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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地处南岭山系西南，坐落在越城岭、海洋山、驾桥岭、天平山所夹持的岩溶盆地的近中央地区，漓江自北向南穿城而过。市区内的地貌，主要是在燕山期运动奠定的构造格架基础上发育形成，地貌的物质构成大部分属碳酸盐，以岩溶峰林地貌发育最全、分布最广，约占市区总面积的80％。它以峻峭的山峰、清澈的江河，形成举世罕见的奇山秀水，环绕着桂林城，构成了一幅“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宋刘克庄《簪带亭诗》)的奇景。桂林石刻即遍布在桂林市区的各个山峰间。
桂林石刻包括碑刻和摩崖。碑刻存世者较少，现仅有府学文庙遗址保存的若干元至清代碑石、明靖江王陵出土的若干墓志及桂海碑林博物馆历年征集的若干明、清散碑。桂林石刻以摩崖为主，据野外调查，现存有石刻的山峰30余处。石刻多摩刻于山麓、岩厦内或岩洞口周围的石壁上，以岩厦内和岩洞口周围居多。据不完全统计，桂林现存唐至民国石刻近2000件，其中唐代石刻28件，五代石刻1件，宋代石刻484件，元代石刻30件，明代石刻352件(未计靖江王陵出土墓志)，清代石刻478件，无纪年石刻门6件；另有唐代摩崖造像149龛484尊，宋代摩崖造像26龛110尊；此外，在芦笛岩和大岩，还留存有南朝至民国间用墨笔书写的壁书168件。桂林是国内保存唐宋以来摩崖石刻数量最多的地区。清末叶昌炽于《语石》卷五《卧游访碑记》中记载，桂林“诸山无一处无摩崖，唐宋石刻，莫多于此。”并盛赞道：“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
桂林地处湘桂走廊的南端，为中原与岭南交通联系的枢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在今桂林北面的兴安县境内开凿灵渠，沟通湘江与漓江，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国，始建县日始安。三国吴甘露元年(265年)置始安郡，南朝梁大同六年(507年)定桂州州址于此。唐代，是桂林历史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置岭南“五管”，桂林为桂管经略使驻地，并一度兼岭南道采访使，时称“五管之地桂为大”。光化三年(900年)，升为静江军节度使。宋至道三年(997年)，分岭南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桂林为广西经略安抚使驻地，从此直至清代，均为广西政治、文化中心和“遥制海疆，旁控溪峒，宿兵授帅”(宋李彦弼《八桂堂记》)的军事重镇。今存于铁封山、宝积山等处的唐大历十二年(777年)《平蛮颂》、宋庆历五年(1045年)《瘗宜贼首级记》、皇祐五年(1053年)《大宋平蛮碑》、开庆元年(1259年)《抗元纪事碑》等，均是反映桂林历史发展的重要石刻文物。
桂林建县虽始于汉代，但隋代以前所建城池，无论文献或地下遗址，都已渺无可考。唯唐初以来的城池建设，因为有《静江府城池图》石刻，故能知其渐次扩建的过程，规模和布局等情况。《静江府城池图》刻于与铁封山对峙的鹦鹉山南麓，摩崖，高340厘米、宽300厘米，以单线阴刻绘刻静江府(今桂林市)全城形制、街道桥梁、官衙军营及若干山川名胜。图上方文字，记载了修城经过、城池四至及工料费用等。图无绘刻时间，其西侧崖壁有章时发《静江府修筑城池记》石刻，因知刻于南宋咸淳八年(1272年)。据城图与章时发所记，知“桂之有城”，始于唐武德五年(622年)桂州总管李靖所筑“子城”，城在漓江西岸，周长三里十八步，平面矩形，东、南、西面辟三城门，干道呈丁字形。