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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去年年底台湾提出将繁体字“申遗”，以及“两会”期间潘庆林递交“逐步恢复繁体字”的提案，“繁体字”一时引起热议。在我看来，汉字的“繁”、“简”之争绝不是一个空洞、无聊的话题，而确实需要多层面的、历史地来看待。
一、繁体字的演变与现状
有人认为，汉字简化乃是历史趋势。此言不确。的确，汉字的字形几千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的规律和原则不是简化，而是定型化、规范化和符号化。早期的甲骨文、金文以及战国时期的各国文字，象形色彩都比较浓厚，尤其是字形多数极不固定。秦灭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自此而形成的小篆使得汉字前所未有地定型化了，这主要变现为轮廓、笔画和结构三个方面的定型。此后的隶书、草书、楷书、行书，虽然字形多有变化，但总的来看，其遵循的原则都是削弱汉字对象形表意方式的依赖，使汉字的形体更加符号化、线条化和规律化。诚然，早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简体字，比如“东”、“为”、“长”、“书”、“专”等，自东汉时期便作为草书的形体。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有的是出于艺术构图美观的考虑，有的是为了民间交流的便捷。尤其，这些简化字的出现并没有取代其本字的地位。简化是一种便利化，但便利化却决不能等同于简化。
事实上，汉字的整理和规范，首先和主要的是规定每个汉字的标准形体，清理同一字体中的异体字。汉字本身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山寨版”的新字，历朝历代，与官方规定的“正体字”相区别“俗体字”不断出现并且流行起来，这类“俗体字”多为手写的简体或草体，影响力很大，有时连官方文书和书生士子笔下也不能避免。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对于汉字字形的整理和规范工作，大约每过几百年就要进行一次。从两汉到唐宋，都有运用法令整理和规范汉字的记载。
因而，从汉字的演变源流来看，便不能说汉字的发展、变化是以简化为规律的。
其次，对于海峡两岸汉字形体的差异及其由来，也要历史地看待。事实上，在上世纪50年代初台湾当局也一度提出要推行汉字简化。1953年9月台湾“考试院”副院长罗家伦便撰文主张简化中国字。蒋介石也曾指出“简体字的需要是生活的需要，时代的需要”，“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①。而1955年，我国内地率先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于1956年经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台湾当局出于政治考虑，搁浅了汉字简化。然而，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内地，推行汉字简化的专家都是“五四”时期成长、成熟起来的知识分子。内地今天的简化字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五四”激进情绪的产物。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知识界便逐渐酝酿着对“五四”的反思和重评。“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激情是有其历史语境的，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主张摈弃传统文化，以实现民族命运的更生。胡适主张“文当费骈，诗当废律”。鲁迅提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而关于汉字，钱玄同则和陈独秀往来商议着“欲废孔学，先废汉文”。今天看来，这些意见无疑是太过激进，实不足取。但实质上，今天在许多方面我们并没有摆脱“五四”思维方式的影响，往往仍旧迷信现代，迷信进步，而缺乏必要的质疑和反思。在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新诗”／“旧诗”、“简体字”／“繁体字”的命名上，实际上是隐含了一种进步／落后的价值判断的。这种价值判断的建立又无不是基于对“现代性”的迷信。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倒是认为台湾地区称“繁体字”为“正体字”是比较恰当的。在内地，继1956年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获得通过之后，1977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又提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提出“这次简化之后，在4500个较常用字之中，超过十笔的还有1300字”，其中列举使用的频率较高而急需简化的字有“衡”、“醒”、“篇”、“誓”、“舅”等。今日偶有一见的“餐”、“冀”、“藏”、“私”的简写@即出于这次简化方案。1986年，国务院表示“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保持必要的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因而批准废止了这一草案。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可见一味地追求“简化”，甚至以“十笔”为限，这并不是汉字变革的方向，汉字有其自身借助字形、字音来表意的特点。关于这一点，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使用者来说，应当深有体会而无须多言。所以，单纯求“简”而不顾及汉字自身的特点和渊源，这种改革必然是失败的。王力先生早在1938年就曾指出：“无论是谁，如果他抱定至多不过10画(或6、7画)的主张去改造汉字，一定会走一条‘绝径’的。”
