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定要幸福
刚过去的2011年，中国经济仍在高增长，但颇不平静的经济形势，让人感到不安。实际上，物质财富的攀升，并未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反而很多人的焦虑感在逐渐上升。
而被贴上末日标签的2012年，经济形势亦不会比去年好。但无论经济风云如何变幻，过得更加幸福应该成为每个人的追求，快乐生活迎接崭新的每一天。2012，一定要幸福！
“你幸福了吗？”央视名嘴白岩松在新书中问。“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都信人民币吗？”看起来，幸福已经成了未来最重要的目标。
2011年已经过去，“幸福感”成为我们最常挂在嘴边的话题。“快乐生活”，很多人都曾在自己的签名档里这样鼓励自己，很显然，我们生活并不快乐。
2011年我们曾面临很多“两难”选择：房，买还是不买？病，看还是不看？婚，结还是不结？车，要还是不要？肉，吃还是不吃？ 旅行，去还是不去？学校，上还是不上？
临近年关，我们面临更艰难的考验。要不要回家过年？能不能买到火车票？这一年的积蓄够不够应付回家的红包？单身的害怕父母追着自己要另一半，有了另一半的害怕父母追着要下一代。这些选择，既让人纠结，又让人无奈。
就在这种纠结和无奈中，一场“幸福运动”正在全国展开。早在2006年，各地政府就纷纷把幸福感作为政绩考核指标。2011年，重庆更将“国民幸福指数”明确纳入“十二五”规划。
“重庆在过春节的时候烧好了红烧肉给农民送过去，幸福的滋味全化在这一碗红烧肉里了。”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说，“幸福成为时代热词，挂在嘴边，正印证了我们这个年代幸福的稀缺。”
幸福的“悖论”
“收入-幸福”悖论是个普世难题。国内外的“幸福研究者”们最终将目光聚焦在小国不丹身上，这个人均GDP仅1000多美元的国家，在世界幸福地图上排名第八。
1972年，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不丹王国提出了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并将追求该目标的最大化作为政府的最高发展目标，这在世界上是第一个。
40年前，不丹还处在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下，而当时世界许多国家已在开展如火如荼的GDP竞赛。
哲学家休谟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不丹模式”直接对接幸福，促使人们反省：发展为了什么？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经济规模已达10.1万亿美元，美国是14.6万亿美元，中美之间的距离正在迅速缩短。然而，尽管中美GDP基本持平，但中国人均收入能买到的商品和服务，只有美国人均收入购买力的16%，这是个体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生活差距。
差距还存在于更多的细节当中。随着诸如蜗居、裸婚、蚁族等新名词的兴起，不幸福的焦虑情绪依然在蔓延。
在世界价值观调查提供的数据中，从自认幸福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来看，美国排名第15位，中国在全球排名第70位。在接受了中国GDP早晚会赶超自己的现实之后，美国人决定“专注于我们在生活、自由以及幸福追求上的优势”。
也许我们正处于“东亚快乐鸿沟”。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认为，一个国家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时候，收入与人民幸福程度密不可分，但当达到一定水平，这种相关性就会消失。国内的数据也显示出收入与幸福感逐渐背离的趋势，过去10年中，中国人的幸福感先升后降，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
居不易的城市病
一线城市居住不易，对于潮水般涌到北上广的年轻人而言，这些城市只是一些充满临时感的地方。他们好像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只有悸动的现在。
《蜗居》中海萍的一段台词让一些人觉得是在说自己：“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6000，吃穿用2500，冉冉上幼儿园1500，人情往来600，交通费580，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250，还有煤气水电费200，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400，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
近日，人民网进行了一次“逃离北上广”的调查，34%的人表示一线城市年轻人生活压力太大；2%的人表示生活平淡；58%的人表示很担忧。
伴随一线城市的压力，二线城市曾一度被看好：城市规模适中、经济适度发达、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比例适当，处在平衡的中间态。
但现在二线城市越来越向一线看齐，修路、建房、搭桥，城市病接踵而至。
目前武汉三镇有5000多个大大小小的工地，基础建设高峰期与私家车数量激增高峰期双峰相遇，江城进入“史上最堵时期”，空气质量也让市民相当担忧。
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适应不了二线城市的人际关系网络，在逃离之后又选择了回归。在习惯了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之后，靠“人脉”生存的状态令人窒息。
