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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中，陈毅作为新四军领导人之一，率领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立下赫赫战功。
1937年10月，由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和红二十八军改编组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1938年初，新四军下属4个支队，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1938年6月，成立新四军委员会，陈毅为委员。1940年11月，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陈毅任代理总指挥(总指挥叶挺未到职)，刘少奇任代理政治委员。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重组新四军军部，陈毅代理叶挺任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八路军等人民抗日武装陆续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本文介绍的是陈毅在大江南北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几个片断。
把各路杂牌武装“统”到抗日大旗之下
新四军组建时，只辖4个支队1万余人，全部集中在皖南岩寺和皖西。
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陈毅力主依靠自己的力量到敌后去发展。他说：2月15日，毛泽东发来富有远见的电报，指出“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还在江苏境内茅山”。他指着地图继续说：茅山位于南京、镇江、丹阳等地区之间，北邻徐州，东邻上海，南面与西面与杭州、芜湖相接，京(南京)沪和京(南京)芜铁路、京(南京)杭公路、溧(阳)武(进)公路都从境内通过，战略位置极为重要。这一地区由于国民党军的仓皇逃跑已拱手让给了日军，而日军只能控制城市和交通要道，对广大农村地区则鞭长莫及，这就给我发展敌后游击战提供了机会。同时，国民党军溃逃时遗弃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事物资，这也使得到苏南敌后去解决新四军的武器装备等成为可能。
听陈毅讲得有道理，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决定新四军主力向茅山一带发展。
1938年的江苏茅山地区，国民党大军早已溃散，日军盘踞，地主当权派和封建官僚纷纷为虎作伥。广大农村和小市镇为国民党派遣的游击兵团、国民党散兵游勇拼组起来的所谓“游击队”所占据。陈毅把他们细分为10类：国军派遣的游击兵团；地方拥兵自卫式的武装；文化人组成的抗日武装；帮会首领拉成的绿林式的武装；两面派武装；反正的部队；含封建迷信的武装；含党派性的武装；由党派领导的武装；散在民间未成军的武装。陈毅主张：除了对投敌的不可救药的部队坚决给予消灭外，对大部分地方武装都保持其地方性和独立性，扶助其发展，帮助他们整饬纪律，洗刷坏分子，调解他们之间的内争，共同抗日；帮助他们训练干部和部队，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把既有民族气节又有影响的人物“统”过来，进一步打开江南的抗战局面。
宝埝地区土匪武装头子许维新，他不堪日军的烧杀掳掠，曾杀死过两个下乡为非作歹的日本兵。对此股武装，陈毅十分重视。第一支队挺进茅山途中，曾与他们遭遇，当时有不少人主张为民除匪，用他们300多人的武器来装备自己。陈毅坚决不同意。在说服大家后他亲自给许维新写信，希望他能够认清大势，和新四军携手抗战。开始，许维新见新四军人少枪破，有点瞧不起；后来见新四军连战连胜，是一支真心抗日的队伍，就主动找上门来，向陈毅表示愿意改邪归正，接受新四军的领导。陈毅对他毫不歧视，立即改编他的部队为一支队独立营，任命他为营长，并派去一些干部帮助他训练部队。后来，这支部队在抗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许维新也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牺牲。