二、繁体字的现实文化意义
还有的人认为，随着内地经济的持续发展，简化字将逐渐在内地以外的地区“普及”乃至“风行”。我曾于2006年到香港进行学术交流，可街头巷尾、户外广告、影像期刊，都不曾看到简体字。反倒是在内地的不少平面设计作品中，时常可以看到繁体字的“非法”回潮。2008年年底，中国国家话剧院举办“新年新诗朗诵会”，因计划最终赴港献艺，所以在北京的演出使用的也是繁体字版的舞台布景。其实，因为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原因而影响地区间交流的不止港澳台地区，还包括朝鲜、韩国、日本及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许多韩国朋友和越南朋友告诉我，在他们国家，不少老人都还认识繁体字，但却看不懂简体字。过去，中日韩等不同国家的朋友可以通过笔谈来进行简单而有效的交流，但现在也已经不可能了。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朝鲜、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都同属于汉文化圈之内，自古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也作为一个强国，华夏文明深深吸引着这些周边近邻，中国的文化输出现象也是亚洲国际关系史的重要部分。所以，尽管政体、国体以及综合国力不同，但周边国家先天地同中国在文化方面有着复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19、20世纪的反殖民斗争浪潮中，不少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也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变和规范，所以使得汉文化圈出现了一定的瓦解，但这些国家的文字中也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繁体字。未来的世界大国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要是大国，在文化上更要是大国、强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应当逐步摆脱西方化的路径，探索富于东方色彩的现代化社会，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汉字传递的是中国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信息，文化优势正是中国发挥地区乃至世界影响力的有利因素。所以，从文化战略的角度，也必须重视汉字“简体”和“繁体”的问题。
内地前几年掀起了一阵“国学热”，汉字毫无疑问应当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六书”自古就受到极大的重视，儿童八岁上学，首先学的就是“六书”。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相比较简体字而言，不得不承认繁体字更多也更好地保存了古代的文化基因。比如“六书”中的“假借”和“转注”，在简化字里已经基本沦为一种脱离日常使用的文字知识，而在繁体字中，却是可以落实在具体的汉字上的。以台湾为对比，尽管台湾民间也通行着一些简化字，但台湾对传统文化的续存在整体上显然要比内地做得好，这不能不说同台湾对繁体字的维持有着密切的关系，维持繁体字更直接的是维持了一种文化态度。台湾淡江大学的吕正惠教授曾经告诉我说，在台湾的中文系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上，音韵、训诂等小学是被放在一种通识课的地位来要求的，学生只有通过相关的考试之后，才可以进一步选择现代学科制度下的不同研究方向。所以，台湾的多数学者既可以研究《诗经》、《楚辞》，也可以说说沈从文，聊聊朱天心。而内地培养的高级人才往往只能自叹弗如、望洋兴叹。而像“皇太發”、“早生华發”这样的错误也屡见不鲜。说简体字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这未免有点危言耸听，但是简体字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应当视而不见的。所以，抱着理性的态度，以恰当的方式，重视、振兴国学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可是，假如一边提倡国学，而一边又忽视本应为题中之义的“繁体字”问题，这种文化心态恐怕难免被讥为“叶公好龙”吧。
我认为“繁体字”应当受到重视，但是我并不认为汉字简化便一无是处，我也不大赞成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大革命式的完全恢复繁体字。应当说“简体字”的问题在于，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认识上的片面性，使得目前汉字简化这项工作未能做得完美无缺。但毕竟立足于现代应用的简化字在内地已经推行了五十余年，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会”中，教育部语用司负责人回应称“在法律未作修改的前提下，简体字的使用规定不会调整”，应当说这种态度还是比较审慎的。所以无论是“繁简并用”、还是“识繁写简”或是寄希望于科技手段，“书同文”的这个现代困惑都值得好好考虑，不可立行，也不可不行。
