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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以来，以本雅明、阿多诺、梅洛·庞蒂、勒塞克尔、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引入国内外学界的视野。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逐步显现出形式性的当代，如何以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方法范式切入语言研究的场域已经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方法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体现着“总体”“身体”“主体”三条思维路径：首先，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为“物、言、思、行”不可分断的语言总体，强调内在总体性的框架中探讨语言、行为、思想、物质与精神等要素；其次，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以身体作为语言研究的重要载体，力图构建出劳动的、实践的、现实的语言的身体；最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强调语言的主体塑造作用，力图揭示出现代社会中主体解放的语言路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方法论探析，为深入全面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精神而提供了语言维度的哲学范式，由此，我们才能更为清晰地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代精髓。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本雅明；勒塞克尔；总体性；询唤
[中图分类号]H0；B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3-0022-06
自“语言转向”以来，国内外对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研究可谓进展迅速，围绕本雅明、阿多诺、梅洛·庞蒂、德里达、巴迪欧、勒塞克尔等人的语言哲学思想，概念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得到了多层次、多角度地阐释。诸如卢卡奇的“多元存在”、本雅明的“广义的创造、行动、显现”、阿多诺的“感性的尊严”、梅洛·庞蒂的“身体行为”、德里达的“延异”、巴迪欧的“复杂的传动机器”、勒塞克尔的“斗争关系”[1]84等等，本体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已经基本完成了概念构建，以实践（praxis）与显现（presence）为基本范畴的“物、言、思、行”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总体语言观已然明晰展现。然而，对于语言这个难以一言蔽之的综合性概念，马克思本人似乎不会满足于单纯地概念性解释，方法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仍是亟待发展的。
要探析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方法论意义，就必须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的方法论体系。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说法有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本·阿格尔（Ben Agger）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包括：第一，异化的理论和对异化的批判；第二，深深植根于内在矛盾的制度理论；第三，危机的理论和过渡的战略。”[2]国内学者胡承槐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归结为“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考察的、结构系统性的总体方法论”[3]。各家之观点不胜枚举，但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大致可概括为“革命的社会进步论”“实践的世界改造论”“辩证的总体联系论”“唯物的生产要素论”“群众的历史决定论”五个层面。这“五重”方法论构筑起一道以“实践”“劳动”“人本”“阶级”“辩证法”为核心要素的总的行动路线，为方法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厘清了宏观架构，围绕总体、身体、主体的语言研究方法论开始初具雏形。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方法论特征应当受到关注与探讨。在“语言转向”“形式语言学批判”的大潮下，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方法论价值必须得以确立，以此提供一条语言视域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诠释路径。
一、总体之维：物、言、思、行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曾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无论思想和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4]525在马克思看来，语言与思想是不可分开的，现实是语言与思想的直观根源，语言与思想在现实中获得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此外，马克思对于语言的总体性认知还涉及自然界与物质性的问题。正如其所言：“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4]308；“人并非一开始就是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 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4]34。 总的来说，马克思将语言、自然界、思想、现实、实践、物质等范畴高度整合，构建出“物、言、思、行”的总体性语言观。
总体性语言观为马克思的語言研究路径确定了整体基调。马克思鲜明地反对试图割裂语言与心物关系、语言与实践关系的哲学观点，将脱离了总体性联系的语言哲学斥为“语言异化”。在马克思看来，语言与意识、物质、行动都是宏观世界的构成要素，任何试图拆分内在联系的异化都是必须予以否定的。依马克思之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人的语言”变为“异化语言”，语言成为“屈辱与羞耻”，劳动者的言说退化为“乞怜”与“哀求”。马克思的判断是正确的，20世纪频繁爆发的话语权运动、讽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默剧、不同阶级间歧视性的攻讦，都佐证着语言异化现象的存在，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方法论目标之一，即是消除语言的异化现象，使得语言的总体性得以复归。
