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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医学是在少数民族地方社会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医学体系，其包括了对于疾病与健康的认知和治疗方式，与现代生物医学的诊断标准与治疗模式有所不同。近年来，国内医学人类学就其开展了多次人类学田野调查，成果颇丰。通过梳理民族医学在国内目前的研究发展脉络与研究重点，阐述其在医学人类学视阈下的主要内容范式，同时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可供讨论的研究范畴，力图较为清晰地展示当代民族医学的研究现状和趋势。
关键词：民族医学;医学人类学;多元医疗体系;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C95 - 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0）04 - 0063 - 08
何谓“民族医学”？这个概念受分类原则界定而有所不同，在现实研究中也常会与“民族医药”“传统医学”“民间医药”等概念混淆。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有学者认为民族医学指“我国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和沿用的传统医药的总称，是各少数民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的防病治病的丰富医药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总结”[1]，将其与中医学、民间医学一起统称为传统医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发表的《世卫组织传统医学战略2014 - 2023》一文，“传统医学是在维护健康以及预防、诊断、改善或治疗身心疾病方面使用的种种以不同文化所特有的无论可否解释的理论、信仰和经验为基础的知识、技能和实践的总和”。1201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总则第二条将中医药和少数民族医药统称为中医药[2]。在笔者看来，民族医学体系既包含了用药经验和习惯，也包含了医疗实践方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后者在具体的实施中常常包含前者，因此本文亦使用“民族医学”这一说法，侧重指代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医学体系。
作为人类学学科的分支，医学人类学及至20世纪60年代左右才真正确立。通过研究人类的疾病与健康，关怀不同地区的公共卫生问题，同时也关注全人类的医疗资源与医疗制度，以争取更公平有效的疾病治疗方式。在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视阈里，对不同社会文化里的传统医学的关注既延续了人类学传统的研究取向，也为传统医学在现代医学背景下的发展挖掘了更多的可能性。
一、医学人类学视角下的民族医学研究脉络与重点
人类学作为关注异文化的学科，早期的许多研究就已经涉及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医疗行为，医学人类学受各时期理论的主导，呈现出不同的研究范式。
（一）医学人类学研究范式概述
20世纪初期，受进化论思潮的影响，西方学界多将传统医学当成“原始”的治疗方式。里弗斯（W.H.R. Rivers）在1924年出版的《医学、巫术与宗教》（Medicine，Magic，and Religion）一书将传统社会的医疗文化与宗教信仰、魔法、巫术等进行了系统联系，将其作为社会习俗和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从信仰的角度探索非西方的疾病认知与医疗行为，将魔法的与宗教的医学知识称为原始医学（primitive medicine）[3]。1932年，克莱蒙茨（F.E. Clements）在发表的《疾病的原始概念》（Primitive Concepts of Disease）一文中将文化特征纳入病因理论之内，分成了巫术、违反禁忌、疾病、实体入侵、鬼怪侵扰、精力损耗5个部分[4 - 5]42。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文化相对论的理论主张用公正平等的态度看待全人类文化，肯定异文化存在的价值，上述带有进化论色彩的“原始医学”概念受到了许多批评，并逐渐被民族医学、民间医学、传统医学等说法取代，用以指代除去西方生物医学之外的其他地方文明的医学[6]。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则是将仪式治疗、疾病认知作为认识原始部落社会结构的一个窗口，例如埃文斯 - 普里查德（Evans - Pritchard）将巫术、魔术、宗教并置讨论，对巫医、魔法师等神职人员的身份地位、治病方式作了生动的展现，还原阿赞德人的认知和社会结构[7];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考察非洲恩丹布部落的多个仪式，并展现了与之相关的巫术信仰和仪式治疗的内容，从象征的理论视角丰富了仪式过程，探索了原始部落对疾病的思考和医治[8]。
国内医学人类学的发展与研究路径总体上与西方学界保持一致节奏。早期关于民族医药的记载多在一些游记或杂记中，从医学人类学视角对民族医学或者说传统医学进行讨论的，林惠祥先生1948年出版的《民俗学》一书中可见雏形，该书以民俗文化的角度概要介绍了地方性的疾病认知与医疗实践经验[9]，呈现了如萨满、仪式等地方文化事项。随着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少数民族的医药开始作为某一社会文化内容有了明确的呈现，如《鄂伦春族情况——鄂伦春族调查材料之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阿荣旗查巴奇乡索伦族情况——索伦族调查材料之一》等一系列关于不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报告。从研究的内容和系统性而言，许烺光先生的《驱逐捣蛋者》一书应是早期具有代表性的医学人类学著作。该书对比了1942年云南大理西城的一次对抗霍乱行动和1975年香港沙田治理鼠疫的行动，旨在说明科学与宗教并非是彻底的二元对立结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相应的对抗方式，理性与非理性与否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二者常常会相互交织[10]。许烺光先生之后，医学人类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在国内逐渐受到关注。1986年中国人类学会编辑出版的《医学人类学论文集》和《人类学研究》可以说是其兴起的标志[11]。
发展至今，国内医学人类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且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学者。从现有研究而言，基本遵循社會文化视角、政治经济视角、生物文化视角、建构主义视角[12]关注人类的疾病与健康问题，内容涵盖公共卫生、医患关系、民族医学等。其中，以民族医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类本土化实证研究颇具代表性，具有阐释文化多样性的意义。
