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条路说起

　　导航地图上，一粗一细两条线路几乎平行，蓝色的定位点示意我们正走在那条粗线上，由南向北行驶。窗外是暗色，长长的隧道仿佛没有出口，偶然冲出隧道，视线也展不远，只够看到狭小曲折的山谷，瞬间又陷入隧道的灰暗之中。
　　这是我第二次从北京出发到蔚县。蔚县属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它离北京并不算远，在京西200多公里处，背靠太行山，自古就是守卫华北平原的要地。摄影师胡老先生对这里已经很熟悉，刻意避开人们常走的由东向西的G6高速，绕了一点远路，从南边的山区迂回进入蔚县。此刻我们正走在太行山中，漫长的隧道是近年新开通的张石高速（自张家口至石家庄）的一部分。我对地图上那条并行的细线更有兴趣。上千年来，如果古人需要绘制太行山的地图，那条细线是必须出现的角色，它是穿越太行山的八条古道之一，飞狐陉。
　　现在人们把飞狐陉叫做飞狐峪，这条路被峭壁夹峙，一线蜿蜒，这种惊险奇崛的美对古人来说并不重要。在许多年代中，人们走在其中的压抑程度比穿越隧道更甚。飞狐陉穿过太行山这个巨大的屏障，连接了河北平原和雁北地区。对来自蒙古草原的游牧者来说，这里是进入中原的瓶颈，他们走过这条路，河北、北京一带就是一片没有阻挡的沃土；中原政权必须像爱护眼睛一样护住这条路，如果失去眼睛，接下来就会失去心脏。在没有战争的年代，商旅队伍走过这里也会战战兢兢，因为这条路两侧都是峭壁，很容易被伏击与劫持；然而两千多年来，这里却又是必由之路。
　　车终于驶出最后一个隧道口，山中的压抑一扫而光，眼前一片开阔明亮。飞狐峪的峪口就在不远处，走出古道时，猛然出现的景色也是这般，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工业时代之前的漫长岁月里，这个世界的命运与相貌有任何微小变化，都因这条古道而起：这就是蔚县。

