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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海派文人”之称的秦瘦鸥，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译作《御香缥缈录》声名鹊起；40年代初又因创作长篇小说《秋海棠》走红全国，这部小说被誉为“民国第一悲剧”、“民国第一言情小说”、“民国南方通俗小说的压卷之作”，它感动了千千万万多情男女，也奠定了秦瘦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
正当秦瘦鸥为之欣喜激动的时刻，无情的战争打破了作家的美梦。上海沦陷后，秦瘦鸥流亡到桂林，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4年夏，日军为了打通所谓“大陆运输线”，突袭湘、桂、黔。秦瘦鸥与出版家赵家璧一道，挈妻携子，夹杂在数十万流离失所的难民中，从桂林仓皇奔逃。10月初，途经贵阳抵达重庆，开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陪都生活。
秦瘦鸥到重庆的第一夜，露宿在长江南岸的海棠溪长途汽车站。此时，他是两袖清风，满身尘垢，已陷入了穷途末路的境地。他急于奔赴重庆，就是希望能尽快谋到一个职业，以维持全家的生计。
出乎他的预料，第一位向他伸出友谊之手的，却是素未谋面的大小说家、著名报人张恨水。张恨水从别人那里听到秦瘦鸥的行踪和处境，便立即写了一则短讯，编在《新民报》的小专栏“文艺圈”内，并亲笔拟了两行章回小说式的标题：“秦瘦鸥到重庆，陆文龙去成都”(《陆文龙》是一部新编的话剧——作者注)。当时，《新民报》发行量很大，秦瘦鸥的亲友、同学顿时都知道了他的消息，使他很快解决了食宿问题。
不久，在张恨水、张友鸾的帮助下，秦瘦鸥在《时事新报》找到一份差事，数月后他离开那里，进了《新民报》。比张恨水小13岁的秦瘦鸥进《新民报》后与张恨水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20世纪80年代后期，秦瘦鸥在一篇《恨水与我师友情》的文章中写道：“他出于提携后进的热情，对我多方关怀，奖掖备至，我们从此建立了介于师友之间的情谊。”
还在中学时代，秦瘦鸥就拜读了张恨水的多部小说。他认为，张恨水善于对情节的展开作出恰当的安排和组织，文笔清丽通畅，可读性强，因此在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中都拥有众多的读者，是情理中的事。他偏爱张恨水早年的成名作《春明外史》，还有30年代后期的《似水流年》、《夜深沉》，以及抗战时期所写的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大江东去》、《东北四连长》等。
对于这位大作家，秦瘦鸥心中充满了崇敬，不只是因为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他伸出了援手，更因为张恨水在小说创作上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他对文学事业的挚著追求与勤奋努力。
当时，《新民报》在大田湾附近的山坡上修建了一些捆绑房(也有人把它称为“国难房”)，作为职工宿舍。同仁们身居陋室却不减其乐，经常聚在一起轰饮或玩麻将、沙蟹消遣。编辑部的张友鸾、张慧剑、姚苏凤等都积极参与，惟有张恨水从不到场，他默默地背起平价米，爬山涉水，回南温泉桃子沟家中继续他的小说创作。
秦瘦鸥曾两次偕友人去南温泉游玩，饱览了南温泉旖旎的山光水色。泡着暖融融的、弥漫着浓烈硫磺气味的温泉澡之余，秦瘦鸥很想前去拜访他尊敬的师长，他知道张恨水的家近在咫尺，但为了不打断张恨水的文思，不惊扰他的家人，只得遗憾地作罢。
抗战胜利后，张恨水被派往北平，主持《新民报》北平版；秦瘦鸥、赵超构、程大干、姚苏凤等则负责《新民报》上海分社的编务。1947年下半年，秦瘦鸥因事北上，专程到北沟沿看望张恨水。他见张恨水仍然一身简朴的衣着，只是人略显得有些憔悴。
张恨水邀秦瘦鸥等去东安市场内一家餐馆小酌，表示欢迎。秦瘦鸥离京前，热情地请张恨水去大名鼎鼎的全聚德饭店吃烤鸭，他却力劝秦瘦鸥不必浪费，只同意在他家附近的“沙锅居”吃白肉。席间，张恨水对秦瘦鸥说：“朋友相交不必拘于形式，只要相待以诚，用不着大摆酒宴。我们在此便饭小酌，不是也相谈甚欢，很是愉快吗?”
