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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FDI在直接给东道国带来一定资本增量的同时，还会对国内资本产生一定的“挤出”或“挤入”效应。因此，FDI对东道国资本形成的影响是确定的，取决于它最终“挤入”还是“挤出”了国内资本。本文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FDI虽然对我国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并存，但总体上有一个“净挤入”的效果，因此，FDI促进了我国的资本形成。
[关键词]FDI 资本形成 “挤出”效应 “挤入”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6）04-0056-03
[作者简介]杨新房（1973－），河北邢台人，经济学博士，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国经系副主任，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国际贸易；任丽君（1972－），女，河北廊坊人，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河北大学经济决策咨询中心副主任，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李红芹（1962－），女，河北邢台人，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市场营销。
一般来说，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的结果是其中一部分转化为东道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直接增加东道国的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但由于它还会对国内资本产生“挤入”或“挤出”效应，从而间接影响东道国的资本形成，因而FDI对东道国资本形成的总体影响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大小。本文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从而判定FDI对我国资本形成的实际影响。
一、FDI在我国资本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近年来，随着外商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不断上升，FDI在我国资本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这一点可以从表1所描述的FDI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的变化以及表2所显示的由FDI形成的固定资产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比重的变化中看出。
虽然FDI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以及由FDI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提高，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FDI在我国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这只是表面的认识。因为FDI在带来新资本的同时，也可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并不能直接判断FDI在总量上最终是增加还是减少了我国的资本形成。要全面、客观地评价FDI对我国资本形成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分析。
二、FDI对国内资本“挤出”和“挤入”
效应的分析与检验
1.“挤入”和“挤出”效应的含义
在资本形成方面，FDI对国内投资有两种不同的影响。一种是“挤出效应（crowding-outeffect）”，另一种是“挤入效应(crowding-ineffect)”。“挤出效应”是外国直接投资企业通过在产品市场或金融市场的竞争取代国内企业的结果；而FDI在产品市场上发挥补充作用或先进技术产生转移或外溢，国内企业提高生产率并实现扩张的效果，就是所谓的“挤入效应”。
一般来说，如果外商直接投资挤出了国内企业的投资，那么FDI每增加一美元时，东道国投资总额的增加将小于1美元。在极端的情况下，一美元的FDI会挤出超过一美元的国内投资，东道国投资总额因而会减少。在发生挤入的情况下，东道国投资总额的增加大于FDI的增加。如果效应是中性的，FDI的任何增加都会引起东道国投资总额同样的增加。需要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挤出并不意味着投资总额的绝对减少，而是投资总额的增加与FDI流入数量的增加不成比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99）。
在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联合国贸发会议进行了一项相关的实证研究，其时间跨度为1970—1996年，国家数目为39个（其中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两个欧洲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个转型国家）。有关FDI对单个国家投资影响的结果表明，中性影响占主要地位的共有19个国家；出现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的国家，各有10个。就地区格局而言，在检验中包括的12个拉美国家都没有出现挤入效应，而12个亚洲国家都没有出现挤出效应，也就是说，在亚洲中性效应和挤入效应很普遍，而在拉丁美洲中性效应和挤出效应很普遍，在非洲国家这三种效应都有。
2.实证检验
根据“挤入”和“挤出”的含义，我们考察两个基本的计量模型：It＝β1+β2FDIt+β3FDIt-1+β4SAVE＋ε和ICt＝γ1+γ2FDIt+γ3FDIt-1+γ4SAVE＋ε。其中FDIt、 FDIt-1分别表示本期和上期的外商直接投资，SAVE表示国内储蓄，It表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Ct表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受外资竞争影响的部分。
在得到的回归方程中，对于第一个模型，如果能判定β2（或β3）的值大于1，则表明当期（或上期）FDI对国内资本形成总额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小于1就是挤出效应；对于第二个模型，只要能判定γ2（或γ3）的符号为正，则表明相应时期的FDI对国内受FDI竞争影响的那部分资本形成有挤入效应，符号为负则代表挤出效应。这是我们的基本思路。