（二）国内民族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席焕久在《医学人类学》中总结了民族医学理论的几大共同特征：一是身体有保持稳定和自己治愈的特性：二是人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构成的整体，治疗的时候需要整体论治;三是治病要找出病根病因;四是要辨证论治，针对不同的个体提出治疗方案;五是其医学理论认为宇宙与人体之间存在这一种超自然的联系[13]58。笔者认为，民族医学的实质是指一个地方的疾病与健康文化，一种如藏、蒙、傣医一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文本;另一种则尚未形成自己理论体系但有丰富的医药经验[14]。
从现有的研究来说，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医学作具体阐释的可划分为3个方向：一为地方性知识视角下的疾病认知;二为多元医疗体系的治疗模式;三为民族医学的传承与发掘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对具体某个少数民族医学的研究，如藏医学、蒙医学、傣医学、彝医学等都有专门的书籍或文章出现，因下文所探讨的内容里或有包含或交织，因此不做具体阐释。
1.地方性知识视角下的疾病认知
“医”的繁体写法有“醫”和“毉”，其中，“酉”是以前用药酒为外伤治病的方式，“巫”通“酉”，是指古时的医者身兼巫师一职。格尔茨（C.Geertz）认为除去西方的知识体系之外，存在的一种与民族、民间性知识和认知模式相关的知识，是具有文化特质的地域性知识，是特定空间、事件、地域里相结合的产物，即地方性知识[15]。不少研究指出，在医药尚不发达的时期，地方的巫师或神职人员是当地的医生、治疗师，其治疗方式带有宗教仪式性，受当地信仰、风俗习惯、经济条件、地方文化的驱使，人们会出现不同的就医选择和疾病解释，所给的药物常常有“神药两解”的效用，除了治疗身体实质性的病痛，也有治愈受到惊扰、精神失常、巫术影响的心理疾病。对此，国内学者多从地方性知识的解释视角对民族医学的疾病分类与治疗方式进行挖掘，并对由此产生的医患关系做进一步阐释。
程瑜化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概念对有别于生物医学的地方医学作了描述，指出水族传统医学是一種源自日常生活实践的经验医学，无系统的医学理论作基础，最大的特点是“巫医结合，神药两解”[16]。李永祥教授根据彝族尼苏人的传统疾病观念将疾病分成需要通过宗教治疗的疾病和通过服药治疗的疾病，前者通常表现为恐慌、做噩梦等，后者则有具体的病变部位[17]。而海南美孚黎文化则将疾病归因为灵魂、身体、鬼魂、“花”作祟引起的疾病，通过叫魂、洗屋等仪式治疗，用“结构性排异”的治疗逻辑矫正患者失序的文化世界[18]。此外，羌族巫医与医疗技术、大理白族的仪式治疗等多个质性研究，都体现了地方文化对病因认知、疾病分类以及治疗方式的作用。
这样的治疗方式也引发了对医患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思索。汪丹教授以白马藏族民俗医疗为例，认为病人及其家人、亲属、所在社群对治病仪式的疗效有协助效应，几者既可以对病患的疾痛“感同身受”，其关系也可以在仪式中得到疏通于调节[19]。段忠玉则从医学信仰、社会记忆功能的角度来分析傣族口功摩雅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地方性知识虽然在本土其他应用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医疗这一方面却有利于消解医患二者的紧张关系[20]。孙薇薇则是从个人、家庭、社区、族群4个纬度探索了地方性知识在疾病和健康问题发生时的作用，指出在中国的本土研究中，族群或民族文化是一种文化边界明确的地方性知识，在异质性强的族群或民族文化中体现更为明确，例如侗族的收惊医疗模式、彝族毕摩的仪式治疗、傣族的口供治疗等民族医学[21]，都存在本土化的疾病解释逻辑，从而衍生不同的治疗方式。
可以说，人们寻医问药的行为方式受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在生物医学普及的今天，随着就医选择的增多，也形成了莱斯利（Charles Leslie）所说的多元医疗（medical pluralism）并存的状态[22]。
2.多元医疗体系的治疗模式
所谓的多元医疗体系，医学人类学家的划分标准各有异同。邓恩和弗雷德里克等（Dunn，Frederick，etc.）依据文化生态环境划分了地方医疗体系（local medical systems）、区域医疗体系（regional medical systems）和世界性医疗体系（cosmopolitan medical system）[23]，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将一个社会文化内的医疗实践方式分成了专业医疗（professional sector）、民俗医疗（folk sector）、大众医疗（popular sector）3个层次，大众医疗部分通常是由患者及其家庭、社会网络、社区实践的保健行为组成[24]。在此基础上，国内一些学者也提出了本土化的分类方式，但基本没有脱离这个框架。刘志扬教授依据行医主体性的不同将西藏的医疗体系分成了3类，一是由国家经营的中医和西医医院;二是藏医院;三是没有获得国家行医许可证的喇嘛医生等[25]114。张实教授将少数民族村寨的医疗方式分为自然医疗体系、拟人医疗体系和现代医疗体系[26]。王思亓在考察了中尼边境尼泊尔人的医疗行为后，将当地的医疗体系划分成了现代西方医疗体系和民族医疗体系，后者主要是指以非专业的以家庭为主的草药治疗以及建立在宗教信仰上的民间治疗仪式[27]。这些分类方法的背后是对不同地方的思考方式、社会文化、行为逻辑的一种总结，而最明显的共性的是从疾病分类学和治疗方式而言，民族医学与生物医学呈现出的对立并存状态，在国内目前的研究中也涌现了许多代表性的个案。
刘小幸在结合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宗教信仰的背景下对楚雄“罗罗颇”和凉山“诺苏”两个彝族地区的医疗保健行为进行研究，在呈现两个地区丰富医疗体系的同时，又展现了二者对健康的需求，以及求医过程中出现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她的研究指出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在民族地区共生并置的现状，以及传统社会对现代医疗的接受程度和态度[28];乌仁其其格通过对蒙古萨满医疗的研究指出传统医学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处于衰落时期，但是在现代医学无法完全解决人类健康问题之时，多元医疗的取向仍然是存在的[29]，该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必然性[30]，传统社会借用宗教信仰仪式、民间巫术、大众家庭疗法、草医等方式达到健康、驱逐疾病的方式，医疗系统和行为健康具有多样性，能够在多个层次上满足当地人“看病”的需求，各医疗体系之间并非简单替代和并存，而是各有所长[31 - 33]。在这种共存的背景下，余成普通过对侗族村寨的医疗个案研究进一步指出，各医疗体系处于互补共生的状态，但是多元医疗同一体系内部也存在相互竞争，同时，他认为乡土社会中的日常伦理可以作为相关研究的切入点，以此了解医患关系结构[34]。 上述的研究可以发现，受当地现有医疗条件的制约、个人社会网络、社会环境的影响，当地人也会根据自己的疾病状况选择不同的就医方式，多元医疗体系在不同的疾病分类治疗中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普适性，而对于推动民族医学本体的传承发展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和偏僻地区推行公共卫生及健康计划时，必须考虑到当地人对疾病和卫生的基本态度和观念以及推行者本身的想法和他与当地人的关系”[13]32。
