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谁能解释时下的这一悖论——因收购价奇低，农民宁愿将菜烂在地里；但农贸市场某些蔬菜的价格却比去年还高，高到政府要直接参与“平抑”菜价的程度。
既然同时出现“买难卖难”的局面，是不是成本都消失在流通领域之中？多家媒体，包括传统党媒的报道却令人更加疑惑。用放大镜来回检视后，他们看到的是赔钱的菜农，不赚钱的白菜货运司机，以及利润空间被挤压的农贸市场终端。简言之，在这一链条上，没有人能从价格上涨中赚大钱。
主要的经济主管部门至今未就这一悖论作出总结性释疑。不过，在夏季蔬菜大量上市之前，地方政府已在5月份前陆续表态，将管控农产品流通领域“最后一公里”以削平日用消费指数。
在这其中，最具指标性的举动，是北京市计划在各区使用政府力量，收购和参股15家农贸市场。而在南方经济发达的浙江省，该省日前第一次以省政府名义召开农贸市场工作会议。会议宣布经过十年的运作，省会杭州市的农贸市场国有化率已从60%上升至85%，为稳定“菜篮子”起到了正面效果。
1988年以来，为了避免蔬菜与粮食价格大起大落，政府抛出了两项超级工程——“米袋子”与“菜篮子”工程，并在1994年明确实行省长与市长负责制。农产品交易日益频繁，但市场交易场所寥若晨星，政府又提出“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受益”原则，允许民营资本介入，以疏通这一堵塞经济发展的关节，最终形成40000家农贸批发市场的规模。
目前地方政府加紧控制农产品流通最末端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再次满足了民众对于“国进民退”的想象。不过从历史记录来看，这一举动显示出的是政府的行政“惯性”。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多次出现大规模的卖难问题，几乎每次卖难问题的出现，都会让政府在第一时间将目光转移到流通领域。
1983年，粮食卖难开始零星出现，由于当时在某些地区同时也存在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主流决策观点认为，是因为政策限制造成粮食流通领域运行不畅，中央随后允许私人进行跨地域的农产品买卖。
但这一放松流通领域的政策收效甚微，1984年粮食卖难开始全面蔓延。这一背景催化了1985年第一波粮食改革的启动，接下来三年（1985至1988年）粮食领域的生产力跌入低谷，粮食播种面积萎缩，粮价推高。为保障粮食和农产品供应，“米袋子”与“菜篮子”工程应运而生。
第二次粮食卖难集中出现在1991年。经过1989年的政治周期，经济急刹车使农村人口回流，1989和1990年粮食播种面积连续上升1.89%和1.12%。随后1991年大规模的粮食“卖难”再度爆发，仅安徽一地，1991年5月露天堆放粮点就有18万，存粮42亿斤。
潮起潮又落，两年后粮食再度短缺，粮价上涨。
与以往相同的是，决策层最初认为该轮粮价上涨是短期波动，在1993年底全国平抑粮油价格工作会议上，中央指“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就局部来看，可能存在粮源不足，库存下降，调运不及时等因素。但从全国来看，主要是由心理，投机因素等暂时因素推动的”。
不过，随着1994年2月一位国务委员致信广东、福建等南方七省区政府负责人，要求扩大早稻种植面积，预示中央对于“卖难”问题的看法再次发生微妙转变。与此同时，部分省份自下而上提出流通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在这一局面下，中央在当年3月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一方面要求增加早稻播种面积，另一方面，由国有粮食部门完全控制粮食批发环节，并在零售环节发挥主渠道作用的要求，也被列为优先选项。4年之后，超库存2000亿斤的局面，与粮价跌破历史最低水平并存。这一迅速到来的黑色幽默，使得中央开始转而从价格杠杆角度来思考解决粮价大起大落的问题。高保护价敞开收购成为权衡之后的选择，尽管这一举措到目前为止，被认为有效稳定了粮价，但其付出的代价极为昂贵，粮食系统每年为此背上成百亿的财政包袱。
涨价时官方收紧，跌价时民间收缩，这一互为进退的“米袋子”故事，也不同程度地投射到“菜篮子”以及其他经济领域。
媒体报道称，去年下半年以来，因为蔬菜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一些地方在实施“菜篮子”工程时，开始对蔬菜种植进行补贴，北方某县甚至提出“一亩菜等于十亩麦”的口号。经过三个月至半年的生长周期，目前补贴蔬菜陆续上市，供大于求的形势，使原有的季度性价格回落变得更为明显。
但民众对于菜价回落的体会是迟钝的。虽然蔬菜收购价格奇低，但流通环节的物流、租金等费用一直走高，也就形成了蔬菜价格走向，与从业人员的收入不成正比的情况——经济层面的通胀，与蔬菜供大于求的周期发生了碰撞，而这种局面在以往很少出现，以至于从舆论界到研究专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误判。
于是在地方政府可以自控的范围内，目前能够选择的稳定物价工具并不多见。事实已经佐证补贴“菜篮子”同样存在风险，而相对风险较小的干预手段，就是控制流通领域的终端。