总体性方法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对语言的解释方式是旗帜鲜明的，这也意味着其对与单一维度的泛科学方法论的决裂。法国左翼学者让·雅克·勒塞克尔（Jean Jacques-Lecercle）在其《语言的力量》（2005年）、《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2006年）中均以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立场批判了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当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将泛科学方法论指导下的“生成机制”“生物禀赋”归为“语言拜物教”[1]118，并试图将语言研究复归至马克思所强调的总体状态。在《语言的力量》中，勒塞克尔尤为系统地批判了结构主义的语言学，从语言的本体论、方法论、起源论与特征论四重维度完成了对乔姆斯基的反驳。勒塞克尔替马克思做出的“申辩”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当代“建构”，在马克思语言研究的总体性方法论与结构主义语言研究方法之间划出了一道鲜明的界线。
要深入感知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方法论中的总体性，就必须谈及瓦尔特·本雅明的思想。《本雅明与布莱希特》（2009年）一书详细记录了本雅明的言谈与思想，在其“本雅明的理论基础笔记”一章中，本雅明为自己的思想作了四重方法论规定，即“第一，脱离现实的思想必被摧毁；第二，指责思想脱离现实的偏见必然存在；第三，思维必须精简且必须关照现实；第四，个人思想终将解放，思想现实终将外化”[5]207。这四个原理折射出本雅明方法论上的总体性倾向，现实、行动、思想以及本雅明反复谈及的语言，被统一在完全的总体性范畴内。与马克思的“总体”相似，本雅明认为语言中存在“整体（an undivided whole）”，他从“人的语言、物的语言、思想表达、命名语言、上帝之言、图像语言、暴力及历史时间意识”[6]七个层面阐释了语言的整体性（即总体性），肯定语言现象的多样性与联系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本雅明对于语言的总体性把握较之马克思要更为全面，他甚至意识到了自身与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差异：“各种思潮与运动从未停止过，在以前，这基本是神学的场地；而从马克思开始，宗教的观念开始被彻底拆除。不过我仍认为存在两种研究路径：一是‘神学’，二是‘唯物辩证法’。”[5]205这并不意味着本雅明与马克思的决裂，反而，这体现出总体性方法论对于宏观世界要素的深度内化，从整体到部分、从精神到物质、从行动到语言乃至从理性到神性，都被控摄于总体性统一的核心精髓内，理性对于哲学的叛逃被归回到非矛盾的共生状态，语言的现实之维与“天启（The Apocalypse）”之维归于和解。从某种程度上看，本雅明为哲学研究的总体性方法论提供了一个高度综合的范本，此亦即汉娜·阿伦特等人给予本雅明高度评价的原因之一。
与本雅明建构的“整体”思想不同，阿多诺以批判者的姿态反对所谓“科学正统”对语言的透析。他认为，科学概念妄图解剖语言的尝试在实际上使得语言沦为独立的中性符号，语言意义上的启蒙运动沦为了彻底的唯名论运动。在其《文学笔记》一书中，阿多诺对泛科学化方法论、对语言的透析持批判态度。他强调：“在这样的描述下，语言简直被当作了工艺品，遑论再参与学术范畴内的讨论；只有那些反对将语言降解为纯粹符号、不承认语言的思维具体化特征的研究者，才能继续保持对语言的审美价值的忠诚。”[7]即便阿多诺反对本雅明与卢卡奇的“直接统一的总体”，他也从另一层面陈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总体性方法论要旨，即对语言与外部要素内在联系的坚持，反对对语言的“科学透析”。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总体性方法论，对当代语言研究提供了三条路径：其一，普遍联系的研究路径。总体性方法论要求语言研究立足于非单一、非透明的综合世界，要在厘清语言与精神、物质、行动基本关系的基础上，系统认识语言的本质及其实践价值。其二，反对异化的批判路径。对于当代的语言学及语言哲学研究者而言，语言异化现象的客观存在是必须承认的。在生产关系飞速变革、资本主义危机形式从经济转向主体的当代，对异化现象的认识、分析乃至应对，是语言研究所必须关注的。其三，“理性技术”的实证路径。勒塞克尔、阿多诺、乔治·拉考夫（George Lakoff）等人反对的泛科学方法论对语言的透析，实际上是“技术理性批判”在当代语言学场域内的显现。诚然，对于科学技术的量化式研究，我们不应当予以断然否决，但我们也必须在哲学思辨与科学精神间形成一种调和，从“技术理性”的“形式的科学陷阱”转向“理性技术”的“思辨的实证研究”。
总体性方法论堪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根基，无论是否提及“总体”或“整体”概念、是否运用马克思式的唯物辩证范式，总体关照的精髓都广泛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继承人与发展者中，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精神的当代复归，也是使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永不失其时代价值的方法保证。
二、身体之维：从身体的语言到语言的身体
“身体”是语言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涉及生命、主体、语言、具体化以及心物关系等问题。胡塞尔在其《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中有这样的表述：“但是，它（即表达）不再词语之外；当我们说话时，我们连续地实现与语词结合在一起的内容，同样被赋予生命的表达。这种赋予生命的结果是语词和言语把同样具体化的和本身已具体化的表达当作意义。”[8]104胡塞尔的语言哲学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垂直体系，但其颇具洞见性地指明了语言与生命的关联，极大地启发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体系内重要的“身体论”人物——莫里斯·梅洛·庞蒂。梅洛·庞蒂以其“身体”的哲学研究闻名，他认为，语言是生命活力的集中表现，如果缺少活生生的人，那么语言将不再具有意义。与马克思相类似，梅洛·龐蒂肯定语言场域中心物关系的统一，总体性方法论在他处表现为“身体与思维”的不可分。在梅洛·庞蒂看来，语言的主体毫无疑问地倾向了身体，词语的表达既是一个生理性的发声过程，也是精神在身体层面的外化，一如其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中所言：“身体的是自然的表达。”
实际上，马克思意义上的“身体”与梅洛·庞蒂意义上的“身体”并不相同。马克思强调的身体是实践的、劳动的身体；而梅洛·庞蒂强调的是现象学的、存在性的身体。这二者的区别不仅体现在身体的存在形式上，更表现在对身体功能性的描述上。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可以看出，马克思意义上的身体与动物的身躯是不同的，这种区分体现在人的身体的“物质性”上，即生产的能力。可以说，马克思的身体是因劳动而存在、因生产的实践活动而存在的。而梅洛·庞蒂则借鉴了现象学的观点，视身体为“存在”之“存在”。他指出：“在这里，世界精神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能运动，我们能注视。这些简单的行为已经包含了表达活动的秘密：我运动我的身体，虽然我不知道起作用的是哪些肌肉，哪些神经通道，也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寻找这种活动工具，就像艺术家能使他的风格展现在他加工的材料的纤维中。”[8]80在梅洛·庞蒂的身体概念中，身体是带有先验要素的自在，而不依赖于后天的理念与活动而存在。