宋至和元年(1054年)余靖“大城桂州”，在子城的南、北、西三面向外扩建，周长六里，平面仍为矩形。宋代末年，蒙古军队夺取西南，进逼广西，为御强敌，理宗亲自下令增筑桂林城池。宝祐六年(1258年)，李曾伯于叠彩山、宝积山开始筑城，此后，朱禩孙在西城外加筑重城，赵与霜在城东南修筑沿江泊岸石城，咸淳五年至八年(1269年～1272年)，胡颍又扩建北面城池至鹦鹉山、铁封山。这次筑城，历时14年，新建成的静江府城周长11里，依山峰的形势和江河的走向曲折变化，突破唐代以来的矩形格局，形成了因江为池，倚山为壁，由城壕、羊马墙、月城、重城等组成的城市纵深防御设施。宋静江府城墙遗址，今犹遗存于叠彩山、铁封山、鹦鹉山、宝积山至榕湖之间，其城壕今建为“两江四湖”景区，可与石刻互相印证。
随着唐代以来桂林政治、军事地位的不断提升，文人士大夫来岭南者也逐渐增多。其人或出守、或左迁、或远游，面对“环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竞秀，咸不相让，遍行天下，唯是得之”(唐柳宗元《訾家洲亭记》)的桂林山水，纷纷寄情其间，寻幽选胜，开启山林，俯仰兴怀，选石留题，桂林摩崖石刻因此顿开风气。其后，历宋元明清，绵延不绝，形成了以摩崖为形式，以题名、题记、题诗、题榜为主要类型，以记开发、叙游程、写景和抒情为内容的山水石刻大观。有人曾做过统计，桂林石刻中仅山水诗词和游记，就达200万字。甚至是一些记载政事的石刻，也常寓意于山水。如宋嘉泰元年(1201年)权静江知府王正功作鹿鸣宴诗，即以“桂林山水甲天下”勉励学子“诸君俱为斗之南”。由此，桂林以“既擅邱壑之美，特成碑刻之林，洵足雄视南天，蜚声艺海”(梁岵庐《粤西稽古录》)，成为国内一处摩崖石刻渊薮之区。
今知桂林最早题写山水的摩崖石刻，是隋开皇十年(590年)高僧昙迁刻于七星岩洞口的“栖霞洞”隶书题榜，惜久已不存，仅见于前人著录。此前，则南朝齐永明年间(483年～493年)有佚名者，于芦笛岩内石壁墨书题名云：“永明口口八月戊戌口口同游。”虽然未经镌刻，其性质实与石刻相同，可知早在南朝时，桂林已萌发游山题名之风气。唐建中元年(780年)，桂州刺史李昌崾于独秀峰前建宣尼庙，并将山下岩洞清理一新，郑叔齐作《独秀山新开石室记》刻于岩端，桂林山水题记始见于此。宝历元年(825年)，李渤任桂州刺史，“一之年治乡野之病，二之载搜郛郭之遗”，先于城西得隐山。刻《隐山六洞记》 《新开隐山记》；复于城南得南溪山，刻《南溪诗》，记其“以泉石为娱，搜奇访异”之经过，且“自贺若获荆璆与蛇珠焉”。今刻于隐山的二记久伕，唯存与吴武陵等同游题名；而《南溪诗》则保存完好，桂林石刻于兹有诗章焉。
桂林石刻分布于30余处山峰间，由于每处山峰的自然环境和构造形态不同，最初开发和后续营建的动因不同，游人观赏时获得的主观感受不同，因此，每一处石刻所沉积的文化内涵也就各有特点。如位于城东月牙山西南麓的龙隐岩、龙隐洞，古人称为桂林诸岩洞之冠，“宋游最盛，镌题之众，至环两岩，使壁无完石。”(明张鸣凤《桂胜》卷七)龙隐岩踞漓江支流小东江北岸之山崖，俯瞰江水， 古时游人欲探其胜，须泛舟顺流，穿龙隐洞而后能登。当游人泛舟入洞前，见沿江两岸桃花绚烂，不觉已生“寻源曾识武陵洞”的联想(宋方信孺《龙隐洞诗》)；既穿洞而人，仰视一条蜿蜒贯穿于洞顶的石槽，形若龙迹，于是更有“何年此地蛰飞龙”(宋张釜《龙隐洞诗》)的会意；登岩之后，凭栏举目，则“远有西峰粉堞之差池，近有惊湍茂林之映带”(宋周刊《释迦寺碑》)，于是“目江流之奔腾，听鸟语之间关；意潜蛟之踪迹，犹恍惚于深渊。殊有以绝尘嚣之味也。”(明陈彬《龙隐岩赋》)由此之故，龙隐岩、龙隐洞石刻所表达的主题，便具有了中国古代山水文化的典型意味，表现了士大夫文人在登山临水时所共有的心境：“龙从何处飞来，看秀峰对峙，漓水前横，终当际会风云，破浪不尝居此地；隐是伊谁偕汝，喜旁倚月牙，下临象鼻，莫便奔腾湖海，幽栖聊为寄闲身。”(清刘德宜题龙隐洞藏头联)