国民党宝埝区区长樊玉琳当过小学教师和校长，在当地名声比较好。陈毅给他写信，称他为玉琳兄，邀他到茅山乾元观会晤。樊玉琳知道陈毅是带兵的，不敢不去。去了之后，在陈毅的司令部一住就是三天。陈毅和他谈天说地，很是随便。樊玉琳感到陈毅不但平易近人，坦率诚恳，而且气魄大，眼光远，学识渊博，对他十分敬仰。他见陈毅军务繁忙，不好多打搅，提出告辞回家。陈毅诧异地说：“我们正需要你，回家干啥子?现今国难时期，顾得了国顾不了家嘛!”樊玉琳考虑了一会儿说：“那我得回家告诉一声，安排一下。”陈毅高兴地说：“好，你回去安排一下，告诉家里你已经参加了新四军，就说要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啦!”后来，樊玉琳这个国民党区长，和新四军支队司令陈毅一起具名，邀请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四个县的各界人士在宝埝开会，成立了实际上是地方政权性质的四县抗敌自卫总会(简称四抗总会)，樊玉琳开始任副主任，后来任主任，领导群众减租减息，成立农抗会、工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儿童团以及和尚抗敌协会、道士抗敌协会等等，掌管着四县的民政、司法、财政、军事，为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
曾担任过泰兴县教育局局长的巫恒通，是江苏省教育界名流，爱国热情很高。他与胞兄巫恒仁联络亲友，筹集20余人枪，成立了句容县民众抗日自卫团，很快发展到5个大队、近千人枪。陈毅当即给巫恒通写信说：“天侠兄：吾兄崛起江南，高举抗日旌旗，短期内即聚义师于宁、镇山麓，驰骋于敌人心脏地区，威震南京，实属难能可贵。我因军事繁忙，不能前来会晤，望信到之日，即前来面商一切……”
巫恒通接陈毅亲笔信，立即骑快马赶到陈毅驻地。陈毅对他说：我们的老三团已调回皖南，我想将你部纳入新四军战斗序列，编为新三团，接替老三团的防务。为加强领导和提高战斗力，再增派一些干部和地方部队进去。巫恒通欣然同意。陈毅当即宣布：巫恒通任新三团团长，曾昭墟任参谋长，彭冲任政治处主任。后来，巫恒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率领新三团一直坚持在江南斗争。1941年秋的一次战斗中，他负伤被捕，在狱中绝食至死，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和民族英雄的铮铮铁骨和崇高气节。
句容县县长张雍冲是自己找上门来的。他写信给陈毅，要求新四军派几个人去帮他整顿一下常备队。他的常备队太不成体统，害得他这个“地方父母官”常背骂名。新四军不但是一支能抗日的部队，而且是一支能治理地方的部队，他不能不赞服。他希望大乱之年，自己也做些对民生有实效的事，换个好名声。
陈毅找几个干部商量：“派几个干部去虽是小事，可张雍冲不是游击司令而是国民党县长，常备队也不是普通的自卫武装，而是国民党地方政府的自卫武装，应当好好考虑一下，如何处置比较恰当。”樊玉琳说：“张雍冲这个人我熟悉，他是本地人，受过教育；从政多年，虽没有多少政绩，结怨乡里也不太多；对共产党虽然有成见，但认识很浅，了解不多；平日为人比较重实际……”一支队副参谋长说：“张雍冲这个人不可靠，不要帮他整顿好了，到头来反而弄我们。我看不如借这个机会多派几个军事干部进去，把他那几十条快慢机枪掳过来。”……
陈毅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张雍冲主动要求协助，也可以说是他合作诚意的一点表示。他可靠不可靠是一回事，我们争取不争取是另一回事。他们没有诚意，我们尚且要努力争取，张雍冲有这点诚意，我们更应该积极争取。‘掳过来’的方法，不但是国民党的‘大忌’，也会使群众对我们产生怀疑。我们不但要借此机会和张雍冲搞好关系，还要争取他进一步确认新四军在江南的地位，从而把他‘统’到我们抗日的大旗下，那影响和意义要比增加几个人和几条枪大得多。”
陈毅的看法是正确的。张雍冲与新四军合作后，不光对句容，对茅山地区其他县也有不小的影响。句容的洪天寿、洪天成兄弟，金坛县的蒋铁如、李钊、钱震宇、朱廉、李复、朱者赤等，镇江的帮会头领余满堂、地方游击队司令马烽，溧阳的地方绅士张静，还有更远一些的宜兴、武进、无锡等地的代表，也不断地来一支队找陈毅要求给以名义，给以领导。陈毅兴奋地说：“他们都是少则几十、多则几百的武装，‘统’到抗日的大旗下，江南抗战的局面就好打开了!”陈毅一一亲笔给他们写委任状、委任令……
对茅山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的争取，陈毅可动了不少心思。纪振纲的公司出产“茅峰茶”，当时畅销大江南北。他不仅是个大地主大资本家，还是一个“独立王国”。茅山周围100多公里，都是他的茶园；茅山周围的茶农，都是他的佃户。抗战初期，他趁国民党溃败江南之际，收容了200多个有战斗经验的广东军人，装备了步枪、轻机枪和迫击炮，天天操练，为他站岗放哨，看家护院。有的老革命听说陈毅要“统”他，就很不以为然。说此人明摆着是大资本家，再加土豪，统战能“统”到他头上?!陈毅说：“什么叫抗日统一战线?凡是抗日的中国人，都要敢于把他们‘统’起来!同志哥，不要那么狭隘嘛!”
陈毅一到茅山，就派人送信给纪振纲。纪振纲不很热情，对战地服务团的彭冲队长说：“抗日救国这些国家大事，你们去干，我管不着。我种我的田。”其实他并不是不管，而是觉得新四军力量太小了，打不过日本侵略军。他说：“你们这些人好办，可以打不赢就走。我纪振纲在茅山40万投资，20年经营，有家有业啊!”后来，陈毅又派敌工科长丘东平(当时的著名作家)去会他，纪振纲让人看周围没有鬼子才让他进公司，而且不让与人见面，丘东平走时，还硬要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才让出来。丘东平说：“这个纪振纲，人称两面派，我看他比两面派还两面派!”陈毅却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作家，见的世面太少了!”