一、繁体字的演变与现状
有人认为，汉字简化乃是历史趋势。此言不确。的确，汉字的字形几千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的规律和原则不是简化，而是定型化、规范化和符号化。早期的甲骨文、金文以及战国时期的各国文字，象形色彩都比较浓厚，尤其是字形多数极不固定。秦灭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自此而形成的小篆使得汉字前所未有地定型化了，这主要变现为轮廓、笔画和结构三个方面的定型。此后的隶书、草书、楷书、行书，虽然字形多有变化，但总的来看，其遵循的原则都是削弱汉字对象形表意方式的依赖，使汉字的形体更加符号化、线条化和规律化。诚然，早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简体字，比如“东”、“为”、“长”、“书”、“专”等，自东汉时期便作为草书的形体。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有的是出于艺术构图美观的考虑，有的是为了民间交流的便捷。尤其，这些简化字的出现并没有取代其本字的地位。简化是一种便利化，但便利化却决不能等同于简化。
事实上，汉字的整理和规范，首先和主要的是规定每个汉字的标准形体，清理同一字体中的异体字。汉字本身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山寨版”的新字，历朝历代，与官方规定的“正体字”相区别“俗体字”不断出现并且流行起来，这类“俗体字”多为手写的简体或草体，影响力很大，有时连官方文书和书生士子笔下也不能避免。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对于汉字字形的整理和规范工作，大约每过几百年就要进行一次。从两汉到唐宋，都有运用法令整理和规范汉字的记载。
因而，从汉字的演变源流来看，便不能说汉字的发展、变化是以简化为规律的。
其次，对于海峡两岸汉字形体的差异及其由来，也要历史地看待。事实上，在上世纪50年代初台湾当局也一度提出要推行汉字简化。1953年9月台湾“考试院”副院长罗家伦便撰文主张简化中国字。蒋介石也曾指出“简体字的需要是生活的需要，时代的需要”，“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①。而1955年，我国内地率先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于1956年经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台湾当局出于政治考虑，搁浅了汉字简化。然而，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内地，推行汉字简化的专家都是“五四”时期成长、成熟起来的知识分子。内地今天的简化字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五四”激进情绪的产物。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知识界便逐渐酝酿着对“五四”的反思和重评。“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激情是有其历史语境的，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主张摈弃传统文化，以实现民族命运的更生。胡适主张“文当费骈，诗当废律”。鲁迅提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而关于汉字，钱玄同则和陈独秀往来商议着“欲废孔学，先废汉文”。今天看来，这些意见无疑是太过激进，实不足取。但实质上，今天在许多方面我们并没有摆脱“五四”思维方式的影响，往往仍旧迷信现代，迷信进步，而缺乏必要的质疑和反思。在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新诗”／“旧诗”、“简体字”／“繁体字”的命名上，实际上是隐含了一种进步／落后的价值判断的。这种价值判断的建立又无不是基于对“现代性”的迷信。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倒是认为台湾地区称“繁体字”为“正体字”是比较恰当的。在内地，继1956年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获得通过之后，1977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又提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提出“这次简化之后，在4500个较常用字之中，超过十笔的还有1300字”，其中列举使用的频率较高而急需简化的字有“衡”、“醒”、“篇”、“誓”、“舅”等。今日偶有一见的“餐”、“冀”、“藏”、“私”的简写@即出于这次简化方案。1986年，国务院表示“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保持必要的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因而批准废止了这一草案。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可见一味地追求“简化”，甚至以“十笔”为限，这并不是汉字变革的方向，汉字有其自身借助字形、字音来表意的特点。关于这一点，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使用者来说，应当深有体会而无须多言。所以，单纯求“简”而不顾及汉字自身的特点和渊源，这种改革必然是失败的。王力先生早在1938年就曾指出：“无论是谁，如果他抱定至多不过10画(或6、7画)的主张去改造汉字，一定会走一条‘绝径’的。”