一座没有北门的城池

　　8月是这里的向日葵开花的季节，葱绿的田野中不时出现一片一片明黄色的葵花田，使这个季节的色彩更丰富厚重。这里是自古以来的农耕佳区，被一条缓慢经过的河润养至今。古人称这条河为“祈夷水”，后来因为它上游窄、下游宽，形状象个葫芦，就叫它“葫芦河”，这个名字实在太口语，一定是为了更雅一点，清朝才把它定名为“壶流河”。在历史上，黍稷，也就是大黄米和小米，是这一带的传统作物；如今又多了些玉米田，至于葵花这样的经济作物，大约是晚近才出现的色彩。
　　古人如果走出飞狐峪再向北走，离蔚州城还有好几里远，就能看到开阔之地矗立着一座雄壮的城楼，那是蔚州的南大门和城楼“万山楼”。如今的万山楼经历了20世纪的重修，但这座建筑呈现的边关重镇的雄浑气象，却可以上承几百年，一直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时期。蔚县的县城就是过去的蔚州，其建制始自南北朝的北周；它最显眼的一次亮相，是厕身于大名鼎鼎的“燕云十六州”中，被五代十国中的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了契丹人。今天的蔚州县城，仍然在熙熙攘攘的生活中保留了明清两代的基本格局，更现代化的新城和道路在县城的外围被重新布局。
　　我们探访的第一站安排在县城北端的玉皇阁，这正合我的心意——对于蔚县的老县城来说，玉皇阁不仅是民间宗教场所，更是座君临天下式的建筑；先看玉皇阁，简直有一种“拜山”的意味。玉皇阁是木构三层阁楼，修建于明代，与南门的万山楼遥遥相望。几组院落和台阶将玉皇阁的建筑群逐级抬高，最终的主体建筑直接筑在北城垣之上。站在玉皇阁前，可以俯瞰蔚州城整体格局。午后的时光很安静，几个工人正四处忙上忙下，他们将玉皇阁上的铁质避雷针拆下来，整体换成铜的避雷针。这不是个小工程，因为巨大的木阁楼每个复杂的屋脊与转角，都被避雷针包裹。阁楼没有新近的油漆彩画，而是用一种时光保留下来的旧木色调谨慎透露着自己的端严。大殿里，玉皇大帝正襟危坐，两位摄影师胡先生和小白被三面墙的明代壁画吸引住，端着相机细细捕捉。一个工人沿着屋角的木楼梯登上二层，天花板上传来咚咚咚的声音。
　　我绕到玉皇阁的背面，这里可以直面北边城外。一条河就在城垣脚下流过，我们的朋友王先生跳上围墙里的不锈钢栏杆，指着河对岸的滩地对我说：“我小的时候，这壶流河有好几里宽，一直到那边有树的位置，你看现在，水都很少了。”想象着那河水的宽与浅，我恍然知道为什么人们形容壶流河总是用“缓慢”这个词。而在过去的每个年代里，应该都会有不少人站在我站的这个位置，不是为了欣赏宽阔的壶流河，而是用一种更加紧张的心态，向更北方眺望。因为这座玉皇阁，本是重要的边防关隘。 　　如果将蔚州城看作一个整体空间序列，顶点的玉皇阁就是这个序列中被精心营造的高潮部分。按照中国古代典型的城池规划方式，玉皇阁所在的位置下面应该出现的是城北门；蔚州城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没有北门。这座楼在明洪武十年（1377年）被建造时，既没有附带钟鼓楼，也不是宗教建筑，它应该叫做靖边楼。
　　从张北高原到华北平原，是逐级跌落的三级台地，历史上游牧民族的骑兵队伍曾多次顺这个地势南下，横扫华北平原。为了抵御骑兵南下，中原王朝在北疆修筑了内外两道长城和无数个关隘。蔚州城所在的壶流河盆地，就在二级台地之上、内外长城之间、飞狐古道的出口处。它的东边是紫荆关和倒马关，西边是雁门关，北面是宣化、榆林、大同组成的军事防卫线。这样一个军事要地，必须日夜防备从北方而来的入侵者。蔚州城不设北门，却在北门处建一个最高大、利于眺望的靖边楼，正是源于这样的目的。
　　1368年，朱元璋建立汉族政权时，被取代的蒙元王朝已经统治中原近一百年。重新确立的统治地位使汉族被压抑的情绪释放出来，强调“忠君”和“等级观念”的儒家思想重新开始全面提倡，这是为了强调统治者地位的正当性。在这个背景之下，全国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砖包城运动”。从渤海湾到嘉峪关，隋以后被荒废的长城都在此刻重新修复；这不仅是一条防御线，更是对领土的宣示。全国有一千多个省、府、县治的城墙，被包砖加固，这些耗资巨大的工程巩固了城墙，也试图在人们的心理上巩固儒家礼制与等级秩序。蔚州城在这场“砖包城”运动中首当其冲，因为蒙元退守塞外使蔚州所在的雁北地区重新成为游牧民族和汉民族的争斗地带，靖边楼就修筑于此时，城墙也被包砖加固。后来道教流行起来，靖边楼在万历年间一次重修时，奉上了神像、添加了钟鼓楼，变成后来的玉皇阁。
　　摄影师胡先生也端着相机绕到阁楼后面，他走来走去，选了一个位置，意犹未尽地对着阁楼的背影说：“就这个角度，下一层薄雪，赶上落太阳的时候，拍起来绝对有感觉。”

