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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80年代至今，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30余年的发展历程。无论是作为“论证环节”的研究存在，抑或是作为“独立现象”的研究形态，都呈现出其独有的意义和特点，但仍存在碎片化、对民族性的过分倚重、西方理论接受的滞后等明显缺失。
关键词：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论证环节”研究;“独立现象”研究
新时期以来，蒙古族女性文学创作新人涌现，佳作频出，渐次成为文坛的一道风景。蒙古族女性写作的兴起，催生了其研究的展开与深入。这些研究不仅有着补充和丰富中华民族文学文化史的学理价值，也具有弘扬民族文化自信的现实文化意义。因此，本文拟对新时期以来近30余年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成果进行考察与梳理，探索其呈现的形态与特征，以期促进蒙古族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健康发展。
一、作为“论证环节”的研究
作为“论证环节”的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是指以有限的篇幅，在其它相关探究著述的框架中精简地完成其研究的使命。这种研究似乎仅仅是一种“副产品”，但它作为一种十分常见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研究形态参与进了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为蒙古族女性文学的独立研究提供了宏阔的背景与有益的启示。作为“论证环节”的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通常存在于两类研究中：一是蒙古族文学研究;二是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
其一，在以蒙古族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著中，蒙古族女性文学往往作为一个重要的论证环节，与其他部分一同勾勒出蒙古族文学的整体轮廓及发展蓝图。如《我国蒙古族文学繁荣发展的五大景观》{1}一文通过对女性文学及其它四个“景观”发展现状的描述，展现蒙古族文学发展的繁荣面貌。文章以“形成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女作家队伍”为小标题，将蒙古族女性文学视为“五大景观”之一，对女作家及其创作做了极为精简的概括，篇幅虽然有限，但其中提供的一些资源信息对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资料的搜集无疑具有补充意义。再如在《当代蒙古族中篇小说发展略论》{2}一文中，论者从社会面貌的体现、主人公性格刻画、现实主义写法等方面简要分析了蒙古族中篇小说，将苏布道等女性作家汇于蒙古族中篇小说的创作队伍中，肯定了她们的能力和成就，同时也启示了研究者，蒙古族女性作家的中篇小说具有多角度探索的空间。值得重视的是，苏尤格编纂的《蒙古族当代文学史》{3}为蒙古族女性文学设立了专门章节，并对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大大提高了蒙古族女性文学在蒙古文学史中的地位，有利于增强女性文学研究的自觉意识。
其二，在以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著述中，蒙古族女性文学也常常作为一个主要的论证环节，与其它部分一起为整个体系建构起完整的逻辑链。由于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多样，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也随之积累和丰富了自身的经验与成果，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在回顾、整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发展历程的文章中，蒙古族女性文学的相关线索也得以再现，如《我国少数民族女作者及其创作简介》{4}《论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蒙昧和觉醒》{5}两篇文章，前者便于我们了解同期蒙古族女性文学创作在整个少数民族创作中所占比例，后者可帮助我们梳理蒙古族女性意识发展的脉络，均为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便利。二是在对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多元创作进行探讨的过程中，揭示出蒙古族女性创作的独特风格，如黃晓娟、晁正蓉等在其著作《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6}中，将蒙古族女作家的创作置于“女性经验与民族文化传统”一章中进行分析，意在显现其独特的蒙古族风格;黄晓娟在另一篇文章中，通过对荣获“骏马奖”的女作家的研究，发现萨仁图娅的诗歌表现出“蒙古民族血统中特有的豪放乐观、坦率洒脱的民族品格”{7};还有研究者通过探究少数民族女诗人的现代汉语诗{8}，注意到葛根图娅在自身的“汉化”过程中显示出独特的创作风格，为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视角。三是在具有反思性的论文中，批评者通过对整个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审视，指出了蒙古族女性文学及其研究所具有的问题。如严秀英在《当下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之回顾与反思》{9}一文中指出，蒙古族女性文学虽然在近年来收获颇丰，成为了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中坚力量，但相应的研究尚未形成气候，与创作所取得的成绩是不相称的;再如，王冰冰在其博士论文《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少数民族女性书写》{10}中，敏锐地揭示出蒙古族女性文学创作正在被市场化、商业化氛围所刺激和渗透，体现出文化生产的娱乐性、大众化倾向，指出创作应凸显“女性写作”的力量，这些观点都是对当下蒙古族女性文学创作的忠告与提醒，反映出当代学者具备的忧虑意识与责任担当。
