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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并非一个四平八稳的行业，在国外尤其是欧美国家银行破产甚至倒闭时有发生。20世纪以来，全球银行业金融危机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一是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二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存贷危机时期；三是2007年至今仍在继续的又一轮经济衰退期……
如果说前两个时期离我们已经远去，那么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地连番出现的银行危机则依旧历历在目：2008年7月美联社报道，储蓄管理局监管下已遭接管的独立国家房贷银行（Independent National Mortgage Corporation，简称“IndyMac Bank”，也有媒体翻译成印地麦克银行）破产。同年9月当时全美最大的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也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同年10月至12月“克伊普辛银行”“格利特尼尔银行”和“国民银行”这三家被称为冰岛国内三大银行陆续申请破产保护。2009年10月荷兰DSB银行宣告破产。2010年5月，西班牙央行宣布接管地区性储蓄银行Cajasur。2012年5月，西班牙央行又宣布接管西班牙第四大银行Bankia。2012年8月希腊农业银行在连续三年严重亏损后申请破产，比雷埃夫斯银行以象征性的9500万欧元接收其优良资产，剩余不良资产清算变卖。2013年3月，塞浦路斯国内最大的银行塞浦路斯银行被报濒临破产……
倒闭追因一：
全球经济大衰退
2007年至今，经济大衰退中的银行大规模违约事件主要是受到了银行利率调整与资本充足率过高的影响。在21世纪初的时候，美联储下调利率以刺激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经济。这使得许多人以非常低的利率向银行贷款买房。而后美联储又上调利率，使得许多人入不敷出，无法偿还住房贷款。
银行大规模破产与房产价格大幅度下调的结果又一次重演，纳税人不得不再一次花巨资救助银行体系。从那时候起，美联储开始印钞票，试图唤醒经济再次复苏。同时其无意中又制造了另一个经济泡沫：在美国政府接管的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美国财政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以及美联储梅登巷（Maiden Lane）的交易中，消耗了纳税人近4000亿美元。
在2013年发生的塞浦路斯危机中，早前提出的存款税问题，虽最终被否决，但不可否认这也曾是经过各方认真权衡、博弈的结果。恰恰是这个结果令广大儲户的钱被作为牺牲品，欧盟存款保险制度中规定的10万欧元保额被忽略。大多数储户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对自己存在银行的钱失去控制，而对于那些在银行存款较多的储户可能还会失去更多的存款。
虽然可谓虚惊一场，但这一危机已经开始令一部分储户留意起他们存款银行的偿付能力。当然大多数储户仍然坚信存款保险制度将覆盖任何可能造成的存款损失。
倒闭追因二：
银行高风险业务的杠杆效应
不同行业的公司或企事业单位的资产负债比率各有不同。资产负债率就是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例，通过这个比例可以反映出在某一个特定的企事业单位的总资产中有多少是通过借款来筹资的，即债权人所占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从债权人的角度看，资产负债率越低越好，代表企业清偿能力越强。但从经营者角度来说，他们当然希望花最少的成本，或者充分利用他人的资金为企业带来更多好处，与此同时如果负债率高，也会带来财务风险的降低——大不了输光也没有多少是自己的钱，而如果赢的话倒是可以一本万利。
所以，权衡两方权益，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不发生偿债危机的情况下尽可能择高便是最好的选择。据媒体报道，在美国，一般而言高科技企业的贷款比例为10%，而公共事业的贷款比例为40%。银行或金融服务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在50%～70%之间，甚至有许多银行的债务比率比这还高。
我们都知道一个常识：贷记卡的贷款利率高于住房贷款。这是因为贷记卡的清偿风险更大。对于优质的住房贷款来说，银行会在批准贷款同时设置一个房屋抵押权，以保障该笔住房贷款的债权清偿安全。贷记卡却不同，一旦持卡人无法偿还贷款，银行对这笔债务不享有任何抵押权。因此高风险决定高利率。同样，一个信用评价较低的公司或个人若要向银行贷款，就需要支付比一个低风险的个体更高的贷款利率，对银行来说此时的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除了信用评级较低的贷款业务，很多金融衍生业务，如金融期货、外汇金交易等都具有这样的以“小本博大利”的特征，这也是通常所说的金融“杠杆效应”。这些金融衍生业务既可令银行大赚，也可能令其大亏。因此从这方面来说，银行的制度、决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倒闭追因三：
