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公布了一份抽样调查，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十城市去年10月末的平均房地产月供收入比(借款人住房贷款的月房产支出与收入之比)为35%，平均债务率(月所有债务支出与收入之比)则为38%。沪、京、津三市的平均债务率位居前三，均接近银监会警戒线。
　　尽管生活于大城市的居民，正在忍受“现代化生活的折磨”：高昂的房价、飞涨的生活成本以及迟迟不见上调的工资，但以往只限于感性而又模糊的民间认知，如今终于获得了来自权威部门的承认。生活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幸福，城市中晃动着一张张充满焦灼感的面孔。
　　当一个城市的房价已经盖过了大厦的高度，让普通白领都难以企及时，所有希望“有一个家”者，都如同攀登在高楼上的“蜘蛛人”，背后只有一根细细的收入“安全带”。一旦职业发生变故，收入出现下滑，他们将无所依靠，从摩天楼顶上重重地摔下来。
　　我相信，如果央行对这十个城市的居民进行教育、医疗等方面开支的抽样调查，其结果未必能比房地产市场抽样调查好上多少。民众形象地将住房、教育和医疗比喻为“新三座大山”，其构成了对普通市民的整体性压迫，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不堪重负后的渗漏，看似安全的保障体系都会摇摇欲坠，一个人的经济困难牵连到整个家庭，最终波及一个社会群体对未来的信心指数。
　　“偿债警笛”不只是为那些背负巨债的城市居民而鸣，更是为整座城市，乃至整个社会而鸣。仅就房地产领域而言，它本应承担着改善社会和个人生活水准和生活质量的历史责任，因此称其为“支柱性产业”并不为过。可惜，目前房地产领域的所有参与者、房产商、购房者甚至政府都充满了怨气，相互指责，这正是典型的“现代化陷阱”。当我们抛弃“计划偶像”的时候，又引进了“市场偶像”，以为“市场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将民众全部抛进市场化的房地产领域，却不给予相应的补贴。教育、医疗领域，不也出自同样的错误出发点？
　　由此，又带来了“现代化陷阱”的第二大症状：权力市场化。腐败、利益寻租、官商勾结等现象层出不穷，在房地产、教育、医疗领域呈阶段性发作，它扭曲了市场化的本质，带来公众对市场化的误解，引发了市场的不健康发展。如今的高房价、高学费和看不起病，就是一部分利益相关者对另一部分利益相关者过多权益剥夺带来的后果。
　　如果一个城市、一个社会的居民普遍陷入“负资产”的威胁中，将会带来对城市生活的强大离心力，对改革开放的失望，导致社会价值观发生偏移，产生的更多是算计、纠纷与对抗等景象,而缺乏宽容、信任和合作的健康气氛。
　　“偿债警笛”在提醒着我们：从现在开始，寻找扭转这一切的阿基米德支点，社会才能和谐、平稳发展，民众才能解除过多的不必要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