二、作为“独立现象”的研究
随着女性文学批评声势的不断壮大，早在20世纪末，便有学者在形式上将蒙古族女性文学视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把握和研究。这种研究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从宏观上对蒙古族女性文学进行整体性的探究;二是仅以某个蒙古族女性作家与作品为研究对象进行个案批评。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上两类探究都在多种批评方法的运用中收获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成果，体现出独立研究所具有的多元与丰富，对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壮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化学批评是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对民族文化与情感的开掘尤其在个案批评中最为主流。《现代的纯粹的民族女诗人——论蒙古族女诗人葛根图娅的诗》{11}《现代诗人的草原叙事——论葛根图娅的诗》{12}两篇文章都以诗人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为切入点，对女诗人创作中的蒙古族文化符号及民族情感表达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与深入的挖掘，认为葛根图娅的诗是“现代民族知识女性对本民族的全方位的观照透视”;《在女性叙事背景下民族底色的遗存——论蒙古族女诗人萨仁图娅》{13}一文在肯定萨仁图娅诗作中的女性意识表达的同时，“捕捉到她对蒙族的迷恋与贴切”，分析了创作中“草原民族独有的风俗风情”;《席慕蓉诗歌的民族个性及其影响》{14}《原乡的召唤：论席慕蓉的草原书写的文化内涵》{15}等批评文章也意在发掘这位台湾女作家创作中的蒙古族文化内涵和民族情感。由此可见，民族经验、民族文化与民族情感是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关注点。 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也常被用于研究之中。如《蒙古族当代女性文学》{16}及《试论崛起于新时期的内蒙古女性文学》{17}两篇文章，前者对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蒙古族女作家的母语创作进行了较为全面而完整的宏观研究，不仅指出了女性意识由弱到强的发展态势，更注意到了不同时期女性意识与民族意识、启蒙思想等文化思潮之间的联系;后者则通过分析女性创作中独特的情感体验，认为新时期的内蒙古女性文学在“面向‘自我’与‘外部’世界的总体关注中，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女性自身的精神世界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表现出较为开阔的视域。乔以钢、包天花的《当代蒙古族文学性别研究综论》{18}以及包天花的《当代中国蒙古族文学叙事的性别研究》{19}则是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衍生——性别研究的视角对当代蒙古族文学进行研究，前者对有关当代蒙古族女性创作的研究文章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再研究，为蒙古族女性文学批评提供了相当完整的资料;后者则更是以一部博士学位论文的篇幅，对当代蒙古族文学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性别研究。《韩静慧儿童小说创作的女性主义立场》{20}则是以儿童文学创作为切入点，在这一新的视角中详细分析了韩静慧创作中的女性主义，揭示出小说因此而获得的“深度和力度”。
随着研究思维的不断拓展，蒙古族女性文学批评在比较研究的视域中找到了更为广阔和新颖的空间。乌日罕在《阿盖和蔡琰同名诗中的“悲”与“愤”之比较》{21}一文中将这两位蒙、汉女诗人的同名诗《悲愤诗》进行了比较，在对诗歌中表达的相似情绪体验的比较中指出了两者的差异;《阿盖与那逊兰保诗歌之比较》{22}也是在比较的视域中分析两位蒙古族女诗人各自的独特之处;《异样酒文化下的民族画卷——论蒙古族女作家与汉族女作家的酒意蕴》{23}则通过分析比较蒙汉两族女性创作中的“酒”意蕴，从宏观上揭示出两个民族异质文化背后的性格差异，颇具新意;萨日娜在《鄂尔多斯女作家与科尔沁女作家的创作特点比较》{24}一文中注意到不同地域的蒙古族女作家群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从地域角度进行比较考察成为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一个新的发展趋向，丰富了蒙古族女性文学批评的研究视角;另外，文学的性别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将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做一比较，如包天花在《当代中国蒙古族文学叙事的性别研究》中，通过与男性创作的比较研究，认为当代蒙古族女作家创作因性别观念与立场的不同而在启蒙命题及主体性建构上异于男性创作。论者还指出，与汉族女性文学的演进相比，蒙古族女性创作没有生成建构女性话语的自觉与理论诉求，从而影响了对女性本能欲望的深入开掘，这样的掷地之言对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极具启迪价值。
