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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谣言被认为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网络谣言基于互联网基础，生成与传播在短时间内呈现爆炸式增长。因此，对网络谣言的界定和生成进行研究梳理具有现实必要性和时代紧迫性。
关键词：谣言；网络谣言；界定与生成；概述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186-01
网络谣言的研究是顺应当前中国互联网普及性、规模性和影响性与日俱增的必然要求。网络谣言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舆论，背后反映着社会的关注点和聚焦点。所以，在当前的自媒体时代，研究网络谣言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一、网络谣言的定义
在《辞海》里，“谣言”被解释为：“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捏造的消息”。在《现代汉语词典》被解释为“无确实根据的消息”。《韦伯斯特英文大字典》的定义是谣言是缺乏依据，或未经证实的，很难辨别真伪的流言、传言或意见。《朗曼现代英语字典》把“rumor”定义为：“人与人之间传达的，关于某人私生活或官方的决定讯息，可能是真的，也可能并不真实。”
德國是现代谣言研究的摇篮，影响最大的是开创谣言、流言精神分析先河的心理学家荣格（1910），他认为“谣言是‘潜意识中的表征’，集体无意识——‘原型’是谣言、流言的‘谣’与‘流’的源头，开创了谣言精神分析的先河。”最早对谣言进行专门和系统研究的是美国学者。20世纪30年代末，大批研究者受“二战”刺激开始研究谣言与谣言控制。美籍日裔社会学家涩谷保（1966）认为谣言是“Improvised News”，即人们在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
国内最先关于网络谣言的研究始于2002年，当前学术界对“谣言”的认识存在多样性，不同学者在针对不同的研究主体时会侧重于不同的谣言定义。本文将从谣言内容本质真实性的角度出发对当前不同的谣言定义进行归纳分析。根据谣言内容是否属实，可以将其划分为“虚假性”、“中立性”和“真实性”三大类。
“虚假性”——即言论传播的内容没有客观的事实依据，是凭空捏造或者传播者根据部分信息主观臆想。茹鲜古丽·吾普尔（2008）就明确提出“谣言是非官方的，谣言的特点集中于非经证实即虚假性上”。刘建明（2000）从区别谎言的角度指出“谣言作为舆论出现，是众人传播虚假事件的行为，但多数传播者并不认为它是假的。因此它和谎言不一样，说谎者意识到说的是假话，一个人或者少数人造谣生事仅仅是谎言。可见谣言是指众人无根之言的传播”。
“中立性”——即言论传播的内容未经证实，暂时无法确认真实与否，需要明确和更多充分的信息才能判断是否属实。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1947）提出的谣言公式强调了信息的模糊性，突出了信息的不确定性和尚未证实。同时提出的“谣言（流言）是指在人群中，通常以口头形式传播的，暂时还没有证明真假的一种特殊的陈述。”巢乃鹏和黄娴（2004）认为“谣言是一种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情、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解释。”何雨、陈丽君（2012）指出网络谣言是在网络媒介中广泛传播开的未经证实的叙事观点或评论。
“真实性”——即言论传播的内容本质上是真实且正确的，只是尚未被证明，现实中很多情形就是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最后往往被证明是真实的。具有“真实性”属性的信息发布者或传播者往往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能够使受众选择相信信息的真实性。“真实性”信息的另一种情况是传播内容是完全符合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已经被完全认可，不存在任何疑问，只需要官方正式正式即可。
二、网络谣言的产生
网络谣言的产生离不开社会现实来源以及传播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在网络谣言的产生综述将从客观现状因素和主观认为因素进行归纳阐述。
网络谣言产生的现实客观原因——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1947）提出了谣言决定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式说明谣言的产生必须有重要事件的发生。普拉桑特·博迪亚与迪方佐（2004）指出，谣言生成是由于人们在混乱时期，为解决社会问题或者获得社会认知而进行的一种集体行为。
田惠凤（2012）指出，网络谣言的主要成因在于政府监管与防范意识的薄弱、公民网络素养与科学素养的欠缺、网络媒体自身的缺陷等方面；王国华、方付建、陈强（2011）则认为网络谣言的成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公信力危机等方面。孟鸿、何燕芝（2012）经过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分析，指出网络谣言的成因主要在于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健全、政府公信力低以及等社会环境。
网络谣言产生的人为主观原因——克罗斯（1953）在谣言公式基础上指出谣言的产生与“公众批判力”这一因素也呈现反比关系，受众批判能力越强，谣言的滋生就越困难，反之则越容易。R.L.罗思诺与G·A·费恩（1990）加入心理的因素，认为一般谣言的流传还与人们的好奇心和听取新闻的愿望有关。
国内学者在网络谣言产生的人为主观因素同样早有认识。黄卫星、康国卿（2011）总结了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受众复杂的心理状态，如从众心理、泄愤心理、投射心理、窥私心理、选择心理等；王国华、方付建、陈强（2011）则认为在于安全感缺乏、从众心理、社会记忆等方面。孟鸿、何燕芝（2012）经过分析，指出网络谣言的成因主要在于当前社受众理性精神不足等因素。
参考文献：
[1]茹鲜古丽·吾普尔.从谣言传播看传播的社会责任——网络谣言与网络传播社会责任[J]，传播与版权，2014（08）：56.
[2]巢乃鹏，黄娴.网络传播中的“谣言”现象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4（6）：34.
[3]田惠凤，郭秋玲.浅谈法治与和谐社会[J].中国集体经济，2007（8）：20.
[4]黄卫星.多方合力“网上治谣”[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2-13（2）.
[5]王国华，汪娟，方付建.基于案例分析的网络谣言事件政府应对研究[J].情报杂志，2011，30（10）：72-76.