1949年初，秦瘦鸥去北平公干，不忘旧情的他再次拜访了张恨水。当时的北平，虽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张恨水仍然忙里偷闲，热情地到东安市场一家小馆子为秦瘦鸥接风洗尘。作陪的有画家叶浅予、戏剧家马彦祥。席间，他们纵论国事，畅叙友情，直至夜阑时分。这是两位著名小说家、报人的最后一面。
暮年，秦瘦鸥常常忆及他与张恨水难忘的师友之情，夜不能寐，提笔写了好几篇追念张恨水的文章，抒发他的眷恋情怀。
1944年11月，《新民报》元老张友鸾应友人之请，到《时事新报》负责主持编辑部工作。张友鸾是一位忠厚风趣的老好人，与秦瘦鸥并不熟悉，但一听张恨水提到新近来渝的秦瘦鸥身陷困境，便立即邀请他一道去《时事新报》工作，并推荐为主笔。
秦瘦鸥家住上清寺，每天步行往返于报社与上清寺之间。一日，在大街上偶然与著名民主革命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不期而遇。在上海时，他们之间就过从甚密，想不到劫后能在陪都重逢，两人欣喜万分。当时，黄炎培一家住在张家花园，离上清寺不远，此后他们便常有往访。
有一天，秦瘦鸥在编报时，选用了一条关于黄炎培在重庆某中学演讲的消息，见报后竟引起了不少奇谈怪论。有人说：“想不到孔祥熙也要拍共产党的马屁!”当时，国民党的财神爷孔祥熙是《时事新报》的后台老板；而黄炎培并不是共产党人，只是一位坚主抗战的爱国人士而已，但总有人无事生非、居心叵测，偏要把他说成是共产党。还有人干脆向秦瘦鸥射来冷箭，说他也想“拿卢布”(意指亲苏联)。
秦瘦鸥气忿至极，顿生去意。张友鸾也感到官办报纸有诸多束缚，很不顺心，对于他们这些落拓不羁的自由报人，无异于捆住了手脚。数月后，两人便一起辞去了《时事新报》的差事。
秦瘦鸥离开《时事新报》后，张恨水、张友鸾在《新民报》老板陈铭德、邓季惺夫妇面前竭力推荐秦瘦鸥。那时，重庆《新民报》编辑部里已有张恨水、罗承烈、张友鸾、张慧剑、曹仲英、赵超构、程大千、姚苏凤、浦熙修等十几位报界名流，人才济济，并不缺员。但听了张恨水、张友鸾两人的游说之后，陈铭德对这位流落异乡的“海派文人”也起了怜惜之心，慨然予以收录。他知道，秦瘦鸥虽然才30多岁，但已是国内知名的小说家，也是办报的高手。因此，对他优礼有加，甚至像对待学术界前辈高语罕老人那样尊为上宾。一方面不要求他按时上班，不担任具体工作，一方面又放手让他随便找一些事来做，从不干预。这反倒激发了秦瘦鸥“士为知己者用”的心态，觉得不给《新民报》出点力，就太对不起老板的知遇之恩了。
1945年初夏，秦瘦鸥应邓季惺经理之约，去成都小游，恰逢《新民报》成都分社总编辑赵纯继因事请假，秦瘦鸥便主动 代赵纯继主持编辑部工作，并连续顶了大约20个夜班。陈铭德、邓季惺二位知道他未带家眷，更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天天邀秦瘦鸥去他们家进餐，过着“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滋润生活。
回到重庆不久，遇到张慧剑告假出游峨眉山，秦瘦鸥又主动为他代编副刊，抵挡了好一阵子。秦瘦鸥觉得，工作未必做得很好，但他感到心里舒畅、踏实，没有辜负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的一片眷顾之情。