桂林摩崖石刻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在于石刻的作者皆置身山水之境，“簇峰澄练与目谋，松笙涧濑与耳谋”(明刘继文《桂胜序》)，故所发为文思，能“情满于山，意溢于水”；所铭于山崖石壁之书法，皆亲操翰墨，恣意挥洒。较之旧时刻石立碑，其碑主为一人，撰文为另一人，书丹又另一人者，迥然不同，更能直抒作者胸臆。故叶昌炽称之曰：“其词皆典雅可诵，其书皆飘飘有凌云之气。每一展对，心开目明，如接前贤謦款。”(《语石》卷五)
米芾《还珠洞题名》，在伏波山，宋熙宁七年(1074年)刻，高59厘米、宽50厘米，行书，字径10厘米。米芾时年24岁，任临桂(今桂林)县尉，该题名是今人所能见到的米芾“未能立家”时仅有的三件书迹之一。
张孝祥《朝阳亭诗并序》，在象鼻山。宋乾道二年(1166年)刻，高280厘米、宽412厘米，行书，字径12厘米。张孝祥时任静江府知府。宋杨万里曾评其书法云：“当其得意，诗酒淋浪，醉墨纵横，思飘月外，兴逸天半。”(《诚斋集》卷一百一《跋张伯子所藏兄安国五帖》)于此石刻可以参证。
范成大《复水月洞铭》，在象鼻山，宋乾道九年(1173年)刻，高P49厘米、宽215厘米，楷书，字径8厘米。范成大时任静江府知府。叶昌炽有云：“水月洞铭，玉润珠辉，方流圆折，清而腴，丽而雅，……知公书为南渡后第一”。(《语石》卷七)宋岳珂曾谓南宋“近世能书，惟范、张相望”(《宝晋斋法书赞》卷二六)。今范成大与张孝祥石刻同在象鼻山水月洞，隔水映照，诚桂林石刻中之双璧。
《静江府新作虞帝庙碑》，在虞山，宋淳熙三年(1176年)刻，高380厘米、宽190厘米，隶书，字径6厘米。张拭时任静江府知府，新修舜祠，朱熹为其撰碑文。吕胜己书丹，方士繇篆额，四人皆当代理学名臣，事功、文章、书法皆有可观。
李滋《五言联》，在普陀山留春岩，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刻，高110厘米、宽27厘米，篆书，字径25厘米。楹联始于五代桃符，宋代用于楹柱之春帖子，“其必以对语朱笺书之者，则不知始于何时”。(清梁章钜《楹联丛话》卷一)今传世者多明末清初间物。该楹联虽为石刻，然据款识云“书于复斋”，可知为“笺”书者，且“对语”工稳，内容亦非“春帖子”，是为现存最早的楹联实物。
在桂林石刻中还有一类作品，其作者并没有到过桂林，作品亦不因桂林而作，但却刻石于桂林之山。如洪迈《高州石屏记》、石曼卿题名、陆游诗札、杜甫诗句等，其最著名者，为《元祐党籍》石刻。宋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宰相蔡京为排除异己，假借重施变法为名，将元祐及元符末宰相司马光、侍从苏轼、余官秦观等120人定为“元祐奸党”，由徽宗书写98人姓名(内臣、武臣不与)刻石于端礼门，“无问存没，皆第其罪恶，……以为天下臣子不忠之戒” 。(《续资治通鉴》卷八八)翌年九月，将石刻复刻于外路州军。三年六月十七日，又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姓名，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徽宗复手书刻石文德殿门之东壁；二十一日，蔡京奉诏书碑，命于全国各州县立石，是即《元祐党籍》石刻。然至崇宁五年正月，徽宗亦感不妥，遂下令尽毁全国刻石。今桂林龙隐岩《元祐党籍》石刻，高192厘米、宽147厘米。行书，字径20厘米，由党人梁焘之曾孙梁律与静江府司理饶祖尧于庆元四年(1198年)据蔡京书三百九人碑拓本重刻，一件反映宋代“党争”的珍贵文物因此得以永留后世。
