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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任访秋先生以五四的精神来治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文字多趣味与学识，与京派学术有所关联。他研究周氏兄弟的遗稿，对后学而言，是不可多得的所在。
关键词：任访秋；鲁迅研究；京派学术
我青年时接触到任访秋先生的文章，有格外的亲切感。他的文字和那时候的学术表达不同，有晚清文人的气象，而思想又没有老朽气。先生述学文体有一点周作人的味道，连思想也染有类似的脉络。那时候的学者文章，没有文人的感觉，多是八股的调子，他以五四的精神来治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文字里多趣味与学识。那和京派的学术有着一点关联，但轻易不易察觉到。在我的印象里，现代文学界左翼传统占了主导地位，而京派风格殊少，说他是学界的京派的孑遗，也是有道理的。
在研究明代文学的论文里，他显示了良好的学术眼光，可以说为他后来的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的基本点是，从思想史与文本的关系中，寻找知识界心灵发展的规律，以审美的与社会学的方式，介入文学史研究的话题。他青年时代的文章，明显感受到胡适、周作人的影响。一些文章是对自己的师辈思想的呼应。五四那代人给他的最大启示是，一切文学现象，都是历史的现象，同时也是心灵的现象。以静止、孤立的眼光看待文学文本，总有些局限。我们看他的文章，基本的逻辑都与五四新理念有关。可以说，对那些学人的治学方法与价值观，他是领略颇深的。
不过，治学不都是自己欣赏的文本的罗列，还要处理与自己经验相左的人与文。这给了他多种挑战，突出的是对现代文学史的描述和对鲁迅遗产的解释。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似乎无法面对西学的话题，对左翼的传统也未尝没有隔膜的地方。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对一段文学历史的瞭望，他有自己的方法论，即从传统文化延伸的逻辑与变异里，梳理历史的脉络。在对鲁迅的认识上，以明清以来的学术承传意识和五四新历史观为之，辟以新径。这就与苏联传来的思想有些距离，所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从所留下的文章看，先生在文学研究中所体现的精神，都是耐人寻味的。
早在1930年，当鲁迅与周作人先后受到围剿的时候，他就敏锐地发现了他们的价值，对周氏兄弟的差异有会心的描述。那篇发表在《新晨报》上的《我所见的鲁迅与岂明两先生》，谈及鲁迅、周作人时，联想起“李杜”“韩柳”，慧眼识珠，可以说是青年学人最早对周氏兄弟进行思考的文本之一。凭着良好的直觉，他看到了五四一代人的超越时代的隐含。那种理解力，以感性的方式证明了他是周氏兄弟思想的知音。
显然，先生的审美判断属于文化批评的那一种，他的前辈学人有许多作品带着这样的思路。他的知识兴趣，不在主流的世界。对他而言，以历史的方法，从学术的流派史里把握文学，比那些从审美到审美来谈作家作品更为重要。任先生觉得，文学史是可以与学术史并行不悖地加以考察的。鲁迅、胡适、周作人的文章，就是跨界思维的产物。他们的文字，介于诗学与哲学之间。而治现代文学史，倘遗漏了学术趣味，则可能把丰富的文学景观窄化了。
20世纪50年代后的文学史研究与教学，是淡化学术精神的，文学与哲学、史学交叉的地段殊少。而任访秋觉得，文学研究不可避免要与其他学科交叉，因为研究的对象，就没有现在的学科意识。章太炎、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等人，在诸多领域的建树，已经让现在的学科制度下的研究视角显得有些苍白。