对诸如生态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等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也是近年来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的新维度。对于素有“草原民族”称号的蒙古族来说，“女性”与“自然”的本源同构观念源远流长，这两个符码间的互相指涉已成为一种常见的修辞方式，运用生态批评的研究方法无疑是蒙古族女性文学批评可以深入发展的方向。如《蒙古族女性生态文学初探》{25}等论文以生态研究的视角进入蒙古族女性文学的细部，显示出了别样的新意与妙趣。《多重话语下的解构——论蒙古族女作家韩静慧与乌兰的小说创作》{26}一文则通过文本细读，指出韩静慧与乌兰的反侵略战争题材小说以女性身份完成了“对于宏大历史叙事与性別意识的重构的任务”，体现了女性写作的解构力量。这些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标志着蒙古族女性文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并且正向着多样性与先进性的方向迅速发展。
尤应提到的是，一些批评在具备一定学理论深度的同时，还体现出独特的的反思眼光。如魏占龙在《走出历史的轮回——评黄薇小说近作》{27}开篇就指出，目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处在“两种民族血缘、两种历史传统、两种文化心态”这样的“板块之间的夹缝中的个体的性格、心理、观念、命运”尚未予以足够的观照。站在这一问题的反思立场上，论者对黄薇的三篇小说进行了分析，认为黄薇表现出了独特的“寻根”意识，具有可贵的探索与拓荒精神。而《“寻根”女性的梦魇——蒙古族女作家黄薇小说论》{28}一文则对黄薇小说中的“寻根”意识进行了反省，认为正是因为“寻根”意识的过度表达，导致了女性意识成为隐藏在作品表层下的暗流而不得彰显。作者通过黄薇小说这一竞技场，发现了性别与民族话语间的博弈与消长是蒙古族女性写作中一种具有症候性的隐性表达，这种表达不时阻碍了女性特质的呈现。
三、反思与期待
经过三十余年的积淀，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在显现特色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局限。
第一，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常以碎片化的面貌散落在其它相关研究中。尽管这种“论证环节”的研究推动了蒙古族女性文学批评的深入与发展，但由于其所占比重过大，使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常因游走于其它研究主题的夹缝中而被遮蔽。
第二，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常以蒙古民族的“文化建构”为主，体现出对民族性“相当一致的追求”{29}。诚然，蒙古族的身份认同无疑会被作家不自觉地代入作品之中，成为一种具有召唤力的共同特征存在于蒙古族女性的创作之中，但过度强调作家的民族身份、一味地拘囿于对民族文化和情感的挖掘，都可能造成在固化期待视野下对文本的误读、淡化甚至遮蔽，导致蒙古族女性文学批评的简单化、模式化，甚至流于空泛。
第三，相对于汉族女性文学研究，蒙古族女性文学批评中的女性意识和性别意识从一开始就显得温和而模糊。正是因为这一特征，女性主义批评在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中似乎普遍被淡化，这不仅仅与当前研究囿于对民族性的偏执有关，作家与批评家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不足也是原因之一。相较于汉民族女性文学与批评的繁荣之势，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对于身体写作、性别诗学等理论的争鸣十分微弱，探讨性、思辨性、争论性的声音未得以清晰表达。“我们没有积极地去翻译和介绍西方女性解放运动、女性主义理论以及女性文学创作……针对女作家作品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30}显然，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对“逻各斯”和“菲勒斯”中心的突围并不彻底，对女性话语的反思亦不够深刻。 第四，研究往往局限在蒙古族女性研究者的“内部眼界”中，缺乏其他民族研究者及男性批评家的关怀。造成这种缺席的原因有很多，一是研究主体可能为靠近主流研究而自觉不自觉地对较为边缘的研究选择了忽视;二是由于蒙古族语言、文字、文化对于其他民族的研究者而言具有陌生感，甚至形成阅读障碍，而男性读者对有异于自我经验的女性文本原本就难以形成感同身受的共鸣，加之语言文化的障碍，对他们进入蒙古族女性文学造成了无法回避的困难;三是目前可供检索、搜集的相关资源为数不多，汉译、英译资料更是难得，使得其他民族研究者在撰写研究文章时，容易存在论据不足、论证无力等问题。
