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面对的“围城”其实是自己的内心
　　
　　2006年的这个6月，乌鲁木齐的一切在空彻湛蓝的天空下映照得一片绚烂。如果你不经意间走上一条名为“友好”的路。还会听到一阵阵热情的鼓点声由远及近，并夹杂着维吾尔族人快乐的吆喝声。坐落在友好路中段的国际展览中心正在召开第十六届全国书市。
　　“虽然全国的出版社看上去是都来全了，但不少出版社的书架都没摆满，很多出版社在书市规定的撤展日前就早早整理打包完毕了。”广东一家出版社的发行人员吴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其实这次来新疆对很多出版社来说就挺勉强，订货所得可能连工作人员的差旅费用都无法持平。”
　　截至发稿，2006年全国书市的订货量只有4．7亿码洋，而去年在天津举行的全国书市，其订货量为11．6亿码洋。
　　已举办10余年的全国书市，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出版界的风向标。虽然此次书市因为在边陲新疆举办的确可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许多受访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点：中国出版市场正在面临一个瓶颈时期，尤其是本土出版物有衰退、萎缩现象，其中最为明显的，就要属本土文学作品了。
　　“本土文学作品所占的比重每年都有相当规模的缩小。”《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书市进行了一个小型调查，数十家主流出版社的发行负责人都不同程度提及了这个问题。
　　如果文学在中国没有那样悠久灿烂的过去，也许就不会总有人带着深深遗憾的口气来特意提及这个问题了……可是为什么，经历了种种坎坷的中国走到以富足及和谐为目标的社会时期时，素来引以为傲的文学却渐渐枯萎了呢?那些令人敬仰让人尊敬的作家们为什么让人渐渐感到陌生，甚至面目全非了呢?
　　
　　“我想看看他到底能写到多差”
　　
　　此次书市中，几乎看不到人们熟悉的作家们有新作品问世。当然，销量高居榜首的仍然是余华的《兄弟》——在突破百万的基础上，依然还有相当数量的零售和订货。
　　这该是个可喜可贺的数字，尤其对当下中国出版市场来说。余华，作为被许多人看好的当代中国最好的作家，这个数字与他的身份也极其相称。
　　但此背后，却有一个让人深感意外的因素。
　　“我是因为别人都说不好，才去买来看的。”在书市一侧的零售馆里购买了余华《兄弟》上下册的新疆市民罗忠海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我知道余华，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活着》，很棒!但现在很多人说他的《兄弟》写得一塌糊涂，我真是有点不敢相信，我想看看他到底能写到多差。”
　　和不少同龄文学爱好者一样，乌鲁木齐市公务员高杨把余华看作是最贴近自己内心深处的当代作家。八九年前，当他还是中学生、文学社社员的时候，他也曾诚惶诚恐地把稿件投入邮筒，就在这个时候，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进入了他的视野，被他买来小心翼翼地放置于书架上，而余华这个名字，也深深地刻入了高杨的文学记忆，甚至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那个时候我们对人生还没有什么体验。余华的小说是我观察这个现实世界的第一扇窗口，我开始了解到生活的苦难和坚持。最震动我的是，他竟然可以用这么拙朴的语言表现出这么深沉的人生涵义。简单而又无比鲜活，这样的文字后来再没有见过。”在自己的博客上，27岁的吴菡这样写道。去年不经意间看到了余华的博客，她默默地加了链接，并添上了这样的描述：“《兄弟》令人失望，可他还是余华。”
　　
　　不再有谁能让人期待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些曾受到人们景仰和尊敬的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开始令人失望，比如，除了余华，还有莫言。
　　
　　曾以《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檀香刑》等作品震动读者的莫言，仅用40余天写就的长篇新作《生死疲劳》被评价为“一般，没有惊喜”。“虽然还算酣畅强烈，却也让人觉得生命的冲动简化得太厉害了。好像那时候看电影《英雄》的感觉，一匹一匹的彩色丝绸泼下来的时候，就觉得有点被愚弄了，感觉很虚弱。”
