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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社会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迷茫，没有了方向感，没有了主体意识，全方位丧失了自觉与自信。没有了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的自觉自信，也就丧失了制度建设的想象力。我们几乎已经习惯用别人的东西来解释我们自己，习惯按别人的好恶来调整我们自己，习惯主动消解主体自我。
中国人需要具备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的自觉与自信，深刻认识中国道路的正当性与现实性。中国深厚的文明积淀、中国广土众民的体量、中国共产党已有的历程、中国在这个世界的环境决定，自成体系、自建光荣是具备现实可能性的困局突破之道。中国社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绝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进退维谷，而是存在着别开生面的光明前途。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要摆脱那种精神上无能的状态、依附的状态，以及丧失主体性的不自信状态。中国人需要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路。
体悟自成体系自建光荣
要理解此一问题，需要有悟性，需要深刻的哲学反省意识，通过体悟而非论证更容易。下面举几个例子。
旧西藏，当年只有百万人口和高寒地域，仍然建立了高度自主有序的雪域政教文明，藏人所学只有佛经，研习大成则为格西，光荣属于格西而非汉地状元或洋博士。虽其凭借如此薄弱，但也能内建秩序、外御强敌、发展文明生活。藏区高寒之地，数百万人民，也能自成一体建立光荣与政教，何况数千年文明传统广土众民的中国呢？要在于体用兼备自足自立。
又如，小市民阶层，罕有有出息的，盖生活中培养出一种劣等感，消解崇高唯利是视；相反不识得多少字的老农，却能保持有尊严的生活状态，盖因为有传统、规矩、生活礼仪构成的社群生活。中国自古开国之君、猛将谋臣、大儒高僧，也往往出于农家。以上举出仅粗陋之所谓自成体系，但小至社群大至国家，所谓自成体系、自有光荣还在体系与光荣本身是否正确之上，后者不是人的理性可以回答的是个上帝才能回答的问题。
又如宇文泰复古改制之成功。陈寅恪先生言：然宇文氏只分有少数之六镇民族，复局促于关陇一隅之地，终能并吞分有多数六镇民族及雄据山东富饶区域之高齐，其故自非仅由一二君主及诸臣材不材之所致，盖必有一全部系统之政策，为此东西并立之二帝国即周齐两朝胜败之主因，可以断言也。宇文泰率领少数西迁之胡人及胡化汉族割据关陇一隅之地，欲与财富兵强之山东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萧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质及精神二者力量之凭籍，俱远不如其东南二敌，故必别觅一途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它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
当年延安整风之后，中共可谓中国近代第一次具备了成雏形的成功体系，不见放牛娃和长工加入共军后发生何等脱胎换骨的变化？多数人生活尊严感与意义感的变化？何以那时贪污罕见，其实正如乱伦罕见、中国人辱骂父母罕见，自然而然之事，此中奥妙绝非体制问题所能说明，当深体悟之。难道国民党没有制度，只怕就严密程度还胜于共军，怎么国军将领就吃空饷？我们可注意延安体系形成的气场，此气场塑造了人的行为模式。人是社会的动物，对一个人来说，众人皆抛弃，等于杀死他，他杀死所有人等于杀掉自己。
下面是毛泽东延安演讲的一张图片，这里不是要提倡艰苦朴素。注意这里的气场，物质条件极端粗陋，但是这是一个崇高庄严的场所、与会者从事的是伟大光荣的事业，这是真实的是与会者主体间的客观存在。
毛泽东开辟的道路尽管后来为狂热和自卑打乱，但是中国的有识之士是要站在毛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既非全盘回归毛泽东连错误也要继承，也非抛弃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中“独立自主”一说，今日阐释，当具有更深刻的含义。
自成体系、自建光荣我们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强调中国的主体性，否定依附性；第二个强调中国追求和中国实践的普遍性，而不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甚至直截了当地强调“普世价值在中国”也不为过。中国自主发展、坚持走中国自己道路的论述应该避免变成特殊主义、相对主义的论述。主要是收拾自身，确立中国本位、中国主体性。中体西用是万古不变之理，本国历史、本国政教不可能不优越，这不是什么事实问题，是个哲学问题。本国政教的内容可以变化，但总是优越的。这个结论与事实无关，是哲学反思达到的：普世正义存在；中国人民是普世正义的担纲者。
