第三只眼睛中找到了它的回声。带着瞬间的失落和距离意识，我们无法被重新截取。
　　当这些面孔面对着镜头，一种神秘的通道使图像折射;当这些画面将逝去时，又将它们集中到未来：当捕虾网丢失或破損，当羊毛变薄被虫蛀，当最年长的孩子头发已经开始变灰，当我们的眼睛显示我们都养成了犹豫的习惯，来配合我们聪明的暧昧举止。
　　这些面孔显现着时代的印记，它们是未来的空船。它们也是即将来临的变革的图标。
　　5
　　格雷戈尔二十一岁生日派对的照片最终丢失或者破损了;或者格雷戈尔后来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拿走了。要么是为了让我母亲安心，要么是为了他自己。
　　所有的照片都消失了，也就是说，除了这保存了十几年的唯一一张，直到我自己粗心大意地把它也搞丢了。它展示了格雷戈尔和安娜贝尔两套父母结构。我主要感兴趣的是我父亲的面孔，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们很少有记录他样子的纪念品，第二个原因（虽然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是因为照片中的面孔不仅仅是呈现在大众面前的形象，更多地则是违背了他的确定性。
　　在格雷戈尔即将成年的聚会当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谁都没有注意。那就是：实际上父亲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他缺席了。
　　照片上的确有六张脸，摄影师最终利用了更好的光影，因此我们每个人的特征都轮廓分明。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我现在明白了，父亲只是留下了他脸上的表情，但他真的在别的地方：他逃离了相机无礼的暴政，反抗它截取和复制的权力。父亲逃走了，眼睛和嘴巴只是做了早就设定好的表情，就像被捏制的姜饼人一样。
　　照片里的其他五个人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比如母亲用手将她的裙带拉直，或者是安娜贝尔将她的左脚靠在一侧，父亲也显然被硬逼着要展示自己：如同被展出一般，因为这是“一个场合”，他也不得不放松下来，尽管没有人能真正放松。父亲的手臂笔直地垂着，双手的位置与裤子的缝合线一致，衬衫袖口显示出与夹克适当的距离，他的平底轻便鞋与裤子也完全协调。如果我再检查一下这幅画面，就会发现父亲已经把他的脸修饰得只会透露那一时刻所需要的东西，而没有任何风险，也不会有任何不合时宜的感情。
　　即使是守口如瓶的苏格兰人也会流露出他们的感情，但父亲不会有这种危险。惩罚和自我否定的传统，在他身上已经发展到极致，甚至可以说是它的顶峰。大多数人可能不再认同“上帝的选民”和“永受有罪之苦”的宗教信条，但他对这些信条进行了世俗的重新诠释。如果说“永受有罪之苦”的人会对自己说“好吧，那又何妨？”，并且为所欲为——毕竟这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父亲却更愿意相信高尚受苦的可能性：一种斯多葛派的理想，以及作为英雄和殉难者的复活。
　　在这张八月下午拍摄的照片中，过去和未来都在与我们的“现在”短暂地交叉。
　　在莫尔伍德，房子和花园都曾有过最好的时光，现在却一季比一季衰落得更厉害。但是在照片中，莫尔伍德赢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通过这种方式，也许会对那些已经太过遥远、无法停止的事件作出更为有利的解读。 　　这张照片特别不真实的地方在于集体的姿势：除了照相机，还有什么能让八个人暂时停止他们的各自活动，而如此专注于一点呢？我们从来不能这样，因为除了吃饭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待在一起的。在餐厅里，我们互相交谈，也会听或不听，我们的共时性其实根本就不是照片中显示的那样。
　　最后，在另一种意义上，过去追上了现在的我们，我们则被在照片中看到的那种静止状态所震惊。但那时我们是七个人，而不是八个人。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莫尔伍德就像一个突然解放的殖民地，回到了它的自然状态——荒原。
　　我只是在看了那张照片很多次之后才想到这个问题，是谁拍下了我们的“肖像”，手指按下快门，看着我们的映像，在相机的镜头里摆好方框，上下颠倒？是专门雇了人来拍摄么？或者是从格拉斯哥来的父亲的客人？又也许只是我们的邻居想要一个记录？但是，在我们与别人分享这一天的道具中，却找不到任何证据，我们的客人（尤其是我父亲的客人）也总是成双成群地前来。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线索就这样丢失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毫无记忆。
