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黄宗英，如何称呼是个问题。论辈分，她和我母亲年龄不相上下，按我们农村老家的叫法，该叫她黄婶儿，若按城里的规矩呢，当然该叫她黄阿姨了；论学识，她涉猎多个领域，作品丰硕，且是大学者冯亦代的夫人，应称她黄先生才对。然而，我想了想——还是叫黄老师吧。果然，她愉快地答应着，脸上洋溢着美丽的笑。
　　那是2001年春天的事情了。
　　中国现代文学馆院落里的白玉兰正在盛开。在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殿堂，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为我的生态文学作品召开研讨会，是不是还有什么特别的意味，我不得而知。张锲、舒乙、周明、徐刚、赵大年、缪俊杰、崔道怡、章仲锷、李炳银、张守仁、刘茵、郭雪波等早早就到了。刘恒正在外地赶写《幸福时光》电影剧本，便托人捎来条子，条子上写着一则百余字的温情的贺词。高桦老师悄悄告诉我，过会儿，黄宗英也来。约九时，银发飘逸的黄宗英真的出现在会场，她含笑向大家致意，长长的驼色披肩吹落在胸前，光彩照人。
　　我瞪大惊喜的眼睛。
　　我注意到，她在研讨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看我那本刚刚出版的《林区与林区人》，不时还用笔在纸片片上记着什么。她在会上的发言很简短，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她说她回去后要专门写篇文章。我以为她不过是说说而已，怎么可能劳神费力专门写篇文章呢？然而，几天后，《中国文化报》的朋友红孩给我打来电话，说黄宗英真的写了篇文章，题目叫《读绿小记》，两千多字，写得好玩极了。文章开头写道：“今天——2001年3月1日，是一个可以纪念的日子。中国现代文学馆有着蔚蓝色活动窗帘的会议室里，集聚着四面八方的人士，为一个叫李青松的高个子青年召开作品研讨会。”文字清丽无比，弥漫着暖融融的气息。
　　《中国文化报》副刊“文学四季”，在重要位置全文刊登了那篇文章。红孩给我寄来了那张报纸，我至今珍藏着。
　　在我认识的女性长者中，黄宗英也许是最有趣的一位。那天的研讨会开了一上午，中午，会议安排与会者在现代文学馆餐厅就餐，大家刚刚落座，黄宗英却又站了起来。
　　我说：“黄老师，你有什么事情吗？”
　　黄宗英说：“我想让你背背我，怎么样，能行吗？”我顿时愣住了，搞不清她要干什么，但很快做出反应说：“好啊！黄老师！”——我以为她是开玩笑，哪知她真的取下颈上的披肩，等我去背她了。
　　我大步走上前去，弓下腰轻轻把她背起来，颠了颠，且摇摆着，像企鹅一样，故作滑稽地走场半圈。顿时，举座笑声，接着是哗哗哗的掌声。
　　事后，有朋友问我，你背黄宗英有什么感觉？我故作神秘地说：“那种感觉是出人意料的，只有真正背过她的人，才能有所体会。……”朋友瞪大眼睛，不得其解。黄宗英把我背她的这段趣事，写进《读绿小记》中，她写道：“想不到……这个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子竟真的把我背起来了。” 她接着写道，她“要做一株藤本植物，丝一般依依缠绕在青年作家的强劲的躯干上，在常青的绿叶中，绽开米粒大的小花作为陪衬。”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她是要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引起大家对青年作者，对生态文学的关注。
　　她热爱自然，喜欢树木。无论是西藏冰封雪岭上的云杉，南海岸边的木麻黄，还是寻常百姓院落里的杨树柳树榆树槐树，她都喜欢。有一次，她和赵丹一起选房子，未见房子时却先看到一株大松树，她立马拉住赵丹不走了。说，就要这个旁边有大松树的房子吧。她说，每天看到树，心里才踏实，日子才安稳。大漠里的绿色是稀缺的。在罗布泊拍摄《望长城》时，多少天来见不到一丝绿色，当她终于发现了一株树杈上还有干苇叶搭着鸟巢的胡杨，惊喜万分，激动得流下泪水。尽管那是一株已经干枯了的胡杨。