3.民族医学的传承与发掘
根据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指出，目前我国中医药（含民族医药）的特色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的确，在我国目前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生物医学占据主导话语，民族医学成为补充医疗或替代医疗，后者生存空间容易受到挤压。
如同国内多数传统文化现状一般，随着社会的发展，年轻人多数走向城市，农村逐渐“空心化”，根植于地方的传统文化面临缺乏传承人的困境，民族医学也遭遇了类似的问题，因此学者们多从文化产业和文化多样性的视角出发谈论民族医学的传承与保护问题。如杨昌文所著的《民族医药调查研究》梳理了彝族、纳西族、藏族的医药文化，从病因理论、治疗手段等知识1。诸国本的《中国民族医药散论》借用了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强调了传统医药文化的“多元一体”是继承发展民族医学的基础。多元是指其文化背景、学术体系和诊疗内容方面的原则不同，一体则是指它们之间的文化联系、趋同倾向和主流共识[35]，应当加强对少数民族医学的发掘、整理和利用，并且能够将民族医药纳入现代社会医药卫生资源之中;梁峻应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医学人类学、社会医学等多角度研究民族医学的哲理和文化类型，强调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模式转变过程中，民族医学具有客观存在的潛能[36];秦阿娜的《医学人类学视野下的少数民族医药传承与保护》则以凉山彝族的医药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的结构对民族地区的医疗与健康行为进行阐释，指出培养传承人能促进民族医药治疗有效性和社会认可度的提高[37]。近年来，北京大学的赖立里教授与芝加哥大学的冯珠娣（Judith Farquhar）教授主持的“抢救发掘整理少数民族传统医药”项目发表了一系列文章[38- 40]，拓展了民族医学的研究内容，从身心、感官、灵性等多个进度解释民族医学的知识体系、与地方民俗的勾连、医药保护开发方式等，对医学人类学视角下的民族医学研究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上述的诸多讨论在探索了不同少数民族就医行为逻辑的背后，也点明了现代医疗与传统医学如何共生的方式，与此同时，学者们也认为传统医学在现代医学的进入后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如疗效的不确定性、行医主体的行医资格受到质疑、卫生条件不达标等问题。面对人类学家对传统医学的重视和肯定，也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例如拜伦·古德就认为“信仰”成了世俗或大众医学、文化与科学知识的边界，将病患的表达分析作为一种卫生信仰，将文化看作一种适应方式，将理性的、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个人放在分析的首要位置[5]57，很容易让人习惯现有的医疗行为，而忽略了隐藏在后的医疗不平等行为。同时笔者认为，受生物医学的“科学理性”影响，在民族医学的治疗方式中，往往是注重仪式治疗或巫术治疗在心理层面的疏导作用，二者本身所携带的技术效果和理性逻辑常常被忽视。
二、国内民族医学研究的不足与趋势
根据现有研究，国内人类学界对民族医学的关注多集中在疾病认知、多元医疗体系等方面，对民族医学的病患叙事模式、民族医学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这一方面的研究仍有欠缺。
（一）民族医学与疾痛叙事模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卫生学方面的进步，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影响人类健康的病因从疫病、传染病等转向了慢性病一类的问题。自此，现代医学越发难以应对病患的需求，与日常生活、个人经历、社会问题、心理状态等与疾病的联系逐渐受到重视，医生除了要解决病人身体上的问题，还要应对他们“生活中的问题”[41]。
在20世纪80年代初，凯博文借用阐释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慢性病患者的身体当成连接社会、疾病、文化、政治的媒介，去解释这种牵连日久的疾病背后的社会成因以及社会文化的影响。在这个研究范式里，患者的感受、心理状态、叙事内容至关重要，也是现今医学人类学研究的主流取向，“研究产生疾痛意义的过程，把我们带入一些个体的日常现实生活中，他们像我们一样，必须应对疾痛、病残、难堪的失却和死亡威胁造成的紧急状况。确实，慢性疾痛教会我们认识死亡，让我们懂得，抚慰失却是治愈过程的重心所在，也是生命渐渐老去的主要部分”[42]。
不过，结合疾痛叙事范式对民族医学作针对性的研究目前尚少，多数是作为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进行呈现。如孟慧英在考察了萨满文化医疗后指出萨满文化中对于疾病的口述故事，可以借用患者、家属等人的叙述和解释，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对自己所造成的困扰，从而产生不同的医患互动，“人类医疗应该重视一个人的知识文化形式对于患者和治疗者双方的引导和束缚”[43]。马得汶在其博士论文中则指出受到生物医学的影响，患者自身在医疗过程中的能动性、民族文化传承、宗教民族与疾病治疗的关系都很容易被遮蔽，因此强调了要突出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能动性，强调文化传统在疾病治疗过程中的参与价值[44]。范长风教授认为患者疾痛叙事所产生的医患共情、仪式叙事所带来的心灵抚慰是一种重要的人文关怀，有助于消解当下紧张的医患关系[45- 46]。
目前，亦有学者用“叙事医学”的概念对医患关系、临床经验作出分析，但目前研究的主体仍然是以中医或西医为主，并且多从医学的传承脉络入手，对病因理论和医学实践方法的医学人文精神进行挖掘，以期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打破以医生为主导的常规医疗模式[47]，这类研究强调要重视患者的身心体验，将叙事与临床相结合，用于具体的实践之中。民族医学是根治于地方社会所发展起来的医疗实践方式，受“乡土社会”下人际关系和伦理影响，疾痛叙事模式有更实际的操作空间，也能进一步少数民族地区的疾痛认知和社会关系结构。 （二）民族医学和中国医学史的结合
20世纪中期之后，国内学者受到西方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影响，将社会文化历史与疾病进行结合，对地方灾疫时病、国家政治的研究渐渐兴起，并成为主流，医学史从疾病史向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各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并强调疾病史研究中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48]。发展至今，医学史已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研究内容也呈现多元化。