这里，我们不妨看看他在鲁迅研究领域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任先生研究鲁迅，和唐弢、李何林不同，自然没有在那时候的鲁迅研究的前沿。我有时候想，他的鲁迅研究，是职业需要还是心灵的需要？这可能是理解其思路的关键点。我自己觉得，鲁迅对于他，在信仰的层面是可能的，但给他最大兴趣的不是其精神的共振，而是从其天才的文本里，考察作家何为的问题。即鲁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写了学术史的基本理念。而这些，对他自己的治学而言，乃不能不面对的话题。
他对鲁迅的研究，没有周扬那代人的调子，毛泽东思想的痕迹有限。在那样一个时代，跟着潮流者多，保留自己的兴趣个性者少。做到言从心出，思由己见，是大难之事。他谈及鲁迅，用的是学术史的眼光。以晚清的学术史脉络讨论问题。注重鲁迅与严复、章太炎、梁启超、林纾这些前辈学人的关系，看到鲁迅成为鲁迅的学术因由。比如，在讨论晚清的思想运动时，把握住了鲁迅受到前人影响的因素，梳理的恰是哲学观、审美观的逻辑起点。从学术传统去把握一个人的世界与时代文学的特点，他做得比许多人要自觉。
在诸多研究文字里，他特别喜欢对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关系的描述。《鲁迅与胡适》、《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蔡元培》、《鲁迅论钱玄同》诸文，所言均为学术史的话题，不似一般人的泛道德化的语录，其谈吐自然，都有见识。这很接近五四文化的生态，对不同色调的存在颇多心解。胡适在回忆近代以来的文学时，是自觉运用这样的方式的，后来此套逻辑断裂，而任先生在思想单一的年代独解其妙，对现代文学史研究而言，是广增见识的选择。
因为这种交叉的思路的运用，就不是就鲁迅而谈鲁迅，他与环境的关系就复杂了。
就个人性情而言，任访秋与周作人近。比如对野史的感觉，对文学流派的认识，都有相通之处。这不仅是因为周氏是自己的老师，重要的在于，其学术思想在本质上是贴近历史，又有现代性的因素的。在周作人附逆之后，学界不太敢谈他，可任先生依然守住底线。以周氏的思路继续自己研究。他有意无意地运用周氏的学术理念，在多样化的文学形态里穿梭，笔下的文学地图，就有了别人少见的标志。
任先生说，周作人是一个消极的反抗者，这是对的。就学术思想而言，政治的盲点或失误，与学术研究不在一个尺度里可以评价。学术是学术，政治是政治。学术史的观点与人生观，不是简单的重叠，而有诸多的差异。这个尺度，他掌握得较好。也由于此，他的文风与理路显得不合时宜。当左翼文学史观统治学界的时候，他以厚重的史家感觉，延续了京派的传统。在他的潜意识里，五四后形成的学术精神，有历史的缘由，不可一笔抹煞。 任先生研究鲁迅，看到的是文本背后的存在。他意识到鲁迅文本没有被言说的部分，那个隐含在词语深处的一切，对研究者更为重要。比如谈到《狂人日记》、《祝福》，他能从反理学的层面展开话题，把李贽、戴震、谭嗣同、刘师培的思想与鲁迅的意识交织于一体加以关照，有着自己的气象。当一般的研究把鲁迅作为作家加以关照的时候，他却喜欢将其看为学者进行研究。他眼里一直有一个学术的生态概念。在他看来，鲁迅的出现，与那时候的学术生态有关。因为熟悉严复、梁启超、林纾、章太炎的传统，又能以中正的看法描之，现代文学背后深远的历史情思，便飘然而出。
民国时代的学术地图，在他心里清清楚楚。他谈论五四那代学人，形成了瞭望鲁迅的参照。他看重那些差异，在差异里才能见到真面目，而没有差异，则会使创造性得以遏制。这里，他绕不过去的是对自己的老师的评价。曾经深切影响过他的胡适、周作人，当如何定位，这有他的痛苦。而那时候给他启示的是鲁迅。在鲁迅的参照下审视民国的知识群落，看出的恰是彼此的差异。《鲁迅与胡适》一文，讨论两人治学方法与清代朴学的关系，颇得要义，言及胡适的缺陷，则说其改良主义与站在统治者立场说话的选择，限制了其发展，所言恳切，那是与鲁迅对比的缘故。他能够从一种文化生态里看一代人的恩恩怨怨，在这个层面考察鲁迅的独异性，话题就丰富了。新中国后，学界对五四那代人的理解，是日渐简化的，而任先生却注重彼此的不同，看到内在的复杂景观。学术的魅力在于直面复杂的、不可理喻的存在。越是难以以日常语言归类的人与事，越有深入考辨的价值。现代文学史在他那里，乃波澜壮阔的世界，许多沉入水面的遗存，可能更有打捞的价值。他于此得有搜寻的快慰。