老城里的老建筑

　　我们的汽车穿行在蔚县的街巷中，前往县城里的州衙。我想起一年前探访蔚县时的情形：当时我曾在城中心的鼓楼脚下偶入一家旧式的鸟店，里面的陈设好像穿越回30年前；而我偏偏觉得，就是这样的小店，显得满县城的古老而朴素的气息是活的、有生命的。为了表达对那次相遇的赞美，我在店中买了一对鹦鹉用的水碗作为纪念。这次来到蔚县，车子从另一个角度经过那个路口，我没能看到鸟店的位置，只看到旁边一间新建的大药房。老县城仍然是活的、有生命的，只是会渐渐换一种活法。
　　州衙是在原址上新建的建筑群，作为一个衙门，很像包公审案的大堂。一些房间被用作摄影展和剪纸展，这次还有个临时展览，是一个收藏家的蔚县票据展，可以看到清末民国时候的结婚证，还有地契、账本、小广告、良民证等凭证。走出州衙，报道组的几位朋友都在抽烟聊天，我和摄影师小白却心照不宣地被另一个东西吸引过去了——州衙旁边有座很高的砖塔，是这座城里最高的建筑。
　　这是一座13层的实心密檐砖塔，叫作南安寺塔；顾名思义，塔下本是南安寺，如今已不存。此寺的拆毁就源于明朝那场“砖包城运动”，当时要给城墙包砖，南安寺的砖多，便被拆除去包了夯土城墙。关于始建年代，根据塔下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的重修石碑所说，砖塔建于汉代，寺庙则比砖塔还要早。这基本是个信口开河的说法，专家们从佛教发展和建筑风格判断，南安寺塔是辽金时代的遗物。

　　我们站在塔下的小巷里，越过对面的小店仰望佛塔。塔好像昨天才修好，细格子的砖雕花棂窗、砖雕角柱、仿木构的砖斗拱毫发无损。我们眼中的南安寺塔景象，与历朝历代的人们所看到的，应该分毫不差。据《蔚州志》介绍，先有南安寺塔，后有蔚州城；无论二者实际上谁先谁后，看着这样完美如初的塔，我感到仿佛城池的兴衰也不过是须臾间的事。
　　为了不遮没佛塔的光彩，老县城内已经不再营造高层建筑。
　　蔚县博物馆在一个小学旁边。这里原本名为释迦寺，始建年代不晚于元。寺中有三座大殿、两进院落，侧面的几间配殿里陈列着蔚县的历代文物，从石器时代的石斧到辽金的佛像，展品颇为名贵，总之很是个博物馆的样子。
　　而我喜欢释迦寺本身：几个大殿的建筑面积都不大，最显眼的中殿独立在整座院落的中心位置；它朴旧无漆，门前有两个石狮子和几丛向日葵。博物馆的讲解员姑娘看我钟情于这个大殿，就打开门锁，示意我可以进去。殿里是空的，没有佛像，地上散堆着一些来自别处的古老石构件，天花板上有个完整精美的浅绿色漆绘藻井，东墙有点倾斜，被支柱在内侧撑着。

　　我在昏暗的殿内仰望了半天漂亮的藻井和天花，又出来欣赏了殿门上古旧细密的木格图案，还是有点不满足，可是看看四周，竟说不出什么理由。于是回到院子里，站在对面，继续打量中殿。它其实很小，但站在它面前却能感到古朴宏大之风扑面而来。
　　根据专家阐释，释迦寺中殿的建造接近于宋《营造法式》的做法，在用材比例、制作手法上犹存宋制，不是清式工程做法，但用材规格已经明显减小，更似元代木构。而释迦寺前后殿和配殿则都是清式。就连中殿门口石狮子的风格也殊于凡品，一般常见的石狮子强壮中带一点憨态，而这两个却清瘦俊逸，似乎是辽金年代特有的样子。在进行建筑风格断代时，专家们常采用的标准是具体构件的尺寸，比如宋式斗拱就会比清式斗拱更大，但这样的分析却很难说清，为什么建筑构件能用微妙的尺寸差别来作用于人的心理，产生出完全不同的美学感受。我采访过的一位美学家曾有一个绝妙的意见：明清式样的建筑就是你眼中看到的样子，几乎可以“一览无余”，而对于唐宋式的建筑来说，它给人的实际信息则远多于我们眼中看到的东西本身。我们眼前的释迦寺，恰是这样一座带有唐宋韵味的古寺。 　　释迦寺的后院很小，后殿檐下挂了一个鸟笼，一只胖画眉鸟歪头看着我们，它脚下的台基上晾了一堆干豆角。天近傍晚，报道组的同事们都有些困乏；我干脆在台基上坐下，参详起蕴含在干豆角中的佛的味道。