陈邦贤先生认为医学史的研究主要有医家地位、医学知识、疾病历史3类，此后慢慢转向研究人类认识疾病的历史过程与规律。余新忠强调医疗史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不应当自我封闭，应该消除内外史之间的区隔，展现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关注医生群体、疾病的隐喻、历史上的疾病体验等诸多问题，对中国医学思想的演变展开新的认知[49]。从研究内容来说，既有對不同朝代里卫生防疫机制和医疗方式的剖析[50 - 51]，对某一特殊疾病如“麻风”的解析、对医学知识的建构传播与发展成因的溯源[52]，也有对不同政治空间下医学制度形成的追踪[53]。并且李贞德、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等学者将女性的身体和疾病置于历史背景下，出版了《性别、身体与医疗》《女人的中国医疗史》《繁盛之阴》等著作，对女性在历史上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关系进行梳理。
不难发现，现有的医疗史研究多以中医学为主，以55个少数民族医学为主的医疗史研究几乎未见。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是除去如藏族、傣族、维吾尔族等留有医学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其余少数民族医学留存的文字文本较少，不利于医疗史史料的爬梳;二是即使留有文字，也需要懂得相关文字的学者进行翻译解读;三是医疗史的研究离不开其民族史，而后者也存在资料不足或需专业学者协助。民族医学涵盖了不同少数民族对生命、天地、身体、人的思索和实践，如何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挖掘，从而解读不同时期下的社会面貌，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三、疾病、医学与文化：民族医学研究的再思考
目前，国内对民族医学本体的研究中，涉及药物配伍、药物化学、药理学等方向，亦有专业的药科类大学和药厂从事相关的科研开发。从国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层面来说，将民族医学纳入非物质文化保护，重视中西医资源的平衡仍是主要工作。从医学人类学研究的视角而言，连接民族医学与地方社会文化仍是重要的篇章。
如何勾连疾病、医学、文化的问题，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汉（Robert Hahn）为此作出了具体阐释，他将对社会文化影响疾病与治疗的关联称为建构、调节、生产的3种方式。不论是作为民族医学、吠陀医学还是生物医学的研究，笔者认为，这3种方式对了解不同地方的疾病与健康问题均有帮助。首先他认为在生理和物理的限制之外，社会文化建构了其社会成员思考和感受疾病与治疗的方式。疾病的不同名称、症状、发病过程、道德扮演的角色、疾病应对方式等都有独特性。凯博文也认为在复杂社会中，不同社会阶层会构建不同的医学事实，例如专业的医护人员和赤脚医生的治疗角度就不一定相同;其次，社会成员受其所处文化的概念、价值、观点的影响，决定了他们在空间、时间上的分布，因此会改变个体和群体之间的接触频率和程度，这样的活动会改变他们与病源的接触性，某个疾病可能因此扩散或治愈，因此西方医学在治疗的时候也会采用活动调节的方式，用以改变他们与病原和医疗资源接触的可能性。根据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病人角色”（sick role）[54]概念，病人不仅是患病的个体，也是一种社会角色，有一系列的制度和社会规范会强化社会对病人的社会期望。依据罗伯特·汉的这个调节理论，病人角色的不同也会起到信息交流的作用;最后，所谓的生产是指关系和观念本身可能就是病原或者疗法，这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如同我们现在熟悉的安慰剂现象[55]92 - 94，文化期望会产生一种患者想要的疗愈结果。
现阶段，几乎无法避免，在讨论传统医学时总会与生物医学相较而论。从上文论述的多元医疗体系研究而言，民族地区多种医疗方式相互交织使用的情况已是事实。中山大学刘志扬教授在研究了西藏农民的就医行为后指出，当地农民对各种治病方法都是兼容并收的，治疗手段取决于疾病的种类、治疗成本、方便程度、宗教观念。官方鼓励藏族农民去正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对民间医术、宗教疗法等视为迷信手段不予鼓励和支持，但也并没有明确反对和宣传，而现有的藏医学评判标准基本是建立在以西医为主导的现代医学之上，忽视从藏族传统文化脉络中进行考察[25]111 - 123。事实上，这不仅仅是藏医学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其他少数民族医学都有类似情况发生。追其根源，除了有生物医学的影响、医疗资源的倾斜、民族医学的隐秘传统疗法没有受到重视和传承之外，也与民族医学中的“信仰”文化相关。在这之外，我们还应当拓展研究的范围，例如从民族医学的文化脉络、医疗体系里去探寻身体、性别在其中的意义。
医学人类学是一门兼具人文关怀与应用性的学科，对民族医学的研究也应是二者兼备，这不仅是追溯一个社会的医疗文化研究，更是要回到那个社会，去思考他们为什么如此选择，为什么有这类医疗体系的出现，这样的追问既能让我们看到不同地方的就医方式，更能够让我们了解其背后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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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健]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Ethnomedicine Research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cal Anthropology
LI Wan?yan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Ethnomedicine is a kind of cognition and treatment mode about disease and health influenced by the local social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diagnosis standard and treatment mode of modern bio - medicine. In recent years， medical anthropology in our country has carried out many field investigations on it， which have abundant research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ethnomedicine in China， expounds its main content and paradigm in the perspective of medical anthropology， and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the areas for discussion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clearly show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trend of it.