任先生在鲁迅研究的过程中，不喜欢孤立静止地就文本而谈文本。有时候面对一些话题，以互证的方式为之，参之他人的经验。这与周作人的思路接近，也是民国史学界常用的方法。在谈到鲁迅的时候常常提到周作人，深知彼此的精神联系，而研究鲁迅，放弃对周作人的打量是有问题的。他在论文《试论晚清第二次文学运动》中对周氏兄弟企图在晚清发动的第二次文学运动的考察，有出人意外之笔，所谈深入而得体。先生把留日时期的周氏兄弟的翻译活动当作一个运动，似乎有意放大了话题，但细想一下，这确绕开了一般学人的思路，不失一家之言。周氏兄弟在日本期间的文学活动，已经脱离了梁启超的思想，又别于章太炎，那深意在后来日益显现出来。鲁迅自己对此所述甚少，倒是从周作人那里流露颇多。从周作人的资料看鲁迅，印证历史的话题，就把鲁迅的暗功夫与暗背景浮现出来。
周作人给他最大的影响，可能是读书的趣味。比如喜谈掌故，深味杂学，从今人身上看古人的投影。而文章的写法，都非宏大的叙述，没有八股的元素，多知识与情调的流露。任先生的许多文章都非一本正经的论文，乃学术小品的放大。我们读他们的文章，能够觉出学术的乐趣来。
以学术史的感觉治文学史，连带着的问题是思想史与审美精神的关联。这样的研究是跨语境的尝试。胡适、鲁迅、周作人都有此风。后来的学界，把文学史静止在作家文本、思潮上，抹去了文学身边的那些影响作家世界的存在，就只有树木，不见森林了。任先生在面对鲁迅的时候，不是仅仅停在文学感觉里，他特别关注非文学的因素，因为在现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能够从史学的角度，从一种历史的视角来切入鲁迅研究的人不是很多。较同时代人来讲，他更自觉从学术史的视角来打量鲁迅。他在看《汉文学史纲要》时，发现鲁迅在梳理中国文学作品时，其概念的使用和当时流行的词语，包括鲁迅自己翻译的理论存在差异性。为什么引进的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自己却以中土的思维为之？这引起了任先生的思考。他从一些话语中，窥见了鲁迅血液里的中国旧式的治学思维。鲁迅翻译了那么多域外文学理论文章，自己的批评文字与述学章句，却有刘勰、太炎遗风。这是了解鲁迅思想的重要一环。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看鲁迅，也就把其思想单一化了。鲁迅从域外文学家的言谈里感到，那些作家对母语的内在潜能是有一种召唤力的。屠格涅夫就强调了词语音响的效果，那是民族语言特有的东西。鲁迅虽然摄取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但精神深处的传统精神是浓烈的。我们看屠格涅夫等人的写作经验，鲁迅是深味其中的要义的。
在许多文章里，任先生喜谈鲁迅与传统的关系。这个话题很难。尤其言及儒学在鲁迅思想里的位置，是有挑战性的。我注意到他对鲁迅和儒学的关系的看法，特别是对鲁迅和孔子的关系的阐释，是厚道者之言。他注意到鲁迅当时在北平吴承仕所主编的《文史》杂志上发表的《儒术》，由此发现了许多隐秘。吴承仕所主编的《文史》杂志很特殊，既有京派人的文章，也有鲁迅这样的左翼作家的文章。彼此都涉及到儒家的传统。鲁迅对此有自己的新解，他在《儒术》里隐含了对京派文人的批评。中国消极反抗的知识群落，是有一个传统的。那些借儒家思想苟全性命于乱世当中，藉此来达到身心的平和的思想，在他看来是值得警觉的。他认为其间隐含了中国读书人的消极堕落的因素。任先生可能是最早对这几篇文章进行研究的学者。研究《儒术》这篇文章，我们会发觉到鲁迅跟京派文学、传统文化和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之间复杂的关系，也涉及到吴承仕从章太炎重要的弟子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信徒的缘由，有现代学术史中复杂的学术线索。任先生在打量这篇文章时，其目光之深切，在同代学者中是少见的。而且他对鲁迅与程朱理学的思考很深刻，说明他对整个中国学术史的深切领会颇深。