如果说“二线城市”是城市中的“中产”，那么身处其中的“中产阶级”就尤其被人羡慕，然而，他们认为自己的幸福一样很脆弱。有一个段子这样调侃：“他们阶层地位没有锁定键、暴富没有快进键、工作没有暂停键、晋升没有快捷键，永远都是老板的播放键。”
一个政策调整、一次金融冲击、甚至一场重病，都会将其多年来的积累“格式化”，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
对视中的幸福
“幸福了吗？”央视名嘴白岩松在新书中问。“富人抱怨，穷人抱怨，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每个阶层都有不幸福的理由，但在彼此的对望中又都是幸福的“他者”。
事实上，各阶层的对视正是对自身幸福度的检视。作为被某种社会情绪仇视的阶层，富豪的安全感更复杂一些。杭州萧山的一名“富二代”，身价20亿，他说：“我现在最希望的是被外国公司收购，给我折现，我就无忧无虑去过日子。”他已拿到了三个“身份”：澳洲、马耳他和香港。
当前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当一部分人还在努力用付出劳动力换取报酬时，另一部分人已经可以收获财产带来的收益，且前者增长的速度不及后者。
《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中，分析被调查者的所属行业和职业后发现，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关于公务人员“登顶”各类“幸福”调查的新闻并不鲜见。2009年5月，武汉市社科院曾发布《武汉市市直机关女公务员现状调查》，调查称从个人素养、事业发展、社会态度等多个方面看，武汉市女公务员的幸福感较强。2008年12月，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广州市在党、政、军机关工作的市民总体幸福感最好。2008年4月，西安市统计局对该市公众幸福感专题调查显示，幸福感最强的也是公务人员。
“让一个从不摘苹果的人拥有吃不完的苹果，多数时候可能就是一种悲剧。”河南焦作的陈孟云在下岗之后开始研究自己的幸福去哪了，目前他正在编写《中国幸福学》一书。
“中国实现真正的幸福在哪里？在穷人的幸福里。这是在中国‘普及幸福’的一条捷径，对以小康生活为起点的人而言，他们的收入对增加幸福的效应是会逐步递减的，而贫困阶层收入增加一些会使他们感到幸福了很多。”
这些是幸福
林语堂
一是睡在自家的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给你说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
范伟
幸福就是：我饿了，看见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见别人穿了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儿了，你就比我幸福。
罗素
在缺少某些东西时，只有不平常的人才有可能获得幸福，但如果一个人并不缺少这些东西，或通过一番并不大的努力能够获得它们，但他仍然感到不幸福时，那他肯定有着某种心理上的失调。
刚过去的2011年，中国经济仍在高增长，但颇不平静的经济形势，让人感到不安。实际上，物质财富的攀升，并未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反而很多人的焦虑感在逐渐上升。
而被贴上末日标签的2012年，经济形势亦不会比去年好。但无论经济风云如何变幻，过得更加幸福应该成为每个人的追求，快乐生活迎接崭新的每一天。2012，一定要幸福！
“你幸福了吗？”央视名嘴白岩松在新书中问。“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都信人民币吗？”看起来，幸福已经成了未来最重要的目标。
2011年已经过去，“幸福感”成为我们最常挂在嘴边的话题。“快乐生活”，很多人都曾在自己的签名档里这样鼓励自己，很显然，我们生活并不快乐。
2011年我们曾面临很多“两难”选择：房，买还是不买？病，看还是不看？婚，结还是不结？车，要还是不要？肉，吃还是不吃？ 旅行，去还是不去？学校，上还是不上？
临近年关，我们面临更艰难的考验。要不要回家过年？能不能买到火车票？这一年的积蓄够不够应付回家的红包？单身的害怕父母追着自己要另一半，有了另一半的害怕父母追着要下一代。这些选择，既让人纠结，又让人无奈。
就在这种纠结和无奈中，一场“幸福运动”正在全国展开。早在2006年，各地政府就纷纷把幸福感作为政绩考核指标。2011年，重庆更将“国民幸福指数”明确纳入“十二五”规划。
“重庆在过春节的时候烧好了红烧肉给农民送过去，幸福的滋味全化在这一碗红烧肉里了。”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说，“幸福成为时代热词，挂在嘴边，正印证了我们这个年代幸福的稀缺。”
幸福的“悖论”
“收入-幸福”悖论是个普世难题。国内外的“幸福研究者”们最终将目光聚焦在小国不丹身上，这个人均GDP仅1000多美元的国家，在世界幸福地图上排名第八。
1972年，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不丹王国提出了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并将追求该目标的最大化作为政府的最高发展目标，这在世界上是第一个。
40年前，不丹还处在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下，而当时世界许多国家已在开展如火如荼的GDP竞赛。
哲学家休谟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不丹模式”直接对接幸福，促使人们反省：发展为了什么？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经济规模已达10.1万亿美元，美国是14.6万亿美元，中美之间的距离正在迅速缩短。然而，尽管中美GDP基本持平，但中国人均收入能买到的商品和服务，只有美国人均收入购买力的16%，这是个体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生活差距。