陈毅初会纪振纲是在句容县南镇街。纪振纲带着100多名武装警卫，个个都有崭新的马枪，十分威风。他坐着轿子，一见陈毅就说：“听说共产党是不准坐轿子的。”陈毅回答说：“我们不主张坐轿是对我们自己。不过也看情况，我们伤员也有坐轿子的。”纪振纲看了新四军一支队的几个连队，发现连一挺轻机枪也没有，多数步枪枪托锯成了半截(三年游击战中便于携带)。他轻轻摇头说：“你们纪律很好，武器太差了!”边说边让人把礼物送给陈毅，主要是茅麓茶和茅山水，还有一件礼物出人意外，那是一套料好、做工好的高档便衣。同时，他颇具深意地说：“陈司令进入这一虎狼之地，危险很大，这套便服总有用得着的时候。”陈毅听罢，不点头，不摇头，不亢不卑地说：“感谢纪先生的关怀，衣服收下，作个纪念。不过也请纪先生放心，我们不会走。他们有杀人之计，我们有求生之法。我们新四军是鱼，老百姓是水。我们抗日是全民族的正义之战，一定会得到全民族的拥护。今天看到江南群众好得很，其中包括你这位大经理这样的江南名士，为我们想得周到，各方面支持我们，这就是汪洋大海，我们就如鱼得水。俗话说：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茅山不大，还有三十六峰、七十二岬，方圆上百公里，还可以飞，可以跃的!我们决心在这里站住脚，我们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陈毅侃侃而谈，说得纪振纲热血沸腾……
新四军进入江南的频频出击、次次胜利，使得纪振纲对新四军大为钦佩。他开始向新四军靠拢，慰劳新四军一批医药用品。陈毅派作战科长吴肃前去感谢。回来后陈毅问吴肃：“你对他怎么看?”吴肃说：“很难说，此人念念不忘他的财产，口口声声称他‘40万投资，20年经营’……”
陈毅说：“对啦，这两句话可以给纪振纲作结论。这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对外来侵略的。鬼子拉他，他不去，抗战，他不出来，现在和我们拉关系，主要是为了保他那‘40万投资，20年经营’的茅麓公司。但这是暂时的，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争取他抗战，倒向我们一边，至少要他保持中立，不叛变投敌。”
从此，陈毅和纪振纲礼尚往来，关系逐渐接近。纪振纲知道国民党当局不发给新四军经费、棉衣，停止粮弹军需供应，新四军生活相当困难。他便经常支援新四军一些物资。他还专门组织20多人，在金坛县城里为新四军跑情报、建立税卡，用每条枪50个大洋的价钱为新军收购了不少民间步枪，还把库存的8挺机枪送给一支队司令部。
纪振纲是敌伪顽和我方都在争取的人物。争取不成，国民党第一○八师派部队包围茅麓公司，胁迫纪振纲离开茅山到“大后方”去。金坛县城的日军得知后立即出动，吓走了国民党军，把纪振纲抓到薛埠据点里，再次胁逼他当四县“剿匪司令”，纪振纲当即拒绝。陈毅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日军要杀害纪振纲时，就设法给金坛县长送去警告信：纪先生的安全，悉由你和伪县政府负全责，若有差池，惟你是问。后来日军占领茅麓公司，还想争取纪振纲，许诺给他有限的自由活动。纪振纲害怕新四军攻打茅麓公司，就悄悄派人与我军联系。陈毅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要他称病脱离敌人的控制，并告诉他，此后的行踪由他自己选择：愿意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我军负责接他到皖南；愿意到国民党第三战区，我军送他前去屯溪。纪振纲回信说：到皖南生活苦，吃不消；国民党那边不能去；思来想去，准备把300多人枪的公司自卫武装和驻直溪的100多人，全部交给新四军，参加抗战行列。他本人只有离乡背井，躲到上海租界里去。陈毅派吴肃带亲笔信到石马桥日军据点里和纪振纲见面。陈毅在信中引用古人的警句：“玩虎弄蛇，事可一而不可再。先生达者，当不可汉河斯言。”纪振纲连连说：“本人别无他求，只求贵军宽限数日，容我作好准备，见机而行，走得自然为好。”经陈毅妥为筹划，纪振纲去了上海。几个月后，他的两个孩子也和他在上海法租界团聚了。
纪振纲避居上海后，继续为新四军筹款送药。
为了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陈毅凭他老共产党员的政治水平和学识、风度、口才、人品，在江南中上层做了无数细致的工作。从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政府官员，到地方上的游击队领导人、帮会刀会的首领，都与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新四军在江南被称为“王者之师”，陈毅司令员成为家喻户晓的抗战领头人。
舌战国民党第三战区顽固派
日军不仅对江南新四军的“扫荡”频繁，而且在茅山心腹地带每三五里就设一个据点，密集得像古代比武打拳用的梅花桩。而此时，国民党中的一些顽固分子也见不得新四军的发展壮大，竟不顾民族大义，竭力限制、破坏新四军在江南的抗日活动。1939年初，国民党第三战区突然命令新四军第一支队去接替国民党军第一○八师担任的防御任务就是其中重要一例。
当时，国民党第一○八师担任安徽省芜湖以东水阳至江苏省高淳一线阵地的防御任务。这一线位于水阳江东西两岸，是一片地势平缓的水网地区。新四军第一支队只不过相当于一个团，又没有重武器，如何能够承担起一个正规师的防御任务?如何能够抵挡日军重兵的攻击?这种部署，显然含有借刀杀人之意。
“这不是为了抗日!”大家都很气愤，感到不能到水阳担任阵地防御，去了无疑送死!但是，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合作抗日协议，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确有权向新四军发号施令，不接防就是“抗命”。抗命就准备“摩擦”，而“摩擦”一旦发生，双方兵力相差太大。国民党有第五十二师、一○八师、独立第三十三旅，还有第四十师和正在调防的第七十六师、九十八师，一旦需要，他们马上都可赶到，这样就会给江南整个抗战事业带来重大损失。
新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的罗炳辉和参谋长张正坤，望着陈毅。陈毅思考良久，才坚定地说：“上东坝，我找冷欣说理去!”
“不行!”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反对，“那是虎狼之地，陈司令不能去!”
“不顶不行!”陈毅斩钉截铁地说，“过去顶了他们一下，他们也奈何不了我们什么；如果逆来顺受，不要说东路、江北休想开展抗日游击，就是茅山也难保住。不但要顶，而且必须坚决顶掉!”