但同时，意识对身体的影响性也必须肯定，作为语言发声器的身体似乎是“天成”的，但这种“天成物”在流俗之中的运转仍要受到意识的牵拉。此外，涉及语言问题的“身体”表述也存在于精神分析的语言观中。精神分析概念中的身体，即弗洛伊德“力比多的身体”，这种身体受到欲望牵引，包含着无法自控的潜意识与兽性，但弗洛伊德并不彻底否定身体的可改造性，他认为，从本我到自我再到超我，身体可以实现自我控制与发展，但这需要主体“清醒的自我认知”作为必要的前提。在“力比多的身体”的基础上，弗洛伊德与拉康均强调语言的潜意识性，认为语言不仅是意识的能动表达，亦是主体精神的自我分裂；吉尔·徳勒兹的语言观也显露出强烈的精神分析倾向，《千高原》即强调所谓精神分裂与意识自主。精神分析的身体虽然凸显了意识的能动作用，但却使语言陷入梦呓、玩笑、性冲动的泥淖之中，忽视了语言存在的真实性，因而没能像梅洛·庞蒂那样建构出清晰的“身体——语言”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框架。 马克思、梅洛·庞蒂、弗洛伊德、拉康、德勒兹的理论交叠，使得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中的“身体”从一个概念转变为一种方法论，从身体切入语言的带有现象学特征的研究方法得到越来越多的语言研究者的重视。勒塞克尔在《语言的力量》一书中，详细具体地归纳了身体在语言研究中的四种形态：第一，“生理的身体”，即将语言视作“身体的语言”，语言的主体变成了纯粹的器官，声带和舌咽成为语言的绝对发起者。第二，即精神分析的“力比多的身体”，勒塞克尔认为这一层次的身体认识到了语言中包含的精神性要素。第三，即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的身体”。这一层面的身体将语言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很好的统摄起来，把语言视为生命意义的现实表达。第四，即马克思的“劳动的身体”。勒赛克尔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的身体”作为其他三种身体合理因素的综合，劳动的身体中包含了生理身体的物质性、力比多身体的意识性、现象学身体的统摄性，是最佳的语言身体，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身体的语言”才彻底地转变为“语言的身体”。正如勒塞克尔解释得那样：“马克思身体的概念与现象学、精神分析概念比较下的优点是明确的：这样的身体不再仅仅是个人的，它是社会的，由社会力量和社会关系构成；它是根本性的历史，其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是被修改的历史；它不仅是集体实践的主体，也是构成实践过程的最终产物。”[1]156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身体分析的方法论，要求“身体的语言”向“语言的身体”的复归。如果将身体直接视作语言过程的发起者，将语言简单的视作“身体的语言”，那么意识的能动性将无从体现，作为根本方法论支撑的“总体”也将崩溃。故而，必须构建精神、物质、心灵、身体相统一的“语言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看，身体分析的方法论是总体性方法论的重要体现之一，在当代智能语言挑战自然语言的宏观背景下，我们有理由为语言哲学研究中的身体概念赋予更高的价值内涵，这不仅事关语言哲学的研究方法，更承载着人类身体独特的价值性。
三、主体之维：通向交往与塑造的语言路径
需要明确的是，语言哲学概念上的“主体”与日常语言的“主体”是有区别的。中文的语词“主体”通常指“对客体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事物（通常是人），是客体的存在意义的决定者”。而在语言哲学的范畴中，人对语言、语言对人、人对人的主客体关系是非决定性的，或者说是相互决定的，单向度的主客体关系并不适宜在语言哲学的场域中阐发。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是“交互的主体”。马克思曾说：“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 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4]34语言作为一种传递信息、实现分工的交互手段，一开始就无法存在于自我主体的独立世界中。然而，“内部言语（inner speech）”概念的出现使得这一看似先天得证的主体观产生了危机。语言学者丹尼斯·萊利（Denise Riley）系统表述了作为主体自我言说的“内部言语”，她认为，语言并不局限于对他体传达信息的“外部言语”，还包含主体自身的心理活动，正如其所言：“语言的错综复杂的，即便是看似静默的内部语言，也仍然能被其持有者所听闻。”[1]8类似的表达还有维特根斯坦的“沉默”、福柯的“愚人文学（fool literature）”等，这些非对象性的语言现象似乎又将语言主体从“交往”引回到“单一”，以交往为基础的语言主体观亟待重新认证。
可以说，分析哈贝马斯的话语交往理论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主体问题的必经之路。与马克思的交往主体观相一致，哈贝马斯强调语言主体的他体依存性，即语言意义上的“主体间性”。他认为：“沟通是人类语言的终极目的。语言与沟通之间的关系尽管不能比作手段与目的，但如果我们能够确定使用交往命题的意义，我们也就可以对沟通做出解释。语言概念和沟通概念可以相互阐释。”[9]275在哈贝马斯看来，语言是交往理性在现实中的体现形式，与其说表达的过程是“主体——客体”的对象模式，不如将之视作“主体——主体”的交互模式，脱离交往主体观存在的语言是不存在的。在其《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哈贝马斯进一步详细阐述了语言主体对语言内涵的影响。他根据主体与世界范畴内他体的关系，把人类行为划分出四个层面，即“目的（策略）行为”“规范行为”“戏剧行为”与“交往行为”，并对语言的行动性做出如下规定：“交往行为概念所涉及的是至少两个以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这些主体使用（口头的或者口头之外的）手段，建立起人际关系。行为者通过行为语境寻求沟通，以便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把他们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 [9]84
在明确行为分类的基础上，哈贝马斯阐述了各种行为模式中语言主体的存在形式：“目的行为”中的语言是众多媒介中的一种，语言的功能表现为施加影响、实现主体的一致从而促进目标达成，本质上是主体交互的过程；“规范行为”视语言为文化价值符号，将语言置于“共识”的地位，本质上也是一种交互的主体观；“交往行为”则更为直观，在此层面上，语言被视作全面沟通的媒介，主体从自身的世界出发，进入他者的世界，形成世界到世界的链接与统一，在交往的过程中实现语言与主体的双重价值；而唯独“戏剧行为”的主体观是非交互性的，戏剧行为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媒介”，哈贝马斯认为此种自我中心的语言在功能上是“大打折扣的”，与其说其是一种“语言形式”，倒不如将其视作一种“有特色的审美形式”[9]95。哈贝马斯的论证是合理的，他在肯定语言交往主体观的基础上，将语言的单一主体观的“实在性”转化为“特殊性”，将主体问题的论证思路从“证伪”转向“证寡”，把“内部言语”“自我表达”“情感独白”等马克思主义难以解释的语言形式归为一种审美形式，为语言与内在审美作了明确的区分。