　　6
　　但如果没有这段记忆，情节就不会完整。我们不知道，甚至不记得为拍照做准备的时刻，也就很难相信它会发生。然而它必然发生过，因为照片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证据。
　　拍照者却是未知的：此人是一个经纪人或媒体人，又或许是一个精通组织团体摄影的业余爱好者。事实证明，他的拍摄犹如对灵魂的研究，或者是同一类型的：照片中的孩子已经中年，某位女士则学会了如何与事实保持一定距离，用她那闻起来像葬礼上的花一般的铃兰花露水阻挡蚊虫;而那位这些天都在游泳的男人则将一只手背在身后，目光聚焦于画面中的某个点，嗯，越过岩石，在由海湾到海的地方。
　　我们没能注意到车道什么时候变绿，草坪什么时候长出青苔，还有其他我们不在乎的东西。
　　这是一种常见的状况。我们在科瓦尔参观的其他房子也都不是最佳状态了。
　　我们陷入了历史的恶性循环。轮船驶离了泰纳布鲁厄赫航线。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人们在谈话中公然提到钱，通常带有敌意，但一开始并不是这样。汽车（唯一的交通工具）被要求使用更久，而磨损的东西也不一定会被更换。在房子里，窗帘在阳光下褪色，松垮的床罩因洗得太多而磨损，桑德森的玫瑰园也变得破旧不堪;我们脚下的地毯变得越来越薄，破裂的窗格玻璃在最脆弱的地方都用透明胶带封住了，窗台上的油漆也都剥落了。我们继续生活，仿佛一切都无关紧要，仿佛度假的房子无论如何都会有磨损和旧痕。但如今早已不是莫尔伍德还对我们抱有期望的日子了，情况已不如以往。我们从祖父那里继承了他认为的我们在生活中唯一的自然特权，但我们发现，实际上我们承担的责任是要达到80年前的标准，也就是这座房子建成后的五十周年。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天下午，一个穿着闪闪发亮的西装男人出现了，他开着他那辆闪闪发亮的沃克斯豪尔维洛斯四门轿车来到了前门。他检视了一下房子和花园，在写字板上记了几页笔记，随后就离开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们认出了来访的其他人——是父亲在格拉斯哥办公室的同事们，他们穿着周末休闲的花呢子和旅行夹克，似乎有些局促不安;他们在享用配肉酱的黄油面包下午茶时，或是在回程之前花园里的订婚仪式上，依然眉头紧皱，在担忧着生意上的事情。母亲主持着订婚仪式，面带微笑，仿佛她要招待的客人是出于礼貌以及来看这里的风景一样，而不是因为他们知道最糟糕的事情即将发生。这些人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母亲一刻也不放松，尽其所能地表演，她的掩饰技巧让她总是成为字谜游戏（用动作等表演来猜字谜的游戏）的赢家。
　　其他的客人也来了，他们不是来喝茶的——都是些穿着西装、带着公文包的男人——在那些日子里，母亲别无选择，只能把他们和父亲留在家里办事，自己则拿着一把修枝剪在外面打发时间。当她路过房子的时候，客厅中的人就会从窗户里毫无兴趣地看着她。客人们以为他们是在指示莫尔伍德的命运，其实并非如此：他们并不知道，但看不见的事情却依循着更黑暗的计划。
　　我们这些“孩子”——克斯蒂11岁，桑迪和安格斯也有十几岁了，我17岁，罗娜19岁，格雷戈尔则正式成为成年人中的一员——和邻居麦克明斯一家一起去了卡姆斯。我母亲从前门送我们出去，而我父亲在别的地方，拨打一个打往格拉斯哥的商務电话。如今，他的全部生活都是商务电话，在每天的中午达到顶峰。
　　我后来想，在回去的路上，我一定有一种预感。在我看来，九月初的那一天下午四点，天空很黑，却又很亮，还带着些许绿意。但不管天黑或是不黑，当我们在大门处转弯时，房子前面的两辆黑色警车却能看得分明。
　　母亲在楼上服用了镇静剂，由一名女警察和临时医生照料。一位警官将格雷戈尔领进了用作我父亲办公室的晨间起居室，而我们其余人都站在外面的大厅里，面面相觑。
　　科斯蒂哭了起来。格雷戈尔再次出现时，如同患上炮弹休克症一般疲惫。他用沙哑的声音告诉我们，父亲“被大海夺走了”。
　　起初我们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们没有料到会有一个比喻。这听起来几乎像个笑话。
　　克斯蒂一定比我们更了解他。突然，她跑开了，穿过大厅，朝敞开的前门跑去。我们注视着她的背影。桑迪开始追赶，接着是安格斯。
　　格里高尔向我和罗娜解释说：他去游泳了，还没有回来。
　　“他去哪儿了？”罗娜问。