另一个古老中心

　　除了老县城，蔚县还有一个更古老的中心，在县城东边一个叫“代王城”的镇上。这是几个相邻的村子合成的一个小镇，一个椭圆形的夯土城墙，将小镇和一大片土地包裹其中。老县城是明清格局，代王城则是汉代格局。
　　“蔚州”这个名字之前，蔚县一直用另一个名字：“代”。史上有记载的代地最早统治者，是春秋战国时候的北戎，他们定居在代这个地方，又叫代戎。“戎”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称谓，但那时的少数民族未必是游牧民族。
　　最初的时候，中国的农民和游牧民之间没有十分明显的界线，汉族也有捕猎和畜牧，北方民族也有农耕，区别只在于，根据气候和地理条件，究竟是农耕多还是畜牧多而已。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终成敌人的关键，就在于用以骑乘作战的马的产生。战马这种特殊的用马技术，使人的畜牧生产有了更大的机动性和更大的范围，他们逐渐认识到广阔的草原意味着更多的财富，游牧民族就这样诞生。

　　相邻的赵国对代觊觎已久。先是赵武灵王的先人赵襄子击败代戎，吞并了代国，后来赵武灵王本人又以代为跳板，北破林胡、楼烦，南灭中山，十分顺利。然而，破胡之后，熟谙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却没有像骑兵那样侵入草原，他做了个保守的姿势：在代的北边到阴山之间，筑了一条长城，这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长城。
　　这个防御动作，并非来自失败者，而是来自胜利者，这与后来赶走蒙元、大肆修筑长城的朱元璋何其相似。以农耕者的身份攻入草原，侵入者不论是多么有力的战士，如果没有与之相配的游牧活动，就不可能真正将势力留在草 原上。而代国恰恰处在农耕与游牧交错的地带上。农牧交错，看似是两种生产方式的交错，在漫长的时光中，却早已演变成两种文明的冲突。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地带，而是根据汉族与牧民此消彼长的势力而不断游移的区域，当游牧者势力衰弱时，赵武灵王可以将长城筑在极北之地；当宋代政府退守时，黄河以北都可以算作半游牧区。然而农耕毕竟受到气候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因此推进到一定的纬度，只能采取防御姿态，游牧者则要灵活许多，可以不断南下。
　　赵武灵王修的长城，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长城，如今在内蒙古包头市还能看到一段遗迹，阴山南麓的丘陵中，两三米高的黑沙土夯筑城墙断断续续，绵延60多公里，终止于乌拉特后旗的高阙塞。“高阙”二字是说阴山的山口犹如高大的门户，高阙塞就为驻守这个门户而建。上一次我抵达高阙塞时，是深秋之季，猛烈的北风从山口灌进来，让人几乎站不住。周围几无人烟，只见一位老人牵一匹白马，到石筑的塞里去让马儿吃草。他听说我先到过不远处的鸡鹿塞，郑重告诉我说，鸡鹿塞是汉朝的，这个高阙塞可是赵国的时候修的，比鸡鹿塞还早。高阙塞又是一处北方草原穿过阴山到达河套地区的咽喉地域，后来秦始皇修的长城，也是以赵长城为基础而建。
　　代地的位置，决定了其命运：它始终处在文明冲突的前线。除了加固防御、提高警惕，没有任何中原统治者能改变这个格局。而在辽、金、元、清这样来自北方的统治者年代里，蔚县则可以稍稍放松下来。
　　西汉时，代是诸侯国之一，范围扩大到秦时的云中、雁门、代郡共3郡53县，治所就是今天的代王城。那时的中国有一个城市化过程：汉武帝下令，所有的郡县治所都被定性为城市，在里面开放市场，在外缘构筑城墙，这种行政型城市体系，一直到清代仍然沿用。代王城的城墙就在那个时候修建起来。