既然同时出现“买难卖难”的局面，是不是成本都消失在流通领域之中？多家媒体，包括传统党媒的报道却令人更加疑惑。用放大镜来回检视后，他们看到的是赔钱的菜农，不赚钱的白菜货运司机，以及利润空间被挤压的农贸市场终端。简言之，在这一链条上，没有人能从价格上涨中赚大钱。
主要的经济主管部门至今未就这一悖论作出总结性释疑。不过，在夏季蔬菜大量上市之前，地方政府已在5月份前陆续表态，将管控农产品流通领域“最后一公里”以削平日用消费指数。
在这其中，最具指标性的举动，是北京市计划在各区使用政府力量，收购和参股15家农贸市场。而在南方经济发达的浙江省，该省日前第一次以省政府名义召开农贸市场工作会议。会议宣布经过十年的运作，省会杭州市的农贸市场国有化率已从60%上升至85%，为稳定“菜篮子”起到了正面效果。
1988年以来，为了避免蔬菜与粮食价格大起大落，政府抛出了两项超级工程——“米袋子”与“菜篮子”工程，并在1994年明确实行省长与市长负责制。农产品交易日益频繁，但市场交易场所寥若晨星，政府又提出“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受益”原则，允许民营资本介入，以疏通这一堵塞经济发展的关节，最终形成40000家农贸批发市场的规模。
目前地方政府加紧控制农产品流通最末端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再次满足了民众对于“国进民退”的想象。不过从历史记录来看，这一举动显示出的是政府的行政“惯性”。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多次出现大规模的卖难问题，几乎每次卖难问题的出现，都会让政府在第一时间将目光转移到流通领域。
1983年，粮食卖难开始零星出现，由于当时在某些地区同时也存在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主流决策观点认为，是因为政策限制造成粮食流通领域运行不畅，中央随后允许私人进行跨地域的农产品买卖。
但这一放松流通领域的政策收效甚微，1984年粮食卖难开始全面蔓延。这一背景催化了1985年第一波粮食改革的启动，接下来三年（1985至1988年）粮食领域的生产力跌入低谷，粮食播种面积萎缩，粮价推高。为保障粮食和农产品供应，“米袋子”与“菜篮子”工程应运而生。
第二次粮食卖难集中出现在1991年。经过1989年的政治周期，经济急刹车使农村人口回流，1989和1990年粮食播种面积连续上升1.89%和1.12%。随后1991年大规模的粮食“卖难”再度爆发，仅安徽一地，1991年5月露天堆放粮点就有18万，存粮42亿斤。
潮起潮又落，两年后粮食再度短缺，粮价上涨。
与以往相同的是，决策层最初认为该轮粮价上涨是短期波动，在1993年底全国平抑粮油价格工作会议上，中央指“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就局部来看，可能存在粮源不足，库存下降，调运不及时等因素。但从全国来看，主要是由心理，投机因素等暂时因素推动的”。
不过，随着1994年2月一位国务委员致信广东、福建等南方七省区政府负责人，要求扩大早稻种植面积，预示中央对于“卖难”问题的看法再次发生微妙转变。与此同时，部分省份自下而上提出流通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在这一局面下，中央在当年3月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一方面要求增加早稻播种面积，另一方面，由国有粮食部门完全控制粮食批发环节，并在零售环节发挥主渠道作用的要求，也被列为优先选项。4年之后，超库存2000亿斤的局面，与粮价跌破历史最低水平并存。这一迅速到来的黑色幽默，使得中央开始转而从价格杠杆角度来思考解决粮价大起大落的问题。高保护价敞开收购成为权衡之后的选择，尽管这一举措到目前为止，被认为有效稳定了粮价，但其付出的代价极为昂贵，粮食系统每年为此背上成百亿的财政包袱。
涨价时官方收紧，跌价时民间收缩，这一互为进退的“米袋子”故事，也不同程度地投射到“菜篮子”以及其他经济领域。
媒体报道称，去年下半年以来，因为蔬菜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一些地方在实施“菜篮子”工程时，开始对蔬菜种植进行补贴，北方某县甚至提出“一亩菜等于十亩麦”的口号。经过三个月至半年的生长周期，目前补贴蔬菜陆续上市，供大于求的形势，使原有的季度性价格回落变得更为明显。
但民众对于菜价回落的体会是迟钝的。虽然蔬菜收购价格奇低，但流通环节的物流、租金等费用一直走高，也就形成了蔬菜价格走向，与从业人员的收入不成正比的情况——经济层面的通胀，与蔬菜供大于求的周期发生了碰撞，而这种局面在以往很少出现，以至于从舆论界到研究专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误判。
于是在地方政府可以自控的范围内，目前能够选择的稳定物价工具并不多见。事实已经佐证补贴“菜篮子”同样存在风险，而相对风险较小的干预手段，就是控制流通领域的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