陈毅率领一支队参谋长张正坤等七八个人，乘船来到高淳境内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指挥部所在地东坝，指挥部参谋长徐笙前来迎接。他说：“冷指挥微染小恙，不能亲自到码头来迎接。明日上午，冷指挥在指挥部会见陈司令。”
第二天，陈毅一走进设在古庙里的冷欣指挥部，就见会议桌前已经坐了好几位，除了徐笙外，还有京(南京)镇督察专员、保安司令汪国栋，以及“反共元老”吴稚晖的侄子吴则中，“中统”里颇有来历的特务周绍成，这些人都是冷欣安排来和陈毅“谈判”的。
冷欣笑吟吟地走进来。他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打手之一。陈毅对他并不陌生，前不久在高淳下坝三战区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两人曾有过交锋。冷欣借汪国栋之口，攻击江南敌后新四军违反军令政令统一，扰乱社会(治安)，擅自征粮征款、减租减息，非法收编地方武装和扩军，以及干涉地方行政、破坏抗战等等。陈毅当即严辞批驳：“你们这不是开会，而是借这样一个庄严的商讨抗日大计的场合，污蔑一支抗日的军队!请问汪专员，你的发言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地方政府，或者是代表委员长、顾长官、冷指挥?”
冷欣当然明白，新四军在江南敌后频频打击日军，连战告捷，蒋介石、顾祝同再三传令嘉奖，破坏抗战一说当然不能成立，至于扩军、“双减”、收编地方武装，事实上也是抗战所需，连顾祝同都不敢提到桌面上来，他冷欣能自找难堪?于是，他赶紧出来打圆场：“误会误会，这完全是汪专员个人的偏见。陈司令千万别多心，日后江南抗战还要你我同舟共济哩!”
接着，冷欣话题一转，立即给陈毅来了个下马威：“陈司令，关于调防命令，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希望陈司令谈谈其他问题吧!”
陈毅不睬他这一套，继续说：“其他要谈的问题很多，不过今天不谈。今天就是专门要谈这个不合理的‘命令’!”他要求冷欣把为什么要发布这样的命令的原因说清楚；如果说不清楚，就请和顾长官联系一下，他要直接与顾长官通话。
冷欣没有料到陈毅这一着，一时显得不知所措。参谋长徐笙立即帮腔说：“陈司令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从来上级的命令也没有向下属说明原委的道理。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的命令，哪能讨价还价?”
徐笙这一说，汪国栋等马上七嘴八舌地接上，责备陈毅向来不尊重三战区，汪国栋气咻咻地说：“你们新四军喊的是抗日，做的是扩充实力；名为抗日游击，实际上是游而不击；见着鬼子打两枪就跑，简直是胆小如鼠……这是抗日吗?这是欺骗!如果不是保存实力，新四军就应该去攻坚，就应该接受水阳阵地的防御任务，应该不折不扣地服从三战区的命令!”吴则中、周绍成等是以江南民意“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谈的，也对新四军进行了“声讨”。
陈毅听了，禁不住哈哈大笑，直视汪国栋问道：我想问问汪国栋先生，身为京镇区的督察专员、保安司令，你的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在哪里?你的保安部队又在哪里?你见过日本鬼子吗?你可曾见着日本鬼子打上几枪?
汪国栋被陈毅连珠炮似的提问弄得晕头转向，还以为是责问他是否勾结日本人了呢，慌乱中所答非所问地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立刻引来满堂笑声。
陈毅又问吴则中、周绍成：我想请问吴则中、周绍成先生，你们身为江南民意代表，是否到过敌后，问问那儿的百姓在日寇的统治下是如何过日子的?你们见过鬼子吗?吴、周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陈毅不屑于再问他们什么，转过脸来对着冷欣，提高声音说：“冷指挥，江南的情况一目了然，有些人到新四军去要点缴获品装装门面的小事就不说了吧。这里就说几个大的数字。”陈毅把新四军与日军大大小小百余仗的歼敌、缴获数字，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究竟什么人游而不击，什么人保存实力，什么人不攻坚御敌，不言自明。
冷欣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陈毅进逼，以大量事实说明新四军深入敌后以来卓有成效地开展游击战争，迭受蒋介石、顾祝同通电嘉奖，批驳了污蔑新四军“游而不击”“保存实力”等不实之词，同时历数了对敌斗争的实际困难，指出物质条件极为恶劣，强烈要求三战区切实负起自己的领导责任，按规定保证新四军最起码的军需供应，以利敌后抗战的继续进行。冷欣落了个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
经过长达三昼夜的艰苦谈判，核查事实，对照有关条文，冷欣不得不承认：“新四军游击战确实打得好，这毋庸讳言。”承认要新四军放弃敌后游击而以劣势的装备担任阵地防御任务是弃其长而用其短；承认过去有克扣新四军经费和武器装备等情况，给新四军执行任务造成了困难。
积多年来同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陈毅对冷欣这一番表白并不放心，他还要试一下对方的诚意。陈毅说：“光承认新四军第一支队担任阵地防御不合时宜还不够，必须废除那个不合理的命令才行。我必须正告冷指挥，如果还抱着老皇历不放，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新四军，或者假他人之手挑起摩擦，甚至造成两党合作抗日的破裂，那恐怕谁也承担不起的。我今天是抱着合作抗日的诚意来的，如果这个问题谈不好，我只好回去报告我党中央，请我党中央出面与委座直接交涉了!”
冷欣自知压不服陈毅，只好表示收回成命，同时向陈毅作了少有的友好表示：“这一回决不是说空话，一定说到做到!”