我们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我国资本总量的替代变量，其数据直接从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记作I。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资金来源分为“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和“自筹和其他资金”四部分内容，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中由国家统筹安排的基本建设拨款和更新改造拨款，以及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拨款中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和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的资金等，它受国家政策性因素影响较大，而市场竞争性因素相对较少，也就是说FDI对这部分资金的影响较小。“利用外资”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外资金，包括统借统还、自借自还的国外贷款，中外合资项目中的外资，以及对外发行债券和股票等，它基本上也不受国内信贷或资本市场竞争因素的影响。而“国内贷款”和“自筹和其他资金”则能更准确地反映企业在国内资金市场的竞争活动。因为主要目的是检验FDI对国内资本的挤出或挤入效应，因此，我们将这两部分数值的和记为IC，来表示受FDI影响的固定资产投资（即国内资本形成）部分。
FDI的数据也从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并按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折算成人民币，以FDI表示。投资最终是由储蓄转化而来的，而储蓄则直接地表现为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平衡表（资金来源）中的存款。在各项存款中，财政存款、机关团体存款、农业存款等项所占比重相对较小而且存期相对较短，而城乡储蓄存款是金融机构存款资金最重要的来源，也是企业融资最重要的来源和争夺的主要对象，因此我们用城乡储蓄存款（即居民储蓄）来代表社会储蓄，用SAVE来表示。在SAVE数据的采集上相对比较困难，1994年之后的数据基本上可以从相应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信息网上获得，而1993年之前还没有出现城乡储蓄存款这一专门指标，因此我们把统计年鉴中“农村储蓄存款”和“城镇储蓄”两项值的加总作为SAVE的近似值。由于1985年之后的上述数据比较全面且容易取得，因此上述各项数据都取自1985－2003年19年的样本区间。
用最小二乘法对搜集和整理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我们设定t统计量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5%），通过在模型中逐步加入或剔除不同解释变量的办法，我们发现在得到的各种回归结果中，有两种结果的t统计量、F统计量和DW统计量都全部通过检验，并且拟合优度较好，它们对应的回归方程分别是：
方程（1）意味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我国当期居民储蓄和当期FDI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当期FDI每增加1元，资本总量就会增加约2.75元。因为FDI构成I的一部分，而FDI对社会总资本的回归系数显著地大于1，因此可以判定FDI对我国总的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有明显的“挤入”效应。
方程（2）意味着，国内资本总额中竞争性部分（IC）除了受居民储蓄影响外，还受到当期和上一期FDI的影响。本期FDI每增加1元，IC就会增加约3.53元，而上期FDI每增加1元，IC就会减少约2.56元。说明本期FDI对国内资本有较强的“挤入”效应，而上期FDI对国内资本形成有一定的“挤出”效应。FDI对国内资本形成的“挤出”和“挤入”效应同时存在。对这一现象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因为FDI流入当期，一方面有一个外资净流入所导致的国内资本增量，另一方面，FDI需要国内一系列配套的投资活动，需要国内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增加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由此推动了国内的投资，增加了国内的资本形成。因此，当期FDI对国内资本形成有明显的“挤入”效应；而当外资企业逐渐形成生产能力并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后，往往会凭借其庞大的规模、先进的技术、优质低价的产品、先进的管理和营销手段等优势在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冲击国内企业，同时凭借其较高的薪酬和优厚的待遇吸引国内企业的优秀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从而对国内资本形成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把两种回归结果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基本推定，FDI对我国国内总的资本形成会产生一个“净挤入”的效果，也就是说FDI促进了我国的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从这一角度看，我国应继续加大吸引和利用FDI的力度。
因为FDI对国内竞争性资本会同时产生挤出和挤入两种效应，如果能对FDI的挤出效应进行有效抑制，那么FDI对我国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的促进或“挤入”作用还会更加明显。
三、对抑制FDI“挤出效应”的思考
我们的研究结果和1999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结果中“挤入”和“挤出”效应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差异隐含了这样一层含义：FDI对国内资本的“挤出”和“挤入”效应孰大孰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政策和环境。因此，尽力避免或抑制FDI对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使FDI在我国资本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我们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制定有效的竞争政策来对FDI实行适当的引导和监督；引导和鼓励外资企业在与国内企业互补性较强的产业或产品领域投资，合理限制外资在那些与国内企业竞争性或替代程度较高的产业投资；在逐步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同时给予国内民间资本全面国民待遇，避免政策本身对内资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避免外资形成行业或地区垄断而提高内资企业的进入壁垒；在国内资本市场向外资开放步伐逐步加快的背景下，要特别注意外资企业在金融市场或资本市场上产生挤出效应；要继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贸易和投资体制，使之更加符合国际贸易自由化规范；政府要加大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支持力度，尽快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形成本地技术基础，以增强同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外国直接投资和发展的挑战［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2］杨新房.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D].天津: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收稿日期: 2006-06-23责任编辑: 垠喜）