中国不仅要有能力创造物质财富，而且要有能力创造光荣。这句话是不错的：崇拜他人神庙者，必为他人所奴役。迷途的羔羊、待罪的羔羊最后下场是待宰的羔羊。当下的崇洋媚外，是因为我们丧失了创造光荣的能力，崇拜洋文凭是一个军用挎包和LV包谁更高级的问题，不是小推车和汽车哪个更快的问题。曾国藩、张之洞时代，还能让辜鸿铭心服，更有严复风尘仆仆几次参加乡试求得举人功名。毛时代也是如此，尽管光荣的内容已经变了。有劣等感的民族和人怎么会得到自由呢？技不如人可以，但道德和文化不如人不是事实判断，只是个背谬的信念。不识字的老农在自己的生活场景却会有对自己的道德哲学自信，所以他会比羡慕风雅的市民高贵，而且具体的道德行为往往强过念书人。我们要做主人民族。不应该再是那种情况了。
意识形态的性质和作用
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精神文化或意识形态工作尤其需要重视。对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言，政治论述和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对一支军队来说，武器重要，军旗也很重要。但是，政治论述不是要先确定一个根本性原点或逻辑起点，然后从此原点出发获得确定性的必然结论。意识形态并不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它起到凝聚共同体、整合共同体的作用，和具体的实践是相互支持的关系，而不是单向指导的关系，是启示具体的实践而不是蕴含具体的实践结论。当人们认同一套说法的时候，实际上绝大多数人，不是靠逻辑，而是因为想象力的连接作用。一个是政治论述的层面，一个是政策和制度的选择，这两个事情不是同一个领域的事，这两个系统是相互支持的系统。所以，既要高高举起主义，又要多多研究问题，二者是不同而互补的两个事物。共同信仰何处得来，往往来源于自我拔高，拔高的基础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构的，关键在于人们是否愿意相信。但是，虚构的拔高往往变成真实的提高。 我们不认为仅仅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就能形成良好的体系。如果鼓吹儒家传统复归，而配之于多党竞选民主、司法独立、违宪审查，纵然宪法里写上体现儒家传统的内容，如果经济上是土地食利的恶性资本主义，兼之美元殖民地，不可能出现稳定有序的体系，遑论光荣。在制度建设与政策实施方面，我们不强调甚至不同意意识形态的指导性质，而是强调意识形态与制度政策二者的相互支持而非单向指导性质。因此，千万不要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理论推演的产物，制度政策没有什么主义的先验模式，而是要坚持实践理性精神或中庸之德，深入理解社会理论，探索具有可能性的制度空间。
中国当下面临的实为一体系构造的问题，不仅是体制改革，也不仅是意识形态重塑。正是因为体系紊乱，才会出现精英阶层，即占据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一定优势的人士，几乎无人不腐败。体系紊乱之表现，一是思想文化极度混乱，不存在主流价值观；二是对外金融依附输出财富，内部土地食利制造贫富分化，这种经济模式任何健康意识形态都无法落地生根。将中国问题诊断为政治改革滞后是愚蠢的，相反，不具备自成体系的视野，盲目引进西方体制可能引起体系进一步的混乱。此一看法，称之为系统论或整体观也约略近似。因此，我们需要仔细勾画在历史的具体时空中可能的较好体系的各个层面，如其生命力、其意识形态系统与制度系统的相互支持、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的临界点（因为都具有封闭性，不存在无限可能）等等。一种体系性的改造，要考虑意识形态与制度之间、诸种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支持，此一体系的现实可能性、稳定生存性、优越性。
破除当下执念
目前有各种理论，诸如转型论、补课论、宪政转型论、接轨论、现代化论、现代性理论、新权威主义等等，大旨都在说今日中国是一个过渡阶段，历史任务是完成转型，转型为现代西方文明，尤其紧要者为宪政民主与市场经济二种制度。这些理论其间的区别无非是急转或者慢转而已。很多人，很容易接受上述理论。我们首先要破除这个执念。
我们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文明已经走出了历史的三峡，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基础已然奠定。这件事的意义，正如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统一，也许若干年后才为人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文明第三期的开端，是新纪元。需要从中华文明的大格局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新中国是对前两期中华文明的继承、综合和超越。新中华文明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和自主借鉴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本身就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今天中国当理直气壮地宣称其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政治经济基本制度。