陈毅哈哈笑道：“我们是军人，说了就要算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嘛!我们的参谋长已经回去传达冷指挥的命令去了。”
几天以后，冷欣拍来电报说：水阳至高淳一线防御任务，已交由第五十二师接管。这场调防风波遂告平息。(待续)
( 责编 雷 蕾 )
1937年10月，由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和红二十八军改编组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1938年初，新四军下属4个支队，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1938年6月，成立新四军委员会，陈毅为委员。1940年11月，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陈毅任代理总指挥(总指挥叶挺未到职)，刘少奇任代理政治委员。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重组新四军军部，陈毅代理叶挺任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八路军等人民抗日武装陆续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本文介绍的是陈毅在大江南北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几个片断。
把各路杂牌武装“统”到抗日大旗之下
新四军组建时，只辖4个支队1万余人，全部集中在皖南岩寺和皖西。
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陈毅力主依靠自己的力量到敌后去发展。他说：2月15日，毛泽东发来富有远见的电报，指出“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还在江苏境内茅山”。他指着地图继续说：茅山位于南京、镇江、丹阳等地区之间，北邻徐州，东邻上海，南面与西面与杭州、芜湖相接，京(南京)沪和京(南京)芜铁路、京(南京)杭公路、溧(阳)武(进)公路都从境内通过，战略位置极为重要。这一地区由于国民党军的仓皇逃跑已拱手让给了日军，而日军只能控制城市和交通要道，对广大农村地区则鞭长莫及，这就给我发展敌后游击战提供了机会。同时，国民党军溃逃时遗弃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事物资，这也使得到苏南敌后去解决新四军的武器装备等成为可能。
听陈毅讲得有道理，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决定新四军主力向茅山一带发展。
1938年的江苏茅山地区，国民党大军早已溃散，日军盘踞，地主当权派和封建官僚纷纷为虎作伥。广大农村和小市镇为国民党派遣的游击兵团、国民党散兵游勇拼组起来的所谓“游击队”所占据。陈毅把他们细分为10类：国军派遣的游击兵团；地方拥兵自卫式的武装；文化人组成的抗日武装；帮会首领拉成的绿林式的武装；两面派武装；反正的部队；含封建迷信的武装；含党派性的武装；由党派领导的武装；散在民间未成军的武装。陈毅主张：除了对投敌的不可救药的部队坚决给予消灭外，对大部分地方武装都保持其地方性和独立性，扶助其发展，帮助他们整饬纪律，洗刷坏分子，调解他们之间的内争，共同抗日；帮助他们训练干部和部队，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把既有民族气节又有影响的人物“统”过来，进一步打开江南的抗战局面。
宝埝地区土匪武装头子许维新，他不堪日军的烧杀掳掠，曾杀死过两个下乡为非作歹的日本兵。对此股武装，陈毅十分重视。第一支队挺进茅山途中，曾与他们遭遇，当时有不少人主张为民除匪，用他们300多人的武器来装备自己。陈毅坚决不同意。在说服大家后他亲自给许维新写信，希望他能够认清大势，和新四军携手抗战。开始，许维新见新四军人少枪破，有点瞧不起；后来见新四军连战连胜，是一支真心抗日的队伍，就主动找上门来，向陈毅表示愿意改邪归正，接受新四军的领导。陈毅对他毫不歧视，立即改编他的部队为一支队独立营，任命他为营长，并派去一些干部帮助他训练部队。后来，这支部队在抗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许维新也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牺牲。
