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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缪荃孙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通过购买、抄写、与人互赠等多种方式搜访、积攒了一大批宝贵的藏书，并率先打破常规，向所需之人，开放典藏，逐渐形成了藏书为著述、藏书为流通、藏书为文化传承的藏书思想。缪荃孙的一生，不仅其丰富的图书资料给图书馆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且他那高瞻远瞩的藏书思想至今仍给图书馆以深刻的启示：以人为本，搜集藏书、典藏藏书、流通藏书。
关键词：缪荃孙；藏书思想；启示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5-0211-02
一、缪荃孙的藏书缘起
1844年农历八月初九，缪荃孙出生于江阴的一个官宦之家，从小浸浴书香，养成了嗜书习惯，“幼嗜缣素，得一异书，寝食俱废”。11岁时就读完了五经，且对《南史》、《北史》、《续资治通鉴》等书爱不释手；23岁中举后，即在李文田等多位学者名流的指导下，博览群书，精研文史；32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并担任京师学监；57岁任江楚编译书局主任，出版他的传记性著作——《续碑传集》；76岁高龄还在为刘承乾编《嘉业堂藏书志》，可谓一生与书结下不解之缘。
缪荃孙不仅喜爱读书，而且对书的搜求、典藏也是持之以恒，一生辗转奔波十六省，每到一处都留有他寻访典籍、网罗群书的身影。“遇书辄购”是他获得藏书的最主要方式。尽管“幼催兵灾，长守冷官”，“亦时购零本以消永日”，即使是远涉重洋，东渡日本考察学务，依然“得暇即搜看旧书”，更不要说遇到自己心仪的好书、异书了，像这种“光绪三年（公元1876），留京师，汤文端家藏书全出，以千金购之”不惜典当衣物、一掷千金买书以充家藏的购书经历，可能一般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而他却觉得是一种享受并为之乐此而不疲。同时，缪荃孙知道，仅凭一己之力，想汇聚更多的中华典籍肯定鞭长莫及，于是他决定充分利用他广泛的人脉资源，请亲朋好友多方代为购买。在他的《艺风堂友明书札》中，就有他同时代的知名学者汪鸣銮、张之洞等一百多人替他代购、代抄或赠送典籍的记录，“故家藏庋，时时散出，苏沪密迩，估客奔辏，所收旧籍、金石、书画乃益富”[1]。
缪荃孙在享受购书带来的快乐的同时，也曾有过与书失之交臂的沮丧，“一日见《河南志》钞本，一巨帙，无卷数，议价不成，次日即为人购去，懊恼欲绝”[2]。为尽可能地减少这种望“书”兴叹的遗憾，他决计“孤本佚文，海内不经见者，必钩取移抄始后快”，把抄书当做其充实藏书的重要手段之一。《慎子内篇》一卷、《外篇》一卷、附《补遗》一卷、《逸文》一卷、《校文》一卷等都是出自缪荃孙之手，其中《孝经》、《书画题跋记》十二卷及其《续记》十二卷还是公认的善本，其对藏书的热爱与执著由此可见一斑。
缪荃孙是清廷名满天下的著名学者，文人之间互赠书籍也就在所难免，所以在他丰富的藏书中，便有相当一部分是朋友赠送的。翻阅缪先生的《艺风堂友朋书札》，可以清楚地得知，当时的名流张元济、王先谦、叶德辉、端方等二十多人都送过缪老书籍，其中尤以王先谦、叶德辉等人赠书的数目较大。
二、缪荃孙的藏书理念
“百城坐拥艺风堂，古色斑斓映缥囊。宋椠元雕勤校勘，吉金乐石富收藏”[3] ，面对这些来之不易、汗牛充栋的宝贵藏书，缪荃孙会不会萧规曹随，一如他以前和同时代许多藏书家一样，恪守“子孙宝之”的旧俗而让它们也“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呢？没有。从小养成的对书的如醉如痴、长年累月费尽周折搜集书籍的艰辛、社会的动荡与虫鼠火患等不确定因素致使藏书由聚转散难传三代的事实，缪荃孙深知那种“藏重于用”的陋习是与自己“输入文明，天通智识，使藏书不多者得资博览”的藏书采访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从他曾经所说的“兹既幸归予手，若不公诸同好，广为传布，则虽宝如珠璧，什袭而藏，于是书何裨? 于予又何裨? 