Key words： ethnomedicine; medical anthropology; multiple medical systems
关键词：民族医学;医学人类学;多元医疗体系;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C95 - 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0）04 - 0063 - 08
何谓“民族医学”？这个概念受分类原则界定而有所不同，在现实研究中也常会与“民族医药”“传统医学”“民间医药”等概念混淆。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有学者认为民族医学指“我国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和沿用的传统医药的总称，是各少数民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的防病治病的丰富医药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总结”[1]，将其与中医学、民间医学一起统称为传统医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发表的《世卫组织传统医学战略2014 - 2023》一文，“传统医学是在维护健康以及预防、诊断、改善或治疗身心疾病方面使用的种种以不同文化所特有的无论可否解释的理论、信仰和经验为基础的知识、技能和实践的总和”。1201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总则第二条将中医药和少数民族医药统称为中医药[2]。在笔者看来，民族医学体系既包含了用药经验和习惯，也包含了医疗实践方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后者在具体的实施中常常包含前者，因此本文亦使用“民族医学”这一说法，侧重指代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医学体系。
作为人类学学科的分支，医学人类学及至20世纪60年代左右才真正确立。通过研究人类的疾病与健康，关怀不同地区的公共卫生问题，同时也关注全人类的医疗资源与医疗制度，以争取更公平有效的疾病治疗方式。在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视阈里，对不同社会文化里的传统医学的关注既延续了人类学传统的研究取向，也为传统医学在现代医学背景下的发展挖掘了更多的可能性。
一、医学人类学视角下的民族医学研究脉络与重点
人类学作为关注异文化的学科，早期的许多研究就已经涉及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医疗行为，医学人类学受各时期理论的主导，呈现出不同的研究范式。
（一）医学人类学研究范式概述
20世纪初期，受进化论思潮的影响，西方学界多将传统医学当成“原始”的治疗方式。里弗斯（W.H.R. Rivers）在1924年出版的《医学、巫术与宗教》（Medicine，Magic，and Religion）一书将传统社会的医疗文化与宗教信仰、魔法、巫术等进行了系统联系，将其作为社会习俗和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从信仰的角度探索非西方的疾病认知与医疗行为，将魔法的与宗教的医学知识称为原始医学（primitive medicine）[3]。1932年，克莱蒙茨（F.E. Clements）在发表的《疾病的原始概念》（Primitive Concepts of Disease）一文中将文化特征纳入病因理论之内，分成了巫术、违反禁忌、疾病、实体入侵、鬼怪侵扰、精力损耗5个部分[4 - 5]42。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文化相对论的理论主张用公正平等的态度看待全人类文化，肯定异文化存在的价值，上述带有进化论色彩的“原始医学”概念受到了许多批评，并逐渐被民族医学、民间医学、传统医学等说法取代，用以指代除去西方生物医学之外的其他地方文明的医学[6]。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则是将仪式治疗、疾病认知作为认识原始部落社会结构的一个窗口，例如埃文斯 - 普里查德（Evans - Pritchard）将巫术、魔术、宗教并置讨论，对巫医、魔法师等神职人员的身份地位、治病方式作了生动的展现，还原阿赞德人的认知和社会结构[7];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考察非洲恩丹布部落的多个仪式，并展现了与之相关的巫术信仰和仪式治疗的内容，从象征的理论视角丰富了仪式过程，探索了原始部落对疾病的思考和医治[8]。
国内医学人类学的发展与研究路径总体上与西方学界保持一致节奏。早期关于民族医药的记载多在一些游记或杂记中，从医学人类学视角对民族医学或者说传统医学进行讨论的，林惠祥先生1948年出版的《民俗学》一书中可见雏形，该书以民俗文化的角度概要介绍了地方性的疾病认知与医疗实践经验[9]，呈现了如萨满、仪式等地方文化事项。随着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少数民族的医药开始作为某一社会文化内容有了明确的呈现，如《鄂伦春族情况——鄂伦春族调查材料之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阿荣旗查巴奇乡索伦族情况——索伦族调查材料之一》等一系列关于不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报告。从研究的内容和系统性而言，许烺光先生的《驱逐捣蛋者》一书应是早期具有代表性的医学人类学著作。该书对比了1942年云南大理西城的一次对抗霍乱行动和1975年香港沙田治理鼠疫的行动，旨在说明科学与宗教并非是彻底的二元对立结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相应的对抗方式，理性与非理性与否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二者常常会相互交织[10]。许烺光先生之后，医学人类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在国内逐渐受到关注。1986年中国人类学会编辑出版的《医学人类学论文集》和《人类学研究》可以说是其兴起的标志[11]。
发展至今，国内医学人类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且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学者。从现有研究而言，基本遵循社會文化视角、政治经济视角、生物文化视角、建构主义视角[12]关注人类的疾病与健康问题，内容涵盖公共卫生、医患关系、民族医学等。其中，以民族医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类本土化实证研究颇具代表性，具有阐释文化多样性的意义。
（二）国内民族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席焕久在《医学人类学》中总结了民族医学理论的几大共同特征：一是身体有保持稳定和自己治愈的特性：二是人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构成的整体，治疗的时候需要整体论治;三是治病要找出病根病因;四是要辨证论治，针对不同的个体提出治疗方案;五是其医学理论认为宇宙与人体之间存在这一种超自然的联系[13]58。笔者认为，民族医学的实质是指一个地方的疾病与健康文化，一种如藏、蒙、傣医一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文本;另一种则尚未形成自己理论体系但有丰富的医药经验[14]。