　　格雷戈尔指了指花园尽头的那片沙滩。
　　“那么，他究竟在哪儿呢？”
　　母亲目睹了一切。她说，海水把他带离了他能承受的深度。我不停地摇头，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在那里游了很多年，他经常警告我们不要“超越我们的极限”。反正也没有像样的“暗流”：这个词听起来就像格雷戈尔第一次说的那些话一样书生气十足，说“父亲被大海夺走了”。
　　7
　　多年以后，直到没有必要去仔细讨论它的时候，母亲开始相当坚定和明确地认为就是“暗流”夺去了父亲的性命。她目睹了那个场景，也会提醒我们。她的版本从未改变，也成为了一个经常重复的故事，虽然没有告诉科斯蒂和双胞胎，但成为了他们很长时间的噩梦。 　　在这张照片中，海湾是平静的，或者说相对平静的。我看不见在玻璃般的表面下奔腾的“暗流”。大海看起来就像一块闪闪发亮的布，在柜台上微微发皱的那种。它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后——正如照片所暗示的那样——我们中的一些人将会对它的拖拽做出反应，并与海水奋力搏斗。捕虾网、克斯蒂的锡铲和我们身后的地平线都是线索。然而，就像我母亲对事件的描述会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大海一直都是一个不可靠的危险存在：一个虚伪的朋友，只有在你想要依赖它的时候，露出那块像一颗警告的牙齿一样的残岩。
　　父亲的尸体被冲到了阿德拉蒙特角。医学观点认为，他的死亡原因是由于溺水，而不是由于某个器官的衰竭;警方称这次事故为“不幸的遭遇”。父亲的血迹在海湾的岩石上被发现，溅在我们从房子窗户往外看的那一边。不过这并不能说明父亲是一个强壮的游泳健将，他教会了我们所有人，教导我们要尊重大海。
　　母亲开始塑造她要讲述的故事，她对我们讲述，对我们的朋友讲述，之后是陌生人、在商店餐馆等遇见的人，或是在离开莫尔伍德后入住的酒店餐厅中，以及在格拉斯哥的家中，这使得这个故事少了一些共鸣：对于格雷戈尔、罗娜和我来说，它更像是一个貌似可信的阅读活动，而不再是悲剧。出于完全实际的原因，这个版本的故事依然占据了优势：即使在公司破产清算后，保险公司的保险金也让我母亲得以为我们保留了最不可能保留的家——莫尔伍德。但是，对于她来说，父亲心甘情愿的死亡是一个过于戏剧化的故事，她不愿向陌生人讲述。于是，这个故事冒险进入了另一个方向——从心理角度去分析。因为那个事实会背弃了所有家庭成员共享的夏日，将父亲从一个倒霉的被大海卷走的受害者，变成一个抛下他共度25年时光妻子的人，一个知晓一切的看穿了自己无用和失败的实用主义者。
　　所以，这个版本当然是不可能存在的。
　　当我们在莫尔伍德还有房子的时候——直到我母亲厌倦了那里，认为莫尔文（位于英格兰南部的城镇）、门迪普斯（位于英格兰西南部萨默赛特地区）和西德茅斯更好——而回到莫尔伍德只能使我们顺从命运并让整个家庭跌落。
　　“有一件事是我们再也无法挽回的，”母亲会聊以慰藉地说道，“那就是这屋子里再也不会有穿着旅行夹克的男人。”她对人的评价变得更加苛刻，通常也不那么宽容了。我从她的变化发现，没有人的性格是一成不变的。不过至少我父亲逃脱了这种尖刻的评价，而获得了公平的裁定。无论如何，就算母亲对父亲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们也不会让我们听到。对母亲来说，人们看待一件事的看法比事情的本身更为重要，这让我觉得是一种落后的想法。但渐渐地，我意识到，“我们”这个家庭是如何出现的，是如何与周围的世界接触并参与其中，这才一直是最为本质的东西。
　　通过研究我能找到的所有照片，我意识到，我们总是在母亲身边环绕，是她决定了我们的状态和情绪。我们从母亲身上获得线索，即使是父亲，在最后这张与家人团聚的画面之中——也包括我们会在四五年后悲壮地抵抗莫尔伍德的缓慢衰落——我们可以让那些有机会看到我们的人目睹到我们是幸运的，我们过着喜悦的生活。
　　在那之后格雷戈尔一直深受折磨。因为如果他在父亲被迫接管公司之前，能够将事情解决好，情况可能会是相反的：他们可以选择一个时机卖掉甚至抛售公司，也比让资金缓慢地、系统地、令人羞耻地流失要好上很多。
　　我还记得在父亲的公司里度过的上午或下午，也被展示过这样或那样的业务流程：父亲的同事都在微笑，我的发言得到了注意，他们严肃地点头或微笑着回答我。莱瑟姆先生向我解释了三四次经纪业务——他将账本取出，一根沾着尼古丁的食指从一列数字上滑下来。有人带我参观了基勒恩的一家酿酒厂。父亲的一个朋友还带我去了格拉斯哥证券交易所，然后请我们在马尔梅森吃午饭。在我去办公室的时候，似乎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事情在我身边，就像一个我永远也抓不住的影子落在我的身后。但我对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被允许品尝的威士忌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也不喜欢父亲那烟囱下面热得厉害的房间，尽管我假装就像是待在家中一样舒服。