差距还存在于更多的细节当中。随着诸如蜗居、裸婚、蚁族等新名词的兴起，不幸福的焦虑情绪依然在蔓延。
在世界价值观调查提供的数据中，从自认幸福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来看，美国排名第15位，中国在全球排名第70位。在接受了中国GDP早晚会赶超自己的现实之后，美国人决定“专注于我们在生活、自由以及幸福追求上的优势”。
也许我们正处于“东亚快乐鸿沟”。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认为，一个国家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时候，收入与人民幸福程度密不可分，但当达到一定水平，这种相关性就会消失。国内的数据也显示出收入与幸福感逐渐背离的趋势，过去10年中，中国人的幸福感先升后降，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
居不易的城市病
一线城市居住不易，对于潮水般涌到北上广的年轻人而言，这些城市只是一些充满临时感的地方。他们好像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只有悸动的现在。
《蜗居》中海萍的一段台词让一些人觉得是在说自己：“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6000，吃穿用2500，冉冉上幼儿园1500，人情往来600，交通费580，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250，还有煤气水电费200，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400，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
近日，人民网进行了一次“逃离北上广”的调查，34%的人表示一线城市年轻人生活压力太大；2%的人表示生活平淡；58%的人表示很担忧。
伴随一线城市的压力，二线城市曾一度被看好：城市规模适中、经济适度发达、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比例适当，处在平衡的中间态。
但现在二线城市越来越向一线看齐，修路、建房、搭桥，城市病接踵而至。
目前武汉三镇有5000多个大大小小的工地，基础建设高峰期与私家车数量激增高峰期双峰相遇，江城进入“史上最堵时期”，空气质量也让市民相当担忧。
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适应不了二线城市的人际关系网络，在逃离之后又选择了回归。在习惯了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之后，靠“人脉”生存的状态令人窒息。
如果说“二线城市”是城市中的“中产”，那么身处其中的“中产阶级”就尤其被人羡慕，然而，他们认为自己的幸福一样很脆弱。有一个段子这样调侃：“他们阶层地位没有锁定键、暴富没有快进键、工作没有暂停键、晋升没有快捷键，永远都是老板的播放键。”
一个政策调整、一次金融冲击、甚至一场重病，都会将其多年来的积累“格式化”，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
对视中的幸福
“幸福了吗？”央视名嘴白岩松在新书中问。“富人抱怨，穷人抱怨，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每个阶层都有不幸福的理由，但在彼此的对望中又都是幸福的“他者”。
事实上，各阶层的对视正是对自身幸福度的检视。作为被某种社会情绪仇视的阶层，富豪的安全感更复杂一些。杭州萧山的一名“富二代”，身价20亿，他说：“我现在最希望的是被外国公司收购，给我折现，我就无忧无虑去过日子。”他已拿到了三个“身份”：澳洲、马耳他和香港。
当前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当一部分人还在努力用付出劳动力换取报酬时，另一部分人已经可以收获财产带来的收益，且前者增长的速度不及后者。
《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中，分析被调查者的所属行业和职业后发现，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关于公务人员“登顶”各类“幸福”调查的新闻并不鲜见。2009年5月，武汉市社科院曾发布《武汉市市直机关女公务员现状调查》，调查称从个人素养、事业发展、社会态度等多个方面看，武汉市女公务员的幸福感较强。2008年12月，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广州市在党、政、军机关工作的市民总体幸福感最好。2008年4月，西安市统计局对该市公众幸福感专题调查显示，幸福感最强的也是公务人员。
“让一个从不摘苹果的人拥有吃不完的苹果，多数时候可能就是一种悲剧。”河南焦作的陈孟云在下岗之后开始研究自己的幸福去哪了，目前他正在编写《中国幸福学》一书。
“中国实现真正的幸福在哪里？在穷人的幸福里。这是在中国‘普及幸福’的一条捷径，对以小康生活为起点的人而言，他们的收入对增加幸福的效应是会逐步递减的，而贫困阶层收入增加一些会使他们感到幸福了很多。”
这些是幸福
林语堂
一是睡在自家的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给你说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
范伟
幸福就是：我饿了，看见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见别人穿了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儿了，你就比我幸福。
罗素
在缺少某些东西时，只有不平常的人才有可能获得幸福，但如果一个人并不缺少这些东西，或通过一番并不大的努力能够获得它们，但他仍然感到不幸福时，那他肯定有着某种心理上的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