与以往的受动性的语言研究不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认为语言对主体也存在一定的反作用。基于总体性的根本方法，语言对主体的“塑造”功能也成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所关注的新的重点。在这一问题上，阿尔都塞的表述是较为系统的。阿尔都塞以其意识形态理论闻名，他将权力归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运转的中心因素，认为意识形态以语言的形式“询唤（interpellation）”个人，将自然状态下的个体询唤为意识形态机器覆盖下的主体。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与语言哲学是存在交叉的。马克思将语言视作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重要载体，把现实社会中的“口号”“律令”“法条”视作一种通过语言形式传播的意识形态要素。在这个意义上看，阿尔都塞的询唤理论无疑是整合性的，他将马克思主义对于意识形态的批驳融入语言研究中，把国家看作一个“询唤路人的警察”，使得民众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意识形态的枷锁。阿尔都塞强调：“语言学家们和那些为了不同目的而求助于语言学的人们常常碰到许多困难。出现这些困难是由于他们无视意识形态的后果对所有话语的作用。”[10]在阿尔都塞看来，语言的主体塑造功能一方面即是意识形态对主体的“抑制”。塑造并非一定是利于主体性解放的，在意识形态语言的钳制下，社会个人丧失了自身话语权，沦为千人一面的“被询唤者”，此即意识形态传播的语言机制。勒塞克尔对阿尔都塞的询唤理论作了清晰的归纳，他认为，询唤实际上是一种链条式的主体生产线，这条生产线由“体制、仪式、实践、言语行为”[1]62四个环节共同构成。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主体自我独立意识的觉醒，阿尔都塞的“语言询唤链”似乎产生了裂隙。以德勒兹、加塔利为代表的“主体解放”式的语言学者建构起一套以“主体自我塑造”为中心观念的新语言主体理论。与纯粹的“自我封闭”不同，德勒兹等人仍在交往主体的方法论指导下研究语言，他们承认他体认知对主体的影响，反对世俗规则与物化意识形态对主体的精神囚禁。德勒兹认为，在国家机制之下，语言虽然成为意识形态的镣铐，但其同样也能成为个人解放的武器，而实现从镣铐到武器转变的关键途径，即塑造属于主体自身的独特的语言“风格（style）”。通过语言风格的塑造，主体开始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以自我宣泄的方式重新确立个人的社会价值。总之，不论是阿尔都塞的“询唤”，还是德勒兹“风格塑造”，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研究方法论始终存在着强烈的“主体关照”倾向，“人”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价值探讨的中心。
四、结语：走向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
方法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是极具张力的：“总体性”的方法论承载着手稿中盛赞人类“类本质”的终极精神；“身体分析”的方法论折射出物质性与能动性的辩证光辉；“主体关照”的方法论为人类更好地运用语言、实现自我完善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从“人创造语言”的话语起源，到“语言影响人”的综合塑造，再到现代社会中个体精神的“自我解放”，语言与人类相生相伴、彼此关照，共同谱写出人类文明的伟大篇章。正像伽达默尔所坚信的那样：“我们的整个世界经验以及特别是诠释学经验都是从语言这个中心（Mitte der Sprache）出发展开的……唯有语言中心，这种同存在物的总体相关的语言中心，才能使人类有限的——历史的本质同自己的世界相调解。”[11]语言的力量是巨大的，它承载着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动精神，在语言学研究走向科学化的当代，我们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的方法与意义，重新构建非形式化的总体性方法论体系，以期进一步挖掘出语言的现实价值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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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584-585.
On Marxist Linguistic Philosophy——Based on the Significance of Methodology
Zhao Ruifu
（Marxist School，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Western Marxist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Benjamin， Adorno， Merleau-Ponty， Lesekker， and Habermas have introduced the Marxist language philosophy to the horizon of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In modern times when 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 has gradually emerged its formality， how to enter the field of language research in the paradigm of Marxist language philosophy has become a key issue. Methodological Marxist language philosophy embodies the three thinking paths of “overall，” “body，” and “subject.” First， Marxist language philosophy is an inseparable linguistic total of “objects， words， thoughts， and actions”， emphasizing intrinsic totality. In the framework， language， behavior， thought， material and spiritual elements are discussed. Secondly， Marxist language philosophy uses body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language research. It tries to construct the physical body of labor， practice， languages，and reality. Finally， Marxist language Philosophy emphasizes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shaping the subject， trying to reveal the linguistic path of subject liberating in modern society. The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of Marxist language philosophy provides a linguistic dimension of philosophical paradigm for the thorough and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rxist spirit. From this， we can more clearly perceive the epochal essence of Marxist philosophy.