抗战时期，英、美、法、苏等国驻重庆大使馆的新闻处，除每周定期举行酒会外，还常常有临时性的记者招待会，发布一些重要或不重要的消息。参加者主要是陪都新闻界的外事记者，另外也有一些原任其他工作而又通晓外语的老编辑，如《大公报》的马廷栋，《时与潮》的陈兆丰等。秦瘦鸥此时也以《新民报》外事记者的身份，经常参加这些活动。他们还通过与使馆新闻官员的随意闲谈，取得一些尚未公开的秘讯，抢先在各自的报刊上发表。当时，外国驻重庆的使馆散布在市区和长江南岸等地，山水阻隔，交通不便，有时还得步行前往。秦瘦鸥不辞辛劳，不畏寒暑，为《新民报》抢得不少盟军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的及时新闻，给山城民众带来了极大的鼓舞。秦瘦鸥一直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会员，在桂林时他就经常参加“文协”桂林分会的活动。1944年冬，“文协”在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秦瘦鸥见到了“文协”当家人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两人无比兴奋和喜悦。
老舍说，此前他一直担心从桂林逃出来的文友们，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三十三年(1944年)，这一年又是战局最黑暗的时候，中原、广西我们屡败，敌人一直攻进了贵州。这使我忧虑，也极不放心由桂林逃出来的文友的安全。”(《八方风雨》)
此时得见秦瘦鸥，老舍真是喜出望外。知道桂林的文友已大部分安全离开广西，老舍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秦瘦鸥比老舍小10岁，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已拜读过老舍早年创作的讽刺长篇小说《赵子日》、《二马》、《老张的哲学》。而对于老舍的人格魅力，则是在重庆的接触中才体会到的。老舍待人宽容厚道，耿直热忱，一副长者风范。在多次交往中，秦瘦鸥与老舍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1944年11月10日，老舍的扛鼎之作《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在重庆《扫荡报》的副刊上以《四世同堂》为题开始连载。秦瘦鸥十分欣喜，每日必读。那宏大的场面，个性鲜明的人物，紧扣时代脉搏的情节，深深地打动了他。但一天只能读到一小段，很不过瘾。为了先睹为快，秦瘦鸥径直搭乘公共汽车直抵北碚，来到蔡锷路24号老舍寓所，要读他的原稿。
老舍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连忙拿出手稿请秦瘦鸥指正，这倒使秦瘦鸥有些受宠若惊了，心中忐忑不安。同样经受了抗战的洗礼，但秦瘦鸥却拿不出如此厚重、如此与时代合拍的鸿篇巨制，他深感自愧不如。但对一位真诚的朋友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他欣喜万分，衷心祝福。当晚，他们抵足而眠，谈文论道直至深夜。
1946年春，秦瘦鸥已由重庆返回故乡上海。老舍、曹禺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从重庆来到申城，准备在此登船远行。著名戏剧家黄佐临在上海洪长兴羊肉馆为他们饯行，特邀秦瘦鸥作陪。老友重逢，隔外亲热，其实他们分别仅数月。
解放后，秦瘦鸥凡到北京，必去拜访老舍。老舍喜欢京剧，秦瘦鸥也是京剧票友。一次，他们来到京剧艺术家李少春家，触景生情，戏瘾大发。老舍来了一段他最拿手的老旦戏《望儿楼》，秦瘦鸥也来了一段《琼林宴·闹府》。一时间，李家院内京胡声声，京腔京韵绕梁三日。老舍与秦瘦鸥在抗战时期在重庆建立起的深厚友谊，一直延续到上世纪60年代，真是弥足珍贵。
在《新民报》工作期间，秦瘦鸥虽不必坐班，但他几乎天天都要去报社的家属宿舍走走。去得最多的当然是张友鸾家。张家住的也是因陋就简、草草搭成的两三间“国难房”。他家三代同堂，人确实不少。张友鸾夫妇特别好客，不但秦瘦鸥常在那里，赵超构、程大千、姚苏凤诸君也天天必到，就连老板陈铭德也经常不邀自至。在狭窄的屋子里，大家肩背相靠地坐在一起，天南海北，上下古今，无所不谈，气氛十分和谐融洽。