而在谈到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的时候，他言及到谢无量先生的《中国大文学史》，对谢无量提出了批评，说他的观点比较平庸，其见识未必中正。这里有他的偏激处，但一些地方也不无道理。他的整个学术活动和中国近代以来学术史不同的知识谱系不同，任先生进入话题的时候，能在复杂的学术形态里面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谢无量没有被其认可，可能与其五四的情结有关。对一个文化形态有独立的理解，且有批评之声，不是人人可以做到，而先生独能，我们看得出他的功底。
理解鲁迅最难的地方，是如何把握其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他于此留下的笔墨，我看很是重要，且最有价值。我觉得他对此的心得是新的，有独特的发现。任先生对鲁迅的思维方式的把握，没有用逻辑学和哲学的理论为之，对鲁迅评价历史人物的文章，有细致入微的解析。在《学习鲁迅的治学精神》、《鲁迅评论人物浅谈》、《鲁迅与龚自珍》诸文里，他发现了鲁迅思维和和传统的士大夫是不一样的，和五四以来那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也路径不同。我一向认为，鲁迅说话从来不说“是”与“不是”，他在探讨问题的时候，在肯定什么的时候也会否定什么，他从不在单一的层面上来把握自己，而是在复杂的环境上把握一个人、一件事。任先生大概是最早有这样体悟的人，他是从主流上辨别邪正，从环境本质上辨别是非善恶，全面的考察，不以偏概全。而且在举例子的时候，最常见的是一些明清学界的典故，没有举30年代以来鲁迅和各种人的论战，这和他的兴趣有关。他在鲁迅的杂文里看到了对六朝乃至晚明文人的态度包含的隐喻，所得颇多。从杂文里读出历史的经纬，恰也证明了鲁迅不凡的价值。
这样的视角，深味古代文学的人才能具备。与其齐肩者，也就只是王瑶那样的学人。不过王瑶在政治的中心，虽然有中古文学研究的基础，但历史的语境使其不能于此长久沉潜，有意遗漏学术层面的话题。唐弢是有类似的意识的，但审美偏好多于学术史的意识，还不能承担此任。李何林是战士，自然关心的是革命的话题，与京派的传统隔膜也系自然之事。任访秋先生在学界的边缘，却独以学术眼光与文学史相遇，与鲁迅对视，所得的印象与结论，与时代精神略有偏离，但却说出别的史学家没有的话来。他由此具有了一种气象。不是从50年代的政党政治的层面讨论文学史，而是保留了鲁迅、周作人、胡适的史学传统和文学史理念。这是明代以来学风的延续，而且把作家与文化史的关系作了厚重的梳理。在鲁迅研究方面，他坚持的以学术精神整理文学文本与作家思想的理念，是对泛意识形态精神的抵制。这一点与曹聚仁比较接近。他的立场，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注意。而现在能够做到此点的人，真的不多。我从陈平原等人近年的思考里，感受到了他们彼此的内心的相通性。
自晚明以来，中国知识阶层面临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文学一直在守节与失节、个人与团体间游荡。文人作文，也徘徊于言志与载道之间。文学发展与文学研究，并不在一个层面展开。后者对前者的不对位思维甚多。较之于学界的偏执性，我们聆听他的声音，显得颇为重要。我偶尔读他的书，就想起京派学术的承传，想起五四学术的精魂。他是这精魂的另一类守护神。以任先生研究鲁迅的风格为例，就表现出与历史贯通的风范。能够从文学现象看到思想的逻辑，由这逻辑进入学术史的反思。而学术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生问题。他欣赏周作人乃因其学术见解之深，佩服鲁迅是因其智性之高。前者是他学术的引导，后者乃人生境界的楷模。学周作人易，模仿鲁迅难。但二者的精华都在其身上有所折射。鲁迅对他的支撑在治学里也是不可小视的，他研究周氏兄弟的遗稿，对于我们这些后学而言，是不可多得的所在。这个思路如果深入解之，是可以少走弯路，使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更有历史的厚度。
