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古民居雕饰俗称“徽州三雕”，即木雕、砖雕、石雕，工艺精湛、情趣高雅、题材丰富，是徽州人生活环境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内涵的直观反映。古代徽州作为“程朱阙里”，素有“东南邹鲁”之称，自古文风昌盛。两宋以来，徽州人在儒家思想及“程朱理學”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强化了“崇儒尚文”的传统，养成了“知行合一”的理性实践精神，形成了“忠孝节义”的社会伦理关系。徽州“三雕”艺术于明清发展至鼎盛，其根植于徽州传统社会人文环境，以徽商资本为经济基础，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宗法伦理为社会基础，成为徽州古民居普遍而成熟的建筑装饰。
　　安徽博物院藏有数量可观的明清时期徽州古民居建筑构件，梁坨、斗拱、撑拱、雀替、窗扇、栏板、月梁、门罩、柱础等品类多样，木、砖、石材质齐备，可大致反映徽州古民居雕饰的发展脉络、艺术风格和文化内涵，本文将以馆藏为例，对其特征进行简要分析。
　　一、由简至繁再入简的时代特征
　　艺术现象的出现离不开现实生活的需求。徽州三雕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和首要原因是由于徽商的兴盛。明清时期，徽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帮派体系，“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古徽州地区地狭民稠，在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背景下，又受限于建筑礼制，“贾而好儒”“富而不贵”的徽州商人只能在居所的布局和装饰上采取了“小而精”的方式，在以木、砖、石为主的建筑构件上施以精雕细镂，徽州“三雕”应运而生。
　　明代早期，徽州“三雕”朴素粗犷，动感强烈，造型浑元结实，具有奔放、古拙的艺术风格。强调线条造型，几何纹饰使用较多。技法比较单纯，主要采用平面浅浮雕手法，是为“简”。
　　明中叶后，随着徽商财力的不断增强，受到“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思想的影响，徽商在居住消费方面突破了徽州传统的节俭观，将居所的营造视作社会地位的弥补，在建筑的布局、用材、装饰等方面攀比争奇，推陈出新。“三雕”的制作开始注重趣味性和意象性，祥瑞及人物形象更多出现。明几何纹木雕窗栏板（图一）上饰镂空卷草纹，中间几何纹样嵌以夔龙，典雅而富于装饰性，下方镌以鹿苑、瑞草、灵芝等，寓意吉祥。
　　入清以后，民居雕饰在造型与结构上基本继承了明代的传统，但简洁素雅的风格有所转变。总体上渐趋精细，注重情节和构图，主要部分透雕层次加深，讲究精雕细刻。多层透雕取代平面浅雕成为主流，追求华丽的视觉感受，雕刻手法多采用深浮雕和圆雕，提倡镂空效果。以雕刻的层次来体现构图的透视变化，人物景致的远近关系，画面的故事情节等。清人物花卉鸟兽木雕窗栏板（图二），山水树木、人物走兽、花鸟虫鱼集于同一画面，错落有致，层次分明，栩栩如生。中部开光刻画士绅文娱活动，弈棋、读书、赏画、骑射，各有所好；上下部分饰以葡萄、牡丹、夔龙、凤凰，狮子、禽鸟等，生机盎然，富有趣味。
　　清晚期至民国，时局动荡、战火频仍，以徽商财富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受到沉重打击，加之近代新学术、新文化渐次兴起，明清时期徽州传统文化各种现象或消退或转型，徽州地域文化博大、精致的发展阶段告一段落。徽州三雕随之进入“简化”时期，但这种简化是工艺、材质、审美等艺术品格的全面退化，作品松散沉闷，刀法粗糙，那种自信的艺术感觉也骤然消失。
　　二、融合与创新的艺术特征
　　明清时期，伴随着徽商经营的成功与宗族势力的发展，徽州崇文重教的风尚日盛，“以才人仕，以文垂世者”多，形成了“商成帮、学成派、人成群”的社会现象，人文荟萃，在文化艺术的众多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徽州古民居雕饰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汲取营养，促进了自身技艺的进步和艺术风格的形成。
　　在诸多艺术门类当中，新安画派及徽州版画对于徽州木雕艺术的影响较为深刻。“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肇兴，以徽州籍画家为主体，以黄山、白岳及徽州山水为创作题材，画风崇尚清逸简淡，意境追求悠远冷峻的画坛流派。其鲜明的文人格调受到了徽商的认可和欣赏，“贾而好儒”的徽商钟情乡梓文化，不吝出资收藏画作，热心结交画派名家，徽商与画家的交往增进了这种艺术风格在建筑雕饰上的体现。从内容上看，吸收了新安画派“师从造化”的创作思路，善于表现家乡景致；从手法上看，雕饰作品刻画工整细腻，线条道劲流畅，具有“新安画派”的特征；从构图上看，疏密相衬，动静相生，画面简淡高古。
　　徽派版画是受徽州刻书业直接影响而迅速崛起的艺术流派，明末清初达到高峰，坊刻、家刻灿若繁星，刻工名手如云，盛极一时。这些版画刻工以刀代笔，善于将画家笔法通过自己的技艺形神兼备的进行立体化呈现。他们在雕刻书版的同时，也雕刻建筑构件，培养雕刻工匠，为徽州民居建筑雕饰提供了人才基础。同时，徽派版画善于运用白描手法造型，线条细如毛发，柔如绢丝，刀法以工整、秀丽、缜密见长，以线条的粗细、曲直、起落、繁简、疏密来表现事物的相互关系，抒情气息浓厚，极大的丰富了徽州“三雕”的工艺技巧，增强了民居雕饰的艺术表现力（图三）。