《新民报》编辑部内，既有从南京创刊时就参加的“元勋”罗承烈、张友鸾、张慧剑、浦熙修等人，也有转移到重庆后才被罗致的张恨水、赵超构、程大千、姚苏凤、范寄病、秦瘦鸥等人。他们中有的原籍四川，有的来自东南一带，所谓“下江人”，都是一些饱学之士。他们工作勤勉，认真负责，一心一意办好报纸，彼此之间和睦相处。
老板陈铭德礼贤下士，宽怀待人，事事以身作则，令人心悦诚服。《新民报》的办报方针是：“中间偏左，遇险即避”；坚持民主办报，坚持爱国进步立场，不为国民党统治集团所左右。因此，在广大民众心中评价极高，成为舆论界的重心，其发行量高居陪都各报之首，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
当时，《新民报》重庆总社的编辑部和印刷厂，就设在重庆大田湾一处较偏僻的山洼里。这里地势低下，每逢雨天泥泞载道，行走艰难，尤其是下坡更易滑倒。报社同仁把距编辑部不远的那段斜坡黄泥路称作“阎王路”，秦瘦鸥就曾体验过在“阎王路”上跌成“泥菩萨”的尴尬滋味，晚年忆及仍心有余悸。
1989年仲夏，一个雨夜，81岁高龄的秦瘦鸥又梦见了大田湾。在梦中，他发现自己正跋涉在那段“阎王路”上。抬头往上看，天色灰漾漾的，阴郁怕人，雨点不停地打在他脸上，凉飕飕的。他觉得大田湾简直不是一处低谷，而是一大片无边无际的沼泽。他浑身满是泥浆，两条腿像绑了铅块似的，每跨出一步就要累出一身大汗。四处遥望，没有一星灯火，没有一户人家，只见远处一排耸峙的黑影，似乎就是当年的《新民报》社，但却始终走不过去。他惶恐已极，忍不住狂叫起来，惊醒后才明白，原来是一场“仲夏夜之梦”。
大田湾《新民报》工作和生活的难忘经历，在秦瘦鸥心头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直到晚年，他仍念念不忘这段峥嵘岁月。
正当秦瘦鸥为之欣喜激动的时刻，无情的战争打破了作家的美梦。上海沦陷后，秦瘦鸥流亡到桂林，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4年夏，日军为了打通所谓“大陆运输线”，突袭湘、桂、黔。秦瘦鸥与出版家赵家璧一道，挈妻携子，夹杂在数十万流离失所的难民中，从桂林仓皇奔逃。10月初，途经贵阳抵达重庆，开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陪都生活。
秦瘦鸥到重庆的第一夜，露宿在长江南岸的海棠溪长途汽车站。此时，他是两袖清风，满身尘垢，已陷入了穷途末路的境地。他急于奔赴重庆，就是希望能尽快谋到一个职业，以维持全家的生计。
出乎他的预料，第一位向他伸出友谊之手的，却是素未谋面的大小说家、著名报人张恨水。张恨水从别人那里听到秦瘦鸥的行踪和处境，便立即写了一则短讯，编在《新民报》的小专栏“文艺圈”内，并亲笔拟了两行章回小说式的标题：“秦瘦鸥到重庆，陆文龙去成都”(《陆文龙》是一部新编的话剧——作者注)。当时，《新民报》发行量很大，秦瘦鸥的亲友、同学顿时都知道了他的消息，使他很快解决了食宿问题。
不久，在张恨水、张友鸾的帮助下，秦瘦鸥在《时事新报》找到一份差事，数月后他离开那里，进了《新民报》。比张恨水小13岁的秦瘦鸥进《新民报》后与张恨水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20世纪80年代后期，秦瘦鸥在一篇《恨水与我师友情》的文章中写道：“他出于提携后进的热情，对我多方关怀，奖掖备至，我们从此建立了介于师友之间的情谊。”
还在中学时代，秦瘦鸥就拜读了张恨水的多部小说。他认为，张恨水善于对情节的展开作出恰当的安排和组织，文笔清丽通畅，可读性强，因此在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中都拥有众多的读者，是情理中的事。他偏爱张恨水早年的成名作《春明外史》，还有30年代后期的《似水流年》、《夜深沉》，以及抗战时期所写的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大江东去》、《东北四连长》等。