且予喜藏书，不能令子孙亦喜藏书，聚散无常，世守难必，即使能守或僮仆狼藉，或水火告灾，一有不慎，遂成断种，则予且为包氏之罪人。因倩善书者录副本以赠。予之不敢自秘，正予之宝爱是书也” [4]。这段话中，也不难看出他对那些“珍奔锢筐凿楹，人有求者坚称无有，定饱虫鼠，或投诸水火，不使流传”的人的嗤之以鼻和对那些“不矜己藏与人传钞者”的人的推崇备至。他认为，典籍的传承在于保文献，正行谊，兴风气。藏书虽然聚散无常，但藏书中所蕴涵的思想却能因阅者“单刻为千百化身，可以不至之湮灭”[5]而代代相传，“否则，以锢蔽为珍守，不与人传钞，欲其流播，难矣”。正是基于有着这样与众不同的深邃的远见，缪荃孙一反以往藏书家们闭门锁籍“秘不示人”的惯常做法，决心流通自家藏书，用实际行动来实践他颇为赞赏的明代藏书家曹溶所提倡的“流通古书”之说，让自己苦心经营的藏书对那些慕名而来的叩之者，不仅有求必应，“不畏人指名而索”，而且为了满足更多好友对这些“阳春白雪”的所求，缪荃孙甚至将自己至罕珍善本藏书，编成《艺风藏书记》，并将它们刊刻、出版，然后再将成书送于他人。单是在他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日记中记载的，他赠与朋友的《艺风藏书记》就差不多有二十来部。此外，为了避免借阅者索书时如“大海捞针”样费时劳神，缪荃孙决计一边不间断地充实完善自己的藏书，一边加紧编藏书记，把自家私藏目录公诸于世，这样“不仅能开聚书之门径，而且能标读书的脉络”[6]，还可使在战火连年、朝不保夕的动乱年代，能“他日书去而目或存，挂一名于艺文志，庶不负好书若渴之苦心耳”。确实如此，透过他编撰的《艺风藏书记》、《艺风藏书续记》、《艺风藏书再续记》三藏书记，有无所需之书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缪荃孙在编撰时，在类目设置上不生搬硬套、因循守旧，灵活处理的风格，图书馆的书目编撰工作至今因之受用良多。
三、缪荃孙藏书思想的启示
1.拓宽藏书建设渠道，满足读者需求。革命导师列宁在1913年就明确提出图书馆要满足读者对图书的一切要求，把满足读者需要作为图书馆工作的最高目标[7]。这就要求图书馆在文献采访时要深入调查研究，以读者的需求为导向，如当年缪荃孙一样，既充分发动亲朋好友的作用，又不断扩展收书的地域范围，使出浑身解数、千方百计多方搜集藏书以提高藏书的数量与质量，从而满足不同读者对不同藏书的需求。 2.加强藏书书目的揭示，提高藏书的利用。缪荃孙不仅对藏书的搜集情有独钟，而且在目录学研究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熟谙目录的源流、作用和要求。他曾先后三次采用“分别条流 慎择约举”的标准，对自己的藏书加以整理、编目，旨在“藏书、读书者循是而求，览一书而精神形式，无不具在”。相比缪荃孙的私家藏书楼，图书馆接待的读者数量多，读者素质参差不齐，图书馆不可能与读者建立一对一的服务模式，也就是说，图书馆的绝大部分读者都是靠自助服务，即通过图书馆提供的书目检索来获得所需图书的，所以图书馆更应注重书目的著录、揭示。如果书目揭示不清晰、通俗，读者置身图书馆就会如坠五里云雾，极有可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到头来却与自己所需的书“擦肩而过”。有调查显示，读者在获取文献资料时，33.9％的困难来源于对图书的分布、分类状况不熟悉[8]。因此，有了藏书，并不意味着就万事大吉了，必须对之编制书目，用规范、真实、详尽的语言揭示图书的外表特征和内容特征，让读者能一叶知秋，迅速获知是否有其所需的图书并能根据书目信息顺藤摸瓜，快速找到所需的书。
3.降低门槛，促进藏书的流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藏书的价值就在于流通。流通藏书，善莫大焉，缪荃孙对此有着这样精辟的论述：“士大夫居乡收拾先辈著作，寿之梨枣，以永其传，有三善焉。一邑读书之士能著述者不过数十人，著述而能存者不过数人，吉光片羽，杰为巢及今传之，俾不湮没，其善一也。土风民俗之迁革，贤人才士之出处，贞义士女之事实，耳目近接，记载翔实，是传一人之诗文即可传数人之行谊，其善二也。乡曲末学，志趣未定，贻以准则，牖其心思，俾志在掌故者，即可考订以名家工于词章者，亦能编纂而成集佩，实衔华闻风兴起，其善三也。”