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知青一代”对当代中国的思想学术和政治文化具有毋庸置疑的深刻影响，因而项飙宣告的“知青时代的结束”，不仅意味着带有强烈代际烙印的学术与政治实践方式的终结，也暗含一种由社会变革导致的精英气质蜕变，及其中裹挟的政治治理与学术制度的内在危机。如何面对这种困境，如何反思和正确对待知青时代的精神价值与经验遗产？是今天各方面都处在急剧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对项飙的回应中，罗小朋认为知青时代的文化遗产，尤其是他们建构的基于政治互信的“信任网络”，对中国化解当前的治理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在学术研究的路径上，知青经验的多样性与地方性十分有利于克服源于传统中国政治模式中强烈的“统一”意识，因而对项飙提出的“独特经验向理论资源转化”上的失败作出了解释，罗小朋指出其根源在于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知青一代在知识能力和理论建构能力上的匮乏，以及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学界“话语权”的长期压迫。基于此，罗小朋认为“社会学想象过剩”的论断也并不妥当，正是由于知识的缺失，中国学者缺乏有集体行动意义、有现实感和对人性有深刻理解的“社会学想象”。
　　对“知青时代的终结”，郑也夫在文中提出了更加批判的看法，他认为项飙所说的知青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全面退出”是有失偏颇的，学术的影响力依托于学术作品而非管理权力。学风的巨大转变，是代际特征与社会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学术环境的巨大变化，相比起项飙所强调的，基于特殊经历成就的“知青气质”，更能够深刻地左右中国学者的学术生产方式。而知青学者开拓、发散式的探索特征，和当前学界与政界知青时代的更迭现象一样，都是由特殊历史背景和社会制度所导致的。
　　“一笔一画地描出另一种声音”，是项飙在其文末对后知青学者学术态度的根本诉求。郑戈认为，正是这种在禁锢中寻找自由、探寻边界的能力上，知青世代的经验遗产对当下极具借鉴意义;随着“规范化”的日益加深，知青学者“非正式圈子”的专业知识生产方式被排除于体制的高墙之外，而中国学界的传承同时又普遍面临在西方强势话语主导下的“纵向传承”困境，这种本土关怀的缺失，亦可能成为学术实践上的枷锁。尽管后知青学者带有先天的局限性，但同时他们也更加稔熟与既成的体制周旋，能够更加平衡地把握历史传统及西方知识;在这些经验与智识的起伏交替中，知青与后知青们在代际传接的过程中共同构建着中国的过去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