[关键词]FDI 资本形成 “挤出”效应 “挤入”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6）04-0056-03
[作者简介]杨新房（1973－），河北邢台人，经济学博士，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国经系副主任，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国际贸易；任丽君（1972－），女，河北廊坊人，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河北大学经济决策咨询中心副主任，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李红芹（1962－），女，河北邢台人，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市场营销。
一般来说，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的结果是其中一部分转化为东道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直接增加东道国的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但由于它还会对国内资本产生“挤入”或“挤出”效应，从而间接影响东道国的资本形成，因而FDI对东道国资本形成的总体影响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大小。本文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从而判定FDI对我国资本形成的实际影响。
一、FDI在我国资本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近年来，随着外商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不断上升，FDI在我国资本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这一点可以从表1所描述的FDI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的变化以及表2所显示的由FDI形成的固定资产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比重的变化中看出。
虽然FDI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以及由FDI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提高，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FDI在我国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这只是表面的认识。因为FDI在带来新资本的同时，也可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并不能直接判断FDI在总量上最终是增加还是减少了我国的资本形成。要全面、客观地评价FDI对我国资本形成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分析。
二、FDI对国内资本“挤出”和“挤入”
效应的分析与检验
1.“挤入”和“挤出”效应的含义
在资本形成方面，FDI对国内投资有两种不同的影响。一种是“挤出效应（crowding-outeffect）”，另一种是“挤入效应(crowding-ineffect)”。“挤出效应”是外国直接投资企业通过在产品市场或金融市场的竞争取代国内企业的结果；而FDI在产品市场上发挥补充作用或先进技术产生转移或外溢，国内企业提高生产率并实现扩张的效果，就是所谓的“挤入效应”。
一般来说，如果外商直接投资挤出了国内企业的投资，那么FDI每增加一美元时，东道国投资总额的增加将小于1美元。在极端的情况下，一美元的FDI会挤出超过一美元的国内投资，东道国投资总额因而会减少。在发生挤入的情况下，东道国投资总额的增加大于FDI的增加。如果效应是中性的，FDI的任何增加都会引起东道国投资总额同样的增加。需要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挤出并不意味着投资总额的绝对减少，而是投资总额的增加与FDI流入数量的增加不成比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99）。
在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联合国贸发会议进行了一项相关的实证研究，其时间跨度为1970—1996年，国家数目为39个（其中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两个欧洲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个转型国家）。有关FDI对单个国家投资影响的结果表明，中性影响占主要地位的共有19个国家；出现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的国家，各有10个。就地区格局而言，在检验中包括的12个拉美国家都没有出现挤入效应，而12个亚洲国家都没有出现挤出效应，也就是说，在亚洲中性效应和挤入效应很普遍，而在拉丁美洲中性效应和挤出效应很普遍，在非洲国家这三种效应都有。
2.实证检验
根据“挤入”和“挤出”的含义，我们考察两个基本的计量模型：It＝β1+β2FDIt+β3FDIt-1+β4SAVE＋ε和ICt＝γ1+γ2FDIt+γ3FDIt-1+γ4SAVE＋ε。其中FDIt、 FDIt-1分别表示本期和上期的外商直接投资，SAVE表示国内储蓄，It表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Ct表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受外资竞争影响的部分。
在得到的回归方程中，对于第一个模型，如果能判定β2（或β3）的值大于1，则表明当期（或上期）FDI对国内资本形成总额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小于1就是挤出效应；对于第二个模型，只要能判定γ2（或γ3）的符号为正，则表明相应时期的FDI对国内受FDI竞争影响的那部分资本形成有挤入效应，符号为负则代表挤出效应。这是我们的基本思路。
我们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我国资本总量的替代变量，其数据直接从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记作I。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资金来源分为“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和“自筹和其他资金”四部分内容，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中由国家统筹安排的基本建设拨款和更新改造拨款，以及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拨款中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和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的资金等，它受国家政策性因素影响较大，而市场竞争性因素相对较少，也就是说FDI对这部分资金的影响较小。“利用外资”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外资金，包括统借统还、自借自还的国外贷款，中外合资项目中的外资，以及对外发行债券和股票等，它基本上也不受国内信贷或资本市场竞争因素的影响。而“国内贷款”和“自筹和其他资金”则能更准确地反映企业在国内资金市场的竞争活动。因为主要目的是检验FDI对国内资本的挤出或挤入效应，因此，我们将这两部分数值的和记为IC，来表示受FDI影响的固定资产投资（即国内资本形成）部分。