国民党宝埝区区长樊玉琳当过小学教师和校长，在当地名声比较好。陈毅给他写信，称他为玉琳兄，邀他到茅山乾元观会晤。樊玉琳知道陈毅是带兵的，不敢不去。去了之后，在陈毅的司令部一住就是三天。陈毅和他谈天说地，很是随便。樊玉琳感到陈毅不但平易近人，坦率诚恳，而且气魄大，眼光远，学识渊博，对他十分敬仰。他见陈毅军务繁忙，不好多打搅，提出告辞回家。陈毅诧异地说：“我们正需要你，回家干啥子?现今国难时期，顾得了国顾不了家嘛!”樊玉琳考虑了一会儿说：“那我得回家告诉一声，安排一下。”陈毅高兴地说：“好，你回去安排一下，告诉家里你已经参加了新四军，就说要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啦!”后来，樊玉琳这个国民党区长，和新四军支队司令陈毅一起具名，邀请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四个县的各界人士在宝埝开会，成立了实际上是地方政权性质的四县抗敌自卫总会(简称四抗总会)，樊玉琳开始任副主任，后来任主任，领导群众减租减息，成立农抗会、工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儿童团以及和尚抗敌协会、道士抗敌协会等等，掌管着四县的民政、司法、财政、军事，为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
曾担任过泰兴县教育局局长的巫恒通，是江苏省教育界名流，爱国热情很高。他与胞兄巫恒仁联络亲友，筹集20余人枪，成立了句容县民众抗日自卫团，很快发展到5个大队、近千人枪。陈毅当即给巫恒通写信说：“天侠兄：吾兄崛起江南，高举抗日旌旗，短期内即聚义师于宁、镇山麓，驰骋于敌人心脏地区，威震南京，实属难能可贵。我因军事繁忙，不能前来会晤，望信到之日，即前来面商一切……”
巫恒通接陈毅亲笔信，立即骑快马赶到陈毅驻地。陈毅对他说：我们的老三团已调回皖南，我想将你部纳入新四军战斗序列，编为新三团，接替老三团的防务。为加强领导和提高战斗力，再增派一些干部和地方部队进去。巫恒通欣然同意。陈毅当即宣布：巫恒通任新三团团长，曾昭墟任参谋长，彭冲任政治处主任。后来，巫恒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率领新三团一直坚持在江南斗争。1941年秋的一次战斗中，他负伤被捕，在狱中绝食至死，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和民族英雄的铮铮铁骨和崇高气节。
句容县县长张雍冲是自己找上门来的。他写信给陈毅，要求新四军派几个人去帮他整顿一下常备队。他的常备队太不成体统，害得他这个“地方父母官”常背骂名。新四军不但是一支能抗日的部队，而且是一支能治理地方的部队，他不能不赞服。他希望大乱之年，自己也做些对民生有实效的事，换个好名声。
陈毅找几个干部商量：“派几个干部去虽是小事，可张雍冲不是游击司令而是国民党县长，常备队也不是普通的自卫武装，而是国民党地方政府的自卫武装，应当好好考虑一下，如何处置比较恰当。”樊玉琳说：“张雍冲这个人我熟悉，他是本地人，受过教育；从政多年，虽没有多少政绩，结怨乡里也不太多；对共产党虽然有成见，但认识很浅，了解不多；平日为人比较重实际……”一支队副参谋长说：“张雍冲这个人不可靠，不要帮他整顿好了，到头来反而弄我们。我看不如借这个机会多派几个军事干部进去，把他那几十条快慢机枪掳过来。”……
陈毅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张雍冲主动要求协助，也可以说是他合作诚意的一点表示。他可靠不可靠是一回事，我们争取不争取是另一回事。他们没有诚意，我们尚且要努力争取，张雍冲有这点诚意，我们更应该积极争取。‘掳过来’的方法，不但是国民党的‘大忌’，也会使群众对我们产生怀疑。我们不但要借此机会和张雍冲搞好关系，还要争取他进一步确认新四军在江南的地位，从而把他‘统’到我们抗日的大旗下，那影响和意义要比增加几个人和几条枪大得多。”
陈毅的看法是正确的。张雍冲与新四军合作后，不光对句容，对茅山地区其他县也有不小的影响。句容的洪天寿、洪天成兄弟，金坛县的蒋铁如、李钊、钱震宇、朱廉、李复、朱者赤等，镇江的帮会头领余满堂、地方游击队司令马烽，溧阳的地方绅士张静，还有更远一些的宜兴、武进、无锡等地的代表，也不断地来一支队找陈毅要求给以名义，给以领导。陈毅兴奋地说：“他们都是少则几十、多则几百的武装，‘统’到抗日的大旗下，江南抗战的局面就好打开了!”陈毅一一亲笔给他们写委任状、委任令……
对茅山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的争取，陈毅可动了不少心思。纪振纲的公司出产“茅峰茶”，当时畅销大江南北。他不仅是个大地主大资本家，还是一个“独立王国”。茅山周围100多公里，都是他的茶园；茅山周围的茶农，都是他的佃户。抗战初期，他趁国民党溃败江南之际，收容了200多个有战斗经验的广东军人，装备了步枪、轻机枪和迫击炮，天天操练，为他站岗放哨，看家护院。有的老革命听说陈毅要“统”他，就很不以为然。说此人明摆着是大资本家，再加土豪，统战能“统”到他头上?!陈毅说：“什么叫抗日统一战线?凡是抗日的中国人，都要敢于把他们‘统’起来!同志哥，不要那么狭隘嘛!”
陈毅一到茅山，就派人送信给纪振纲。纪振纲不很热情，对战地服务团的彭冲队长说：“抗日救国这些国家大事，你们去干，我管不着。我种我的田。”其实他并不是不管，而是觉得新四军力量太小了，打不过日本侵略军。他说：“你们这些人好办，可以打不赢就走。我纪振纲在茅山40万投资，20年经营，有家有业啊!”后来，陈毅又派敌工科长丘东平(当时的著名作家)去会他，纪振纲让人看周围没有鬼子才让他进公司，而且不让与人见面，丘东平走时，还硬要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才让出来。丘东平说：“这个纪振纲，人称两面派，我看他比两面派还两面派!”陈毅却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作家，见的世面太少了!”