古典与现代西方文明都不具备普适性。众所公认，古代西方文明以奴隶制为基础。本质上，西方推进的殖民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奴隶制，造就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进程成本的对外转嫁，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原来殖民主义制路径的延续。古典和现代的西方文明形态不具有普世性，就是别人不能学，因为这个文明本身是以他人的悲惨为代价的。就道义而言，中国不该转型为现代西方文明。就现实可能性而言，中国无法转型为现代西方文明。强行转型，只会菲律宾化甚至印第安化。
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都和西方不一样，核心价值观也不完全一样。古代中西有一个不同的文明进路，西方走到奴隶制的时候中国是封建制，西方走到现代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又找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原来不一样，现在为什么就要一样？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最优越的，中国不重复走一条西方现代性的道路，对人类文明具有最大的意义。新中华文明将为人类展示某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与发展道路，从而开启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需要强调新“华夷之辨”。“华夷之辨”中的“夷”代表的是野蛮与落后，“华”则代表文明与进步。新“华夷之辨”的实质是文明与野蛮之辨，重点在于防止西方现代性野蛮侵略文明导致的文明破坏、社会倒退悲剧的发生，并追求对落后野蛮地区文明的感化。
因此，各种说法，诸如补课论、转型论、接轨论、现代性理论，皆不足取，唯有坚持中国主体性的中国社会主义或中国道路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尽管目前论述还嫌粗糙，但大本未失。党的十八大报告进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心的政治论述，要求全党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我们并不认为，历史会终结，问题会一劳永逸解决；但是对于更久远的将来，留待后人的聪明吧。
中国人需要具备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的自觉与自信，深刻认识中国道路的正当性与现实性。中国深厚的文明积淀、中国广土众民的体量、中国共产党已有的历程、中国在这个世界的环境决定，自成体系、自建光荣是具备现实可能性的困局突破之道。中国社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绝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进退维谷，而是存在着别开生面的光明前途。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要摆脱那种精神上无能的状态、依附的状态，以及丧失主体性的不自信状态。中国人需要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路。
体悟自成体系自建光荣
要理解此一问题，需要有悟性，需要深刻的哲学反省意识，通过体悟而非论证更容易。下面举几个例子。
旧西藏，当年只有百万人口和高寒地域，仍然建立了高度自主有序的雪域政教文明，藏人所学只有佛经，研习大成则为格西，光荣属于格西而非汉地状元或洋博士。虽其凭借如此薄弱，但也能内建秩序、外御强敌、发展文明生活。藏区高寒之地，数百万人民，也能自成一体建立光荣与政教，何况数千年文明传统广土众民的中国呢？要在于体用兼备自足自立。
又如，小市民阶层，罕有有出息的，盖生活中培养出一种劣等感，消解崇高唯利是视；相反不识得多少字的老农，却能保持有尊严的生活状态，盖因为有传统、规矩、生活礼仪构成的社群生活。中国自古开国之君、猛将谋臣、大儒高僧，也往往出于农家。以上举出仅粗陋之所谓自成体系，但小至社群大至国家，所谓自成体系、自有光荣还在体系与光荣本身是否正确之上，后者不是人的理性可以回答的是个上帝才能回答的问题。
又如宇文泰复古改制之成功。陈寅恪先生言：然宇文氏只分有少数之六镇民族，复局促于关陇一隅之地，终能并吞分有多数六镇民族及雄据山东富饶区域之高齐，其故自非仅由一二君主及诸臣材不材之所致，盖必有一全部系统之政策，为此东西并立之二帝国即周齐两朝胜败之主因，可以断言也。宇文泰率领少数西迁之胡人及胡化汉族割据关陇一隅之地，欲与财富兵强之山东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萧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质及精神二者力量之凭籍，俱远不如其东南二敌，故必别觅一途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它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
