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50年前的美国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一次变革——围绕着是否废除蓄奴制，美国各州不惜诉诸战争解决。
　　林肯作为当时的总统，面临的政治局势和利益格局错综复杂又瞬息万变。在1861年他刚刚当选的时候，众议院有共和党人106名；民主党人42名；“联邦派”28名，大多数来自边境州，参议院有共和党人31名，民主党人10名，“联邦派”6名。林肯所代表的反对蓄奴制的共和党，仅仅在7年前才刚刚成立，是以前的辉格党人、民主党人、一无所知党人、自由土壤党人或废奴主义者的联盟，内部又分为保守派、温和派和激进派；在支持蓄奴制的民主党内部，又有主战派、主和派之分。一个政策，甚至林肯的一句话，都会让不同党派产生不同反应，导致政治格局迅速重组。一个历史学家在对林肯政府进行跟踪和研究后写道：“从来没有一位总统就职时，手中可支配的资源如此之少。”
　　那时政治格局的复杂，可以用一个例子来充分说明——南北战争到底为何而战？对南方来说，目标很统一，就是为争取独立而战斗；而对北方来说，分歧之大，令人难以想象，林肯要统一这些不同的意见：要恢复什么样的联邦？是依照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的想法，建立一个没有蓄奴制的联邦，还是像民主党人想的那样，“联邦保持原样，宪法保持原样”？南部是在保持原来的权利和政权的情况下回归联邦，还是以自由劳动的北部为模式进行重建？这是一场为争取全面胜利而进行的全面战争呢，还是一场有限战争，以期早日召开和会，通过妥协去恢复联邦呢？
　　在这个党派利益和私人恩怨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政治环境中，林肯取得最后的成功，是他很好地把握了两个原则：妥协和时机，使自己总能够争取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决定。在多丽丝·古德温所著的《林肯和他的劲敌幕僚》一书中，这样评价林肯：“林肯终其一生，始终表现出一种敏锐把握公众舆论分寸的独特才能。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凭直觉知道何时需要牢牢把握，何时需要耐心等待，何时需要循循善诱。”
　　虽然后世对他真正的立场有很多说法，但在解放黑人的过程中，他很好地把握了其中的节奏，在就职和战争初期，他并没有表现出废除奴隶制的倾向，并严格制止了几起前线将军私自下令解放奴隶的行为。因为他很清楚，北方各州不会为结束蓄奴制而战，但会为了保全联邦而战。对蓄奴制的任何改变，都要视公众态度的变化而定。
　　到了战争开始后的1862年，议会多数共和党不再受南方利益集团的控制，他开始启动废除蓄奴制的进程。并在同年9月，他刻意等到一场胜利后，借着士气大振的时机签署《解放奴隶宣言》。他曾说：“我深信，倘若这份宣言签署的时间提前6个月，公众在感情上就不会支持它。”而在连任之后，他更是雷厉风行地推动国会通过了彻底废除奴隶制的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在这个过程中，林肯依然做了很多妥协和违心的事情，例如为了拉拢一些议员投赞成票，他不惜私下派人四处封官许愿；为了赢得民主党的选票，他冒着巨大政治风险暗地派人去与南方展开和谈。
　　上任之初，公众对于林肯的评价都是诸如“软弱”、“无能”、“优柔寡断”和“迟缓”之类的字样，但回头看来，这正是林肯的高明之处。因为旗帜鲜明的人注定会失去大量支持，正如他说的：“如果有一半人认为你已走得太远，而另一半人认为你走得不够远，那么你可能已做得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