作者简介：孙磊（1990—），男，汉族，浙江嘉兴市人，学生，管理学硕士，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公共管理专业，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关键词：谣言；网络谣言；界定与生成；概述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186-01
网络谣言的研究是顺应当前中国互联网普及性、规模性和影响性与日俱增的必然要求。网络谣言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舆论，背后反映着社会的关注点和聚焦点。所以，在当前的自媒体时代，研究网络谣言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一、网络谣言的定义
在《辞海》里，“谣言”被解释为：“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捏造的消息”。在《现代汉语词典》被解释为“无确实根据的消息”。《韦伯斯特英文大字典》的定义是谣言是缺乏依据，或未经证实的，很难辨别真伪的流言、传言或意见。《朗曼现代英语字典》把“rumor”定义为：“人与人之间传达的，关于某人私生活或官方的决定讯息，可能是真的，也可能并不真实。”
德國是现代谣言研究的摇篮，影响最大的是开创谣言、流言精神分析先河的心理学家荣格（1910），他认为“谣言是‘潜意识中的表征’，集体无意识——‘原型’是谣言、流言的‘谣’与‘流’的源头，开创了谣言精神分析的先河。”最早对谣言进行专门和系统研究的是美国学者。20世纪30年代末，大批研究者受“二战”刺激开始研究谣言与谣言控制。美籍日裔社会学家涩谷保（1966）认为谣言是“Improvised News”，即人们在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
国内最先关于网络谣言的研究始于2002年，当前学术界对“谣言”的认识存在多样性，不同学者在针对不同的研究主体时会侧重于不同的谣言定义。本文将从谣言内容本质真实性的角度出发对当前不同的谣言定义进行归纳分析。根据谣言内容是否属实，可以将其划分为“虚假性”、“中立性”和“真实性”三大类。
“虚假性”——即言论传播的内容没有客观的事实依据，是凭空捏造或者传播者根据部分信息主观臆想。茹鲜古丽·吾普尔（2008）就明确提出“谣言是非官方的，谣言的特点集中于非经证实即虚假性上”。刘建明（2000）从区别谎言的角度指出“谣言作为舆论出现，是众人传播虚假事件的行为，但多数传播者并不认为它是假的。因此它和谎言不一样，说谎者意识到说的是假话，一个人或者少数人造谣生事仅仅是谎言。可见谣言是指众人无根之言的传播”。
“中立性”——即言论传播的内容未经证实，暂时无法确认真实与否，需要明确和更多充分的信息才能判断是否属实。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1947）提出的谣言公式强调了信息的模糊性，突出了信息的不确定性和尚未证实。同时提出的“谣言（流言）是指在人群中，通常以口头形式传播的，暂时还没有证明真假的一种特殊的陈述。”巢乃鹏和黄娴（2004）认为“谣言是一种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情、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解释。”何雨、陈丽君（2012）指出网络谣言是在网络媒介中广泛传播开的未经证实的叙事观点或评论。
“真实性”——即言论传播的内容本质上是真实且正确的，只是尚未被证明，现实中很多情形就是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最后往往被证明是真实的。具有“真实性”属性的信息发布者或传播者往往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能够使受众选择相信信息的真实性。“真实性”信息的另一种情况是传播内容是完全符合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已经被完全认可，不存在任何疑问，只需要官方正式正式即可。
二、网络谣言的产生
网络谣言的产生离不开社会现实来源以及传播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在网络谣言的产生综述将从客观现状因素和主观认为因素进行归纳阐述。
网络谣言产生的现实客观原因——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1947）提出了谣言决定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式说明谣言的产生必须有重要事件的发生。普拉桑特·博迪亚与迪方佐（2004）指出，谣言生成是由于人们在混乱时期，为解决社会问题或者获得社会认知而进行的一种集体行为。
田惠凤（2012）指出，网络谣言的主要成因在于政府监管与防范意识的薄弱、公民网络素养与科学素养的欠缺、网络媒体自身的缺陷等方面；王国华、方付建、陈强（2011）则认为网络谣言的成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公信力危机等方面。孟鸿、何燕芝（2012）经过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分析，指出网络谣言的成因主要在于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健全、政府公信力低以及等社会环境。
网络谣言产生的人为主观原因——克罗斯（1953）在谣言公式基础上指出谣言的产生与“公众批判力”这一因素也呈现反比关系，受众批判能力越强，谣言的滋生就越困难，反之则越容易。R.L.罗思诺与G·A·费恩（1990）加入心理的因素，认为一般谣言的流传还与人们的好奇心和听取新闻的愿望有关。
国内学者在网络谣言产生的人为主观因素同样早有认识。黄卫星、康国卿（2011）总结了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受众复杂的心理状态，如从众心理、泄愤心理、投射心理、窥私心理、选择心理等；王国华、方付建、陈强（2011）则认为在于安全感缺乏、从众心理、社会记忆等方面。孟鸿、何燕芝（2012）经过分析，指出网络谣言的成因主要在于当前社受众理性精神不足等因素。
参考文献：
[1]茹鲜古丽·吾普尔.从谣言传播看传播的社会责任——网络谣言与网络传播社会责任[J]，传播与版权，2014（08）：56.
[2]巢乃鹏，黄娴.网络传播中的“谣言”现象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4（6）：34.
[3]田惠凤，郭秋玲.浅谈法治与和谐社会[J].中国集体经济，2007（8）：20.
[4]黄卫星.多方合力“网上治谣”[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2-13（2）.
[5]王国华，汪娟，方付建.基于案例分析的网络谣言事件政府应对研究[J].情报杂志，2011，30（10）：72-76.
作者简介：孙磊（1990—），男，汉族，浙江嘉兴市人，学生，管理学硕士，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公共管理专业，研究方向：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