从现有的研究来说，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医学作具体阐释的可划分为3个方向：一为地方性知识视角下的疾病认知;二为多元医疗体系的治疗模式;三为民族医学的传承与发掘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对具体某个少数民族医学的研究，如藏医学、蒙医学、傣医学、彝医学等都有专门的书籍或文章出现，因下文所探讨的内容里或有包含或交织，因此不做具体阐释。
1.地方性知识视角下的疾病认知
“医”的繁体写法有“醫”和“毉”，其中，“酉”是以前用药酒为外伤治病的方式，“巫”通“酉”，是指古时的医者身兼巫师一职。格尔茨（C.Geertz）认为除去西方的知识体系之外，存在的一种与民族、民间性知识和认知模式相关的知识，是具有文化特质的地域性知识，是特定空间、事件、地域里相结合的产物，即地方性知识[15]。不少研究指出，在医药尚不发达的时期，地方的巫师或神职人员是当地的医生、治疗师，其治疗方式带有宗教仪式性，受当地信仰、风俗习惯、经济条件、地方文化的驱使，人们会出现不同的就医选择和疾病解释，所给的药物常常有“神药两解”的效用，除了治疗身体实质性的病痛，也有治愈受到惊扰、精神失常、巫术影响的心理疾病。对此，国内学者多从地方性知识的解释视角对民族医学的疾病分类与治疗方式进行挖掘，并对由此产生的医患关系做进一步阐释。
程瑜化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概念对有别于生物医学的地方医学作了描述，指出水族传统医学是一種源自日常生活实践的经验医学，无系统的医学理论作基础，最大的特点是“巫医结合，神药两解”[16]。李永祥教授根据彝族尼苏人的传统疾病观念将疾病分成需要通过宗教治疗的疾病和通过服药治疗的疾病，前者通常表现为恐慌、做噩梦等，后者则有具体的病变部位[17]。而海南美孚黎文化则将疾病归因为灵魂、身体、鬼魂、“花”作祟引起的疾病，通过叫魂、洗屋等仪式治疗，用“结构性排异”的治疗逻辑矫正患者失序的文化世界[18]。此外，羌族巫医与医疗技术、大理白族的仪式治疗等多个质性研究，都体现了地方文化对病因认知、疾病分类以及治疗方式的作用。
这样的治疗方式也引发了对医患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思索。汪丹教授以白马藏族民俗医疗为例，认为病人及其家人、亲属、所在社群对治病仪式的疗效有协助效应，几者既可以对病患的疾痛“感同身受”，其关系也可以在仪式中得到疏通于调节[19]。段忠玉则从医学信仰、社会记忆功能的角度来分析傣族口功摩雅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地方性知识虽然在本土其他应用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医疗这一方面却有利于消解医患二者的紧张关系[20]。孙薇薇则是从个人、家庭、社区、族群4个纬度探索了地方性知识在疾病和健康问题发生时的作用，指出在中国的本土研究中，族群或民族文化是一种文化边界明确的地方性知识，在异质性强的族群或民族文化中体现更为明确，例如侗族的收惊医疗模式、彝族毕摩的仪式治疗、傣族的口供治疗等民族医学[21]，都存在本土化的疾病解释逻辑，从而衍生不同的治疗方式。
可以说，人们寻医问药的行为方式受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在生物医学普及的今天，随着就医选择的增多，也形成了莱斯利（Charles Leslie）所说的多元医疗（medical pluralism）并存的状态[22]。
2.多元医疗体系的治疗模式
所谓的多元医疗体系，医学人类学家的划分标准各有异同。邓恩和弗雷德里克等（Dunn，Frederick，etc.）依据文化生态环境划分了地方医疗体系（local medical systems）、区域医疗体系（regional medical systems）和世界性医疗体系（cosmopolitan medical system）[23]，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将一个社会文化内的医疗实践方式分成了专业医疗（professional sector）、民俗医疗（folk sector）、大众医疗（popular sector）3个层次，大众医疗部分通常是由患者及其家庭、社会网络、社区实践的保健行为组成[24]。在此基础上，国内一些学者也提出了本土化的分类方式，但基本没有脱离这个框架。刘志扬教授依据行医主体性的不同将西藏的医疗体系分成了3类，一是由国家经营的中医和西医医院;二是藏医院;三是没有获得国家行医许可证的喇嘛医生等[25]114。张实教授将少数民族村寨的医疗方式分为自然医疗体系、拟人医疗体系和现代医疗体系[26]。王思亓在考察了中尼边境尼泊尔人的医疗行为后，将当地的医疗体系划分成了现代西方医疗体系和民族医疗体系，后者主要是指以非专业的以家庭为主的草药治疗以及建立在宗教信仰上的民间治疗仪式[27]。这些分类方法的背后是对不同地方的思考方式、社会文化、行为逻辑的一种总结，而最明显的共性的是从疾病分类学和治疗方式而言，民族医学与生物医学呈现出的对立并存状态，在国内目前的研究中也涌现了许多代表性的个案。
刘小幸在结合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宗教信仰的背景下对楚雄“罗罗颇”和凉山“诺苏”两个彝族地区的医疗保健行为进行研究，在呈现两个地区丰富医疗体系的同时，又展现了二者对健康的需求，以及求医过程中出现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她的研究指出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在民族地区共生并置的现状，以及传统社会对现代医疗的接受程度和态度[28];乌仁其其格通过对蒙古萨满医疗的研究指出传统医学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处于衰落时期，但是在现代医学无法完全解决人类健康问题之时，多元医疗的取向仍然是存在的[29]，该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必然性[30]，传统社会借用宗教信仰仪式、民间巫术、大众家庭疗法、草医等方式达到健康、驱逐疾病的方式，医疗系统和行为健康具有多样性，能够在多个层次上满足当地人“看病”的需求，各医疗体系之间并非简单替代和并存，而是各有所长[31 - 33]。在这种共存的背景下，余成普通过对侗族村寨的医疗个案研究进一步指出，各医疗体系处于互补共生的状态，但是多元医疗同一体系内部也存在相互竞争，同时，他认为乡土社会中的日常伦理可以作为相关研究的切入点，以此了解医患关系结构[34]。 上述的研究可以发现，受当地现有医疗条件的制约、个人社会网络、社会环境的影响，当地人也会根据自己的疾病状况选择不同的就医方式，多元医疗体系在不同的疾病分类治疗中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普适性，而对于推动民族医学本体的传承发展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和偏僻地区推行公共卫生及健康计划时，必须考虑到当地人对疾病和卫生的基本态度和观念以及推行者本身的想法和他与当地人的关系”[13]32。
3.民族医学的传承与发掘