对于这位大作家，秦瘦鸥心中充满了崇敬，不只是因为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他伸出了援手，更因为张恨水在小说创作上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他对文学事业的挚著追求与勤奋努力。
当时，《新民报》在大田湾附近的山坡上修建了一些捆绑房(也有人把它称为“国难房”)，作为职工宿舍。同仁们身居陋室却不减其乐，经常聚在一起轰饮或玩麻将、沙蟹消遣。编辑部的张友鸾、张慧剑、姚苏凤等都积极参与，惟有张恨水从不到场，他默默地背起平价米，爬山涉水，回南温泉桃子沟家中继续他的小说创作。
秦瘦鸥曾两次偕友人去南温泉游玩，饱览了南温泉旖旎的山光水色。泡着暖融融的、弥漫着浓烈硫磺气味的温泉澡之余，秦瘦鸥很想前去拜访他尊敬的师长，他知道张恨水的家近在咫尺，但为了不打断张恨水的文思，不惊扰他的家人，只得遗憾地作罢。
抗战胜利后，张恨水被派往北平，主持《新民报》北平版；秦瘦鸥、赵超构、程大干、姚苏凤等则负责《新民报》上海分社的编务。1947年下半年，秦瘦鸥因事北上，专程到北沟沿看望张恨水。他见张恨水仍然一身简朴的衣着，只是人略显得有些憔悴。
张恨水邀秦瘦鸥等去东安市场内一家餐馆小酌，表示欢迎。秦瘦鸥离京前，热情地请张恨水去大名鼎鼎的全聚德饭店吃烤鸭，他却力劝秦瘦鸥不必浪费，只同意在他家附近的“沙锅居”吃白肉。席间，张恨水对秦瘦鸥说：“朋友相交不必拘于形式，只要相待以诚，用不着大摆酒宴。我们在此便饭小酌，不是也相谈甚欢，很是愉快吗?”
1949年初，秦瘦鸥去北平公干，不忘旧情的他再次拜访了张恨水。当时的北平，虽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张恨水仍然忙里偷闲，热情地到东安市场一家小馆子为秦瘦鸥接风洗尘。作陪的有画家叶浅予、戏剧家马彦祥。席间，他们纵论国事，畅叙友情，直至夜阑时分。这是两位著名小说家、报人的最后一面。
暮年，秦瘦鸥常常忆及他与张恨水难忘的师友之情，夜不能寐，提笔写了好几篇追念张恨水的文章，抒发他的眷恋情怀。
1944年11月，《新民报》元老张友鸾应友人之请，到《时事新报》负责主持编辑部工作。张友鸾是一位忠厚风趣的老好人，与秦瘦鸥并不熟悉，但一听张恨水提到新近来渝的秦瘦鸥身陷困境，便立即邀请他一道去《时事新报》工作，并推荐为主笔。
秦瘦鸥家住上清寺，每天步行往返于报社与上清寺之间。一日，在大街上偶然与著名民主革命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不期而遇。在上海时，他们之间就过从甚密，想不到劫后能在陪都重逢，两人欣喜万分。当时，黄炎培一家住在张家花园，离上清寺不远，此后他们便常有往访。
有一天，秦瘦鸥在编报时，选用了一条关于黄炎培在重庆某中学演讲的消息，见报后竟引起了不少奇谈怪论。有人说：“想不到孔祥熙也要拍共产党的马屁!”当时，国民党的财神爷孔祥熙是《时事新报》的后台老板；而黄炎培并不是共产党人，只是一位坚主抗战的爱国人士而已，但总有人无事生非、居心叵测，偏要把他说成是共产党。还有人干脆向秦瘦鸥射来冷箭，说他也想“拿卢布”(意指亲苏联)。
秦瘦鸥气忿至极，顿生去意。张友鸾也感到官办报纸有诸多束缚，很不顺心，对于他们这些落拓不羁的自由报人，无异于捆住了手脚。数月后，两人便一起辞去了《时事新报》的差事。