当年延安整风之后，中共可谓中国近代第一次具备了成雏形的成功体系，不见放牛娃和长工加入共军后发生何等脱胎换骨的变化？多数人生活尊严感与意义感的变化？何以那时贪污罕见，其实正如乱伦罕见、中国人辱骂父母罕见，自然而然之事，此中奥妙绝非体制问题所能说明，当深体悟之。难道国民党没有制度，只怕就严密程度还胜于共军，怎么国军将领就吃空饷？我们可注意延安体系形成的气场，此气场塑造了人的行为模式。人是社会的动物，对一个人来说，众人皆抛弃，等于杀死他，他杀死所有人等于杀掉自己。
下面是毛泽东延安演讲的一张图片，这里不是要提倡艰苦朴素。注意这里的气场，物质条件极端粗陋，但是这是一个崇高庄严的场所、与会者从事的是伟大光荣的事业，这是真实的是与会者主体间的客观存在。
毛泽东开辟的道路尽管后来为狂热和自卑打乱，但是中国的有识之士是要站在毛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既非全盘回归毛泽东连错误也要继承，也非抛弃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中“独立自主”一说，今日阐释，当具有更深刻的含义。
自成体系、自建光荣我们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强调中国的主体性，否定依附性；第二个强调中国追求和中国实践的普遍性，而不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甚至直截了当地强调“普世价值在中国”也不为过。中国自主发展、坚持走中国自己道路的论述应该避免变成特殊主义、相对主义的论述。主要是收拾自身，确立中国本位、中国主体性。中体西用是万古不变之理，本国历史、本国政教不可能不优越，这不是什么事实问题，是个哲学问题。本国政教的内容可以变化，但总是优越的。这个结论与事实无关，是哲学反思达到的：普世正义存在；中国人民是普世正义的担纲者。
中国不仅要有能力创造物质财富，而且要有能力创造光荣。这句话是不错的：崇拜他人神庙者，必为他人所奴役。迷途的羔羊、待罪的羔羊最后下场是待宰的羔羊。当下的崇洋媚外，是因为我们丧失了创造光荣的能力，崇拜洋文凭是一个军用挎包和LV包谁更高级的问题，不是小推车和汽车哪个更快的问题。曾国藩、张之洞时代，还能让辜鸿铭心服，更有严复风尘仆仆几次参加乡试求得举人功名。毛时代也是如此，尽管光荣的内容已经变了。有劣等感的民族和人怎么会得到自由呢？技不如人可以，但道德和文化不如人不是事实判断，只是个背谬的信念。不识字的老农在自己的生活场景却会有对自己的道德哲学自信，所以他会比羡慕风雅的市民高贵，而且具体的道德行为往往强过念书人。我们要做主人民族。不应该再是那种情况了。
意识形态的性质和作用
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精神文化或意识形态工作尤其需要重视。对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言，政治论述和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对一支军队来说，武器重要，军旗也很重要。但是，政治论述不是要先确定一个根本性原点或逻辑起点，然后从此原点出发获得确定性的必然结论。意识形态并不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它起到凝聚共同体、整合共同体的作用，和具体的实践是相互支持的关系，而不是单向指导的关系，是启示具体的实践而不是蕴含具体的实践结论。当人们认同一套说法的时候，实际上绝大多数人，不是靠逻辑，而是因为想象力的连接作用。一个是政治论述的层面，一个是政策和制度的选择，这两个事情不是同一个领域的事，这两个系统是相互支持的系统。所以，既要高高举起主义，又要多多研究问题，二者是不同而互补的两个事物。共同信仰何处得来，往往来源于自我拔高，拔高的基础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构的，关键在于人们是否愿意相信。但是，虚构的拔高往往变成真实的提高。 我们不认为仅仅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就能形成良好的体系。如果鼓吹儒家传统复归，而配之于多党竞选民主、司法独立、违宪审查，纵然宪法里写上体现儒家传统的内容，如果经济上是土地食利的恶性资本主义，兼之美元殖民地，不可能出现稳定有序的体系，遑论光荣。在制度建设与政策实施方面，我们不强调甚至不同意意识形态的指导性质，而是强调意识形态与制度政策二者的相互支持而非单向指导性质。因此，千万不要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理论推演的产物，制度政策没有什么主义的先验模式，而是要坚持实践理性精神或中庸之德，深入理解社会理论，探索具有可能性的制度空间。