古人于桂林石刻，有“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清陈元龙《龙隐岩诗》)的形象评价。桂林石刻以其丰富的内容，涵盖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就像一部镌刻在山崖上的史书，桂林石刻多因山水而发，山水亦借石刻而闻名，山水与文化在此融汇无间，形成和谐完美的统一，成为了解中国山水文化的珍贵宝藏。
桂林石刻包括碑刻和摩崖。碑刻存世者较少，现仅有府学文庙遗址保存的若干元至清代碑石、明靖江王陵出土的若干墓志及桂海碑林博物馆历年征集的若干明、清散碑。桂林石刻以摩崖为主，据野外调查，现存有石刻的山峰30余处。石刻多摩刻于山麓、岩厦内或岩洞口周围的石壁上，以岩厦内和岩洞口周围居多。据不完全统计，桂林现存唐至民国石刻近2000件，其中唐代石刻28件，五代石刻1件，宋代石刻484件，元代石刻30件，明代石刻352件(未计靖江王陵出土墓志)，清代石刻478件，无纪年石刻门6件；另有唐代摩崖造像149龛484尊，宋代摩崖造像26龛110尊；此外，在芦笛岩和大岩，还留存有南朝至民国间用墨笔书写的壁书168件。桂林是国内保存唐宋以来摩崖石刻数量最多的地区。清末叶昌炽于《语石》卷五《卧游访碑记》中记载，桂林“诸山无一处无摩崖，唐宋石刻，莫多于此。”并盛赞道：“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
桂林地处湘桂走廊的南端，为中原与岭南交通联系的枢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在今桂林北面的兴安县境内开凿灵渠，沟通湘江与漓江，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国，始建县日始安。三国吴甘露元年(265年)置始安郡，南朝梁大同六年(507年)定桂州州址于此。唐代，是桂林历史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置岭南“五管”，桂林为桂管经略使驻地，并一度兼岭南道采访使，时称“五管之地桂为大”。光化三年(900年)，升为静江军节度使。宋至道三年(997年)，分岭南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桂林为广西经略安抚使驻地，从此直至清代，均为广西政治、文化中心和“遥制海疆，旁控溪峒，宿兵授帅”(宋李彦弼《八桂堂记》)的军事重镇。今存于铁封山、宝积山等处的唐大历十二年(777年)《平蛮颂》、宋庆历五年(1045年)《瘗宜贼首级记》、皇祐五年(1053年)《大宋平蛮碑》、开庆元年(1259年)《抗元纪事碑》等，均是反映桂林历史发展的重要石刻文物。
桂林建县虽始于汉代，但隋代以前所建城池，无论文献或地下遗址，都已渺无可考。唯唐初以来的城池建设，因为有《静江府城池图》石刻，故能知其渐次扩建的过程，规模和布局等情况。《静江府城池图》刻于与铁封山对峙的鹦鹉山南麓，摩崖，高340厘米、宽300厘米，以单线阴刻绘刻静江府(今桂林市)全城形制、街道桥梁、官衙军营及若干山川名胜。图上方文字，记载了修城经过、城池四至及工料费用等。图无绘刻时间，其西侧崖壁有章时发《静江府修筑城池记》石刻，因知刻于南宋咸淳八年(1272年)。据城图与章时发所记，知“桂之有城”，始于唐武德五年(622年)桂州总管李靖所筑“子城”，城在漓江西岸，周长三里十八步，平面矩形，东、南、西面辟三城门，干道呈丁字形。宋至和元年(1054年)余靖“大城桂州”，在子城的南、北、西三面向外扩建，周长六里，平面仍为矩形。宋代末年，蒙古军队夺取西南，进逼广西，为御强敌，理宗亲自下令增筑桂林城池。宝祐六年(1258年)，李曾伯于叠彩山、宝积山开始筑城，此后，朱禩孙在西城外加筑重城，赵与霜在城东南修筑沿江泊岸石城，咸淳五年至八年(1269年～1272年)，胡颍又扩建北面城池至鹦鹉山、铁封山。这次筑城，历时14年，新建成的静江府城周长11里，依山峰的形势和江河的走向曲折变化，突破唐代以来的矩形格局，形成了因江为池，倚山为壁，由城壕、羊马墙、月城、重城等组成的城市纵深防御设施。宋静江府城墙遗址，今犹遗存于叠彩山、铁封山、鹦鹉山、宝积山至榕湖之间，其城壕今建为“两江四湖”景区，可与石刻互相印证。