　　“从初级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呈现出来的意象是美的。但这种美不够有耐心，看久了让人厌倦。如果你期待的是语言快感，或者是风情画卷，这部小说还不失水准，但如果你期待的是被同时代的一个感受者来抚慰心灵，那多少会失望的。”有书评人这样评价道。
　　此次书市中，作家苏童9月上市的《碧奴》已经被出版社和媒体开始热炒，以吸引人们的眼球。
　　但中学教师陆海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虽然他最欣赏的作家是苏童，但已经不太期待他的新作了。
　　“他的文字里，那种细腻、美丽，又不刻意纤丽的感觉，正是江南的意象。现在的江南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所以只有到苏童的笔下去寻找。”但他同时表示，对苏童近期的一些作品，自己并不是很喜欢，比如《蛇为什么会飞》，翻了几页就没有再读下去。“那种江南的意象不见了——可能苏童自己也把那个江南弄丢了。”
　　事实上，在这个经济快餐时代，人们本来就没有太多时间来阅读一本对自己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小说，更不愿意再上某个“大作家”的当了。除了有时去网上看一些博客和连载之外，当代的青年人似乎已经不太关注文学。他们曾如此热爱文学，但今天，他们的生活已渐渐与文学没有关系。
　　今年6月，齐集21篇批评文章的文集《给余华拔牙》由同心出版社出版，把对余华和《兄弟》的批评推至顶峰。书中不乏以主观、偏激，非学术性的语言攻击余华的小说写作。得知这个消息，读者高杨的感觉是“很痛心”：批评的利剑刺痛了作者，但其实对读者也同样是一种伤害，它击碎了人们心中对文学的梦想。
　　他表示自己很不忍心看到余华受到这样的批评，“毕竟他在我心目中还是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但现在，已经不再有谁能让我有所期待了。”
　　
　　读者之过?
　　
　　很多人认为，正是读者们的这种“不期待”，以及在这个崇尚功利的喧嚣时代里忙着赚钱发财的集体愿望，才使出版发行商以及作家们做起了所谓“顺应市场需求”的事来。
　　“目前，我们选择推向读者的书大多数跟经济和商业有关，文学的比重越来越少，而且，其中还包括了一些传统项目，比如世界名著系列等。纯文学的出版物很少。”明君书店采购主管邓洁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民营书店应该说是跟市场接轨最直接的，我们的经营方式是更多地对市场对读者负责，这样才能生存下去。简单地说，现在读者不买文学的账了。”
　　但杨志军却并不这样认为。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藏獒》的作者，去年创造了本土文学销售的奇迹。杨志军表示，通过《藏獒》热销，他发现无论是出版社还是他们这些作家，其实都低估了今天的读者。
　　“现在的读者绝对要比作家、出版 社，甚至主流意识形态的想像更高明。”杨志军说，“虽然有些评论痛斥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读者的品位正集体庸俗化，但这只是表象，事实上，读者的内心仍渴望健康、高尚，乃至理想主义层面的东西。这也是人的一种本能。”
　　“我完全没有想到《藏獒》会受到那么多读者的喜欢，读者的反应远远超过了我的想像。从这件事上我发现了很多看上去十分平庸甚至在生活中被认定比较无知的读者，其实内心仍存在对高尚道德和品质的追求，《藏獒》可能正是暗合了他们的这种需要才有了这么出人意料的发行数量。”杨志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在《人民文学》副总编辑李敬泽看来，读者所期待的并不一定是什么伟大的作品，而是对时代的有力表达。
　　“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如此复杂的时代，内心生活是如此地动荡不宁，外在世界是如此地纷乱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期待有一部小说能够真正让这些无以名状的、跳动的东西得到展现，希望艺术家有能力把如此复杂的经验和精神状况有力地表达出来，这种愿望是非常正当的。”
　　但往往这些渴望和正当需求却无法得到很好的满足，一部分作家也许会感觉自己很冤枉，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知道读者需要什么，也写出来了，但读者却不买账。是今天的读者口味太刁、太难伺候吗?难道作家是在无辜地承受这一切吗?