银行监管中的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就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对道德风险有了明确的阐述，“由于公司的董事们是他人钱财而非自己钱财的管理者，因此很难设想他们会像死人或者照看自己钱财一样警觉。所以在这类公司事务的管理中，疏忽和浪费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的。”
在银行监管领域，也存在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由于储户相信他们的银行账户由政府担保，当他们往银行里存钱的时候，一般不知道，也不会去关心这些银行的信用风险。储户们将自己的钱交给银行管理，却很少会去监督这些存款银行究竟是如何管理他们的财产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道德风险。对于银行家来说，他们拿着储户的这些钱，可以为获取更大利润而去从事高风险理财，如果他们赚了钱，他们就可以获得中间的差价利润；而如果他们输了这些钱，也会由纳税人来为这些损失买单。理论上来说，这一道德风险可以通过相关银行法规等设立监管、限制规定而避免，但事实却总是事与愿违。
巴塞尔委员会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因此在《巴塞尔协议》中通过一系列银行法规，提供了有关加权风险资产（即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三项加权资产之和）方面的建议。制定这些协议的目的是确保金融机构有足够的资金来履行自己对广大储户的偿付义务。为防止银行滥用存款资金，《巴萨尔协议》将银行中应当管制的资本分为一级资本与二级资本。一级资本主要包括股东权益（即只包括已发行并完全缴足的普通股和永久性非累积优先股）。二级资本包括非公开储备、资产重估储备金、普通呆账准备金、混合型债务资本工具和次级长期债券。 根据美国联邦银行监管机构的规定，至2015年1月1日前各商业银行必须将一级资本金充足率下限从4%上调到6%，最低资本充足率下限为8%，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为4.5%。
但美国次贷危机后，根据相关媒体评论描述，《巴塞尔协议》所规定的资本充足率远高于大多数银行的平均水平。一个具有符合《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率的银行甚至根本无法在如今的市场经济金融体系中存在。若银行资本充足率太高，银行就无法向储户们支付较高额的利率，这样造成的衍生后果就是储户们不会把自己的钱存在过度资本充足的银行里，银行就缺少资金来源，于是银行将被迫降低资本充足比例而降低利率。但当银行利率降低，住房贷款等银行中间业务量就会好转，其中有一些就是长期贷款。而这些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虽然风险高，但却有收益高、交易自由度大、透明度差、分散银行业务风险等优势。银行更不可能用短期产品的获利来补助长期存款利息的支出，用新储户的钱归还老用户的存款本身就有违银行监管规定。此时银行破产危机便会产生……
救市：全民买单
如果银行破产，救市的成本由政府来承担，政府的钱又是从纳税人处来。看起来是纳税人承担了银行的损失，但纳税人的钱又从何而来？当然实质就是老百姓承担。有专家曾形象地比喻此时的政府就是一个“过路财神”，拿民众的钱转移分配给民众。民众只是靠政府进行“有序的自救”而已。而这里的“全民”自救，并不单纯指某一个国家的民众，它可能殃及其他国家的“全民”，甚至“全民”的子孙。在塞浦路斯向国际救助方提出的新纾困方案中就对此给予了事实印证，政府建立的“团结基金”将吸纳养老基金和国有资产，同时还涉及发行与未来天然气收入挂钩的紧急债券等。
根据经济学理论，避免道德风险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把全部后果适当地转嫁给经济行为者，也就是银行本身。如果银行能够把利益留给自己，而把损失转嫁给别人，就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
19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危机时出现了大量银行坏账，由于日本政府担心大量银行破产会令百姓失去对国家经济及政府的信心，于是给这些银行提供了大量资金，希望挽救当时几乎濒临全线破产的银行业。结果这反而令很多银行有恃无恐，为了寄希望于扭转局势，银行反而轉向投资更高风险、更高回报的项目，以至于许多日本银行、企业损失惨重。这一事件让很多人开始反思，政府对银行的援助是否造成了银行的道德风险。这些银行本该为自己的决策错误与经营失利承担责任，却因为政府的干预，反而将损失转嫁给了广大的百姓。因此，打破政府对破产银行的必然救助观念被广泛接受，作为政府救助的替代品，存款保险制度也就应运而生……
案例一
独立国家房贷银行倒闭案（以下简称“IndyMac”）
IndyMac专营房地美与房利美两家联邦房贷公司原则不接受的大宗房贷，这种名为Alt-A的贷款放款对象为不够资格获得优质贷款或无法完整提供收入或资产文件的人。