2013年10月6日
【责任编辑 孟庆澍】
关键词：任访秋；鲁迅研究；京派学术
我青年时接触到任访秋先生的文章，有格外的亲切感。他的文字和那时候的学术表达不同，有晚清文人的气象，而思想又没有老朽气。先生述学文体有一点周作人的味道，连思想也染有类似的脉络。那时候的学者文章，没有文人的感觉，多是八股的调子，他以五四的精神来治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文字里多趣味与学识。那和京派的学术有着一点关联，但轻易不易察觉到。在我的印象里，现代文学界左翼传统占了主导地位，而京派风格殊少，说他是学界的京派的孑遗，也是有道理的。
在研究明代文学的论文里，他显示了良好的学术眼光，可以说为他后来的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的基本点是，从思想史与文本的关系中，寻找知识界心灵发展的规律，以审美的与社会学的方式，介入文学史研究的话题。他青年时代的文章，明显感受到胡适、周作人的影响。一些文章是对自己的师辈思想的呼应。五四那代人给他的最大启示是，一切文学现象，都是历史的现象，同时也是心灵的现象。以静止、孤立的眼光看待文学文本，总有些局限。我们看他的文章，基本的逻辑都与五四新理念有关。可以说，对那些学人的治学方法与价值观，他是领略颇深的。
不过，治学不都是自己欣赏的文本的罗列，还要处理与自己经验相左的人与文。这给了他多种挑战，突出的是对现代文学史的描述和对鲁迅遗产的解释。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似乎无法面对西学的话题，对左翼的传统也未尝没有隔膜的地方。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对一段文学历史的瞭望，他有自己的方法论，即从传统文化延伸的逻辑与变异里，梳理历史的脉络。在对鲁迅的认识上，以明清以来的学术承传意识和五四新历史观为之，辟以新径。这就与苏联传来的思想有些距离，所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从所留下的文章看，先生在文学研究中所体现的精神，都是耐人寻味的。
早在1930年，当鲁迅与周作人先后受到围剿的时候，他就敏锐地发现了他们的价值，对周氏兄弟的差异有会心的描述。那篇发表在《新晨报》上的《我所见的鲁迅与岂明两先生》，谈及鲁迅、周作人时，联想起“李杜”“韩柳”，慧眼识珠，可以说是青年学人最早对周氏兄弟进行思考的文本之一。凭着良好的直觉，他看到了五四一代人的超越时代的隐含。那种理解力，以感性的方式证明了他是周氏兄弟思想的知音。
显然，先生的审美判断属于文化批评的那一种，他的前辈学人有许多作品带着这样的思路。他的知识兴趣，不在主流的世界。对他而言，以历史的方法，从学术的流派史里把握文学，比那些从审美到审美来谈作家作品更为重要。任先生觉得，文学史是可以与学术史并行不悖地加以考察的。鲁迅、胡适、周作人的文章，就是跨界思维的产物。他们的文字，介于诗学与哲学之间。而治现代文学史，倘遗漏了学术趣味，则可能把丰富的文学景观窄化了。
20世纪50年代后的文学史研究与教学，是淡化学术精神的，文学与哲学、史学交叉的地段殊少。而任访秋觉得，文学研究不可避免要与其他学科交叉，因为研究的对象，就没有现在的学科意识。章太炎、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等人，在诸多领域的建树，已经让现在的学科制度下的研究视角显得有些苍白。
这里，我们不妨看看他在鲁迅研究领域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任先生研究鲁迅，和唐弢、李何林不同，自然没有在那时候的鲁迅研究的前沿。我有时候想，他的鲁迅研究，是职业需要还是心灵的需要？这可能是理解其思路的关键点。我自己觉得，鲁迅对于他，在信仰的层面是可能的，但给他最大兴趣的不是其精神的共振，而是从其天才的文本里，考察作家何为的问题。即鲁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写了学术史的基本理念。而这些，对他自己的治学而言，乃不能不面对的话题。