[4] 在一个“重藏轻用”习以为常的年代，私人藏书家缪荃孙竟有如此远见卓识并能敢为人先，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良书播惠九州”的历史重任，难道不让那些至今还找着各种各样的理由以拒读者于门外的图书馆汗颜吗？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是国家全额拨款单位，使用的是全体纳税人的钱，因此，不仅它的大门“应当向社会上的一切成员自由地、平等地开放，而不管他们的种族、肤色、国籍、年龄、性别、宗教、语言、地位或教育程度”，而且还要尽可能地把所有藏书都一视同仁地向所有读者开放，更不要因为书价格贵或稀罕而将其“供”起来，不让读者与之亲密接触，17世纪法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加布里埃·诺迪在其《关于创建图书馆的建议》中就明确指出：创办图书馆的目的就是为了搞好公众服务，如果不打算将书提供给公众使用，那么一切努力和巨大的购书开支，全属徒劳 [9]。
参考文献：
[1] 萧东发，李云.析缪荃孙藏书[J].文献，1999，(3):142-151.
[2] 杨洪升.缪荃孙著述新考[J].图书馆杂志，2008，(5):61-69.
[3] 王海刚.缪荃孙与藏书[J].图书与情报，2004，(3):75-77.
[4] 冯平.缪荃孙学术思想与学术实践活动探微[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3，(4):83-86.
[5] 孙海生.缪荃孙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J].兰台世界，2008，(21):67.
[6] 王海刚.谬荃孙文献学成就三论[J].新世纪图书馆，2008，(6):62-64.
[7] 张亚敏.论图书馆读者满意服务的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及措施[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5，(4):6-9.
[8] 周旖.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图书馆读者调查报告[J].图书馆论坛，2005，(1):149-153.
[9] 赵艺超.公共图书馆人文关怀的实践与思考[J].图书馆论坛，2005，(4): 47-49.[责任编辑 安世友]
关键词：缪荃孙；藏书思想；启示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5-0211-02
一、缪荃孙的藏书缘起
1844年农历八月初九，缪荃孙出生于江阴的一个官宦之家，从小浸浴书香，养成了嗜书习惯，“幼嗜缣素，得一异书，寝食俱废”。11岁时就读完了五经，且对《南史》、《北史》、《续资治通鉴》等书爱不释手；23岁中举后，即在李文田等多位学者名流的指导下，博览群书，精研文史；32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并担任京师学监；57岁任江楚编译书局主任，出版他的传记性著作——《续碑传集》；76岁高龄还在为刘承乾编《嘉业堂藏书志》，可谓一生与书结下不解之缘。
缪荃孙不仅喜爱读书，而且对书的搜求、典藏也是持之以恒，一生辗转奔波十六省，每到一处都留有他寻访典籍、网罗群书的身影。“遇书辄购”是他获得藏书的最主要方式。尽管“幼催兵灾，长守冷官”，“亦时购零本以消永日”，即使是远涉重洋，东渡日本考察学务，依然“得暇即搜看旧书”，更不要说遇到自己心仪的好书、异书了，像这种“光绪三年（公元1876），留京师，汤文端家藏书全出，以千金购之”不惜典当衣物、一掷千金买书以充家藏的购书经历，可能一般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而他却觉得是一种享受并为之乐此而不疲。同时，缪荃孙知道，仅凭一己之力，想汇聚更多的中华典籍肯定鞭长莫及，于是他决定充分利用他广泛的人脉资源，请亲朋好友多方代为购买。在他的《艺风堂友明书札》中，就有他同时代的知名学者汪鸣銮、张之洞等一百多人替他代购、代抄或赠送典籍的记录，“故家藏庋，时时散出，苏沪密迩，估客奔辏，所收旧籍、金石、书画乃益富”[1]。