因此，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需尽快丰富、发掘相关资源信息，对蒙古族女性创作及其批评发生、发展的脉络和走向进行详细梳理，构建更加独立、完整的体系，进一步把握其中的规律和特点;同时，批评主体应建立民族文学研究的世界视野，努力突破个人想象中固化的民族性局限，以探索和审美的姿态与作品互动，进行真正的在场研究，进而与世界文学文化对话。当然，正处在成长关键期的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还需要来自多方的支持和助力，它迫切期待着其他民族及两性视野的关注，从而更加和谐稳健地发展。
总之，探究蒙古族女性文学如何在表现多重文化身份中兼得平衡;如何在呈趋同性的世界文化的激荡和冲击中捕捉、发现蒙古族女性独有的经验与记忆，从而开掘出自我存在空间;如何在多重边缘的游移中进入与主流话语既相互交融又不被消解的共语状态;又如何从蒙古族女性文化的独特性中彰显出中华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理念、智慧、气度与神韵，这些都需要文学研究者们的深入反思和切实努力。
注释：
{1}策·杰尔嘎拉：《我国蒙古族文学繁荣发展的五大景观》，《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②白叶茹、敖特根：《当代蒙古族中篇小说发展略论》，《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③苏尤格：《蒙古族当代文学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④刘万庆、莫福山、吴雅芝：《我国少数民族女作者及其创作简介》，《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⑤ 王芳：《论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蒙昧和覺醒》，《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⑥黄晓娟主编：《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⑦黄晓娟：《新世纪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研究——以获“骏马奖”的女作家作品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⑧王珂：《民族性：浓、淡、无多元相存——论20世纪末期少数民族女诗人现代汉语诗的抒情倾向》，《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⑨严秀英：《当下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之回顾与反思》，《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4期。
⑩王冰冰：《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少数民族女性书写》，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11}王珂：《现代的纯粹的民族女诗人——论蒙古族女诗人葛根图娅的诗》，《民族文学》1993年第6期。
{12}赵志：《现代诗人的草原叙事——论葛根图娅的诗》，《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3}孙惠：《在女性叙事背景下民族底色的遗存——论蒙古族女诗人萨仁图娅》，《赤峰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14}张中宇：《席慕蓉诗歌的民族个性及其影响》，《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15}田文兵、蔡燕虹：《原乡的召唤：论席慕蓉的草原书写的文化内涵》，《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5期。
{16}娜弥雅：《蒙古族当代女性文学》，《金钥匙》1997年第1期。转引自乔以钢、包天花：《当代蒙古族文学性别研究综论》，《江汉论坛》2013年第4期。
{17}托娅：《试论崛起于新时期的内蒙古女性文学》，《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18}{29}乔以钢 、包天花：《当代蒙古族文学性别研究综论》，《江汉论坛》2013年第4期。
{19}包天花：《当代中国蒙古族文学叙事的性别研究》，南开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20}王敏：《韩静慧儿童小说创作的女性主义立场》，《短篇小说（原创版）》2014年第34期。
{21}乌日罕：《阿盖和蔡琰同名诗中的“悲”与“愤”之比较》，《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22}阿如那：《阿盖与那逊兰保诗歌之比较》，《内蒙古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23}孙惠：《异样酒文化下的民族画卷——论蒙古族女作家与汉族女作家的酒意蕴》，《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 年第11期。
{24}萨日娜：《鄂尔多斯女作家与科尔沁女作家的创作特点比较》，《阿拉腾甘尔德》2009年第2期。转引自乔以钢、包天花：《当代蒙古族文学性别研究综论》，《江汉论坛》2013年第4期。
{25}苏布敦其其格：《蒙古族女性生态文学初探》，《中国蒙古学》2013 年第3期。
{26}孙惠：《多重话语下的解构——论蒙古族女作家韩静慧与乌兰的小说创作》，《北方文学旬刊》2013年第11期。
{27}魏占龙：《走出历史的轮回——评黄薇小说近作民族文学》，《民族文学》1992年第6期。