他对鲁迅的研究，没有周扬那代人的调子，毛泽东思想的痕迹有限。在那样一个时代，跟着潮流者多，保留自己的兴趣个性者少。做到言从心出，思由己见，是大难之事。他谈及鲁迅，用的是学术史的眼光。以晚清的学术史脉络讨论问题。注重鲁迅与严复、章太炎、梁启超、林纾这些前辈学人的关系，看到鲁迅成为鲁迅的学术因由。比如，在讨论晚清的思想运动时，把握住了鲁迅受到前人影响的因素，梳理的恰是哲学观、审美观的逻辑起点。从学术传统去把握一个人的世界与时代文学的特点，他做得比许多人要自觉。
在诸多研究文字里，他特别喜欢对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关系的描述。《鲁迅与胡适》、《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蔡元培》、《鲁迅论钱玄同》诸文，所言均为学术史的话题，不似一般人的泛道德化的语录，其谈吐自然，都有见识。这很接近五四文化的生态，对不同色调的存在颇多心解。胡适在回忆近代以来的文学时，是自觉运用这样的方式的，后来此套逻辑断裂，而任先生在思想单一的年代独解其妙，对现代文学史研究而言，是广增见识的选择。
因为这种交叉的思路的运用，就不是就鲁迅而谈鲁迅，他与环境的关系就复杂了。
就个人性情而言，任访秋与周作人近。比如对野史的感觉，对文学流派的认识，都有相通之处。这不仅是因为周氏是自己的老师，重要的在于，其学术思想在本质上是贴近历史，又有现代性的因素的。在周作人附逆之后，学界不太敢谈他，可任先生依然守住底线。以周氏的思路继续自己研究。他有意无意地运用周氏的学术理念，在多样化的文学形态里穿梭，笔下的文学地图，就有了别人少见的标志。
任先生说，周作人是一个消极的反抗者，这是对的。就学术思想而言，政治的盲点或失误，与学术研究不在一个尺度里可以评价。学术是学术，政治是政治。学术史的观点与人生观，不是简单的重叠，而有诸多的差异。这个尺度，他掌握得较好。也由于此，他的文风与理路显得不合时宜。当左翼文学史观统治学界的时候，他以厚重的史家感觉，延续了京派的传统。在他的潜意识里，五四后形成的学术精神，有历史的缘由，不可一笔抹煞。 任先生研究鲁迅，看到的是文本背后的存在。他意识到鲁迅文本没有被言说的部分，那个隐含在词语深处的一切，对研究者更为重要。比如谈到《狂人日记》、《祝福》，他能从反理学的层面展开话题，把李贽、戴震、谭嗣同、刘师培的思想与鲁迅的意识交织于一体加以关照，有着自己的气象。当一般的研究把鲁迅作为作家加以关照的时候，他却喜欢将其看为学者进行研究。他眼里一直有一个学术的生态概念。在他看来，鲁迅的出现，与那时候的学术生态有关。因为熟悉严复、梁启超、林纾、章太炎的传统，又能以中正的看法描之，现代文学背后深远的历史情思，便飘然而出。
民国时代的学术地图，在他心里清清楚楚。他谈论五四那代学人，形成了瞭望鲁迅的参照。他看重那些差异，在差异里才能见到真面目，而没有差异，则会使创造性得以遏制。这里，他绕不过去的是对自己的老师的评价。曾经深切影响过他的胡适、周作人，当如何定位，这有他的痛苦。而那时候给他启示的是鲁迅。在鲁迅的参照下审视民国的知识群落，看出的恰是彼此的差异。《鲁迅与胡适》一文，讨论两人治学方法与清代朴学的关系，颇得要义，言及胡适的缺陷，则说其改良主义与站在统治者立场说话的选择，限制了其发展，所言恳切，那是与鲁迅对比的缘故。他能够从一种文化生态里看一代人的恩恩怨怨，在这个层面考察鲁迅的独异性，话题就丰富了。新中国后，学界对五四那代人的理解，是日渐简化的，而任先生却注重彼此的不同，看到内在的复杂景观。学术的魅力在于直面复杂的、不可理喻的存在。越是难以以日常语言归类的人与事，越有深入考辨的价值。现代文学史在他那里，乃波澜壮阔的世界，许多沉入水面的遗存，可能更有打捞的价值。他于此得有搜寻的快慰。