随着唐代以来桂林政治、军事地位的不断提升，文人士大夫来岭南者也逐渐增多。其人或出守、或左迁、或远游，面对“环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竞秀，咸不相让，遍行天下，唯是得之”(唐柳宗元《訾家洲亭记》)的桂林山水，纷纷寄情其间，寻幽选胜，开启山林，俯仰兴怀，选石留题，桂林摩崖石刻因此顿开风气。其后，历宋元明清，绵延不绝，形成了以摩崖为形式，以题名、题记、题诗、题榜为主要类型，以记开发、叙游程、写景和抒情为内容的山水石刻大观。有人曾做过统计，桂林石刻中仅山水诗词和游记，就达200万字。甚至是一些记载政事的石刻，也常寓意于山水。如宋嘉泰元年(1201年)权静江知府王正功作鹿鸣宴诗，即以“桂林山水甲天下”勉励学子“诸君俱为斗之南”。由此，桂林以“既擅邱壑之美，特成碑刻之林，洵足雄视南天，蜚声艺海”(梁岵庐《粤西稽古录》)，成为国内一处摩崖石刻渊薮之区。
今知桂林最早题写山水的摩崖石刻，是隋开皇十年(590年)高僧昙迁刻于七星岩洞口的“栖霞洞”隶书题榜，惜久已不存，仅见于前人著录。此前，则南朝齐永明年间(483年～493年)有佚名者，于芦笛岩内石壁墨书题名云：“永明口口八月戊戌口口同游。”虽然未经镌刻，其性质实与石刻相同，可知早在南朝时，桂林已萌发游山题名之风气。唐建中元年(780年)，桂州刺史李昌崾于独秀峰前建宣尼庙，并将山下岩洞清理一新，郑叔齐作《独秀山新开石室记》刻于岩端，桂林山水题记始见于此。宝历元年(825年)，李渤任桂州刺史，“一之年治乡野之病，二之载搜郛郭之遗”，先于城西得隐山。刻《隐山六洞记》 《新开隐山记》；复于城南得南溪山，刻《南溪诗》，记其“以泉石为娱，搜奇访异”之经过，且“自贺若获荆璆与蛇珠焉”。今刻于隐山的二记久伕，唯存与吴武陵等同游题名；而《南溪诗》则保存完好，桂林石刻于兹有诗章焉。
桂林石刻分布于30余处山峰间，由于每处山峰的自然环境和构造形态不同，最初开发和后续营建的动因不同，游人观赏时获得的主观感受不同，因此，每一处石刻所沉积的文化内涵也就各有特点。如位于城东月牙山西南麓的龙隐岩、龙隐洞，古人称为桂林诸岩洞之冠，“宋游最盛，镌题之众，至环两岩，使壁无完石。”(明张鸣凤《桂胜》卷七)龙隐岩踞漓江支流小东江北岸之山崖，俯瞰江水， 古时游人欲探其胜，须泛舟顺流，穿龙隐洞而后能登。当游人泛舟入洞前，见沿江两岸桃花绚烂，不觉已生“寻源曾识武陵洞”的联想(宋方信孺《龙隐洞诗》)；既穿洞而人，仰视一条蜿蜒贯穿于洞顶的石槽，形若龙迹，于是更有“何年此地蛰飞龙”(宋张釜《龙隐洞诗》)的会意；登岩之后，凭栏举目，则“远有西峰粉堞之差池，近有惊湍茂林之映带”(宋周刊《释迦寺碑》)，于是“目江流之奔腾，听鸟语之间关；意潜蛟之踪迹，犹恍惚于深渊。殊有以绝尘嚣之味也。”(明陈彬《龙隐岩赋》)由此之故，龙隐岩、龙隐洞石刻所表达的主题，便具有了中国古代山水文化的典型意味，表现了士大夫文人在登山临水时所共有的心境：“龙从何处飞来，看秀峰对峙，漓水前横，终当际会风云，破浪不尝居此地；隐是伊谁偕汝，喜旁倚月牙，下临象鼻，莫便奔腾湖海，幽栖聊为寄闲身。”(清刘德宜题龙隐洞藏头联)
桂林摩崖石刻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在于石刻的作者皆置身山水之境，“簇峰澄练与目谋，松笙涧濑与耳谋”(明刘继文《桂胜序》)，故所发为文思，能“情满于山，意溢于水”；所铭于山崖石壁之书法，皆亲操翰墨，恣意挥洒。较之旧时刻石立碑，其碑主为一人，撰文为另一人，书丹又另一人者，迥然不同，更能直抒作者胸臆。故叶昌炽称之曰：“其词皆典雅可诵，其书皆飘飘有凌云之气。每一展对，心开目明，如接前贤謦款。”(《语石》卷五)