二、繁体字的现实文化意义
还有的人认为，随着内地经济的持续发展，简化字将逐渐在内地以外的地区“普及”乃至“风行”。我曾于2006年到香港进行学术交流，可街头巷尾、户外广告、影像期刊，都不曾看到简体字。反倒是在内地的不少平面设计作品中，时常可以看到繁体字的“非法”回潮。2008年年底，中国国家话剧院举办“新年新诗朗诵会”，因计划最终赴港献艺，所以在北京的演出使用的也是繁体字版的舞台布景。其实，因为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原因而影响地区间交流的不止港澳台地区，还包括朝鲜、韩国、日本及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许多韩国朋友和越南朋友告诉我，在他们国家，不少老人都还认识繁体字，但却看不懂简体字。过去，中日韩等不同国家的朋友可以通过笔谈来进行简单而有效的交流，但现在也已经不可能了。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朝鲜、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都同属于汉文化圈之内，自古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也作为一个强国，华夏文明深深吸引着这些周边近邻，中国的文化输出现象也是亚洲国际关系史的重要部分。所以，尽管政体、国体以及综合国力不同，但周边国家先天地同中国在文化方面有着复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19、20世纪的反殖民斗争浪潮中，不少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也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变和规范，所以使得汉文化圈出现了一定的瓦解，但这些国家的文字中也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繁体字。未来的世界大国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要是大国，在文化上更要是大国、强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应当逐步摆脱西方化的路径，探索富于东方色彩的现代化社会，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汉字传递的是中国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信息，文化优势正是中国发挥地区乃至世界影响力的有利因素。所以，从文化战略的角度，也必须重视汉字“简体”和“繁体”的问题。
内地前几年掀起了一阵“国学热”，汉字毫无疑问应当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六书”自古就受到极大的重视，儿童八岁上学，首先学的就是“六书”。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相比较简体字而言，不得不承认繁体字更多也更好地保存了古代的文化基因。比如“六书”中的“假借”和“转注”，在简化字里已经基本沦为一种脱离日常使用的文字知识，而在繁体字中，却是可以落实在具体的汉字上的。以台湾为对比，尽管台湾民间也通行着一些简化字，但台湾对传统文化的续存在整体上显然要比内地做得好，这不能不说同台湾对繁体字的维持有着密切的关系，维持繁体字更直接的是维持了一种文化态度。台湾淡江大学的吕正惠教授曾经告诉我说，在台湾的中文系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上，音韵、训诂等小学是被放在一种通识课的地位来要求的，学生只有通过相关的考试之后，才可以进一步选择现代学科制度下的不同研究方向。所以，台湾的多数学者既可以研究《诗经》、《楚辞》，也可以说说沈从文，聊聊朱天心。而内地培养的高级人才往往只能自叹弗如、望洋兴叹。而像“皇太發”、“早生华發”这样的错误也屡见不鲜。说简体字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这未免有点危言耸听，但是简体字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应当视而不见的。所以，抱着理性的态度，以恰当的方式，重视、振兴国学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可是，假如一边提倡国学，而一边又忽视本应为题中之义的“繁体字”问题，这种文化心态恐怕难免被讥为“叶公好龙”吧。
我认为“繁体字”应当受到重视，但是我并不认为汉字简化便一无是处，我也不大赞成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大革命式的完全恢复繁体字。应当说“简体字”的问题在于，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认识上的片面性，使得目前汉字简化这项工作未能做得完美无缺。但毕竟立足于现代应用的简化字在内地已经推行了五十余年，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会”中，教育部语用司负责人回应称“在法律未作修改的前提下，简体字的使用规定不会调整”，应当说这种态度还是比较审慎的。所以无论是“繁简并用”、还是“识繁写简”或是寄希望于科技手段，“书同文”的这个现代困惑都值得好好考虑，不可立行，也不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