任先生在鲁迅研究的过程中，不喜欢孤立静止地就文本而谈文本。有时候面对一些话题，以互证的方式为之，参之他人的经验。这与周作人的思路接近，也是民国史学界常用的方法。在谈到鲁迅的时候常常提到周作人，深知彼此的精神联系，而研究鲁迅，放弃对周作人的打量是有问题的。他在论文《试论晚清第二次文学运动》中对周氏兄弟企图在晚清发动的第二次文学运动的考察，有出人意外之笔，所谈深入而得体。先生把留日时期的周氏兄弟的翻译活动当作一个运动，似乎有意放大了话题，但细想一下，这确绕开了一般学人的思路，不失一家之言。周氏兄弟在日本期间的文学活动，已经脱离了梁启超的思想，又别于章太炎，那深意在后来日益显现出来。鲁迅自己对此所述甚少，倒是从周作人那里流露颇多。从周作人的资料看鲁迅，印证历史的话题，就把鲁迅的暗功夫与暗背景浮现出来。
周作人给他最大的影响，可能是读书的趣味。比如喜谈掌故，深味杂学，从今人身上看古人的投影。而文章的写法，都非宏大的叙述，没有八股的元素，多知识与情调的流露。任先生的许多文章都非一本正经的论文，乃学术小品的放大。我们读他们的文章，能够觉出学术的乐趣来。
以学术史的感觉治文学史，连带着的问题是思想史与审美精神的关联。这样的研究是跨语境的尝试。胡适、鲁迅、周作人都有此风。后来的学界，把文学史静止在作家文本、思潮上，抹去了文学身边的那些影响作家世界的存在，就只有树木，不见森林了。任先生在面对鲁迅的时候，不是仅仅停在文学感觉里，他特别关注非文学的因素，因为在现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能够从史学的角度，从一种历史的视角来切入鲁迅研究的人不是很多。较同时代人来讲，他更自觉从学术史的视角来打量鲁迅。他在看《汉文学史纲要》时，发现鲁迅在梳理中国文学作品时，其概念的使用和当时流行的词语，包括鲁迅自己翻译的理论存在差异性。为什么引进的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自己却以中土的思维为之？这引起了任先生的思考。他从一些话语中，窥见了鲁迅血液里的中国旧式的治学思维。鲁迅翻译了那么多域外文学理论文章，自己的批评文字与述学章句，却有刘勰、太炎遗风。这是了解鲁迅思想的重要一环。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看鲁迅，也就把其思想单一化了。鲁迅从域外文学家的言谈里感到，那些作家对母语的内在潜能是有一种召唤力的。屠格涅夫就强调了词语音响的效果，那是民族语言特有的东西。鲁迅虽然摄取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但精神深处的传统精神是浓烈的。我们看屠格涅夫等人的写作经验，鲁迅是深味其中的要义的。
在许多文章里，任先生喜谈鲁迅与传统的关系。这个话题很难。尤其言及儒学在鲁迅思想里的位置，是有挑战性的。我注意到他对鲁迅和儒学的关系的看法，特别是对鲁迅和孔子的关系的阐释，是厚道者之言。他注意到鲁迅当时在北平吴承仕所主编的《文史》杂志上发表的《儒术》，由此发现了许多隐秘。吴承仕所主编的《文史》杂志很特殊，既有京派人的文章，也有鲁迅这样的左翼作家的文章。彼此都涉及到儒家的传统。鲁迅对此有自己的新解，他在《儒术》里隐含了对京派文人的批评。中国消极反抗的知识群落，是有一个传统的。那些借儒家思想苟全性命于乱世当中，藉此来达到身心的平和的思想，在他看来是值得警觉的。他认为其间隐含了中国读书人的消极堕落的因素。任先生可能是最早对这几篇文章进行研究的学者。研究《儒术》这篇文章，我们会发觉到鲁迅跟京派文学、传统文化和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之间复杂的关系，也涉及到吴承仕从章太炎重要的弟子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信徒的缘由，有现代学术史中复杂的学术线索。任先生在打量这篇文章时，其目光之深切，在同代学者中是少见的。而且他对鲁迅与程朱理学的思考很深刻，说明他对整个中国学术史的深切领会颇深。