陈毅初会纪振纲是在句容县南镇街。纪振纲带着100多名武装警卫，个个都有崭新的马枪，十分威风。他坐着轿子，一见陈毅就说：“听说共产党是不准坐轿子的。”陈毅回答说：“我们不主张坐轿是对我们自己。不过也看情况，我们伤员也有坐轿子的。”纪振纲看了新四军一支队的几个连队，发现连一挺轻机枪也没有，多数步枪枪托锯成了半截(三年游击战中便于携带)。他轻轻摇头说：“你们纪律很好，武器太差了!”边说边让人把礼物送给陈毅，主要是茅麓茶和茅山水，还有一件礼物出人意外，那是一套料好、做工好的高档便衣。同时，他颇具深意地说：“陈司令进入这一虎狼之地，危险很大，这套便服总有用得着的时候。”陈毅听罢，不点头，不摇头，不亢不卑地说：“感谢纪先生的关怀，衣服收下，作个纪念。不过也请纪先生放心，我们不会走。他们有杀人之计，我们有求生之法。我们新四军是鱼，老百姓是水。我们抗日是全民族的正义之战，一定会得到全民族的拥护。今天看到江南群众好得很，其中包括你这位大经理这样的江南名士，为我们想得周到，各方面支持我们，这就是汪洋大海，我们就如鱼得水。俗话说：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茅山不大，还有三十六峰、七十二岬，方圆上百公里，还可以飞，可以跃的!我们决心在这里站住脚，我们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陈毅侃侃而谈，说得纪振纲热血沸腾……
新四军进入江南的频频出击、次次胜利，使得纪振纲对新四军大为钦佩。他开始向新四军靠拢，慰劳新四军一批医药用品。陈毅派作战科长吴肃前去感谢。回来后陈毅问吴肃：“你对他怎么看?”吴肃说：“很难说，此人念念不忘他的财产，口口声声称他‘40万投资，20年经营’……”
陈毅说：“对啦，这两句话可以给纪振纲作结论。这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对外来侵略的。鬼子拉他，他不去，抗战，他不出来，现在和我们拉关系，主要是为了保他那‘40万投资，20年经营’的茅麓公司。但这是暂时的，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争取他抗战，倒向我们一边，至少要他保持中立，不叛变投敌。”
从此，陈毅和纪振纲礼尚往来，关系逐渐接近。纪振纲知道国民党当局不发给新四军经费、棉衣，停止粮弹军需供应，新四军生活相当困难。他便经常支援新四军一些物资。他还专门组织20多人，在金坛县城里为新四军跑情报、建立税卡，用每条枪50个大洋的价钱为新军收购了不少民间步枪，还把库存的8挺机枪送给一支队司令部。
纪振纲是敌伪顽和我方都在争取的人物。争取不成，国民党第一○八师派部队包围茅麓公司，胁迫纪振纲离开茅山到“大后方”去。金坛县城的日军得知后立即出动，吓走了国民党军，把纪振纲抓到薛埠据点里，再次胁逼他当四县“剿匪司令”，纪振纲当即拒绝。陈毅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日军要杀害纪振纲时，就设法给金坛县长送去警告信：纪先生的安全，悉由你和伪县政府负全责，若有差池，惟你是问。后来日军占领茅麓公司，还想争取纪振纲，许诺给他有限的自由活动。纪振纲害怕新四军攻打茅麓公司，就悄悄派人与我军联系。陈毅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要他称病脱离敌人的控制，并告诉他，此后的行踪由他自己选择：愿意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我军负责接他到皖南；愿意到国民党第三战区，我军送他前去屯溪。纪振纲回信说：到皖南生活苦，吃不消；国民党那边不能去；思来想去，准备把300多人枪的公司自卫武装和驻直溪的100多人，全部交给新四军，参加抗战行列。他本人只有离乡背井，躲到上海租界里去。陈毅派吴肃带亲笔信到石马桥日军据点里和纪振纲见面。陈毅在信中引用古人的警句：“玩虎弄蛇，事可一而不可再。先生达者，当不可汉河斯言。”纪振纲连连说：“本人别无他求，只求贵军宽限数日，容我作好准备，见机而行，走得自然为好。”经陈毅妥为筹划，纪振纲去了上海。几个月后，他的两个孩子也和他在上海法租界团聚了。
纪振纲避居上海后，继续为新四军筹款送药。
为了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陈毅凭他老共产党员的政治水平和学识、风度、口才、人品，在江南中上层做了无数细致的工作。从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政府官员，到地方上的游击队领导人、帮会刀会的首领，都与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新四军在江南被称为“王者之师”，陈毅司令员成为家喻户晓的抗战领头人。
舌战国民党第三战区顽固派
日军不仅对江南新四军的“扫荡”频繁，而且在茅山心腹地带每三五里就设一个据点，密集得像古代比武打拳用的梅花桩。而此时，国民党中的一些顽固分子也见不得新四军的发展壮大，竟不顾民族大义，竭力限制、破坏新四军在江南的抗日活动。1939年初，国民党第三战区突然命令新四军第一支队去接替国民党军第一○八师担任的防御任务就是其中重要一例。
当时，国民党第一○八师担任安徽省芜湖以东水阳至江苏省高淳一线阵地的防御任务。这一线位于水阳江东西两岸，是一片地势平缓的水网地区。新四军第一支队只不过相当于一个团，又没有重武器，如何能够承担起一个正规师的防御任务?如何能够抵挡日军重兵的攻击?这种部署，显然含有借刀杀人之意。
“这不是为了抗日!”大家都很气愤，感到不能到水阳担任阵地防御，去了无疑送死!但是，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合作抗日协议，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确有权向新四军发号施令，不接防就是“抗命”。抗命就准备“摩擦”，而“摩擦”一旦发生，双方兵力相差太大。国民党有第五十二师、一○八师、独立第三十三旅，还有第四十师和正在调防的第七十六师、九十八师，一旦需要，他们马上都可赶到，这样就会给江南整个抗战事业带来重大损失。
新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的罗炳辉和参谋长张正坤，望着陈毅。陈毅思考良久，才坚定地说：“上东坝，我找冷欣说理去!”
“不行!”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反对，“那是虎狼之地，陈司令不能去!”
“不顶不行!”陈毅斩钉截铁地说，“过去顶了他们一下，他们也奈何不了我们什么；如果逆来顺受，不要说东路、江北休想开展抗日游击，就是茅山也难保住。不但要顶，而且必须坚决顶掉!”