FDI的数据也从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并按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折算成人民币，以FDI表示。投资最终是由储蓄转化而来的，而储蓄则直接地表现为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平衡表（资金来源）中的存款。在各项存款中，财政存款、机关团体存款、农业存款等项所占比重相对较小而且存期相对较短，而城乡储蓄存款是金融机构存款资金最重要的来源，也是企业融资最重要的来源和争夺的主要对象，因此我们用城乡储蓄存款（即居民储蓄）来代表社会储蓄，用SAVE来表示。在SAVE数据的采集上相对比较困难，1994年之后的数据基本上可以从相应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信息网上获得，而1993年之前还没有出现城乡储蓄存款这一专门指标，因此我们把统计年鉴中“农村储蓄存款”和“城镇储蓄”两项值的加总作为SAVE的近似值。由于1985年之后的上述数据比较全面且容易取得，因此上述各项数据都取自1985－2003年19年的样本区间。
用最小二乘法对搜集和整理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我们设定t统计量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5%），通过在模型中逐步加入或剔除不同解释变量的办法，我们发现在得到的各种回归结果中，有两种结果的t统计量、F统计量和DW统计量都全部通过检验，并且拟合优度较好，它们对应的回归方程分别是：
方程（1）意味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我国当期居民储蓄和当期FDI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当期FDI每增加1元，资本总量就会增加约2.75元。因为FDI构成I的一部分，而FDI对社会总资本的回归系数显著地大于1，因此可以判定FDI对我国总的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有明显的“挤入”效应。
方程（2）意味着，国内资本总额中竞争性部分（IC）除了受居民储蓄影响外，还受到当期和上一期FDI的影响。本期FDI每增加1元，IC就会增加约3.53元，而上期FDI每增加1元，IC就会减少约2.56元。说明本期FDI对国内资本有较强的“挤入”效应，而上期FDI对国内资本形成有一定的“挤出”效应。FDI对国内资本形成的“挤出”和“挤入”效应同时存在。对这一现象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因为FDI流入当期，一方面有一个外资净流入所导致的国内资本增量，另一方面，FDI需要国内一系列配套的投资活动，需要国内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增加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由此推动了国内的投资，增加了国内的资本形成。因此，当期FDI对国内资本形成有明显的“挤入”效应；而当外资企业逐渐形成生产能力并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后，往往会凭借其庞大的规模、先进的技术、优质低价的产品、先进的管理和营销手段等优势在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冲击国内企业，同时凭借其较高的薪酬和优厚的待遇吸引国内企业的优秀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从而对国内资本形成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把两种回归结果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基本推定，FDI对我国国内总的资本形成会产生一个“净挤入”的效果，也就是说FDI促进了我国的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从这一角度看，我国应继续加大吸引和利用FDI的力度。
因为FDI对国内竞争性资本会同时产生挤出和挤入两种效应，如果能对FDI的挤出效应进行有效抑制，那么FDI对我国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的促进或“挤入”作用还会更加明显。
三、对抑制FDI“挤出效应”的思考
我们的研究结果和1999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结果中“挤入”和“挤出”效应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差异隐含了这样一层含义：FDI对国内资本的“挤出”和“挤入”效应孰大孰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政策和环境。因此，尽力避免或抑制FDI对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使FDI在我国资本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我们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制定有效的竞争政策来对FDI实行适当的引导和监督；引导和鼓励外资企业在与国内企业互补性较强的产业或产品领域投资，合理限制外资在那些与国内企业竞争性或替代程度较高的产业投资；在逐步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同时给予国内民间资本全面国民待遇，避免政策本身对内资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避免外资形成行业或地区垄断而提高内资企业的进入壁垒；在国内资本市场向外资开放步伐逐步加快的背景下，要特别注意外资企业在金融市场或资本市场上产生挤出效应；要继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贸易和投资体制，使之更加符合国际贸易自由化规范；政府要加大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支持力度，尽快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形成本地技术基础，以增强同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外国直接投资和发展的挑战［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2］杨新房.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D].天津: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收稿日期: 2006-06-23责任编辑: 垠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