Keywords： Marxist linguistic philosophy； Benjamin； Lesekker； totality； interpellation
〔责任编辑：崔家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本雅明；勒塞克尔；总体性；询唤
[中图分类号]H0；B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3-0022-06
自“语言转向”以来，国内外对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研究可谓进展迅速，围绕本雅明、阿多诺、梅洛·庞蒂、德里达、巴迪欧、勒塞克尔等人的语言哲学思想，概念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得到了多层次、多角度地阐释。诸如卢卡奇的“多元存在”、本雅明的“广义的创造、行动、显现”、阿多诺的“感性的尊严”、梅洛·庞蒂的“身体行为”、德里达的“延异”、巴迪欧的“复杂的传动机器”、勒塞克尔的“斗争关系”[1]84等等，本体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已经基本完成了概念构建，以实践（praxis）与显现（presence）为基本范畴的“物、言、思、行”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总体语言观已然明晰展现。然而，对于语言这个难以一言蔽之的综合性概念，马克思本人似乎不会满足于单纯地概念性解释，方法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仍是亟待发展的。
要探析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方法论意义，就必须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的方法论体系。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说法有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本·阿格尔（Ben Agger）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包括：第一，异化的理论和对异化的批判；第二，深深植根于内在矛盾的制度理论；第三，危机的理论和过渡的战略。”[2]国内学者胡承槐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归结为“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考察的、结构系统性的总体方法论”[3]。各家之观点不胜枚举，但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大致可概括为“革命的社会进步论”“实践的世界改造论”“辩证的总体联系论”“唯物的生产要素论”“群众的历史决定论”五个层面。这“五重”方法论构筑起一道以“实践”“劳动”“人本”“阶级”“辩证法”为核心要素的总的行动路线，为方法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厘清了宏观架构，围绕总体、身体、主体的语言研究方法论开始初具雏形。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方法论特征应当受到关注与探讨。在“语言转向”“形式语言学批判”的大潮下，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方法论价值必须得以确立，以此提供一条语言视域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诠释路径。
一、总体之维：物、言、思、行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曾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无论思想和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4]525在马克思看来，语言与思想是不可分开的，现实是语言与思想的直观根源，语言与思想在现实中获得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此外，马克思对于语言的总体性认知还涉及自然界与物质性的问题。正如其所言：“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4]308；“人并非一开始就是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 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4]34。 总的来说，马克思将语言、自然界、思想、现实、实践、物质等范畴高度整合，构建出“物、言、思、行”的总体性语言观。
总体性语言观为马克思的語言研究路径确定了整体基调。马克思鲜明地反对试图割裂语言与心物关系、语言与实践关系的哲学观点，将脱离了总体性联系的语言哲学斥为“语言异化”。在马克思看来，语言与意识、物质、行动都是宏观世界的构成要素，任何试图拆分内在联系的异化都是必须予以否定的。依马克思之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人的语言”变为“异化语言”，语言成为“屈辱与羞耻”，劳动者的言说退化为“乞怜”与“哀求”。马克思的判断是正确的，20世纪频繁爆发的话语权运动、讽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默剧、不同阶级间歧视性的攻讦，都佐证着语言异化现象的存在，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方法论目标之一，即是消除语言的异化现象，使得语言的总体性得以复归。
总体性方法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对语言的解释方式是旗帜鲜明的，这也意味着其对与单一维度的泛科学方法论的决裂。法国左翼学者让·雅克·勒塞克尔（Jean Jacques-Lecercle）在其《语言的力量》（2005年）、《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2006年）中均以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立场批判了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当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将泛科学方法论指导下的“生成机制”“生物禀赋”归为“语言拜物教”[1]118，并试图将语言研究复归至马克思所强调的总体状态。在《语言的力量》中，勒塞克尔尤为系统地批判了结构主义的语言学，从语言的本体论、方法论、起源论与特征论四重维度完成了对乔姆斯基的反驳。勒塞克尔替马克思做出的“申辩”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当代“建构”，在马克思语言研究的总体性方法论与结构主义语言研究方法之间划出了一道鲜明的界线。