陈毅率领一支队参谋长张正坤等七八个人，乘船来到高淳境内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指挥部所在地东坝，指挥部参谋长徐笙前来迎接。他说：“冷指挥微染小恙，不能亲自到码头来迎接。明日上午，冷指挥在指挥部会见陈司令。”
第二天，陈毅一走进设在古庙里的冷欣指挥部，就见会议桌前已经坐了好几位，除了徐笙外，还有京(南京)镇督察专员、保安司令汪国栋，以及“反共元老”吴稚晖的侄子吴则中，“中统”里颇有来历的特务周绍成，这些人都是冷欣安排来和陈毅“谈判”的。
冷欣笑吟吟地走进来。他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打手之一。陈毅对他并不陌生，前不久在高淳下坝三战区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两人曾有过交锋。冷欣借汪国栋之口，攻击江南敌后新四军违反军令政令统一，扰乱社会(治安)，擅自征粮征款、减租减息，非法收编地方武装和扩军，以及干涉地方行政、破坏抗战等等。陈毅当即严辞批驳：“你们这不是开会，而是借这样一个庄严的商讨抗日大计的场合，污蔑一支抗日的军队!请问汪专员，你的发言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地方政府，或者是代表委员长、顾长官、冷指挥?”
冷欣当然明白，新四军在江南敌后频频打击日军，连战告捷，蒋介石、顾祝同再三传令嘉奖，破坏抗战一说当然不能成立，至于扩军、“双减”、收编地方武装，事实上也是抗战所需，连顾祝同都不敢提到桌面上来，他冷欣能自找难堪?于是，他赶紧出来打圆场：“误会误会，这完全是汪专员个人的偏见。陈司令千万别多心，日后江南抗战还要你我同舟共济哩!”
接着，冷欣话题一转，立即给陈毅来了个下马威：“陈司令，关于调防命令，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希望陈司令谈谈其他问题吧!”
陈毅不睬他这一套，继续说：“其他要谈的问题很多，不过今天不谈。今天就是专门要谈这个不合理的‘命令’!”他要求冷欣把为什么要发布这样的命令的原因说清楚；如果说不清楚，就请和顾长官联系一下，他要直接与顾长官通话。
冷欣没有料到陈毅这一着，一时显得不知所措。参谋长徐笙立即帮腔说：“陈司令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从来上级的命令也没有向下属说明原委的道理。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的命令，哪能讨价还价?”
徐笙这一说，汪国栋等马上七嘴八舌地接上，责备陈毅向来不尊重三战区，汪国栋气咻咻地说：“你们新四军喊的是抗日，做的是扩充实力；名为抗日游击，实际上是游而不击；见着鬼子打两枪就跑，简直是胆小如鼠……这是抗日吗?这是欺骗!如果不是保存实力，新四军就应该去攻坚，就应该接受水阳阵地的防御任务，应该不折不扣地服从三战区的命令!”吴则中、周绍成等是以江南民意“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谈的，也对新四军进行了“声讨”。
陈毅听了，禁不住哈哈大笑，直视汪国栋问道：我想问问汪国栋先生，身为京镇区的督察专员、保安司令，你的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在哪里?你的保安部队又在哪里?你见过日本鬼子吗?你可曾见着日本鬼子打上几枪?
汪国栋被陈毅连珠炮似的提问弄得晕头转向，还以为是责问他是否勾结日本人了呢，慌乱中所答非所问地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立刻引来满堂笑声。
陈毅又问吴则中、周绍成：我想请问吴则中、周绍成先生，你们身为江南民意代表，是否到过敌后，问问那儿的百姓在日寇的统治下是如何过日子的?你们见过鬼子吗?吴、周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陈毅不屑于再问他们什么，转过脸来对着冷欣，提高声音说：“冷指挥，江南的情况一目了然，有些人到新四军去要点缴获品装装门面的小事就不说了吧。这里就说几个大的数字。”陈毅把新四军与日军大大小小百余仗的歼敌、缴获数字，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究竟什么人游而不击，什么人保存实力，什么人不攻坚御敌，不言自明。
冷欣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陈毅进逼，以大量事实说明新四军深入敌后以来卓有成效地开展游击战争，迭受蒋介石、顾祝同通电嘉奖，批驳了污蔑新四军“游而不击”“保存实力”等不实之词，同时历数了对敌斗争的实际困难，指出物质条件极为恶劣，强烈要求三战区切实负起自己的领导责任，按规定保证新四军最起码的军需供应，以利敌后抗战的继续进行。冷欣落了个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
经过长达三昼夜的艰苦谈判，核查事实，对照有关条文，冷欣不得不承认：“新四军游击战确实打得好，这毋庸讳言。”承认要新四军放弃敌后游击而以劣势的装备担任阵地防御任务是弃其长而用其短；承认过去有克扣新四军经费和武器装备等情况，给新四军执行任务造成了困难。
积多年来同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陈毅对冷欣这一番表白并不放心，他还要试一下对方的诚意。陈毅说：“光承认新四军第一支队担任阵地防御不合时宜还不够，必须废除那个不合理的命令才行。我必须正告冷指挥，如果还抱着老皇历不放，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新四军，或者假他人之手挑起摩擦，甚至造成两党合作抗日的破裂，那恐怕谁也承担不起的。我今天是抱着合作抗日的诚意来的，如果这个问题谈不好，我只好回去报告我党中央，请我党中央出面与委座直接交涉了!”
冷欣自知压不服陈毅，只好表示收回成命，同时向陈毅作了少有的友好表示：“这一回决不是说空话，一定说到做到!”
陈毅哈哈笑道：“我们是军人，说了就要算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嘛!我们的参谋长已经回去传达冷指挥的命令去了。”
几天以后，冷欣拍来电报说：水阳至高淳一线防御任务，已交由第五十二师接管。这场调防风波遂告平息。(待续)
( 责编 雷 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