{28}白薇、王冰冰：《“寻根”女性的梦魇——蒙古族女作家黄薇小说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30}萨日娜：《女性自我建构——兼论阿拉坦高娃<纯净的太阳>》，《金钥匙》2006年第1期。转引自包天花：《当代中国蒙古族文学叙事的性别研究》，南开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关键词：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论证环节”研究;“独立现象”研究
新时期以来，蒙古族女性文学创作新人涌现，佳作频出，渐次成为文坛的一道风景。蒙古族女性写作的兴起，催生了其研究的展开与深入。这些研究不仅有着补充和丰富中华民族文学文化史的学理价值，也具有弘扬民族文化自信的现实文化意义。因此，本文拟对新时期以来近30余年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成果进行考察与梳理，探索其呈现的形态与特征，以期促进蒙古族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健康发展。
一、作为“论证环节”的研究
作为“论证环节”的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是指以有限的篇幅，在其它相关探究著述的框架中精简地完成其研究的使命。这种研究似乎仅仅是一种“副产品”，但它作为一种十分常见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研究形态参与进了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为蒙古族女性文学的独立研究提供了宏阔的背景与有益的启示。作为“论证环节”的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通常存在于两类研究中：一是蒙古族文学研究;二是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
其一，在以蒙古族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著中，蒙古族女性文学往往作为一个重要的论证环节，与其他部分一同勾勒出蒙古族文学的整体轮廓及发展蓝图。如《我国蒙古族文学繁荣发展的五大景观》{1}一文通过对女性文学及其它四个“景观”发展现状的描述，展现蒙古族文学发展的繁荣面貌。文章以“形成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女作家队伍”为小标题，将蒙古族女性文学视为“五大景观”之一，对女作家及其创作做了极为精简的概括，篇幅虽然有限，但其中提供的一些资源信息对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资料的搜集无疑具有补充意义。再如在《当代蒙古族中篇小说发展略论》{2}一文中，论者从社会面貌的体现、主人公性格刻画、现实主义写法等方面简要分析了蒙古族中篇小说，将苏布道等女性作家汇于蒙古族中篇小说的创作队伍中，肯定了她们的能力和成就，同时也启示了研究者，蒙古族女性作家的中篇小说具有多角度探索的空间。值得重视的是，苏尤格编纂的《蒙古族当代文学史》{3}为蒙古族女性文学设立了专门章节，并对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大大提高了蒙古族女性文学在蒙古文学史中的地位，有利于增强女性文学研究的自觉意识。
其二，在以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著述中，蒙古族女性文学也常常作为一个主要的论证环节，与其它部分一起为整个体系建构起完整的逻辑链。由于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多样，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也随之积累和丰富了自身的经验与成果，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在回顾、整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发展历程的文章中，蒙古族女性文学的相关线索也得以再现，如《我国少数民族女作者及其创作简介》{4}《论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蒙昧和觉醒》{5}两篇文章，前者便于我们了解同期蒙古族女性文学创作在整个少数民族创作中所占比例，后者可帮助我们梳理蒙古族女性意识发展的脉络，均为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便利。二是在对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多元创作进行探讨的过程中，揭示出蒙古族女性创作的独特风格，如黃晓娟、晁正蓉等在其著作《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6}中，将蒙古族女作家的创作置于“女性经验与民族文化传统”一章中进行分析，意在显现其独特的蒙古族风格;黄晓娟在另一篇文章中，通过对荣获“骏马奖”的女作家的研究，发现萨仁图娅的诗歌表现出“蒙古民族血统中特有的豪放乐观、坦率洒脱的民族品格”{7};还有研究者通过探究少数民族女诗人的现代汉语诗{8}，注意到葛根图娅在自身的“汉化”过程中显示出独特的创作风格，为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视角。三是在具有反思性的论文中，批评者通过对整个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审视，指出了蒙古族女性文学及其研究所具有的问题。如严秀英在《当下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之回顾与反思》{9}一文中指出，蒙古族女性文学虽然在近年来收获颇丰，成为了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中坚力量，但相应的研究尚未形成气候，与创作所取得的成绩是不相称的;再如，王冰冰在其博士论文《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少数民族女性书写》{10}中，敏锐地揭示出蒙古族女性文学创作正在被市场化、商业化氛围所刺激和渗透，体现出文化生产的娱乐性、大众化倾向，指出创作应凸显“女性写作”的力量，这些观点都是对当下蒙古族女性文学创作的忠告与提醒，反映出当代学者具备的忧虑意识与责任担当。