要深入感知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方法论中的总体性，就必须谈及瓦尔特·本雅明的思想。《本雅明与布莱希特》（2009年）一书详细记录了本雅明的言谈与思想，在其“本雅明的理论基础笔记”一章中，本雅明为自己的思想作了四重方法论规定，即“第一，脱离现实的思想必被摧毁；第二，指责思想脱离现实的偏见必然存在；第三，思维必须精简且必须关照现实；第四，个人思想终将解放，思想现实终将外化”[5]207。这四个原理折射出本雅明方法论上的总体性倾向，现实、行动、思想以及本雅明反复谈及的语言，被统一在完全的总体性范畴内。与马克思的“总体”相似，本雅明认为语言中存在“整体（an undivided whole）”，他从“人的语言、物的语言、思想表达、命名语言、上帝之言、图像语言、暴力及历史时间意识”[6]七个层面阐释了语言的整体性（即总体性），肯定语言现象的多样性与联系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本雅明对于语言的总体性把握较之马克思要更为全面，他甚至意识到了自身与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差异：“各种思潮与运动从未停止过，在以前，这基本是神学的场地；而从马克思开始，宗教的观念开始被彻底拆除。不过我仍认为存在两种研究路径：一是‘神学’，二是‘唯物辩证法’。”[5]205这并不意味着本雅明与马克思的决裂，反而，这体现出总体性方法论对于宏观世界要素的深度内化，从整体到部分、从精神到物质、从行动到语言乃至从理性到神性，都被控摄于总体性统一的核心精髓内，理性对于哲学的叛逃被归回到非矛盾的共生状态，语言的现实之维与“天启（The Apocalypse）”之维归于和解。从某种程度上看，本雅明为哲学研究的总体性方法论提供了一个高度综合的范本，此亦即汉娜·阿伦特等人给予本雅明高度评价的原因之一。
与本雅明建构的“整体”思想不同，阿多诺以批判者的姿态反对所谓“科学正统”对语言的透析。他认为，科学概念妄图解剖语言的尝试在实际上使得语言沦为独立的中性符号，语言意义上的启蒙运动沦为了彻底的唯名论运动。在其《文学笔记》一书中，阿多诺对泛科学化方法论、对语言的透析持批判态度。他强调：“在这样的描述下，语言简直被当作了工艺品，遑论再参与学术范畴内的讨论；只有那些反对将语言降解为纯粹符号、不承认语言的思维具体化特征的研究者，才能继续保持对语言的审美价值的忠诚。”[7]即便阿多诺反对本雅明与卢卡奇的“直接统一的总体”，他也从另一层面陈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总体性方法论要旨，即对语言与外部要素内在联系的坚持，反对对语言的“科学透析”。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总体性方法论，对当代语言研究提供了三条路径：其一，普遍联系的研究路径。总体性方法论要求语言研究立足于非单一、非透明的综合世界，要在厘清语言与精神、物质、行动基本关系的基础上，系统认识语言的本质及其实践价值。其二，反对异化的批判路径。对于当代的语言学及语言哲学研究者而言，语言异化现象的客观存在是必须承认的。在生产关系飞速变革、资本主义危机形式从经济转向主体的当代，对异化现象的认识、分析乃至应对，是语言研究所必须关注的。其三，“理性技术”的实证路径。勒塞克尔、阿多诺、乔治·拉考夫（George Lakoff）等人反对的泛科学方法论对语言的透析，实际上是“技术理性批判”在当代语言学场域内的显现。诚然，对于科学技术的量化式研究，我们不应当予以断然否决，但我们也必须在哲学思辨与科学精神间形成一种调和，从“技术理性”的“形式的科学陷阱”转向“理性技术”的“思辨的实证研究”。
总体性方法论堪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根基，无论是否提及“总体”或“整体”概念、是否运用马克思式的唯物辩证范式，总体关照的精髓都广泛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继承人与发展者中，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精神的当代复归，也是使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永不失其时代价值的方法保证。
二、身体之维：从身体的语言到语言的身体
“身体”是语言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涉及生命、主体、语言、具体化以及心物关系等问题。胡塞尔在其《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中有这样的表述：“但是，它（即表达）不再词语之外；当我们说话时，我们连续地实现与语词结合在一起的内容，同样被赋予生命的表达。这种赋予生命的结果是语词和言语把同样具体化的和本身已具体化的表达当作意义。”[8]104胡塞尔的语言哲学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垂直体系，但其颇具洞见性地指明了语言与生命的关联，极大地启发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体系内重要的“身体论”人物——莫里斯·梅洛·庞蒂。梅洛·庞蒂以其“身体”的哲学研究闻名，他认为，语言是生命活力的集中表现，如果缺少活生生的人，那么语言将不再具有意义。与马克思相类似，梅洛·龐蒂肯定语言场域中心物关系的统一，总体性方法论在他处表现为“身体与思维”的不可分。在梅洛·庞蒂看来，语言的主体毫无疑问地倾向了身体，词语的表达既是一个生理性的发声过程，也是精神在身体层面的外化，一如其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中所言：“身体的是自然的表达。”
实际上，马克思意义上的“身体”与梅洛·庞蒂意义上的“身体”并不相同。马克思强调的身体是实践的、劳动的身体；而梅洛·庞蒂强调的是现象学的、存在性的身体。这二者的区别不仅体现在身体的存在形式上，更表现在对身体功能性的描述上。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可以看出，马克思意义上的身体与动物的身躯是不同的，这种区分体现在人的身体的“物质性”上，即生产的能力。可以说，马克思的身体是因劳动而存在、因生产的实践活动而存在的。而梅洛·庞蒂则借鉴了现象学的观点，视身体为“存在”之“存在”。他指出：“在这里，世界精神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能运动，我们能注视。这些简单的行为已经包含了表达活动的秘密：我运动我的身体，虽然我不知道起作用的是哪些肌肉，哪些神经通道，也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寻找这种活动工具，就像艺术家能使他的风格展现在他加工的材料的纤维中。”[8]80在梅洛·庞蒂的身体概念中，身体是带有先验要素的自在，而不依赖于后天的理念与活动而存在。但同时，意识对身体的影响性也必须肯定，作为语言发声器的身体似乎是“天成”的，但这种“天成物”在流俗之中的运转仍要受到意识的牵拉。此外，涉及语言问题的“身体”表述也存在于精神分析的语言观中。精神分析概念中的身体，即弗洛伊德“力比多的身体”，这种身体受到欲望牵引，包含着无法自控的潜意识与兽性，但弗洛伊德并不彻底否定身体的可改造性，他认为，从本我到自我再到超我，身体可以实现自我控制与发展，但这需要主体“清醒的自我认知”作为必要的前提。在“力比多的身体”的基础上，弗洛伊德与拉康均强调语言的潜意识性，认为语言不仅是意识的能动表达，亦是主体精神的自我分裂；吉尔·徳勒兹的语言观也显露出强烈的精神分析倾向，《千高原》即强调所谓精神分裂与意识自主。精神分析的身体虽然凸显了意识的能动作用，但却使语言陷入梦呓、玩笑、性冲动的泥淖之中，忽视了语言存在的真实性，因而没能像梅洛·庞蒂那样建构出清晰的“身体——语言”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框架。 