秦瘦鸥离开《时事新报》后，张恨水、张友鸾在《新民报》老板陈铭德、邓季惺夫妇面前竭力推荐秦瘦鸥。那时，重庆《新民报》编辑部里已有张恨水、罗承烈、张友鸾、张慧剑、曹仲英、赵超构、程大千、姚苏凤、浦熙修等十几位报界名流，人才济济，并不缺员。但听了张恨水、张友鸾两人的游说之后，陈铭德对这位流落异乡的“海派文人”也起了怜惜之心，慨然予以收录。他知道，秦瘦鸥虽然才30多岁，但已是国内知名的小说家，也是办报的高手。因此，对他优礼有加，甚至像对待学术界前辈高语罕老人那样尊为上宾。一方面不要求他按时上班，不担任具体工作，一方面又放手让他随便找一些事来做，从不干预。这反倒激发了秦瘦鸥“士为知己者用”的心态，觉得不给《新民报》出点力，就太对不起老板的知遇之恩了。
1945年初夏，秦瘦鸥应邓季惺经理之约，去成都小游，恰逢《新民报》成都分社总编辑赵纯继因事请假，秦瘦鸥便主动 代赵纯继主持编辑部工作，并连续顶了大约20个夜班。陈铭德、邓季惺二位知道他未带家眷，更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天天邀秦瘦鸥去他们家进餐，过着“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滋润生活。
回到重庆不久，遇到张慧剑告假出游峨眉山，秦瘦鸥又主动为他代编副刊，抵挡了好一阵子。秦瘦鸥觉得，工作未必做得很好，但他感到心里舒畅、踏实，没有辜负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的一片眷顾之情。
抗战时期，英、美、法、苏等国驻重庆大使馆的新闻处，除每周定期举行酒会外，还常常有临时性的记者招待会，发布一些重要或不重要的消息。参加者主要是陪都新闻界的外事记者，另外也有一些原任其他工作而又通晓外语的老编辑，如《大公报》的马廷栋，《时与潮》的陈兆丰等。秦瘦鸥此时也以《新民报》外事记者的身份，经常参加这些活动。他们还通过与使馆新闻官员的随意闲谈，取得一些尚未公开的秘讯，抢先在各自的报刊上发表。当时，外国驻重庆的使馆散布在市区和长江南岸等地，山水阻隔，交通不便，有时还得步行前往。秦瘦鸥不辞辛劳，不畏寒暑，为《新民报》抢得不少盟军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的及时新闻，给山城民众带来了极大的鼓舞。秦瘦鸥一直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会员，在桂林时他就经常参加“文协”桂林分会的活动。1944年冬，“文协”在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秦瘦鸥见到了“文协”当家人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两人无比兴奋和喜悦。
老舍说，此前他一直担心从桂林逃出来的文友们，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三十三年(1944年)，这一年又是战局最黑暗的时候，中原、广西我们屡败，敌人一直攻进了贵州。这使我忧虑，也极不放心由桂林逃出来的文友的安全。”(《八方风雨》)
此时得见秦瘦鸥，老舍真是喜出望外。知道桂林的文友已大部分安全离开广西，老舍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秦瘦鸥比老舍小10岁，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已拜读过老舍早年创作的讽刺长篇小说《赵子日》、《二马》、《老张的哲学》。而对于老舍的人格魅力，则是在重庆的接触中才体会到的。老舍待人宽容厚道，耿直热忱，一副长者风范。在多次交往中，秦瘦鸥与老舍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1944年11月10日，老舍的扛鼎之作《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在重庆《扫荡报》的副刊上以《四世同堂》为题开始连载。秦瘦鸥十分欣喜，每日必读。那宏大的场面，个性鲜明的人物，紧扣时代脉搏的情节，深深地打动了他。但一天只能读到一小段，很不过瘾。为了先睹为快，秦瘦鸥径直搭乘公共汽车直抵北碚，来到蔡锷路24号老舍寓所，要读他的原稿。