中国当下面临的实为一体系构造的问题，不仅是体制改革，也不仅是意识形态重塑。正是因为体系紊乱，才会出现精英阶层，即占据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一定优势的人士，几乎无人不腐败。体系紊乱之表现，一是思想文化极度混乱，不存在主流价值观；二是对外金融依附输出财富，内部土地食利制造贫富分化，这种经济模式任何健康意识形态都无法落地生根。将中国问题诊断为政治改革滞后是愚蠢的，相反，不具备自成体系的视野，盲目引进西方体制可能引起体系进一步的混乱。此一看法，称之为系统论或整体观也约略近似。因此，我们需要仔细勾画在历史的具体时空中可能的较好体系的各个层面，如其生命力、其意识形态系统与制度系统的相互支持、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的临界点（因为都具有封闭性，不存在无限可能）等等。一种体系性的改造，要考虑意识形态与制度之间、诸种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支持，此一体系的现实可能性、稳定生存性、优越性。
破除当下执念
目前有各种理论，诸如转型论、补课论、宪政转型论、接轨论、现代化论、现代性理论、新权威主义等等，大旨都在说今日中国是一个过渡阶段，历史任务是完成转型，转型为现代西方文明，尤其紧要者为宪政民主与市场经济二种制度。这些理论其间的区别无非是急转或者慢转而已。很多人，很容易接受上述理论。我们首先要破除这个执念。
我们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文明已经走出了历史的三峡，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基础已然奠定。这件事的意义，正如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统一，也许若干年后才为人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文明第三期的开端，是新纪元。需要从中华文明的大格局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新中国是对前两期中华文明的继承、综合和超越。新中华文明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和自主借鉴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本身就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今天中国当理直气壮地宣称其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政治经济基本制度。
古典与现代西方文明都不具备普适性。众所公认，古代西方文明以奴隶制为基础。本质上，西方推进的殖民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奴隶制，造就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进程成本的对外转嫁，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原来殖民主义制路径的延续。古典和现代的西方文明形态不具有普世性，就是别人不能学，因为这个文明本身是以他人的悲惨为代价的。就道义而言，中国不该转型为现代西方文明。就现实可能性而言，中国无法转型为现代西方文明。强行转型，只会菲律宾化甚至印第安化。
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都和西方不一样，核心价值观也不完全一样。古代中西有一个不同的文明进路，西方走到奴隶制的时候中国是封建制，西方走到现代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又找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原来不一样，现在为什么就要一样？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最优越的，中国不重复走一条西方现代性的道路，对人类文明具有最大的意义。新中华文明将为人类展示某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与发展道路，从而开启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需要强调新“华夷之辨”。“华夷之辨”中的“夷”代表的是野蛮与落后，“华”则代表文明与进步。新“华夷之辨”的实质是文明与野蛮之辨，重点在于防止西方现代性野蛮侵略文明导致的文明破坏、社会倒退悲剧的发生，并追求对落后野蛮地区文明的感化。
因此，各种说法，诸如补课论、转型论、接轨论、现代性理论，皆不足取，唯有坚持中国主体性的中国社会主义或中国道路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尽管目前论述还嫌粗糙，但大本未失。党的十八大报告进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心的政治论述，要求全党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我们并不认为，历史会终结，问题会一劳永逸解决；但是对于更久远的将来，留待后人的聪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