马克思、梅洛·庞蒂、弗洛伊德、拉康、德勒兹的理论交叠，使得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中的“身体”从一个概念转变为一种方法论，从身体切入语言的带有现象学特征的研究方法得到越来越多的语言研究者的重视。勒塞克尔在《语言的力量》一书中，详细具体地归纳了身体在语言研究中的四种形态：第一，“生理的身体”，即将语言视作“身体的语言”，语言的主体变成了纯粹的器官，声带和舌咽成为语言的绝对发起者。第二，即精神分析的“力比多的身体”，勒塞克尔认为这一层次的身体认识到了语言中包含的精神性要素。第三，即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的身体”。这一层面的身体将语言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很好的统摄起来，把语言视为生命意义的现实表达。第四，即马克思的“劳动的身体”。勒赛克尔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的身体”作为其他三种身体合理因素的综合，劳动的身体中包含了生理身体的物质性、力比多身体的意识性、现象学身体的统摄性，是最佳的语言身体，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身体的语言”才彻底地转变为“语言的身体”。正如勒塞克尔解释得那样：“马克思身体的概念与现象学、精神分析概念比较下的优点是明确的：这样的身体不再仅仅是个人的，它是社会的，由社会力量和社会关系构成；它是根本性的历史，其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是被修改的历史；它不仅是集体实践的主体，也是构成实践过程的最终产物。”[1]156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身体分析的方法论，要求“身体的语言”向“语言的身体”的复归。如果将身体直接视作语言过程的发起者，将语言简单的视作“身体的语言”，那么意识的能动性将无从体现，作为根本方法论支撑的“总体”也将崩溃。故而，必须构建精神、物质、心灵、身体相统一的“语言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看，身体分析的方法论是总体性方法论的重要体现之一，在当代智能语言挑战自然语言的宏观背景下，我们有理由为语言哲学研究中的身体概念赋予更高的价值内涵，这不仅事关语言哲学的研究方法，更承载着人类身体独特的价值性。
三、主体之维：通向交往与塑造的语言路径
需要明确的是，语言哲学概念上的“主体”与日常语言的“主体”是有区别的。中文的语词“主体”通常指“对客体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事物（通常是人），是客体的存在意义的决定者”。而在语言哲学的范畴中，人对语言、语言对人、人对人的主客体关系是非决定性的，或者说是相互决定的，单向度的主客体关系并不适宜在语言哲学的场域中阐发。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是“交互的主体”。马克思曾说：“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 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4]34语言作为一种传递信息、实现分工的交互手段，一开始就无法存在于自我主体的独立世界中。然而，“内部言语（inner speech）”概念的出现使得这一看似先天得证的主体观产生了危机。语言学者丹尼斯·萊利（Denise Riley）系统表述了作为主体自我言说的“内部言语”，她认为，语言并不局限于对他体传达信息的“外部言语”，还包含主体自身的心理活动，正如其所言：“语言的错综复杂的，即便是看似静默的内部语言，也仍然能被其持有者所听闻。”[1]8类似的表达还有维特根斯坦的“沉默”、福柯的“愚人文学（fool literature）”等，这些非对象性的语言现象似乎又将语言主体从“交往”引回到“单一”，以交往为基础的语言主体观亟待重新认证。
可以说，分析哈贝马斯的话语交往理论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主体问题的必经之路。与马克思的交往主体观相一致，哈贝马斯强调语言主体的他体依存性，即语言意义上的“主体间性”。他认为：“沟通是人类语言的终极目的。语言与沟通之间的关系尽管不能比作手段与目的，但如果我们能够确定使用交往命题的意义，我们也就可以对沟通做出解释。语言概念和沟通概念可以相互阐释。”[9]275在哈贝马斯看来，语言是交往理性在现实中的体现形式，与其说表达的过程是“主体——客体”的对象模式，不如将之视作“主体——主体”的交互模式，脱离交往主体观存在的语言是不存在的。在其《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哈贝马斯进一步详细阐述了语言主体对语言内涵的影响。他根据主体与世界范畴内他体的关系，把人类行为划分出四个层面，即“目的（策略）行为”“规范行为”“戏剧行为”与“交往行为”，并对语言的行动性做出如下规定：“交往行为概念所涉及的是至少两个以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这些主体使用（口头的或者口头之外的）手段，建立起人际关系。行为者通过行为语境寻求沟通，以便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把他们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 [9]84
在明确行为分类的基础上，哈贝马斯阐述了各种行为模式中语言主体的存在形式：“目的行为”中的语言是众多媒介中的一种，语言的功能表现为施加影响、实现主体的一致从而促进目标达成，本质上是主体交互的过程；“规范行为”视语言为文化价值符号，将语言置于“共识”的地位，本质上也是一种交互的主体观；“交往行为”则更为直观，在此层面上，语言被视作全面沟通的媒介，主体从自身的世界出发，进入他者的世界，形成世界到世界的链接与统一，在交往的过程中实现语言与主体的双重价值；而唯独“戏剧行为”的主体观是非交互性的，戏剧行为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媒介”，哈贝马斯认为此种自我中心的语言在功能上是“大打折扣的”，与其说其是一种“语言形式”，倒不如将其视作一种“有特色的审美形式”[9]95。哈贝马斯的论证是合理的，他在肯定语言交往主体观的基础上，将语言的单一主体观的“实在性”转化为“特殊性”，将主体问题的论证思路从“证伪”转向“证寡”，把“内部言语”“自我表达”“情感独白”等马克思主义难以解释的语言形式归为一种审美形式，为语言与内在审美作了明确的区分。
与以往的受动性的语言研究不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认为语言对主体也存在一定的反作用。基于总体性的根本方法，语言对主体的“塑造”功能也成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所关注的新的重点。在这一问题上，阿尔都塞的表述是较为系统的。阿尔都塞以其意识形态理论闻名，他将权力归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运转的中心因素，认为意识形态以语言的形式“询唤（interpellation）”个人，将自然状态下的个体询唤为意识形态机器覆盖下的主体。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与语言哲学是存在交叉的。马克思将语言视作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重要载体，把现实社会中的“口号”“律令”“法条”视作一种通过语言形式传播的意识形态要素。