二、作为“独立现象”的研究
随着女性文学批评声势的不断壮大，早在20世纪末，便有学者在形式上将蒙古族女性文学视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把握和研究。这种研究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从宏观上对蒙古族女性文学进行整体性的探究;二是仅以某个蒙古族女性作家与作品为研究对象进行个案批评。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上两类探究都在多种批评方法的运用中收获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成果，体现出独立研究所具有的多元与丰富，对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壮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化学批评是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对民族文化与情感的开掘尤其在个案批评中最为主流。《现代的纯粹的民族女诗人——论蒙古族女诗人葛根图娅的诗》{11}《现代诗人的草原叙事——论葛根图娅的诗》{12}两篇文章都以诗人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为切入点，对女诗人创作中的蒙古族文化符号及民族情感表达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与深入的挖掘，认为葛根图娅的诗是“现代民族知识女性对本民族的全方位的观照透视”;《在女性叙事背景下民族底色的遗存——论蒙古族女诗人萨仁图娅》{13}一文在肯定萨仁图娅诗作中的女性意识表达的同时，“捕捉到她对蒙族的迷恋与贴切”，分析了创作中“草原民族独有的风俗风情”;《席慕蓉诗歌的民族个性及其影响》{14}《原乡的召唤：论席慕蓉的草原书写的文化内涵》{15}等批评文章也意在发掘这位台湾女作家创作中的蒙古族文化内涵和民族情感。由此可见，民族经验、民族文化与民族情感是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关注点。 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也常被用于研究之中。如《蒙古族当代女性文学》{16}及《试论崛起于新时期的内蒙古女性文学》{17}两篇文章，前者对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蒙古族女作家的母语创作进行了较为全面而完整的宏观研究，不仅指出了女性意识由弱到强的发展态势，更注意到了不同时期女性意识与民族意识、启蒙思想等文化思潮之间的联系;后者则通过分析女性创作中独特的情感体验，认为新时期的内蒙古女性文学在“面向‘自我’与‘外部’世界的总体关注中，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女性自身的精神世界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表现出较为开阔的视域。乔以钢、包天花的《当代蒙古族文学性别研究综论》{18}以及包天花的《当代中国蒙古族文学叙事的性别研究》{19}则是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衍生——性别研究的视角对当代蒙古族文学进行研究，前者对有关当代蒙古族女性创作的研究文章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再研究，为蒙古族女性文学批评提供了相当完整的资料;后者则更是以一部博士学位论文的篇幅，对当代蒙古族文学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性别研究。《韩静慧儿童小说创作的女性主义立场》{20}则是以儿童文学创作为切入点，在这一新的视角中详细分析了韩静慧创作中的女性主义，揭示出小说因此而获得的“深度和力度”。
随着研究思维的不断拓展，蒙古族女性文学批评在比较研究的视域中找到了更为广阔和新颖的空间。乌日罕在《阿盖和蔡琰同名诗中的“悲”与“愤”之比较》{21}一文中将这两位蒙、汉女诗人的同名诗《悲愤诗》进行了比较，在对诗歌中表达的相似情绪体验的比较中指出了两者的差异;《阿盖与那逊兰保诗歌之比较》{22}也是在比较的视域中分析两位蒙古族女诗人各自的独特之处;《异样酒文化下的民族画卷——论蒙古族女作家与汉族女作家的酒意蕴》{23}则通过分析比较蒙汉两族女性创作中的“酒”意蕴，从宏观上揭示出两个民族异质文化背后的性格差异，颇具新意;萨日娜在《鄂尔多斯女作家与科尔沁女作家的创作特点比较》{24}一文中注意到不同地域的蒙古族女作家群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从地域角度进行比较考察成为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一个新的发展趋向，丰富了蒙古族女性文学批评的研究视角;另外，文学的性别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将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做一比较，如包天花在《当代中国蒙古族文学叙事的性别研究》中，通过与男性创作的比较研究，认为当代蒙古族女作家创作因性别观念与立场的不同而在启蒙命题及主体性建构上异于男性创作。论者还指出，与汉族女性文学的演进相比，蒙古族女性创作没有生成建构女性话语的自觉与理论诉求，从而影响了对女性本能欲望的深入开掘，这样的掷地之言对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极具启迪价值。