根据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指出，目前我国中医药（含民族医药）的特色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的确，在我国目前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生物医学占据主导话语，民族医学成为补充医疗或替代医疗，后者生存空间容易受到挤压。
如同国内多数传统文化现状一般，随着社会的发展，年轻人多数走向城市，农村逐渐“空心化”，根植于地方的传统文化面临缺乏传承人的困境，民族医学也遭遇了类似的问题，因此学者们多从文化产业和文化多样性的视角出发谈论民族医学的传承与保护问题。如杨昌文所著的《民族医药调查研究》梳理了彝族、纳西族、藏族的医药文化，从病因理论、治疗手段等知识1。诸国本的《中国民族医药散论》借用了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强调了传统医药文化的“多元一体”是继承发展民族医学的基础。多元是指其文化背景、学术体系和诊疗内容方面的原则不同，一体则是指它们之间的文化联系、趋同倾向和主流共识[35]，应当加强对少数民族医学的发掘、整理和利用，并且能够将民族医药纳入现代社会医药卫生资源之中;梁峻应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医学人类学、社会医学等多角度研究民族医学的哲理和文化类型，强调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模式转变过程中，民族医学具有客观存在的潛能[36];秦阿娜的《医学人类学视野下的少数民族医药传承与保护》则以凉山彝族的医药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的结构对民族地区的医疗与健康行为进行阐释，指出培养传承人能促进民族医药治疗有效性和社会认可度的提高[37]。近年来，北京大学的赖立里教授与芝加哥大学的冯珠娣（Judith Farquhar）教授主持的“抢救发掘整理少数民族传统医药”项目发表了一系列文章[38- 40]，拓展了民族医学的研究内容，从身心、感官、灵性等多个进度解释民族医学的知识体系、与地方民俗的勾连、医药保护开发方式等，对医学人类学视角下的民族医学研究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上述的诸多讨论在探索了不同少数民族就医行为逻辑的背后，也点明了现代医疗与传统医学如何共生的方式，与此同时，学者们也认为传统医学在现代医学的进入后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如疗效的不确定性、行医主体的行医资格受到质疑、卫生条件不达标等问题。面对人类学家对传统医学的重视和肯定，也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例如拜伦·古德就认为“信仰”成了世俗或大众医学、文化与科学知识的边界，将病患的表达分析作为一种卫生信仰，将文化看作一种适应方式，将理性的、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个人放在分析的首要位置[5]57，很容易让人习惯现有的医疗行为，而忽略了隐藏在后的医疗不平等行为。同时笔者认为，受生物医学的“科学理性”影响，在民族医学的治疗方式中，往往是注重仪式治疗或巫术治疗在心理层面的疏导作用，二者本身所携带的技术效果和理性逻辑常常被忽视。
二、国内民族医学研究的不足与趋势
根据现有研究，国内人类学界对民族医学的关注多集中在疾病认知、多元医疗体系等方面，对民族医学的病患叙事模式、民族医学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这一方面的研究仍有欠缺。
（一）民族医学与疾痛叙事模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卫生学方面的进步，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影响人类健康的病因从疫病、传染病等转向了慢性病一类的问题。自此，现代医学越发难以应对病患的需求，与日常生活、个人经历、社会问题、心理状态等与疾病的联系逐渐受到重视，医生除了要解决病人身体上的问题，还要应对他们“生活中的问题”[41]。
在20世纪80年代初，凯博文借用阐释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慢性病患者的身体当成连接社会、疾病、文化、政治的媒介，去解释这种牵连日久的疾病背后的社会成因以及社会文化的影响。在这个研究范式里，患者的感受、心理状态、叙事内容至关重要，也是现今医学人类学研究的主流取向，“研究产生疾痛意义的过程，把我们带入一些个体的日常现实生活中，他们像我们一样，必须应对疾痛、病残、难堪的失却和死亡威胁造成的紧急状况。确实，慢性疾痛教会我们认识死亡，让我们懂得，抚慰失却是治愈过程的重心所在，也是生命渐渐老去的主要部分”[42]。
不过，结合疾痛叙事范式对民族医学作针对性的研究目前尚少，多数是作为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进行呈现。如孟慧英在考察了萨满文化医疗后指出萨满文化中对于疾病的口述故事，可以借用患者、家属等人的叙述和解释，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对自己所造成的困扰，从而产生不同的医患互动，“人类医疗应该重视一个人的知识文化形式对于患者和治疗者双方的引导和束缚”[43]。马得汶在其博士论文中则指出受到生物医学的影响，患者自身在医疗过程中的能动性、民族文化传承、宗教民族与疾病治疗的关系都很容易被遮蔽，因此强调了要突出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能动性，强调文化传统在疾病治疗过程中的参与价值[44]。范长风教授认为患者疾痛叙事所产生的医患共情、仪式叙事所带来的心灵抚慰是一种重要的人文关怀，有助于消解当下紧张的医患关系[45- 46]。
目前，亦有学者用“叙事医学”的概念对医患关系、临床经验作出分析，但目前研究的主体仍然是以中医或西医为主，并且多从医学的传承脉络入手，对病因理论和医学实践方法的医学人文精神进行挖掘，以期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打破以医生为主导的常规医疗模式[47]，这类研究强调要重视患者的身心体验，将叙事与临床相结合，用于具体的实践之中。民族医学是根治于地方社会所发展起来的医疗实践方式，受“乡土社会”下人际关系和伦理影响，疾痛叙事模式有更实际的操作空间，也能进一步少数民族地区的疾痛认知和社会关系结构。 （二）民族医学和中国医学史的结合
20世纪中期之后，国内学者受到西方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影响，将社会文化历史与疾病进行结合，对地方灾疫时病、国家政治的研究渐渐兴起，并成为主流，医学史从疾病史向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各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并强调疾病史研究中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48]。发展至今，医学史已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研究内容也呈现多元化。