　　“现代小说诞生时就已经有了市场的概念，巴尔扎克写作也曾为了挣稿费。那么，我们何以见得一定要把文学和作家的一切不如意都归咎于市场呢?”李敬泽说。
　　
　　作家的围城
　　
　　“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应该说作家可以获取的创作素材很多，问题在于急速变化的社会对作家的创作状态也有很大的影响。作家很难静下心来，远离生活的漩涡进行创作，这是一个事实。”原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现《新民晚报》常务副总编陈保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的确，生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看似纯洁的文学和作家们有一千条理由变得繁荣，似乎也有一千条理由趋于衰落。
　　《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谈到了如今作家的创作闲境。
　　“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是一个突变的过程，社会变动中有很多畸形的东西，作家要掌握这样的生活有比较大的困难。”
　　赵长天介绍道，若干年前作协带领作家“深入生活”是很正常的事情，但现在再和一些地方联系采访，却遭到很多单位的直接拒绝。社会已经变得相当复杂，有很多圈子是作家们根本进入不了的，作家对社会的了解也就受到局限。
　　“现在我真的觉得生活已经复杂到作家很难了解的程度。”赵长天说，“比如现在有很多会所，作家想进去也进去不了，只能凭想像，也有作家在写反映底层生活的作品，但他们大多数已经脱离了贫困的状态，再去描摹底层的生活状态也很难。尽管创作是虚构，但很难作假。‘文革’后为什么出了许多知青作家?是因为他们对生活的认识很深、感情很真切。据我了解，虽然现在作家们也在努力介入现实生活，做很多采访，搜集很多资料，但这无法替代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
　　“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作品。我为什么能写出《藏獒》?我在青海呆了40多年，我的身体和内心充满了这些东西，所以我写起来很顺畅。”作家杨志军说。
　　杨志军认为，目前一些作家正试图分裂自己，他也清楚应该把作品写得很震撼很有感染力，但读者很聪明，你是在怎样的一种目的和状态下写出来的作品，看几页就能分辨出来。向市场妥协，降低身份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去写一些泡沫文学来取悦读者，对一个有名望并受到尊敬的作家来说，这样做只会让他快速地完蛋，并被读者迅速地抛弃。
　　相信并非只有杨志军领悟到了这个“玄机”，但作家也是人，在对市场经济推崇备至的时代，谁不想多赚点钱，快些致富，快些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呢?然而除了极少部分作家写本书动辄收入几十万元，大多数作家们的经济收入还是位列中等，甚至偏下。
　　“虽然作家听上去好像是很不错的一个职业，但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情况往往很一般，有名有利的作家毕竟还是少数。就拿一位小有名气的李姓作家来说，他有自己的坚持，不写电视剧，不写电影剧本，就算在作协兼了一个职务，一个月也不过二三千块钱。因为他创作很认真，周期也比较长，分摊下来，一个月的收入可能还不如一个文员。大多数作家的书只能卖到三四万册，甚至更低。出版社一般给作者的稿费通常也就是10％的版税，如果一个作家花个四五年写本书，怎么过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助理曹元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问题的关键是作家内心的改变
　　
　　的确，当在一部分知名作家接二连三让读者感到失望的同时，也有一部分曾经响亮的名字悄悄地退出了这个圈子。对此，杨志军这样说：“我身边就有不少作家，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为了生活就去写电视剧、写电影。这也许是一个收入不错的职业，但对作家本身的伤害却是很深的。”
　　赵长天也表示，自己接触的很多作家都处于困惑和痛苦之中，尤其是资深作家，比较容易“眼高手低”：明明清楚什么是好的，但是写不出来，对自己也不满意，于是就写得越来越少。
　　刘心武在接到《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电话时就笑道，自己并不是作家，也不是作协会员，“我就是一个小老头儿，拿点退休金，在家看看世界杯。我跟作家这事儿没有关系。”余华则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
　　“我想他们绝不会对文学失去兴趣，无论从兴趣、职业习惯、精神寄托来讲，他们都和文学无法分割，我想他们还是会写的。”赵长天说。
　　之所以一部分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放弃”了写作，杨志军认为“问题的关键还是作家内心的改变。在物欲为上的社会浪潮中失去了作为一个作家该有的定力，充满了生存焦虑，也渐渐失去了在原体制中树立起来的文学地位，作家们首先是迷失了自己。”
　　“当然，并非说作家就必须关在一个破房子里才能写出好作品来，正常适当的生活追求和物质追求所有人都可以理解，但好日子是不是就要住到几百万的别墅里，开宝马，吃山珍海味，像大老板一样过日子才会觉得没有生存焦虑了呢?我不好说别人怎样，我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很满足，《藏獒》确实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但我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不喝酒不吃肉不开车。如果因为稿费收入的多少，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真是非常可惜。”受邀前来书市的杨志军对住食行确实不像某些作家那样有所要求，他住在乌鲁木齐一家商务宾馆最便宜的单人房里，房间连扇窗户都没有。
　　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侯秀芬也认同杨志军的观点，“作家的人格和品质应当超越普遍的社会道德水准，面对同样的社会冲击时，应该比普通人更耐得住性子，更耐得住寂寞，文学即人学，作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放弃了这一点，也就别干这差事了——这说明你没本事，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现在的读者那么聪明，靠以往的名气是撑不了多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