　　黄宗英，上个世纪40年代的著名演员，6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90年代的浪漫故事的女主人公（与冯亦代的恋情）；本世纪初的温醇闲淡的小散文作家。——她分明是个可爱的浪漫至极的女人。
　　有记者在报道中称她为“黄老”，我感觉这个称谓极其别扭。让“老”字走开，黄宗英怎么可能与“老”字相关呢？她的心永远年轻。在哥哥黄宗江眼中，黄宗英的文章有“发嗲”的痕迹，“好像是在和读者谈恋爱”。在老伴冯亦代眼中，黄宗英是“七十岁的人，十七岁的脾气”。在旧上海的观众眼中，黄宗英是个柔媚清新的“甜姐儿”。在新世纪的读者眼中，黄宗英是个头发花白仍然能够全心“纯爱”的女作家。
　　我很小的时候就读过她的作品。她的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小丫扛大旗》《大雁情》《橘》《小木屋》等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40岁以上的中国人，有几人不知道黄宗英呢！她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黄宗英报告文学选》《归隐书林》《命运的分号》《平安家书》《上了年纪的禅思》《黄宗英自述》等。我在浏览出版物中一些老照片时发现，三四十年代，黄宗英在上海红极一时，她主演的《甜姐儿》《乌鸦与麻雀》《蜕变》《家》《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幸福狂想曲》等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她的“甜姐儿”形象几乎就是旧上海洋泾浜时代的标志。
　　她认为，一个演员在台下太闪光，上了台就不显光彩了。她说，她入世甚早，但涉世不深，童心始终未泯。
　　黄宗英与赵丹相伴32载，其浪漫的婚姻，被传为电影史上的佳话。赵丹为她画过两张画，写过一张条幅。其中一张是用铅笔画成的黄宗英写生像，题为“娇妻”；其二是赵丹病逝前在医院为妻子画的寿桃，他记得那天是黄宗英的生日。条幅题写的是闻一多先生说过的话，“义所当为，毅然为之”，当时，黄宗英正在为赵丹写电影剧本《闻一多》。
　　赵丹病逝后很多年，一位大人物说，在中国有两个寡妇恐怕是不能再嫁了，因为她们过去的男人太优秀，没有谁还能超过他们。这两个寡妇，一位是外交界的章含之，一位是艺术界的黄宗英。前者丈夫是乔冠华，后者丈夫是赵丹。有一次，黄宗英到一所大学讲座，有个学生递上个条子，“在你未来的人生旅途中你不想再有一位终身知音伴侣吗？”举座哗然，黄宗英笑着回答：“我不封建。但我曾经嫁给大海，怎能再嫁给小河，除非我遇上了大洋。”
　　她真的遇上了大洋。冯亦代就是她的大洋。
　　他们相爱了——那时冯亦代已是80岁高龄，黄宗英也近70岁了。她在信中问冯亦代：“你听得见吗？你看得见吗？我正驶向大洋。”
　　我在阿忆主编的《翻阅日历》上看到过《冯亦代与黄宗英的两地书》，她称他“二哥”，他称她“小妹”。京沪两地，鸿雁传书，浪漫极了。
　　冯亦代是著名翻译家、作家、学者。他是第一个把海明威介绍到中国的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乞力马扎罗的雪》等作品都是他翻译成中文的，后来还翻译过英国作家毛姆、美国作家辛格等人的作品。冯亦代被称为“一扇文化的西眺之窗”。婚前，京沪相望的“二哥”和“小妹”在情书中诉说对彼此的思念，文字间的激情与浪漫，甚至比年轻人还要热烈。
　　浪漫的人，一定是有趣的人；有趣的人，一定是有味道的人。
　　黄宗英，喜欢森林，喜欢绿色的黄宗英，曾被一个大高个子背过的黄宗英。——我的黄老师，冯二哥的小妹。