　　8
　　现在想来，如果不是我伪装得太好，或许不会给父亲虚假的希望。
　　但這些希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并没有太大意义，而我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和表里不一感到内疚，这让我花了多年时间才得以释怀。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我也无能为力——那时我就知道，这种无力感是印刻在我的骨子里，在我的血液里。
　　父亲去世后，我曾经疑惑为什么我们坚持伪装，拍下这张八个人团聚在一起的照片，当时——那时我们的生活中，大量的微笑如同隐喻——我们之间的联系没有强大到能够充当救生索的作用。
　　莫尔伍德的老宅最终也成为别人的产业（一个理发连锁店的店主买下了它;母亲特别要求我们不要告诉她新老板是谁，是“什么类型的人”），接着又在通货膨胀的日子里再次被转售，最终老宅被分割成很多部分，挂牌在市场上，成为共享型民宿。
　　轮渡只有怀旧的航线才开往泰纳布鲁厄赫。我和罗娜去过一次。那天下着大雨，但当我们沿着比特海峡航行时，我们固执地站在栏杆旁，看着港口的渡船，接着是卡姆斯，最后是泰纳布鲁厄赫。我们错把另一所房子当成了莫尔伍德，随后我们才看到了真正的莫尔伍德。花园中没有了常青树，显得很现代。一个穿着黄色防风衣、戴着防水帽的人在遛狗。海湾里的那块岩石还没有人宣称所有，我们曾一直说我们要宣称它：我们要划到它跟前，用父亲的酒和一个亚瑟·兰瑟姆书中的名字给它命名，然后放上圣安德鲁十字（代表苏格兰）。甚至用血液来涂染的想法都一定在我们的脑中出现过。
　　码头二楼的茶室已经没有了，原先的房间里空无一人。我们脚下光滑的木板已经磨损得很厉害，海水在我们脚下的缝隙里剧烈地翻腾。我们买了一张明信片寄给母亲，她现在住在巴德莱·索尔特顿的一家私人旅馆里。我们最后在长满青苔的墙上才终于找到了一个邮筒。
　　道路上积蓄着坑坑洼洼的雨水，颜色比我记忆中的还要红。雨下得太大了，我们找不到嗡嗡鸣响的蜜蜂了。我们撑着高尔夫伞（一种英国常见的伞，防风），一直走到船坞。在那些沉闷的日子里，船坞的生意似乎还不错——这很奇怪。
　　我们想象着明信片会如何被接收：母亲一天中最喜欢的时间是晚饭前摆放碗筷的时间，我们看过她把碗筷递给她最喜欢的客人，接着是酒杯。在桑给巴尔，母亲会给她苗条的国际友人们看来自苏格兰的家人寄来的明信片（所以她会告诉我们），她的朋友们也都会羡慕她。我对罗娜说，生活的走向就像一个圆，她也同意我的看法，只是声音有点紧张。那一整天，她都在用紧张的腔调说话。
　　我们从大门往里看了看莫尔伍德。房子南墙上的藤萝被祛除了——要么是建筑工人，要么是理发师指示弄下来的——窗户上也安装了双层玻璃。
　　从下船到返航只有一个小时。罗娜说，她认为我们这一天做了一些“有用的”事情，但我想不出她指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来到了一个有着数不清的现实的地方，数目多到在那儿生活的人数和天数。但更重要的是，现实变得模糊，而想象力就像魔术师一样，对可能发生或没有发生的事情变戏法。
　　“过去就像一面棱镜，”我说，“所有那些反射的表面。”
　　罗娜越过围栏向后看了看，看看在雨中留下了什么。
　　“但它不是空的吧？”她想了想，出人意料地说道，“它是固体，是一个东西，是存在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如果真有答案——或者有这个问题的话。
　　9
　　从这张照片上看，似乎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能使我们烦恼或困惑。这些秘密属于未来的我们自己。
　　同时，太阳在天空中也太高了，并不能用阴影来打扰我们。
　　中午过后，阴影将会延长，并强加在我们身上，但我们全家必须面对我们所未知的东西。第三只眼看得见，却无法改变时间和趋势。
　　虽然不能改变什么，但意志力和光的魔力给了一个温和而慈悲的替代品。所有关于我们的历史是汹涌的，而我们最终也被卷入了漩涡。但那一天猛烈喷射出的光亮，和母亲用她在二战后桑给巴尔幸运的和平中学会的微笑，她得以自信地宣称胜利——对所有的来者宣称胜利，为了我的父亲，为了莫尔伍德。
　　责任编辑：丁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