米芾《还珠洞题名》，在伏波山，宋熙宁七年(1074年)刻，高59厘米、宽50厘米，行书，字径10厘米。米芾时年24岁，任临桂(今桂林)县尉，该题名是今人所能见到的米芾“未能立家”时仅有的三件书迹之一。
张孝祥《朝阳亭诗并序》，在象鼻山。宋乾道二年(1166年)刻，高280厘米、宽412厘米，行书，字径12厘米。张孝祥时任静江府知府。宋杨万里曾评其书法云：“当其得意，诗酒淋浪，醉墨纵横，思飘月外，兴逸天半。”(《诚斋集》卷一百一《跋张伯子所藏兄安国五帖》)于此石刻可以参证。
范成大《复水月洞铭》，在象鼻山，宋乾道九年(1173年)刻，高P49厘米、宽215厘米，楷书，字径8厘米。范成大时任静江府知府。叶昌炽有云：“水月洞铭，玉润珠辉，方流圆折，清而腴，丽而雅，……知公书为南渡后第一”。(《语石》卷七)宋岳珂曾谓南宋“近世能书，惟范、张相望”(《宝晋斋法书赞》卷二六)。今范成大与张孝祥石刻同在象鼻山水月洞，隔水映照，诚桂林石刻中之双璧。
《静江府新作虞帝庙碑》，在虞山，宋淳熙三年(1176年)刻，高380厘米、宽190厘米，隶书，字径6厘米。张拭时任静江府知府，新修舜祠，朱熹为其撰碑文。吕胜己书丹，方士繇篆额，四人皆当代理学名臣，事功、文章、书法皆有可观。
李滋《五言联》，在普陀山留春岩，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刻，高110厘米、宽27厘米，篆书，字径25厘米。楹联始于五代桃符，宋代用于楹柱之春帖子，“其必以对语朱笺书之者，则不知始于何时”。(清梁章钜《楹联丛话》卷一)今传世者多明末清初间物。该楹联虽为石刻，然据款识云“书于复斋”，可知为“笺”书者，且“对语”工稳，内容亦非“春帖子”，是为现存最早的楹联实物。
在桂林石刻中还有一类作品，其作者并没有到过桂林，作品亦不因桂林而作，但却刻石于桂林之山。如洪迈《高州石屏记》、石曼卿题名、陆游诗札、杜甫诗句等，其最著名者，为《元祐党籍》石刻。宋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宰相蔡京为排除异己，假借重施变法为名，将元祐及元符末宰相司马光、侍从苏轼、余官秦观等120人定为“元祐奸党”，由徽宗书写98人姓名(内臣、武臣不与)刻石于端礼门，“无问存没，皆第其罪恶，……以为天下臣子不忠之戒” 。(《续资治通鉴》卷八八)翌年九月，将石刻复刻于外路州军。三年六月十七日，又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姓名，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徽宗复手书刻石文德殿门之东壁；二十一日，蔡京奉诏书碑，命于全国各州县立石，是即《元祐党籍》石刻。然至崇宁五年正月，徽宗亦感不妥，遂下令尽毁全国刻石。今桂林龙隐岩《元祐党籍》石刻，高192厘米、宽147厘米。行书，字径20厘米，由党人梁焘之曾孙梁律与静江府司理饶祖尧于庆元四年(1198年)据蔡京书三百九人碑拓本重刻，一件反映宋代“党争”的珍贵文物因此得以永留后世。
古人于桂林石刻，有“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清陈元龙《龙隐岩诗》)的形象评价。桂林石刻以其丰富的内容，涵盖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就像一部镌刻在山崖上的史书，桂林石刻多因山水而发，山水亦借石刻而闻名，山水与文化在此融汇无间，形成和谐完美的统一，成为了解中国山水文化的珍贵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