缪荃孙在享受购书带来的快乐的同时，也曾有过与书失之交臂的沮丧，“一日见《河南志》钞本，一巨帙，无卷数，议价不成，次日即为人购去，懊恼欲绝”[2]。为尽可能地减少这种望“书”兴叹的遗憾，他决计“孤本佚文，海内不经见者，必钩取移抄始后快”，把抄书当做其充实藏书的重要手段之一。《慎子内篇》一卷、《外篇》一卷、附《补遗》一卷、《逸文》一卷、《校文》一卷等都是出自缪荃孙之手，其中《孝经》、《书画题跋记》十二卷及其《续记》十二卷还是公认的善本，其对藏书的热爱与执著由此可见一斑。
缪荃孙是清廷名满天下的著名学者，文人之间互赠书籍也就在所难免，所以在他丰富的藏书中，便有相当一部分是朋友赠送的。翻阅缪先生的《艺风堂友朋书札》，可以清楚地得知，当时的名流张元济、王先谦、叶德辉、端方等二十多人都送过缪老书籍，其中尤以王先谦、叶德辉等人赠书的数目较大。
二、缪荃孙的藏书理念
“百城坐拥艺风堂，古色斑斓映缥囊。宋椠元雕勤校勘，吉金乐石富收藏”[3] ，面对这些来之不易、汗牛充栋的宝贵藏书，缪荃孙会不会萧规曹随，一如他以前和同时代许多藏书家一样，恪守“子孙宝之”的旧俗而让它们也“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呢？没有。从小养成的对书的如醉如痴、长年累月费尽周折搜集书籍的艰辛、社会的动荡与虫鼠火患等不确定因素致使藏书由聚转散难传三代的事实，缪荃孙深知那种“藏重于用”的陋习是与自己“输入文明，天通智识，使藏书不多者得资博览”的藏书采访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从他曾经所说的“兹既幸归予手，若不公诸同好，广为传布，则虽宝如珠璧，什袭而藏，于是书何裨? 于予又何裨? 且予喜藏书，不能令子孙亦喜藏书，聚散无常，世守难必，即使能守或僮仆狼藉，或水火告灾，一有不慎，遂成断种，则予且为包氏之罪人。因倩善书者录副本以赠。予之不敢自秘，正予之宝爱是书也” [4]。这段话中，也不难看出他对那些“珍奔锢筐凿楹，人有求者坚称无有，定饱虫鼠，或投诸水火，不使流传”的人的嗤之以鼻和对那些“不矜己藏与人传钞者”的人的推崇备至。他认为，典籍的传承在于保文献，正行谊，兴风气。藏书虽然聚散无常，但藏书中所蕴涵的思想却能因阅者“单刻为千百化身，可以不至之湮灭”[5]而代代相传，“否则，以锢蔽为珍守，不与人传钞，欲其流播，难矣”。正是基于有着这样与众不同的深邃的远见，缪荃孙一反以往藏书家们闭门锁籍“秘不示人”的惯常做法，决心流通自家藏书，用实际行动来实践他颇为赞赏的明代藏书家曹溶所提倡的“流通古书”之说，让自己苦心经营的藏书对那些慕名而来的叩之者，不仅有求必应，“不畏人指名而索”，而且为了满足更多好友对这些“阳春白雪”的所求，缪荃孙甚至将自己至罕珍善本藏书，编成《艺风藏书记》，并将它们刊刻、出版，然后再将成书送于他人。单是在他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日记中记载的，他赠与朋友的《艺风藏书记》就差不多有二十来部。此外，为了避免借阅者索书时如“大海捞针”样费时劳神，缪荃孙决计一边不间断地充实完善自己的藏书，一边加紧编藏书记，把自家私藏目录公诸于世，这样“不仅能开聚书之门径，而且能标读书的脉络”[6]，还可使在战火连年、朝不保夕的动乱年代，能“他日书去而目或存，挂一名于艺文志，庶不负好书若渴之苦心耳”。确实如此，透过他编撰的《艺风藏书记》、《艺风藏书续记》、《艺风藏书再续记》三藏书记，有无所需之书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缪荃孙在编撰时，在类目设置上不生搬硬套、因循守旧，灵活处理的风格，图书馆的书目编撰工作至今因之受用良多。
三、缪荃孙藏书思想的启示
1.拓宽藏书建设渠道，满足读者需求。革命导师列宁在1913年就明确提出图书馆要满足读者对图书的一切要求，把满足读者需要作为图书馆工作的最高目标[7]。这就要求图书馆在文献采访时要深入调查研究，以读者的需求为导向，如当年缪荃孙一样，既充分发动亲朋好友的作用，又不断扩展收书的地域范围，使出浑身解数、千方百计多方搜集藏书以提高藏书的数量与质量，从而满足不同读者对不同藏书的需求。 2.加强藏书书目的揭示，提高藏书的利用。缪荃孙不仅对藏书的搜集情有独钟，而且在目录学研究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熟谙目录的源流、作用和要求。