　　如今代王城里的汉代遗迹，除了城墙，就是城中心的一大片宫殿瓦砾。所谓“城中心”，是要先进一个小村，然后绕到村后，这里有一个很古老的水源“金波泉”，有一大片高台地，用来种玉米。出村的一条路切过这片高台地，路两边的切面上，密密麻麻镶嵌满了瓦片。这个总厚度超过2米的瓦片堆，就是汉代的宫殿遗迹。从战国到汉代，这里可能都是“代”的文化中心，貌似不起眼的瓦片堆其实是深厚的文化堆积层。
　　蔚县可看的旧迹太多，所以许多蔚县人不觉得代王城特殊。我看到那片庄稼地时，却觉得自己严重低估了代王城的繁华。汉代高级建筑覆瓦，但尺寸达到50厘米的瓦片绝非普通人家所拥有，只能出现在高级的宫殿建筑中，这成为推断这里是宫殿遗迹的重要佐证。要多么宏大的建筑才能留下2米多厚的瓦片堆，我难以想象。这片宫殿的毁灭过程在史上无从寻找，遗迹中的一些灰烬透露，它也许毁于一场大火。此后，从汉至明，代王城状况不为人知，也许一直是旷地漫草，直至明朝出现这片小村落。 　　我向一位耕种者了解情况，据他说，他从小时候做农活，就看家里的大人收拾这片杂满了瓦片的地，要一车一车往外扔瓦片——“你看现在，还是这么多”。
　　岂止他这辈子，祖宗们可扔了六七百年呢，还是这么多——我随手就在地头捡了一片破瓦当，上面还有小鹿的形状。

古堡 走过传说的世界

　　“蔚县古堡”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景观，它们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如今又演化成一种恒常古老的生活方式。今天的蔚县，“八百庄堡”散布在晴空之下、大地之上。走在壶流河盆地里，你会在每一个方向上与古堡相遇，它们曾经是一片超级防御系统，如今成为活着的历史。

没有人认识的石柱

　　我们的方向是去飞狐古道出口不远处的上苏庄和宋家庄。不过，出于私心，我想请小苏老师先带我们去另一个地方。
　　车子拐上一条田间路，走几分钟之后，才到一个院子门口。已经接近南山，附近没有人家，这个突兀的院落背靠大山，门前几株大杨树，院子围得很大，但墙很矮，一个狭窄破旧的小木门镶在墙上。由于提前打了招呼，一个戴草帽的老人半开着院门在等我们。
　　我们跟着老人从小木门进入这个宽敞的大院。有半个院子是荒芜的草地，开满野花，另半个院子被开垦出来，种了一片向日葵和一小片瓜果蔬菜，院底是一字排开的旧房子。越过草地望过去，靠近西墙的位置，有一座古旧的房屋，面积很小，是座殿式建筑。殿里有尊释迦牟尼像，门外匾上有三个朴素厚重的大字：心佛寺。如今人们称它为“固城寺”，这是一个更古老的名字。
　　对，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寺中的明代佛教壁画名声在外。看到这个破旧房屋内壁上的完整精美的壁画，我们的摄影师难掩兴奋之情，誓将每一格壁画都拍下来。大家四处找桌椅搭架子，由摄影师小白做主力爬上去拍摄。佛像前放着香和火柴，我点上一炷香供在香炉里，算是对我们一行带来搅扰的补偿。趁大家驻足的这段时间，我刚好能溜进院子里——我想要满足的“私心”愿望就藏在这里。 　　殿外的荒草地中央，立着一截白色的石柱，比我的膝盖高不了多少，立得也有点歪，在草丛中一点也不显眼。确切地说，这是半截八棱石幢，上面刻满了字，字有几种样式，应该和佛教经文有关，但我一个也不认识。上次我在这里探访时，守护的老人就微笑着问我们，能不能认出上面的字。他大概对每一队访问者都问过相同的问题。有的朋友曾猜测其中若干字符属于某种西方语言，但谁也不能确定什么。这次我问老人，知道这是什么文字了吗？他答，一个教授说，是三个朝代的文字。