据报道，该银行破产的原因是“流动性危机”，因美国纽约州参议院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向美国储蓄管理局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写信讨论IndyMac银行的生存问题，随之引发公众的集中挤兑，在11个工作日中取出过13亿美元的存款。根据IndyMac公司网站主页上一封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声明称，IndyMac关闭时，已投保的储户将自动转成新银行的客户，所有的ATM、借记卡和支票的使用也一切正常。华尔街日报引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公布数据，该行全美范围约7万亿存款中，有约37%存款不受联邦储蓄保险保护，这些储户除个人外，还有公司与机构存款……
案例二
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案
相比IndyMac320亿美元的资产额，华盛顿互惠银行拥有3070亿美元的资产和1880亿美元的存款，这所被媒体称为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在其119周年纪念日那天，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银行破产案主角。华盛顿互惠银行成立于1889年，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还是一家地区性储蓄机构，后在董事长克里·基林格的带领下，积极发展次贷及其他风险抵押贷款业务。于是华盛顿互惠银行快速扩张成为全美银行业巨头，同时也因此将自己置于信贷危机的高风险中。
案例三
西班牙银行业破产案
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西班牙的一些小银行，如Cajasur银行就开始负债累累。与早前的美国金融危机相似，Cajasur银行在过去十年助长了西班牙商业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又随着信贷紧缩的启动而开始衰败。一开始的时候，西班牙政府认为，为了避免银行倒闭，最好的办法是让小银行都整合起来。由此，Cajasur的数量也从原来的45家减至10家。但这类合并并没有解决问题，西班牙银行业状况随着时间推移反而全线衰退。很快，拥有七家Cajasur银行的银行联合体Bankia宣布巨额亏损，不得不进行部分国有化。当时Bankia银行还宣布，公司实际上需要190亿欧元，几乎是西班牙银行现有救助资金额的五倍。
案例四
塞浦路斯金融危机
表面看塞浦路斯的金融危机源自由美债危机而引起的国际经济大萧条与2010年开始的欧洲主债危机。但抛开金融环境、各方利益博弈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外因，单从内因方面看，塞浦路斯金融危机实质上更深层的是源自塞浦路斯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虚拟经济主导的离岸金融。塞浦路斯通过较高存款利息和较低税收吸引大量海外存款流入，当银行存款大大超过实体经济需要的时候，银行就将这些存款投资于高收益、高风险的资产类别，包括希腊等外国国债。此外，这些闲余资金还很快进入房地产领域，造成了房地产泡沫。在2006年至2008年两年间，塞浦路斯房价上涨达50%。正是因为这些风险隐患的过度累积，成为后来塞浦路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前两个时期离我们已经远去，那么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地连番出现的银行危机则依旧历历在目：2008年7月美联社报道，储蓄管理局监管下已遭接管的独立国家房贷银行（Independent National Mortgage Corporation，简称“IndyMac Bank”，也有媒体翻译成印地麦克银行）破产。同年9月当时全美最大的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也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同年10月至12月“克伊普辛银行”“格利特尼尔银行”和“国民银行”这三家被称为冰岛国内三大银行陆续申请破产保护。2009年10月荷兰DSB银行宣告破产。2010年5月，西班牙央行宣布接管地区性储蓄银行Cajasur。2012年5月，西班牙央行又宣布接管西班牙第四大银行Bankia。2012年8月希腊农业银行在连续三年严重亏损后申请破产，比雷埃夫斯银行以象征性的9500万欧元接收其优良资产，剩余不良资产清算变卖。2013年3月，塞浦路斯国内最大的银行塞浦路斯银行被报濒临破产……
倒闭追因一：
全球经济大衰退
2007年至今，经济大衰退中的银行大规模违约事件主要是受到了银行利率调整与资本充足率过高的影响。在21世纪初的时候，美联储下调利率以刺激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经济。这使得许多人以非常低的利率向银行贷款买房。而后美联储又上调利率，使得许多人入不敷出，无法偿还住房贷款。
银行大规模破产与房产价格大幅度下调的结果又一次重演，纳税人不得不再一次花巨资救助银行体系。从那时候起，美联储开始印钞票，试图唤醒经济再次复苏。同时其无意中又制造了另一个经济泡沫：在美国政府接管的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美国财政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以及美联储梅登巷（Maiden Lane）的交易中，消耗了纳税人近4000亿美元。
在2013年发生的塞浦路斯危机中，早前提出的存款税问题，虽最终被否决，但不可否认这也曾是经过各方认真权衡、博弈的结果。恰恰是这个结果令广大儲户的钱被作为牺牲品，欧盟存款保险制度中规定的10万欧元保额被忽略。大多数储户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对自己存在银行的钱失去控制，而对于那些在银行存款较多的储户可能还会失去更多的存款。