他曾先后三次采用“分别条流 慎择约举”的标准，对自己的藏书加以整理、编目，旨在“藏书、读书者循是而求，览一书而精神形式，无不具在”。相比缪荃孙的私家藏书楼，图书馆接待的读者数量多，读者素质参差不齐，图书馆不可能与读者建立一对一的服务模式，也就是说，图书馆的绝大部分读者都是靠自助服务，即通过图书馆提供的书目检索来获得所需图书的，所以图书馆更应注重书目的著录、揭示。如果书目揭示不清晰、通俗，读者置身图书馆就会如坠五里云雾，极有可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到头来却与自己所需的书“擦肩而过”。有调查显示，读者在获取文献资料时，33.9％的困难来源于对图书的分布、分类状况不熟悉[8]。因此，有了藏书，并不意味着就万事大吉了，必须对之编制书目，用规范、真实、详尽的语言揭示图书的外表特征和内容特征，让读者能一叶知秋，迅速获知是否有其所需的图书并能根据书目信息顺藤摸瓜，快速找到所需的书。
3.降低门槛，促进藏书的流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藏书的价值就在于流通。流通藏书，善莫大焉，缪荃孙对此有着这样精辟的论述：“士大夫居乡收拾先辈著作，寿之梨枣，以永其传，有三善焉。一邑读书之士能著述者不过数十人，著述而能存者不过数人，吉光片羽，杰为巢及今传之，俾不湮没，其善一也。土风民俗之迁革，贤人才士之出处，贞义士女之事实，耳目近接，记载翔实，是传一人之诗文即可传数人之行谊，其善二也。乡曲末学，志趣未定，贻以准则，牖其心思，俾志在掌故者，即可考订以名家工于词章者，亦能编纂而成集佩，实衔华闻风兴起，其善三也。”[4] 在一个“重藏轻用”习以为常的年代，私人藏书家缪荃孙竟有如此远见卓识并能敢为人先，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良书播惠九州”的历史重任，难道不让那些至今还找着各种各样的理由以拒读者于门外的图书馆汗颜吗？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是国家全额拨款单位，使用的是全体纳税人的钱，因此，不仅它的大门“应当向社会上的一切成员自由地、平等地开放，而不管他们的种族、肤色、国籍、年龄、性别、宗教、语言、地位或教育程度”，而且还要尽可能地把所有藏书都一视同仁地向所有读者开放，更不要因为书价格贵或稀罕而将其“供”起来，不让读者与之亲密接触，17世纪法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加布里埃·诺迪在其《关于创建图书馆的建议》中就明确指出：创办图书馆的目的就是为了搞好公众服务，如果不打算将书提供给公众使用，那么一切努力和巨大的购书开支，全属徒劳 [9]。
参考文献：
[1] 萧东发，李云.析缪荃孙藏书[J].文献，1999，(3):142-151.
[2] 杨洪升.缪荃孙著述新考[J].图书馆杂志，2008，(5):61-69.
[3] 王海刚.缪荃孙与藏书[J].图书与情报，2004，(3):75-77.
[4] 冯平.缪荃孙学术思想与学术实践活动探微[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3，(4):83-86.
[5] 孙海生.缪荃孙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J].兰台世界，2008，(21):67.
[6] 王海刚.谬荃孙文献学成就三论[J].新世纪图书馆，2008，(6):62-64.
[7] 张亚敏.论图书馆读者满意服务的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及措施[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5，(4):6-9.
[8] 周旖.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图书馆读者调查报告[J].图书馆论坛，2005，(1):149-153.
[9] 赵艺超.公共图书馆人文关怀的实践与思考[J].图书馆论坛，2005，(4): 47-49.[责任编辑 安世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