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始终被历史、传统等问题所困扰。这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他们的成长期并不匮乏现代艺术的滋养，却几乎完全地与传统割裂。因此，就小说技艺而言，他们基本上都有着较为成熟的掌握，而且在向世界文学、向本土先锋文学学习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美学特征：魏微的庄重优美、盛可以的诮薄凌厉、金仁顺的淡然清雅、戴来的简洁中性、李浩的伦理哲思、肖江虹的边地古风、鲁敏的精神暗疾、曹寇的“无聊现实主义”、付秀莹的古典气质、梁鸿的中原风范……
　　 然而，人到中年，他们越来越无法避免地要面对一个问题：如何与自己的土地、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接驳。徐则臣以他一直以来方向明确的努力作出了回答。一方面，他通过阅读和学习古代文化、艺术、历史、考古等典籍进行弥补;另一方面，他一直在思考、在寻求如何将“中国经验”纳入到一个适当的叙事外壳之中，使之既鲜明又妥帖。
　　 《虞公山》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尝试。小说在主题和精神上是“传统”的。故事发生在鹤顶。鹤顶是离花街不远的运河边上的一个小镇，在《轮子是圆的》《最后一个猎人》等小说中出现过。这次它是以徐则臣正在构思和书写的“鹤顶侦探”系列中的背景出现的。小说通过中学生吴极“盗墓”的故事，引出了一个国人隔膜已久的问题：家谱。它曾经是乡土中国的“命根”。中国人无论走到何处开花散叶，只要有家谱，便能找到自己的根，他们的离乡背井便有了一个安然坚固的底子。然而，随着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性的离散、漂泊越来越普遍，以致于今天的中国人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祖先和来处。家谱更是无踪可寻，甚至不曾在人们的思念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徐则臣偏要逆风而动，将一个“古老”的词语和现象重新牵引回我们的视野。他将吴极（这个名字本身也很“中国”）置于内在的诱惑和外在的胁迫之中：在内，父亲吴斌告诉他，他们不姓吴，本姓虞。老祖宗虞凤常是康熙的爱臣，随皇上沿运河南巡时意外在鹤顶病逝，就地下葬，埋在了虞公山，随之下葬的还有一部家谱。在外，吴极与一个吴姓同学发生争吵，对方說“有种别姓吴”。为了撇清跟对方的关系，吴极决定到老祖宗的坟墓里寻找“吴自虞来”的铁证。
　　 小说在形式和结构上又是很“现代”的。“要从一个鬼魂说起”，这个开头一下子将我们带回到了魔幻现实的氛围之中，回到了马尔克斯笔下那个疯狂的马孔多小镇。但是，倘若现在还有哪个作家要执着地来一个“魔幻现实”，无疑已经相当地不合时宜。作者设置这么一个煞有介事的鬼魂故事，实则要写的是一个少年委屈的、怯生生的“寻根”故事。这个“寻根”又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举朝向传统进行挖掘和“镀亮”的寻根文学不同。吴极要寻的只是家族的根、自我的根。由“鬼魂”牵出“盗墓”，由“盗墓”留下的“蓝旗”烟头，派出所的人寻踪到了常年跑船的烟酒大户吴斌家中。
　　 这是一个扰乱现世秩序和时间顺序的叙事。这种方式对于“70后”当然不是难事，不过是信手可拈的雕虫小技。小说将吴极、安大平、吴极母亲、船老大、派出所、县公安局、考古专家等多线索进行了有条不紊的编排。在复杂而逻辑清晰的叙述中，一个影影绰绰的人、一个众说纷纭的人，始终飘荡在文本中，那就是吴斌。他在老婆口中是一个不着家、不顾家的自私浪荡子，在儿子眼中是一个会讲故事的幽默高手，在船老大眼中是个聪明的有才华的人，跑船屈了才，应该“能干很多高级的事”。这是吴斌的“罗生门”，他始终未曾正面出现过，这让“破案”的过程蒙上了飘忽不定的色彩。一直到最后，故事也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吴斌成了一个永远上不了岸的人：就像《河的第三条岸》中那个遥远而陌生的父亲，向子一代发出了充满魅惑的召唤，而他自己则永远地留在了河上。
　　 《虞公山》的主题何止于此，我们还可以从这万字短篇里读出更多的故事、更多的内涵：吴极子虚乌有的寻祖，却坐实了虞公山的考古工作;吴极对于“姓氏”的寻找和对于“父亲”的追随，无疑可构成一个代际性的命题;个体身份的寻求与认同，可扩展之视为一代人的身份困惑;一代人对文化和文明的回返，亦可视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世界中”的自我辨认……
　　 《虞公山》在徐则臣的创作中是一次重要的转型。这一次，他笔下的人物不再如花街少年那样着了魔似地要“到世界去”，而是一门心思地返向了自己生命和血脉的来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认祖归宗”的行为也可视为“70后”一代向着传统进行的追溯与回返。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