　　此外，徽州古民居建筑雕饰还受到了徽州戏曲艺术的影响。徽州戏曲艺术源远流长，由具有原始文化特征的“傩戏”而来。徽州人喜爱戏曲表演，群众基础深厚，明朝嘉靖年间，徽州艺人在吸收戈阳腔的基础上，形成徽剧，是为京剧的滥觞。在徽州古民居雕饰上，戏曲人物故事时常作为主题图案，在布局及造型上也吸收了戏剧舞台上的写意风格（图四）。“徽州三雕”还借鉴了戏曲艺术中运用表情、配饰、身段、走位等元素来刻画人物形象，展开故事情节，甚至直接对戏剧舞台进行复原（图五）。
　　徽州古民居建筑雕饰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是孤立、封闭的，在徽州良好的文化氛围中，艺术门类的方方面面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展现出繁花似锦的景象。雕刻艺人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自己的文化艺术素养，他们通晓诗文、擅长绘画，善于糅合和使用其他艺术元素，在建筑构件上进行创造性的使用，能够对素材进行创新性的提炼、创作进而表达情感，使徽州古民居雕饰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三、崇儒重教的内涵特征
　　徽州古民居雕饰内容广泛，题材的选择注重思想情感的表达，“物必饰图，图必有意”，既注重美观，也具有“寓教于美”的社会功能。其中，反映儒家思想的人物故事、生活场景及富有传统寓意的吉祥图案等占有极高的比重。
　　在数次中原战乱中，徽州地区接纳了大批迁徙至此的士族百姓，中原儒家文化随之融入，“俗益向文雅”。宋明理学兴起后，徽州人在理学思想的浸染下，“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读书穷理”、“格物致知”为己任，追求“明道正谊”，纲常伦理和宗法制度对徽州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徽州古民居雕刻是从徽州这种文化氛围诞生的，其表现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清晰地表明了以儒学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忠孝节义、诗礼传家、中庸和谐等浸润着儒家文化（图六、图七）的图案在“徽州三雕”中极尽表现，是使用最为广泛的雕刻题材。
　　徽州古民居雕饰注重奉行儒家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崇尚本色，很少用色彩髹饰，一般保留着天然材质的纹理和色泽，追求平淡与自然之美。常常将人物故事与花卉、禽鸟、走兽、山水等自然题材纹样相结合，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进行设计，曲线丰富，充满人情味，显示出徽州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
　　徽州古民居雕饰在文化内涵上还突出体现在对人的伦理道德教化上。徽州是一个宗族社会，聚族而居及其严密的宗法制度，是徽州最典型的社会现象之一。南迁至徽州的中原士族为了生存和发展强固了原有的宗法观念和宗族组织，南宋以后，新安理学的思想和观念在徽州深入人心，更是强调建立适合中国宗法等级制的、以家庭（家族）为本位的人伦思想和人伦规范。为了提高族人的宗族意识，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巩固宗族制度，徽州社会采取了一系列的教化措施强化族人的伦理观念。民居雕饰这种直观、趣味的“教材”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远离刻板生硬的说教，“润物细无声”的浸染和感化生活其间的人们，成为道德教化重要手段，具体体现在雕饰内容的世俗化和生活化上。这些雕饰的内容以人物故事和生活场景为主，大多描绘家族和睦、尊老爱幼、夫妻融洽（图八至图十）等画面，告诫和劝谕人们“重宗义，讲世好”，着力推行以“三纲五常”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孝梯、忠恕、节烈等为主要内容的伦理观，以维持社会长久、和谐、稳定的发展，也是儒家人本思想的理性实践。
　　徽州古民居雕饰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人文意涵，得益于古代徽州深厚文化底蕴的滋养，是徽商经济实力和徽州人价值理念的物化表现。徽州古民居雕饰在题材上秉持儒家价值观念，以“仁”“礼”为信条，追求美好而不功利；在工艺上，博采众长、精致细腻，富丽而不浮夸；在形式上，古樸内敛、雍容有度，文人意味深长；在内涵上，“成教化、助人伦”，突破了建筑装饰的功能属性。徽州古民居雕饰是古代徽州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徽州地域文化重要的显性标识，也是其他地区建筑雕饰一般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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