对诸如生态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等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也是近年来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的新维度。对于素有“草原民族”称号的蒙古族来说，“女性”与“自然”的本源同构观念源远流长，这两个符码间的互相指涉已成为一种常见的修辞方式，运用生态批评的研究方法无疑是蒙古族女性文学批评可以深入发展的方向。如《蒙古族女性生态文学初探》{25}等论文以生态研究的视角进入蒙古族女性文学的细部，显示出了别样的新意与妙趣。《多重话语下的解构——论蒙古族女作家韩静慧与乌兰的小说创作》{26}一文则通过文本细读，指出韩静慧与乌兰的反侵略战争题材小说以女性身份完成了“对于宏大历史叙事与性別意识的重构的任务”，体现了女性写作的解构力量。这些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标志着蒙古族女性文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并且正向着多样性与先进性的方向迅速发展。
尤应提到的是，一些批评在具备一定学理论深度的同时，还体现出独特的的反思眼光。如魏占龙在《走出历史的轮回——评黄薇小说近作》{27}开篇就指出，目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处在“两种民族血缘、两种历史传统、两种文化心态”这样的“板块之间的夹缝中的个体的性格、心理、观念、命运”尚未予以足够的观照。站在这一问题的反思立场上，论者对黄薇的三篇小说进行了分析，认为黄薇表现出了独特的“寻根”意识，具有可贵的探索与拓荒精神。而《“寻根”女性的梦魇——蒙古族女作家黄薇小说论》{28}一文则对黄薇小说中的“寻根”意识进行了反省，认为正是因为“寻根”意识的过度表达，导致了女性意识成为隐藏在作品表层下的暗流而不得彰显。作者通过黄薇小说这一竞技场，发现了性别与民族话语间的博弈与消长是蒙古族女性写作中一种具有症候性的隐性表达，这种表达不时阻碍了女性特质的呈现。
三、反思与期待
经过三十余年的积淀，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在显现特色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局限。
第一，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常以碎片化的面貌散落在其它相关研究中。尽管这种“论证环节”的研究推动了蒙古族女性文学批评的深入与发展，但由于其所占比重过大，使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常因游走于其它研究主题的夹缝中而被遮蔽。
第二，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常以蒙古民族的“文化建构”为主，体现出对民族性“相当一致的追求”{29}。诚然，蒙古族的身份认同无疑会被作家不自觉地代入作品之中，成为一种具有召唤力的共同特征存在于蒙古族女性的创作之中，但过度强调作家的民族身份、一味地拘囿于对民族文化和情感的挖掘，都可能造成在固化期待视野下对文本的误读、淡化甚至遮蔽，导致蒙古族女性文学批评的简单化、模式化，甚至流于空泛。
第三，相对于汉族女性文学研究，蒙古族女性文学批评中的女性意识和性别意识从一开始就显得温和而模糊。正是因为这一特征，女性主义批评在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中似乎普遍被淡化，这不仅仅与当前研究囿于对民族性的偏执有关，作家与批评家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不足也是原因之一。相较于汉民族女性文学与批评的繁荣之势，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对于身体写作、性别诗学等理论的争鸣十分微弱，探讨性、思辨性、争论性的声音未得以清晰表达。“我们没有积极地去翻译和介绍西方女性解放运动、女性主义理论以及女性文学创作……针对女作家作品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30}显然，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对“逻各斯”和“菲勒斯”中心的突围并不彻底，对女性话语的反思亦不够深刻。 第四，研究往往局限在蒙古族女性研究者的“内部眼界”中，缺乏其他民族研究者及男性批评家的关怀。造成这种缺席的原因有很多，一是研究主体可能为靠近主流研究而自觉不自觉地对较为边缘的研究选择了忽视;二是由于蒙古族语言、文字、文化对于其他民族的研究者而言具有陌生感，甚至形成阅读障碍，而男性读者对有异于自我经验的女性文本原本就难以形成感同身受的共鸣，加之语言文化的障碍，对他们进入蒙古族女性文学造成了无法回避的困难;三是目前可供检索、搜集的相关资源为数不多，汉译、英译资料更是难得，使得其他民族研究者在撰写研究文章时，容易存在论据不足、论证无力等问题。
因此，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需尽快丰富、发掘相关资源信息，对蒙古族女性创作及其批评发生、发展的脉络和走向进行详细梳理，构建更加独立、完整的体系，进一步把握其中的规律和特点;同时，批评主体应建立民族文学研究的世界视野，努力突破个人想象中固化的民族性局限，以探索和审美的姿态与作品互动，进行真正的在场研究，进而与世界文学文化对话。当然，正处在成长关键期的蒙古族女性文学研究还需要来自多方的支持和助力，它迫切期待着其他民族及两性视野的关注，从而更加和谐稳健地发展。