虽然可谓虚惊一场，但这一危机已经开始令一部分储户留意起他们存款银行的偿付能力。当然大多数储户仍然坚信存款保险制度将覆盖任何可能造成的存款损失。
倒闭追因二：
银行高风险业务的杠杆效应
不同行业的公司或企事业单位的资产负债比率各有不同。资产负债率就是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例，通过这个比例可以反映出在某一个特定的企事业单位的总资产中有多少是通过借款来筹资的，即债权人所占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从债权人的角度看，资产负债率越低越好，代表企业清偿能力越强。但从经营者角度来说，他们当然希望花最少的成本，或者充分利用他人的资金为企业带来更多好处，与此同时如果负债率高，也会带来财务风险的降低——大不了输光也没有多少是自己的钱，而如果赢的话倒是可以一本万利。
所以，权衡两方权益，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不发生偿债危机的情况下尽可能择高便是最好的选择。据媒体报道，在美国，一般而言高科技企业的贷款比例为10%，而公共事业的贷款比例为40%。银行或金融服务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在50%～70%之间，甚至有许多银行的债务比率比这还高。
我们都知道一个常识：贷记卡的贷款利率高于住房贷款。这是因为贷记卡的清偿风险更大。对于优质的住房贷款来说，银行会在批准贷款同时设置一个房屋抵押权，以保障该笔住房贷款的债权清偿安全。贷记卡却不同，一旦持卡人无法偿还贷款，银行对这笔债务不享有任何抵押权。因此高风险决定高利率。同样，一个信用评价较低的公司或个人若要向银行贷款，就需要支付比一个低风险的个体更高的贷款利率，对银行来说此时的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除了信用评级较低的贷款业务，很多金融衍生业务，如金融期货、外汇金交易等都具有这样的以“小本博大利”的特征，这也是通常所说的金融“杠杆效应”。这些金融衍生业务既可令银行大赚，也可能令其大亏。因此从这方面来说，银行的制度、决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倒闭追因三：
银行监管中的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就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对道德风险有了明确的阐述，“由于公司的董事们是他人钱财而非自己钱财的管理者，因此很难设想他们会像死人或者照看自己钱财一样警觉。所以在这类公司事务的管理中，疏忽和浪费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的。”
在银行监管领域，也存在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由于储户相信他们的银行账户由政府担保，当他们往银行里存钱的时候，一般不知道，也不会去关心这些银行的信用风险。储户们将自己的钱交给银行管理，却很少会去监督这些存款银行究竟是如何管理他们的财产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道德风险。对于银行家来说，他们拿着储户的这些钱，可以为获取更大利润而去从事高风险理财，如果他们赚了钱，他们就可以获得中间的差价利润；而如果他们输了这些钱，也会由纳税人来为这些损失买单。理论上来说，这一道德风险可以通过相关银行法规等设立监管、限制规定而避免，但事实却总是事与愿违。
巴塞尔委员会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因此在《巴塞尔协议》中通过一系列银行法规，提供了有关加权风险资产（即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三项加权资产之和）方面的建议。制定这些协议的目的是确保金融机构有足够的资金来履行自己对广大储户的偿付义务。为防止银行滥用存款资金，《巴萨尔协议》将银行中应当管制的资本分为一级资本与二级资本。一级资本主要包括股东权益（即只包括已发行并完全缴足的普通股和永久性非累积优先股）。二级资本包括非公开储备、资产重估储备金、普通呆账准备金、混合型债务资本工具和次级长期债券。 根据美国联邦银行监管机构的规定，至2015年1月1日前各商业银行必须将一级资本金充足率下限从4%上调到6%，最低资本充足率下限为8%，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为4.5%。
但美国次贷危机后，根据相关媒体评论描述，《巴塞尔协议》所规定的资本充足率远高于大多数银行的平均水平。一个具有符合《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率的银行甚至根本无法在如今的市场经济金融体系中存在。若银行资本充足率太高，银行就无法向储户们支付较高额的利率，这样造成的衍生后果就是储户们不会把自己的钱存在过度资本充足的银行里，银行就缺少资金来源，于是银行将被迫降低资本充足比例而降低利率。但当银行利率降低，住房贷款等银行中间业务量就会好转，其中有一些就是长期贷款。而这些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虽然风险高，但却有收益高、交易自由度大、透明度差、分散银行业务风险等优势。银行更不可能用短期产品的获利来补助长期存款利息的支出，用新储户的钱归还老用户的存款本身就有违银行监管规定。此时银行破产危机便会产生……