　　既然有神，就要供着，敬神的一大方式，就是给神唱戏。每个古堡都有戏台，比较标准的配置是在堡门之外，正对堡门，但这不绝对，有的堡里有四五个戏台，每个戏台给某个固定的神表演。有些特殊的戏台很有意思，宋家庄有个“穿心戏楼”，跨正路修建的，唱戏的时候搭个大板将路拦起，不唱戏就收起大板，骡马通行。
　　我在代王城时，还见过一个“三面戏台”，戏台的三个方向对应三个神庙，演一台戏可以众神共赏。那个戏台只有一面后墙，墙上贴着褪色的纸，毛笔字写着某某是地主，某某是中农，某某是贫下中农，那字纸好像去年刚刚张贴的一样，哪像在墙上贴了半个世纪呢？
　　我还曾在另一座寺庙的墙上见到更早的字迹留存：民国时期曾将那座庙充作学校，一条小廊的墙上贴着当时的成绩单，字是匀整的小楷，按成绩高低排列，看下来姓薛的学生最多，最后的落款时间是民国八年。目前留下的并纸不完整，被撕掉一些，露出下面贴的另一张成绩单——对排名靠后的学生来说，这成绩单贴了近百年，真算是个难以翻身的噩梦。

　　由于堡里的神太多，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见久了也都成了百姓的自家邻居，要是有求于哪个神，出门左拐去打个招呼就行了，就连给神唱戏也成了娱乐自己。我听说过的最倒霉和脾气最好的神是龙王，他管的摊子太重要，要是哪年一旱，人们就开始给龙王唱戏，求他下雨，可要是还不下雨，就抬出龙王放在太阳下晒几天，让他自己尝尝天旱的滋味。就连位置最核心的玄武上帝也会受到戏弄。在民间社火中，丑角“老妈子”和“老王八”拿着大扫帚互相追逐，引得看客十分开心，这两个角色居然就是玄武夫妇，大约人们是体谅玄武君平日太寂寞了吧？
　　表现民间信仰的小戏往往带有这样的喜剧色彩。许多民间戏曲保留了大量的上古宗教仪式、乐舞成分，即使大家对宗教本身已经没有清晰的概念，但热闹流传了上千年的戏曲，已经用一种更鲜活的风格，让遥远、质朴的信仰在今天的大地上留存。

名角的暮年

　　蔚县是个无可争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县，除了人们最常提起的蔚县剪纸与暖泉镇的“打树花”外，我们这次寻访的“拜灯山”算是一样重头戏。 “拜灯山”是一种唱戏之前的仪式，每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将很多小油灯摆成“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等字样，人们拜了灯字之后才开始唱戏。我们来到蔚县东南部南山脚下的上苏庄，来了解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仪式。村支书很乐意跟我聊“拜灯山”，因为这当地重要的文化项目，现在每年会有多场表演——可惜的是，拜完灯山，唱的只能是皮影戏了。我有心找个唱戏的老人聊天，村支书想了想，说，很多人都去世了，现在还在的有两个，也都八十多了，一个是青衣，一个是“胡子生”，你想找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