而在谈到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的时候，他言及到谢无量先生的《中国大文学史》，对谢无量提出了批评，说他的观点比较平庸，其见识未必中正。这里有他的偏激处，但一些地方也不无道理。他的整个学术活动和中国近代以来学术史不同的知识谱系不同，任先生进入话题的时候，能在复杂的学术形态里面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谢无量没有被其认可，可能与其五四的情结有关。对一个文化形态有独立的理解，且有批评之声，不是人人可以做到，而先生独能，我们看得出他的功底。
理解鲁迅最难的地方，是如何把握其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他于此留下的笔墨，我看很是重要，且最有价值。我觉得他对此的心得是新的，有独特的发现。任先生对鲁迅的思维方式的把握，没有用逻辑学和哲学的理论为之，对鲁迅评价历史人物的文章，有细致入微的解析。在《学习鲁迅的治学精神》、《鲁迅评论人物浅谈》、《鲁迅与龚自珍》诸文里，他发现了鲁迅思维和和传统的士大夫是不一样的，和五四以来那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也路径不同。我一向认为，鲁迅说话从来不说“是”与“不是”，他在探讨问题的时候，在肯定什么的时候也会否定什么，他从不在单一的层面上来把握自己，而是在复杂的环境上把握一个人、一件事。任先生大概是最早有这样体悟的人，他是从主流上辨别邪正，从环境本质上辨别是非善恶，全面的考察，不以偏概全。而且在举例子的时候，最常见的是一些明清学界的典故，没有举30年代以来鲁迅和各种人的论战，这和他的兴趣有关。他在鲁迅的杂文里看到了对六朝乃至晚明文人的态度包含的隐喻，所得颇多。从杂文里读出历史的经纬，恰也证明了鲁迅不凡的价值。
这样的视角，深味古代文学的人才能具备。与其齐肩者，也就只是王瑶那样的学人。不过王瑶在政治的中心，虽然有中古文学研究的基础，但历史的语境使其不能于此长久沉潜，有意遗漏学术层面的话题。唐弢是有类似的意识的，但审美偏好多于学术史的意识，还不能承担此任。李何林是战士，自然关心的是革命的话题，与京派的传统隔膜也系自然之事。任访秋先生在学界的边缘，却独以学术眼光与文学史相遇，与鲁迅对视，所得的印象与结论，与时代精神略有偏离，但却说出别的史学家没有的话来。他由此具有了一种气象。不是从50年代的政党政治的层面讨论文学史，而是保留了鲁迅、周作人、胡适的史学传统和文学史理念。这是明代以来学风的延续，而且把作家与文化史的关系作了厚重的梳理。在鲁迅研究方面，他坚持的以学术精神整理文学文本与作家思想的理念，是对泛意识形态精神的抵制。这一点与曹聚仁比较接近。他的立场，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注意。而现在能够做到此点的人，真的不多。我从陈平原等人近年的思考里，感受到了他们彼此的内心的相通性。
自晚明以来，中国知识阶层面临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文学一直在守节与失节、个人与团体间游荡。文人作文，也徘徊于言志与载道之间。文学发展与文学研究，并不在一个层面展开。后者对前者的不对位思维甚多。较之于学界的偏执性，我们聆听他的声音，显得颇为重要。我偶尔读他的书，就想起京派学术的承传，想起五四学术的精魂。他是这精魂的另一类守护神。以任先生研究鲁迅的风格为例，就表现出与历史贯通的风范。能够从文学现象看到思想的逻辑，由这逻辑进入学术史的反思。而学术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生问题。他欣赏周作人乃因其学术见解之深，佩服鲁迅是因其智性之高。前者是他学术的引导，后者乃人生境界的楷模。学周作人易，模仿鲁迅难。但二者的精华都在其身上有所折射。鲁迅对他的支撑在治学里也是不可小视的，他研究周氏兄弟的遗稿，对于我们这些后学而言，是不可多得的所在。这个思路如果深入解之，是可以少走弯路，使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更有历史的厚度。
2013年10月6日
【责任编辑 孟庆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