救市：全民买单
如果银行破产，救市的成本由政府来承担，政府的钱又是从纳税人处来。看起来是纳税人承担了银行的损失，但纳税人的钱又从何而来？当然实质就是老百姓承担。有专家曾形象地比喻此时的政府就是一个“过路财神”，拿民众的钱转移分配给民众。民众只是靠政府进行“有序的自救”而已。而这里的“全民”自救，并不单纯指某一个国家的民众，它可能殃及其他国家的“全民”，甚至“全民”的子孙。在塞浦路斯向国际救助方提出的新纾困方案中就对此给予了事实印证，政府建立的“团结基金”将吸纳养老基金和国有资产，同时还涉及发行与未来天然气收入挂钩的紧急债券等。
根据经济学理论，避免道德风险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把全部后果适当地转嫁给经济行为者，也就是银行本身。如果银行能够把利益留给自己，而把损失转嫁给别人，就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
19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危机时出现了大量银行坏账，由于日本政府担心大量银行破产会令百姓失去对国家经济及政府的信心，于是给这些银行提供了大量资金，希望挽救当时几乎濒临全线破产的银行业。结果这反而令很多银行有恃无恐，为了寄希望于扭转局势，银行反而轉向投资更高风险、更高回报的项目，以至于许多日本银行、企业损失惨重。这一事件让很多人开始反思，政府对银行的援助是否造成了银行的道德风险。这些银行本该为自己的决策错误与经营失利承担责任，却因为政府的干预，反而将损失转嫁给了广大的百姓。因此，打破政府对破产银行的必然救助观念被广泛接受，作为政府救助的替代品，存款保险制度也就应运而生……
案例一
独立国家房贷银行倒闭案（以下简称“IndyMac”）
IndyMac专营房地美与房利美两家联邦房贷公司原则不接受的大宗房贷，这种名为Alt-A的贷款放款对象为不够资格获得优质贷款或无法完整提供收入或资产文件的人。
据报道，该银行破产的原因是“流动性危机”，因美国纽约州参议院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向美国储蓄管理局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写信讨论IndyMac银行的生存问题，随之引发公众的集中挤兑，在11个工作日中取出过13亿美元的存款。根据IndyMac公司网站主页上一封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声明称，IndyMac关闭时，已投保的储户将自动转成新银行的客户，所有的ATM、借记卡和支票的使用也一切正常。华尔街日报引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公布数据，该行全美范围约7万亿存款中，有约37%存款不受联邦储蓄保险保护，这些储户除个人外，还有公司与机构存款……
案例二
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案
相比IndyMac320亿美元的资产额，华盛顿互惠银行拥有3070亿美元的资产和1880亿美元的存款，这所被媒体称为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在其119周年纪念日那天，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银行破产案主角。华盛顿互惠银行成立于1889年，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还是一家地区性储蓄机构，后在董事长克里·基林格的带领下，积极发展次贷及其他风险抵押贷款业务。于是华盛顿互惠银行快速扩张成为全美银行业巨头，同时也因此将自己置于信贷危机的高风险中。
案例三
西班牙银行业破产案
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西班牙的一些小银行，如Cajasur银行就开始负债累累。与早前的美国金融危机相似，Cajasur银行在过去十年助长了西班牙商业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又随着信贷紧缩的启动而开始衰败。一开始的时候，西班牙政府认为，为了避免银行倒闭，最好的办法是让小银行都整合起来。由此，Cajasur的数量也从原来的45家减至10家。但这类合并并没有解决问题，西班牙银行业状况随着时间推移反而全线衰退。很快，拥有七家Cajasur银行的银行联合体Bankia宣布巨额亏损，不得不进行部分国有化。当时Bankia银行还宣布，公司实际上需要190亿欧元，几乎是西班牙银行现有救助资金额的五倍。
案例四
塞浦路斯金融危机
表面看塞浦路斯的金融危机源自由美债危机而引起的国际经济大萧条与2010年开始的欧洲主债危机。但抛开金融环境、各方利益博弈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外因，单从内因方面看，塞浦路斯金融危机实质上更深层的是源自塞浦路斯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虚拟经济主导的离岸金融。塞浦路斯通过较高存款利息和较低税收吸引大量海外存款流入，当银行存款大大超过实体经济需要的时候，银行就将这些存款投资于高收益、高风险的资产类别，包括希腊等外国国债。此外，这些闲余资金还很快进入房地产领域，造成了房地产泡沫。在2006年至2008年两年间，塞浦路斯房价上涨达50%。正是因为这些风险隐患的过度累积，成为后来塞浦路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