老舍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连忙拿出手稿请秦瘦鸥指正，这倒使秦瘦鸥有些受宠若惊了，心中忐忑不安。同样经受了抗战的洗礼，但秦瘦鸥却拿不出如此厚重、如此与时代合拍的鸿篇巨制，他深感自愧不如。但对一位真诚的朋友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他欣喜万分，衷心祝福。当晚，他们抵足而眠，谈文论道直至深夜。
1946年春，秦瘦鸥已由重庆返回故乡上海。老舍、曹禺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从重庆来到申城，准备在此登船远行。著名戏剧家黄佐临在上海洪长兴羊肉馆为他们饯行，特邀秦瘦鸥作陪。老友重逢，隔外亲热，其实他们分别仅数月。
解放后，秦瘦鸥凡到北京，必去拜访老舍。老舍喜欢京剧，秦瘦鸥也是京剧票友。一次，他们来到京剧艺术家李少春家，触景生情，戏瘾大发。老舍来了一段他最拿手的老旦戏《望儿楼》，秦瘦鸥也来了一段《琼林宴·闹府》。一时间，李家院内京胡声声，京腔京韵绕梁三日。老舍与秦瘦鸥在抗战时期在重庆建立起的深厚友谊，一直延续到上世纪60年代，真是弥足珍贵。
在《新民报》工作期间，秦瘦鸥虽不必坐班，但他几乎天天都要去报社的家属宿舍走走。去得最多的当然是张友鸾家。张家住的也是因陋就简、草草搭成的两三间“国难房”。他家三代同堂，人确实不少。张友鸾夫妇特别好客，不但秦瘦鸥常在那里，赵超构、程大千、姚苏凤诸君也天天必到，就连老板陈铭德也经常不邀自至。在狭窄的屋子里，大家肩背相靠地坐在一起，天南海北，上下古今，无所不谈，气氛十分和谐融洽。
《新民报》编辑部内，既有从南京创刊时就参加的“元勋”罗承烈、张友鸾、张慧剑、浦熙修等人，也有转移到重庆后才被罗致的张恨水、赵超构、程大千、姚苏凤、范寄病、秦瘦鸥等人。他们中有的原籍四川，有的来自东南一带，所谓“下江人”，都是一些饱学之士。他们工作勤勉，认真负责，一心一意办好报纸，彼此之间和睦相处。
老板陈铭德礼贤下士，宽怀待人，事事以身作则，令人心悦诚服。《新民报》的办报方针是：“中间偏左，遇险即避”；坚持民主办报，坚持爱国进步立场，不为国民党统治集团所左右。因此，在广大民众心中评价极高，成为舆论界的重心，其发行量高居陪都各报之首，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
当时，《新民报》重庆总社的编辑部和印刷厂，就设在重庆大田湾一处较偏僻的山洼里。这里地势低下，每逢雨天泥泞载道，行走艰难，尤其是下坡更易滑倒。报社同仁把距编辑部不远的那段斜坡黄泥路称作“阎王路”，秦瘦鸥就曾体验过在“阎王路”上跌成“泥菩萨”的尴尬滋味，晚年忆及仍心有余悸。
1989年仲夏，一个雨夜，81岁高龄的秦瘦鸥又梦见了大田湾。在梦中，他发现自己正跋涉在那段“阎王路”上。抬头往上看，天色灰漾漾的，阴郁怕人，雨点不停地打在他脸上，凉飕飕的。他觉得大田湾简直不是一处低谷，而是一大片无边无际的沼泽。他浑身满是泥浆，两条腿像绑了铅块似的，每跨出一步就要累出一身大汗。四处遥望，没有一星灯火，没有一户人家，只见远处一排耸峙的黑影，似乎就是当年的《新民报》社，但却始终走不过去。他惶恐已极，忍不住狂叫起来，惊醒后才明白，原来是一场“仲夏夜之梦”。
大田湾《新民报》工作和生活的难忘经历，在秦瘦鸥心头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直到晚年，他仍念念不忘这段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