陈邦贤先生认为医学史的研究主要有医家地位、医学知识、疾病历史3类，此后慢慢转向研究人类认识疾病的历史过程与规律。余新忠强调医疗史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不应当自我封闭，应该消除内外史之间的区隔，展现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关注医生群体、疾病的隐喻、历史上的疾病体验等诸多问题，对中国医学思想的演变展开新的认知[49]。从研究内容来说，既有對不同朝代里卫生防疫机制和医疗方式的剖析[50 - 51]，对某一特殊疾病如“麻风”的解析、对医学知识的建构传播与发展成因的溯源[52]，也有对不同政治空间下医学制度形成的追踪[53]。并且李贞德、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等学者将女性的身体和疾病置于历史背景下，出版了《性别、身体与医疗》《女人的中国医疗史》《繁盛之阴》等著作，对女性在历史上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关系进行梳理。
不难发现，现有的医疗史研究多以中医学为主，以55个少数民族医学为主的医疗史研究几乎未见。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是除去如藏族、傣族、维吾尔族等留有医学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其余少数民族医学留存的文字文本较少，不利于医疗史史料的爬梳;二是即使留有文字，也需要懂得相关文字的学者进行翻译解读;三是医疗史的研究离不开其民族史，而后者也存在资料不足或需专业学者协助。民族医学涵盖了不同少数民族对生命、天地、身体、人的思索和实践，如何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挖掘，从而解读不同时期下的社会面貌，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三、疾病、医学与文化：民族医学研究的再思考
目前，国内对民族医学本体的研究中，涉及药物配伍、药物化学、药理学等方向，亦有专业的药科类大学和药厂从事相关的科研开发。从国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层面来说，将民族医学纳入非物质文化保护，重视中西医资源的平衡仍是主要工作。从医学人类学研究的视角而言，连接民族医学与地方社会文化仍是重要的篇章。
如何勾连疾病、医学、文化的问题，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汉（Robert Hahn）为此作出了具体阐释，他将对社会文化影响疾病与治疗的关联称为建构、调节、生产的3种方式。不论是作为民族医学、吠陀医学还是生物医学的研究，笔者认为，这3种方式对了解不同地方的疾病与健康问题均有帮助。首先他认为在生理和物理的限制之外，社会文化建构了其社会成员思考和感受疾病与治疗的方式。疾病的不同名称、症状、发病过程、道德扮演的角色、疾病应对方式等都有独特性。凯博文也认为在复杂社会中，不同社会阶层会构建不同的医学事实，例如专业的医护人员和赤脚医生的治疗角度就不一定相同;其次，社会成员受其所处文化的概念、价值、观点的影响，决定了他们在空间、时间上的分布，因此会改变个体和群体之间的接触频率和程度，这样的活动会改变他们与病源的接触性，某个疾病可能因此扩散或治愈，因此西方医学在治疗的时候也会采用活动调节的方式，用以改变他们与病原和医疗资源接触的可能性。根据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病人角色”（sick role）[54]概念，病人不仅是患病的个体，也是一种社会角色，有一系列的制度和社会规范会强化社会对病人的社会期望。依据罗伯特·汉的这个调节理论，病人角色的不同也会起到信息交流的作用;最后，所谓的生产是指关系和观念本身可能就是病原或者疗法，这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如同我们现在熟悉的安慰剂现象[55]92 - 94，文化期望会产生一种患者想要的疗愈结果。
现阶段，几乎无法避免，在讨论传统医学时总会与生物医学相较而论。从上文论述的多元医疗体系研究而言，民族地区多种医疗方式相互交织使用的情况已是事实。中山大学刘志扬教授在研究了西藏农民的就医行为后指出，当地农民对各种治病方法都是兼容并收的，治疗手段取决于疾病的种类、治疗成本、方便程度、宗教观念。官方鼓励藏族农民去正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对民间医术、宗教疗法等视为迷信手段不予鼓励和支持，但也并没有明确反对和宣传，而现有的藏医学评判标准基本是建立在以西医为主导的现代医学之上，忽视从藏族传统文化脉络中进行考察[25]111 - 123。事实上，这不仅仅是藏医学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其他少数民族医学都有类似情况发生。追其根源，除了有生物医学的影响、医疗资源的倾斜、民族医学的隐秘传统疗法没有受到重视和传承之外，也与民族医学中的“信仰”文化相关。在这之外，我们还应当拓展研究的范围，例如从民族医学的文化脉络、医疗体系里去探寻身体、性别在其中的意义。
医学人类学是一门兼具人文关怀与应用性的学科，对民族医学的研究也应是二者兼备，这不仅是追溯一个社会的医疗文化研究，更是要回到那个社会，去思考他们为什么如此选择，为什么有这类医疗体系的出现，这样的追问既能让我们看到不同地方的就医方式，更能够让我们了解其背后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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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健]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Ethnomedicine Research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cal Anthropology
LI Wan?yan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Ethnomedicine is a kind of cognition and treatment mode about disease and health influenced by the local social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diagnosis standard and treatment mode of modern bio - medicine. In recent years， medical anthropology in our country has carried out many field investigations on it， which have abundant research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ethnomedicine in China， expounds its main content and paradigm in the perspective of medical anthropology， and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the areas for discussion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clearly show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trend of it.
Key words： ethnomedicine; medical anthropology; multiple medical sys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