在这个意义上看，阿尔都塞的询唤理论无疑是整合性的，他将马克思主义对于意识形态的批驳融入语言研究中，把国家看作一个“询唤路人的警察”，使得民众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意识形态的枷锁。阿尔都塞强调：“语言学家们和那些为了不同目的而求助于语言学的人们常常碰到许多困难。出现这些困难是由于他们无视意识形态的后果对所有话语的作用。”[10]在阿尔都塞看来，语言的主体塑造功能一方面即是意识形态对主体的“抑制”。塑造并非一定是利于主体性解放的，在意识形态语言的钳制下，社会个人丧失了自身话语权，沦为千人一面的“被询唤者”，此即意识形态传播的语言机制。勒塞克尔对阿尔都塞的询唤理论作了清晰的归纳，他认为，询唤实际上是一种链条式的主体生产线，这条生产线由“体制、仪式、实践、言语行为”[1]62四个环节共同构成。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主体自我独立意识的觉醒，阿尔都塞的“语言询唤链”似乎产生了裂隙。以德勒兹、加塔利为代表的“主体解放”式的语言学者建构起一套以“主体自我塑造”为中心观念的新语言主体理论。与纯粹的“自我封闭”不同，德勒兹等人仍在交往主体的方法论指导下研究语言，他们承认他体认知对主体的影响，反对世俗规则与物化意识形态对主体的精神囚禁。德勒兹认为，在国家机制之下，语言虽然成为意识形态的镣铐，但其同样也能成为个人解放的武器，而实现从镣铐到武器转变的关键途径，即塑造属于主体自身的独特的语言“风格（style）”。通过语言风格的塑造，主体开始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以自我宣泄的方式重新确立个人的社会价值。总之，不论是阿尔都塞的“询唤”，还是德勒兹“风格塑造”，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研究方法论始终存在着强烈的“主体关照”倾向，“人”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价值探讨的中心。
四、结语：走向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
方法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是极具张力的：“总体性”的方法论承载着手稿中盛赞人类“类本质”的终极精神；“身体分析”的方法论折射出物质性与能动性的辩证光辉；“主体关照”的方法论为人类更好地运用语言、实现自我完善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从“人创造语言”的话语起源，到“语言影响人”的综合塑造，再到现代社会中个体精神的“自我解放”，语言与人类相生相伴、彼此关照，共同谱写出人类文明的伟大篇章。正像伽达默尔所坚信的那样：“我们的整个世界经验以及特别是诠释学经验都是从语言这个中心（Mitte der Sprache）出发展开的……唯有语言中心，这种同存在物的总体相关的语言中心，才能使人类有限的——历史的本质同自己的世界相调解。”[11]语言的力量是巨大的，它承载着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动精神，在语言学研究走向科学化的当代，我们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的方法与意义，重新构建非形式化的总体性方法论体系，以期进一步挖掘出语言的现实价值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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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rxist Linguistic Philosophy——Based on the Significance of Methodology
Zhao Ruifu
（Marxist School，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Western Marxist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Benjamin， Adorno， Merleau-Ponty， Lesekker， and Habermas have introduced the Marxist language philosophy to the horizon of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In modern times when 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 has gradually emerged its formality， how to enter the field of language research in the paradigm of Marxist language philosophy has become a key issue. Methodological Marxist language philosophy embodies the three thinking paths of “overall，” “body，” and “subject.” First， Marxist language philosophy is an inseparable linguistic total of “objects， words， thoughts， and actions”， emphasizing intrinsic totality. In the framework， language， behavior， thought， material and spiritual elements are discussed. Secondly， Marxist language philosophy uses body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language research. It tries to construct the physical body of labor， practice， languages，and reality. Finally， Marxist language Philosophy emphasizes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shaping the subject， trying to reveal the linguistic path of subject liberating in modern society. The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of Marxist language philosophy provides a linguistic dimension of philosophical paradigm for the thorough and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rxist spirit. From this， we can more clearly perceive the epochal essence of Marxist philosophy.
Keywords： Marxist linguistic philosophy； Benjamin； Lesekker； totality； interpellation
〔责任编辑：崔家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