总之，探究蒙古族女性文学如何在表现多重文化身份中兼得平衡;如何在呈趋同性的世界文化的激荡和冲击中捕捉、发现蒙古族女性独有的经验与记忆，从而开掘出自我存在空间;如何在多重边缘的游移中进入与主流话语既相互交融又不被消解的共语状态;又如何从蒙古族女性文化的独特性中彰显出中华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理念、智慧、气度与神韵，这些都需要文学研究者们的深入反思和切实努力。
注释：
{1}策·杰尔嘎拉：《我国蒙古族文学繁荣发展的五大景观》，《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②白叶茹、敖特根：《当代蒙古族中篇小说发展略论》，《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③苏尤格：《蒙古族当代文学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④刘万庆、莫福山、吴雅芝：《我国少数民族女作者及其创作简介》，《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⑤ 王芳：《论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蒙昧和覺醒》，《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⑥黄晓娟主编：《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⑦黄晓娟：《新世纪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研究——以获“骏马奖”的女作家作品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⑧王珂：《民族性：浓、淡、无多元相存——论20世纪末期少数民族女诗人现代汉语诗的抒情倾向》，《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⑨严秀英：《当下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之回顾与反思》，《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4期。
⑩王冰冰：《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少数民族女性书写》，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11}王珂：《现代的纯粹的民族女诗人——论蒙古族女诗人葛根图娅的诗》，《民族文学》1993年第6期。
{12}赵志：《现代诗人的草原叙事——论葛根图娅的诗》，《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3}孙惠：《在女性叙事背景下民族底色的遗存——论蒙古族女诗人萨仁图娅》，《赤峰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14}张中宇：《席慕蓉诗歌的民族个性及其影响》，《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15}田文兵、蔡燕虹：《原乡的召唤：论席慕蓉的草原书写的文化内涵》，《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5期。
{16}娜弥雅：《蒙古族当代女性文学》，《金钥匙》1997年第1期。转引自乔以钢、包天花：《当代蒙古族文学性别研究综论》，《江汉论坛》2013年第4期。
{17}托娅：《试论崛起于新时期的内蒙古女性文学》，《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18}{29}乔以钢 、包天花：《当代蒙古族文学性别研究综论》，《江汉论坛》2013年第4期。
{19}包天花：《当代中国蒙古族文学叙事的性别研究》，南开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20}王敏：《韩静慧儿童小说创作的女性主义立场》，《短篇小说（原创版）》2014年第34期。
{21}乌日罕：《阿盖和蔡琰同名诗中的“悲”与“愤”之比较》，《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22}阿如那：《阿盖与那逊兰保诗歌之比较》，《内蒙古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23}孙惠：《异样酒文化下的民族画卷——论蒙古族女作家与汉族女作家的酒意蕴》，《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 年第11期。
{24}萨日娜：《鄂尔多斯女作家与科尔沁女作家的创作特点比较》，《阿拉腾甘尔德》2009年第2期。转引自乔以钢、包天花：《当代蒙古族文学性别研究综论》，《江汉论坛》2013年第4期。
{25}苏布敦其其格：《蒙古族女性生态文学初探》，《中国蒙古学》2013 年第3期。
{26}孙惠：《多重话语下的解构——论蒙古族女作家韩静慧与乌兰的小说创作》，《北方文学旬刊》2013年第11期。
{27}魏占龙：《走出历史的轮回——评黄薇小说近作民族文学》，《民族文学》1992年第6期。
{28}白薇、王冰冰：《“寻根”女性的梦魇——蒙古族女作家黄薇小说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30}萨日娜：《女性自我建构——兼论阿拉坦高娃<纯净的太阳>》，《金钥匙》2006年第1期。转引自包天花：《当代中国蒙古族文学叙事的性别研究》，南开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